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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胡适在康乃尔大学学习时，形成一个终生不渝的理想：为发展成一个
现代国家，中国应当建立一批必不可少的学术机构，如达到哈佛、牛津、剑
桥、巴黎大学水平的大的国立大学，以及地区、省和国家级的公共图书馆，
后者可与美国国会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媲美。罗家伦在
１９２７ 年负责中央政治学校时表示，他想把这个学校变为四年制的学校，兼 具
伦敦经济学院和法国政治学院的特色。①有几年，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认为，
他们为现代中国所做的设计是颇见成效的。
然而，这个互相联系并紧密结合的学术带头人的世界的消极面是一个不
能忽视的现实，因为全部学术机构是建立在一个自相矛盾的形势之上的。尽
管这些科学家和学者竭尽全力从事机构建设，但把他们的目标转变成现实的
机会却取决于他们左右政权的能力，１９２８ 年后，这是指国民党。许多学术领
导人参加过孙逸仙领导的共和革命，他们能依靠这种联系来帮助他们的教育
工作；民族主义是遍及社会各个角落的共同语言和普遍情绪，它也能缓和自
由主义的个人与政府当局之间潜在的破坏性对抗。然而矛盾却时有表面化的
危险，例如在国民政府和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董事之间，关于控制基金
会基金却有低度的然而接连不断的紧张现象出现。②
１９３３ 年，自由主义的危机在中国突然出现。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德国
② 《袁同礼：赞颂》，第 55 页。
① 《袁同礼：赞颂》，第 56—57 页。
② 同上书，第 234 页。
③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第 3 卷，第 583 页。罗家伦：《我所认识的戴季陶先生》， 见《逝者如斯集》，
第 146 页。
① 载《逝者如斯集》，第 146 页。
② 彼得？巴克：《美国科学与近代中国，1876—1936 年》，第 223—224 页。
的崛起正在鼓舞中国的效法者（见第 ３ 章），独裁主义的学说正在涌现，而
五四运动的学术派虽然避开了革命政治，但决不可能完全不知道选择了马克
思主义革命道路的以前的同事们。这两种党派专政的持续对抗，使国民党动
员和镇压的力量增强了。恰恰蔡元培的右臂是杨铨（杨杏佛，１８９８—１９３３
年），他曾一度担任孙逸仙的秘书，毕业于康乃尔和哈佛大学，１９１９—１９２２
年任科学社干事，自 １９２８ 年起任中央研究院第一任总干事。在杨的众多活动
中，他曾与宋庆龄一起投身人权事业，并曾帮助建立短暂的中国民权保障同
盟，深得自由主义者和左派的支持。１９３３ 年 ６ 月杨铨在中央研究院他的办公
室外公然遇刺，凶手随即被南京的警察杀死。与 １９１３ 年宋教仁被暗杀不同，
这次行动的指使者从未受到追查。蔡元培虽然在 １９４０ 年去世前一直担任中央
研究院院长，但 １９３３ 年后他选择了保持低的公开形象。①谋杀杨铨后，国民
政府开始了消灭江西的共产党的最后战役，并于 １９３７ 年最终发动了中国抵抗
日本侵略的战争，当时国民党的主要组织者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
总之，自由主义教育家在共和中国的成就，是在来自国内外的暴力尚未
占优势的短暂时期取得的。学术界的领导人主要是在志同道合的同事中间工
作，他们的相对成就足以助长他们的信心，这种信心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为现
实所支持。然而这种自信和共通的意识，在这些领导人与他们朋友圈外的世
界之间树起了一道屏障。除少数专家外，中国广大民众的生活和问题依然未
被学术工作触及。黄炎培昔日是张謇的信徒，他致力于把职业教育办成一种
向需要职业训练者开放的自由选择；然而，因为与农村社会的联系并未有效
地建立起来，这个运动的影响主要限于部份城市居民，而且 １９２８ 年后职业学
校变得越来越像普通学校了。②３０ 年代中期，乡村建设运动在陶行知、晏阳
初（在河北省定县）、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和南京附近的一个模范县）等人
领导下刚刚开始。③蒋廷黻，一位在清华任教的中国对外关系史的开拓者，在
１９３５ 年向伦敦听众说，“我们有过失，在生活上脱离人民……我们不能使自
己被中国的乡民所理解，更不能使自己被接受为农民领袖”。①
就学术界的领导人而言，使中国古代文化在更高的教育水平上现代化，
是一项值得全力以赴的知识更新和机构建设的任务。他们按照传统，相信学
者有责任过问政府的政策。３０ 年代有关舆论的杂志中，《独立评论》是著名
的。这家周刊是由一批北京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编辑的。包括许多学术界和
研究界知名人士，如丁文江、胡适、胡先驌、陶孟和、任鸿隽、陈衡哲、蒋
梦麟、蒋廷黻和陈之迈。编辑部会议每月轮流在一名成员家召开，讨论可能
持续到深夜。编辑们对当前的政府政策或适合于中国的发展模式的不同意
见，适足以增强《独立评论》作为 ３０ 年代早期中国自由主义改革家观点的发
① 见费正清：《专心研究中国：50 年回忆录》，第 71—76 页。艾伦？B。林登：《国民党中国的政治和教育：
大学院个案，1927—1928 年》，《亚洲研究杂志》第 27 卷第 4 期（1968 年 8 月），第 763—776 页提到蔡
元培与陈果夫间的不和。
② 马戈？S。格武尔茨：《社会现实与教育革新：中华职业教育社个案，1917— 1927 年》，第 157—174 页。
③ 见孔斐力在本书第 7 章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的论述；又见吴相湘：《晏阳初传》， 第 3、5、6 章；和查尔
斯？海福：《中国的乡村建设：晏阳初与平民教育运动》（哈 佛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3 年）。
① 蒋廷黻：《中国之现状》，《国际事务（1935 年 7 月 14 日）；关于蒋廷黻在清华大学培养研究近代中
国对外关系史专门人才，见查理斯？R。利利：《蒋廷黻：在两个世界之间，1895—1935 年》（马里兰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1979 年），第 8、9 章。
言人的作用。②
对日战争的威胁形成了爱国的大团结。以前避免为南京国民党政权服务
的知识分子现在接受了蒋介石下面的职位。翁文灏和蒋廷黻成为国民政府行
政院的行政秘书③（蒋梦麟战后也担任同样职务）。胡适出任战时驻华盛顿的
大使，而其他人则在重庆任职。
同时，平津地区的学生带头唤起国人反抗日本侵略。１９３５ 年 １２ 月 ９ 日
和 １６ 日反对成立由日本授意设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④的示威，再次使清华、
北大、燕京和北平其他大中学校学生与警察和宪兵发生冲突。①日本人发现大
学生和培养大学生的院校是反日情绪的根源，他们召唤北大校长蒋梦麟到使
馆区的日本兵营，并指责他进行“广泛宣传”反对日本。蒋指出，如果日本
停止侵略，反日情绪自然会消除；蒋被迫表示个人意见时，他回答说，“我
是日本人民的朋友，但是反对日本军国主义……”②恐吓的努力失败了，但它
预示了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战争爆发后日本对中国大学校园的野蛮破坏。
② 《独立评论》的主张的倾向在尤金？卢博特《不自由时代的自由主义：中华民国 的新文化自由主义者，
1919—1937 年》中有分析。
③ 翁文灏于 1935 年 12 月任行政院秘书长，蒋廷黻于 1936 年 3 月任行政院政务处处长——译者。
④ 确切名称为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译者。
① 弗雷恩：《战争序幕：1935—1936 年中国学生的反抗》；伊斯雷尔和克莱因：《造反者和官僚：中国一
二九运动参加者》。
② 蒋梦麟：《来自西方的潮流》，第 204 页。这个情节罗家伦《蒋梦麟先生传略》中也提到，见《逝者如
斯集》，第 98—102 页。
战时和战后的变化，１９３７—１９４９ 年
战时的高等教育和研究
战争迫使就高等教育应否给军事工作让路，或应否继续追求它的学术目
标展开争论。但是到 １９３８ 年学术界已经接受了继续从事教育工作的任务，认
为这对中国的未来是必要的。在大范围的军事动乱和人民流离中，主要大专
院校选择了迁往内地较为安全地区的战略。几十所高等教育机构的迁徙——
包括迁移计划，为目的地校址谈判，为运送教师、学生、职工、图书设备筹
措资金和后勤以及沿途必要的准备等各个阶段——本身就是一部激动人心的
传奇。它的实施需要决心、组织技巧、协调和适应。在战争的第一年内学术
界就完成了这一任务，并在这个过程中把现代教育带进比较不发达的内地。
东部各省的迁移路线各不相同，但都指向西部、西北或西南。几年前张
伯苓已在重庆获得一块校址，以建立南开系统内的第二所中学；因此天津的
南开中学毫无困难地迁到了它的重庆新校园。另一方面，南开大学由教育部
命令与北大和清华合并，起初在湖南长沙组成临时大学，然后从 １９３８ 年的晚
些时候开始在云南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其他北方大学，包括北洋工
学院，迁往西北，并在西安合并组成战时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成都华西协合
大学的校园成为其他七所教会大学的家园。还有一些其他学校单独迁移，每
一所都在完全陌生的新址重建：例如，国立浙江大学在贵州山城遵义单独办
学，国立中央大学则在重庆郊区。①
表 ９ 战时教育机构的损失
国立
省立
大学和学院
数量
２３
１６
损失（中国元）
３７００３４６７
８０４５９１９
私立（包括教会大学）
据报损失总数
３８
４４１７１００５
８９２２０３９１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随他们的学校迁移，教师也是如此；战争
的破坏使 １９３７—１９３８ 年成为受挫和损失之年。１９３８ 年全国学生注册总数比
１９３６ 年减少约 ２００００ 人，而教师数量减少约 ２０００ 人，分别降低约 ５０％和 ３０％，
当时高等院校的数量则减少到 ９１ 所。②从物质和心理方面看，更具毁灭性的
是被损害或破坏的校产的损失并非由于战争的机运，而主要由于日本军人的
蓄意行为。战争开始时以南开大学为目标的轰炸使它沦为一片废墟，这一破
坏已广为人知，但几乎所有的其他学校在日本占领期间也因轰炸或破坏性使
用，而蒙受财产损失。据教育部汇编，到 １９４０ 年底高等教育机构在建筑和设
备方面的损失示于表 ９。①
① 庄泽宣：《抗战十年来中国学校教育总检讨》，载《中华教育界》新 1 卷第 1 期，第 3 页；又见《教育
杂志》第 31 卷第 1 期（1941 年 1 月 10 日），抗战以来的高等 教育特辑。
② 庄泽宣：《抗战十年来中国学校教育总检讨》，第 3 页。陈立夫：《四年来的中国教育（1937—1941 年）》，
第 3 页。陈立夫接着又说，在校学生减少的部分原因是一些学生参加军队或与战争有关的工作，见第 29 页。
① 陈立夫：《四年来的中国教育（1937—1941 年）》，第 22—26 页。因为得不到 10 所院校的数据，而且
有些数字只报告设备损失，此表不完全。
相比之下，官方报告的 １９４０ 年国家直接税收入仅为 ９２４４１０２０ 元。②然而
面对如此重大的破坏，学校生存下来了，并努力继续发展。恰在数量增加之
时，严酷的战时条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学术活动的质量下降。院校总数从
１９３７—１９３８ 年的低点 ９１ 所开始上升，超过了 １９３６—１９３７ 年的水平，在 １９４０
年达到 １１３ 所。１９４５ 年战争结束时，高等院校已增至 １４５ 所，同年注册学生
增加到 ７３６６９ 名，③再次达到战前高峰年份的一半以上。
为了弄清所迁学校在八年战争期间的作用，让我们看一下其中最著名的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联大）。整个学术界顽强坚持是支撑战时教育的关键因
素。１９３７ 年秋，即当战争扩大到中国更多地方时，联大的课堂教育恢复了：
长沙临时大学以其北大、清华和南开大学师生之众，于 １１ 月 １ 日开课。校舍
一部分是借用的房屋，一部分是计划中的未来清华大学农学院的校舍，恰在
长沙城外，是战前不久获得的。然而，在秋季学期结束时，日本人更迫近长
江中游地区，学校决定迁往西南边陲省份云南。没有人提问如此远距离、大
规模搬迁中的人力和物力消耗是否适当：高等教育机构显然是国家最有价值
的资源，所以只要形势允许，当然必须抢救和重建。
１９３８ 年秋，师生在云南昆明重逢（由于容纳不下，文学院和法学院已先
在蒙自住了几个月）。大约 ３００ 名学生，由几个教授随同，从长沙步行两个
月，行程近 １０００ 英里，而更大的队伍则乘车船绕道香港和滇越铁路到达。人
员会齐之时，联大随之诞生。①同时，还举行了入学考试，招收一年级新生，
以扩充来自华北的现有学生队伍。
联大教员包括中国一些最有名望的学者。到 １９４０ 年，注册学生增加到
３０００ 多人。学生的增加迫使联大于 １９４０ 年开始在四川叙永建立新生分校。
昆明的设施负担过重，既有借自当地学校的旧建筑，也有在 １９３８—１９３９ 年仓
促建起的廉价的“新校舍”。在原有的文学校、理学院、法商学院和工学院
等四个学院之外，增了师范学院，课程的范围扩大了。②蒋梦麟、梅贻琦和张
伯苓，他们分别是战前北大、清华和南开的校长，显示了政治家风度的分工
合作才能。蒋和张在重庆度过了大部分时间，与政府保持经常联系以照顾联
大的利益，而梅则在昆明负责学校的日常管理。教师努力从教，同时使自己
的学术工作适应极不相同的地理环境和知识环境。例如，社会学家费孝通已
重新就职于省立云南大学，虽然有时也被邀在联大讲课，但他把对长江下游
农村的研究转移到考察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南开经济研究所切断了与华北
基地的联系，转而发掘不发达的内陆的经济。
随着战争的延续，严重的实际困难加剧了。一个长期的难题是怎样获得
图书和设备。经抢救并运到云南的远远不够，而新的供应品又难以获得，特
别在 １９４０ 年滇越铁路中断之后。１９３９—１９４０ 年国民政府提供了 １００ 万美元
为各大学购买图书和设备，但到 １９４５ 年“仍未全部到达”。政府下令中学的
② 《战时中华志》，第 189 页。根据另一计算，1936 年全国高等院校校产总值为国币 39275386 元，不及
估计损失之半；见欧元怀：《抗战十年来的中国大学教育》，载《中华教育界》新 1 卷第 1 期（1947 年 1
月 15 日），第 7 页。
③ 陈立夫：《四年来的中国教育（1937—1941 年）》，第 3 页。朱家骅：《抗战第八年之教育》，载《朱
家骅先生言论集》，第 172 页。
① 见约翰？伊斯雷尔的西南联大校史原稿。
② 张起钧：《西南联大纪要》，载《西南联合大学》（学府纪闻丛书之一），第 25—39 页。
自然科学课程应只用国产品作实验以便把进口货留给大学实验室，但是这些
措施远远不够。①这类物资匮乏使科学和技术科目的课程作业质量下降。同
时，图书馆书本不足使大多数大学课程严重依赖课堂笔记和基本教科书，结
果教学双方都受到严重的限制。
另一个问题是师生生活水平持续下降。由于通货膨胀恶化，教授的创造
力常被转向维持生计。政府特许教育和公务人员每月以固定的低价购买定量
的大米。②许多大学生处境更为困难。战争初期政府开始向与家庭切断联系而
确实贫穷的学生提供贷金，到 １９４１ 年 １６０００ 多名学生接受过这种帮助。③补
贴仅能使接受者勉强维持生存，整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更不用说书籍和
其他必需品了。１９４１ 年初联大有一种说法，抵押冬衣买春季用书，然后在秋
季抵押书本赎冬衣。
第三个问题虽然不那么迫在眉睫，却是最根本性的困难，那就是现政权
与自由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后者把自己视为现代中国建设者之一。建设国
家的努力现在不得不用战时极为珍贵的资源来实现，这一事实加剧了自由主
义知识分子与国民党专政之间的目标分歧。教育部长陈立夫渴望扩大自由中
国的学生队伍，并使他们信奉孙逸仙的三民主义，希望借以阻止心怀不满的
青年转向共产党。由此产生的国民党对师生思想的控制，在联大导致了尖锐
的冲突。由于昆明物价的上涨高于其他地方，政府的配给在联大益显不足。
反对国民党独裁的联大教授从地方军阀云南省主席龙云得到支持，他阻碍了
中央政府代理人控制大学校园政治思想的措施。在这种形势下，表面上对实
际问题的分歧有可能导致观点上的分化。例如，１９４０ 年政治学教授钱端升表
达了对政府以损害人文学科为代价过份强调大学课程的功利主义部分的不
满，他说：“大学的基本目标是求知，它不是功利的。如果大学能同时生产
一些有用的东西，那是一种附属功能而不是它原来的目标”。①这个声明显示
新文化运动固有的两重性：哪一个更重要，是通过知识的追求发展个人的心
智，还是为了民族的集体目的而使用有用的知识？
高级研究的困难与高等教育类似。中央研究院的各研究所重新安置在数
处，包括昆明、重庆和四川的其他地方，在那里科学家和学者尽其所能进行
研究。１９４１ 年 ９ 月中国的天文学家组织了一次远征，到西北观察日全食。为
适应战争的需要，某些新的技术领域得到了发展，如工业化学和运输的木－
油燃料的利用。②但总的说来，战时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