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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了乡村的悲惨情景。
７ 月 ４ 日（１９３３ 年）。我们调查了西碴磨村。西碴磨村有水浇地，水来自一条小河。当干
旱发生时，小河干涸，水浇地变成了旱地。在这片水浇地上常种植鸦片，县政府从这块地上收税。
今年三月农民不得不吃树皮草根。五月以来，他们除了草以外，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吃。他们还
吃油料的渣滓和麸糠等等。现在正在收割小麦，他们才见到面粉。他们将面粉与麦糠混在一起，
加上水做成汤，称为“盆汤”。一个人一顿吃不到两块面饼，有些天一人一天只吃一顿。饿死、
病死、逃荒、卖身为奴，是为常事……
７ 月 １５ 日。小唐村比别的村庄更穷得多。在 １９２８ 年秋，这个村就有农民饿死。这个县小麦
的价钱，是每斗八、九元，只有有钱的人才能买得起。县城的城门紧闭，以防农民进入。城里人
担心一旦农民进得城来，他们就会偷走一切。②
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初期，这种情况在许多农村地区是常事，这与列区荷芬和
金所描绘的乡村多么不同啊！
在 １９３１ 年至 １９３３ 年间，富人和穷人一样不得不出卖他们的土地。引起
的土地所有权的再分配极其复杂；许多人家把有钱人的地位让给了别人。１９３３
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在陕西、江苏、浙江、云南和广西的 １７
个地区，抽样调查了 １５５０００ 户。抽样涉及的时期是从 １９２８ 年至 １９３３ 年。委
员会发现，在八个地区内地主户数增加了，在四个地区内地主户数减少了，
有五个地区没有变化。①抽样还发现，富裕人家在 １４ 个地区减少了，仅在三
个地区有增加。拥有一些土地但还获得工资收入的中等人家数，在 １３ 个地区
下降了，在三个地区有增加，另一地区保持不变。贫穷的户数——指的是收
④ 同上书，第 3 辑，第 678 页。
②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陕西省农村调查》，第 164 页。
②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陕西省农村调查》，第 164 页。
① 古岛和雄：《旧中国土地所有制及其特点》，载山本秀夫和野间清编：《中国农 村革命的发展》，第 41
页。
入主要来自工资的人家——在 １７ 个地区的 １４ 个中有增加。许多富裕家庭既
失去了土地，也失去了经济地位。对获得土地的较深入调查也表明，江苏许
多中等水平的人家，就在这一水平的人家总数下降的情况下，扩大了他们所
有的土地。②在 １９２８ 年至 １９３３ 年间，土地分配究竟变得怎样不平等，也许永
远无法确定。但是这些变化的基本原因显然是席卷农村的市场不稳，而不是
地位牢固的地主阶级上层人士控制了农村经济。
战争年代
１９３７ 年，日本入侵中国。在以后八年里，中国人与强大的对手进行了殊
死的战斗。其后，在和平终于到来之前，他们又不得不经历了四年自相残杀
的内战。一个战争中的国家不仅损失许多正常生产的货物和劳务，也要冒丧
失将来生产能力所依靠的资本的风险。战争的时间越长，要求人民为填补损
失或消耗掉的资本作出的牺牲也就越大。生产和经济组织的破坏，伴随着社
会的变化，使人们逐渐无视道德和习俗，并趋向以强凌弱。
１９３７ 年，日本人对华北的入侵，吓坏了商人和放债者，他们关闭店铺相
率逃命。如此众多的军队沿大路和铁路运动——中国人逃跑，日本人推进—
—很快引起征募农村劳力和征用他们的大车和役畜。在以后几年里，除了几
次大的战斗外，中国北方的形势很快就稳定了。但是 １９４１ 年以后，中国的游
击战加剧，而日本人以大扫荡报复。战争对华北农村总的影响很难确定，因
为对破坏从未进行综合调查。一位中国学者根据 １９３８ 年至 １９４３ 年间的地方
性调查，试图就战争对农业生产的广泛影响做一个总的估计。
至于作物区的变化，我们可以说由商品作物转向主要的粮食作物。棉花种植面积是下降得
最多的；小米、白薯等的种植面积扩大了。高粱是农家的主要口粮，日本军队阻止大规模地种
植这种作物，以消除游击队利用庄稼地作为保护屏障。所以高粱的种植面积下降了。但是耕作
总面积下降得很少。①
１９３９ 年收成特别差，主要是因为气候恶劣。但是到 １９４１—１９４２ 年总产量和
单产量又恢复到 １９３７ 年的水平。然后，从 １９４２ 年开始，农业生产呈现严重
下降。
在 １９４３ 年以后，日本人强化他们的战争，征募了更多的人，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
失去农时、役畜和人力短缺，以及农民大力转向更加自足，使耕作质量恶化，并使产量降到一
个比较低的水平。可能从 １９４０ 年到 １９４２ 年的这三年是整个战争期间北方农业最稳定、最好的
时期。②
改变土地使用的模式以及劳力和役畜愈来愈缺少，也出现在中国的其他部
分。１９３８ 年和 １９３９ 年国民政府撤退到四川和云南，结果，像重庆这样的城
②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中国农村调查资料五种：江苏省农村调查》，第 1 卷，第 25、28、30 页。
① 马黎元：《战时华北农作物生产及敌伪对粮食之掠夺》，《社会科学杂志》，第 10 卷第 1 期（1948 年 6
月），第 65 页。
② 同上书，第 71—72 页。
市一夜之间扩大到三倍以上。新的城市居民大多出身于中产阶级，喜爱猪肉、
鸡、蛋、面粉、蔬菜和水果等食品。城市周围的地区生产不了足够的产品以
满足需求。价格上涨了，农民于是把他们很大一部分土地和劳力投向这些产
品，而不是粮食，从而粮食又供应不足。①到 １９４１—１９４２ 年，稻米、小麦和
其他粮食的价格开始比照特种农产品的价格上升。于是农民开始把更多的土
地转用于生产这些粮食。与此同时，战时对劳动力的需求使许多青年脱离务
农，而去工厂和到运输业做工，更不要说在前线服务了。到 １９４３ 年，许多迹
象表明，西南的农业经济已经发展到了它的极限。农业生产在下降，尽管是
逐渐下降。发生了干旱，但是主要的原因是缺乏农业劳动力。②
在和平、稳定时期，农业生产可能会短暂下降，但会很快恢复。而在战
时的条件下，当劳动力在播种、田间管理或收获时被抽走，生产就会持续下
降。当然劳动密集的作物所受的打击最重。作物的种类和种植周期有很大的
地区差异，以致在北方或南方抽掉同样多的劳动力对生产的影响很不一样。
供应最大部分上市余粮的农户，通常要雇用非全日的劳动力。虽然对农
作物的需求引起了农产品价格上扬，但是在农忙季节雇用农业劳动力的费用
比许多作物的价格上涨得更快。我们知道，在 １９４１ 年以后，这种情况在四川
是非常严重的。③可能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情况也是一样。到 １９４３—１９４４
年，许多农户受困于价格和费用的严峻压力，不得不削减他们的播种面积。
大的、富裕的农户仍有足够的土地养活他们自己。然而，削减播种面积造成
了总产量下降和土地利用模式的变化。其后果是需辛勤管理的作物的上市量
下降得最厉害。甚至向城市销售的粮食也下降了。
战争的负担主要仍落在农民身上。格雷厄姆？佩克 １９４１ 年在陕西南部和
河南北部进行了广泛的旅行，他报告说，军队到处征用农民的大车，甚至农
民的家庭成员。不管作者走到哪里，他发现“农民真正关注的一个紧急问题
就是国民党征用大车”。①没有大车，秋收的庄稼不能运走；没有大车，冬季
就不能为土地上肥；没有大车，农民就不能把粮食运到市场，也不能买回他
们需要的东西。另一个沉重的负担就是周期性的征粮，全村要交大致固定的
数量。几乎没有一个村能免除。虽然像郑州、洛阳这样的城市被日军占领了，
但是那里的生活似乎不像农民那样艰难。佩克描绘了 ４０ 年代早期华中北部农
村普遍的残酷景象。
赋税和征用如此沉重，一般农民都知道，如果天气不如人意，或者如犁头折了，牛死掉，
他就要陷入严重困境。大批体格健全的年轻人被征走了——有些村庄约占他们的 ３／４——只有
老人、孩子和孕妇在地里正常劳动，大多数家庭才能够维持下去。②
在 １９４９ 年和 １９５０ 年，共产党的土改队来到北方农村，实地检查土改的进程。
他们报告说，他们到达的每一个村庄，在 １９３７ 年至 １９４９ 年间，牲畜、农具、
① 董时进：《抗战以来四川之农业》，《四川经济季刊》，第 1 卷第 1 期（1943 年 2 月 15 日），第 48 页。
② 同上书，第 51 页。
③ 王银元：《四川战时农工问题》，《四川经济季刊》，第 2 卷第 3 期（1944 年 6 月），第 107—108 页。
① 格雷厄姆？佩克：《两种局势：关于中国投入革命的亲身经历》。第 260 页。
② 同上书，第 312—313 页。
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都出现大幅度的下降。在平原县（河北）③，１９４９ 年粮
食产量仍低于 １９３７ 年。④对山东省 ４９ 个村的一次调查，发现 １９４９—１９５０ 年
每户的平均耕地面积低于 １９３１—１９３６ 年的平均水平。农具供应量也下降了，
粮食产量也低一些。①
这些年的历史记录呈现出的农村贫困的惨淡情景，已被许多评论者加以
说明——与我们在这一章前面部分提出的观点相左——作为情况从来没有什
么不同，乡村从来没有过过好日子的证据。显然，农业中国为这 ３０ 年政治上
和军事上的灾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③ 应为山东剩——译者。
④ 中央农业部计划司编：《两年来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汇编》，第 149—150、 160—161 页。
① 同上书，第 224—236 页。
第 ６ 章 农民运动
中国革命通常被认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农民革命，甚至被认为是农民革
命的原型。的确，如果没有农民武装和如此众多农民的支持，中国共产党人
就不可能取得政权。然而，很简单，如果没有共产党人，农民也决不可能孕
育出革命思想。
为证实这一论断，这章将首先论述农民的骚动；它是自发的，与共产主
义运动同时发生，而又独立于共产主义运动之外，并由汲干农民收入的三种
主要渠道，即地租、利息和赋税所激起。①第 ２ 节在概述那些不是由地租、高
利贷和税收引发的骚动后，将概述民国时期农村骚动的类型。不论第 １ 节中
所分析的骚动，还是第 ２ 节中所涉及的骚动，显然都是农民发泄愤怒的传统
方式，突然爆发又迅即消失，对现行秩序极少形成威胁。简单地说，在农民
能自发地做到的，与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农民所能做到的之间，有很大的差距。
因此，第 ３ 节将考察共产党所面临的一些困难，及其克服这些困难所采用的
方法。利用农民作为基本力量推动革命的胜利，这既是难得的机会，又是巨
大的挑战！中国革命的鼓动者们变成了夺取政权的行家里手，他们忠实于列
宁的教导和榜样（不必考虑是农民，而不是工人构成了基本力量）接受了这
一挑战，克制与狡黠并用——不仅激发起热情，还引起怨恨——克服了这些
困难。
关于农村各类骚动和风潮发生的相对频率的统计，有必要预先警告，由
于来源的多样和细目的多变，这些统计表和百分率只对准确性提供一种迷惑
人的保证。例如，在南京统治的 １０ 年间，记录或仅仅提及的近千起事件中，
只有 １００ 起根据有用的资料能以准确的细节叙述，这些资料有的只有几行，
有的却有几页或多至几十页。这 １０００ 起事件中其余的那些，我们只能从不过
一、两行的概述①中极粗略地看到；更糟的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只是一般地
提到，完全没有提供细节。②此外，某些被分别记录于这种或那种记载中的事
① 见乔尔？S。米格代尔：《农民、政治和革命：第三世界中对经济和社会变革 的压力》，第 89 页上的图
表。
① 参看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1927—1937》，抗税抗租 26 起 （第 3 辑，第 1021—1023
页），与盐税有关或盐工造成的风潮 24 起（同上，第 1023—1025 页），与水和水利工程有关的纠纷 21
起（同上，1026—1028 页）， 与土地有关的纠纷 6 起（同上，第 1026 页）以及抢劫 27 起（同上，第 1031—
1032 页）。又参看全在 1934 年发生的与盐有关的风潮 43 起（《中华日报》， 1935 年 4 月 4 日），以及
同年发生的分属其他六类的事件一百余起（《中华日 报》，1935 年 2 月 27 日；3 月 6、13、20、27 日；4
月 18 和 25 日）。这些表 的另一缺点是，尽管它们所含信息稀少，却有时提醒人们是否应当怀疑甚至 拒
绝某一特定事件或风潮的分类。
② 例如，1932 年 5 月 11 日至 6 月 10 日江苏无锡县抢劫 25 起；两周内（1934 年 7 月 25 日至 8 月 8 日）
浙江东北部嘉兴县王店镇一地抢劫 40 余起。分别见冯 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 1 卷，第 423
页；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B/ 1070，附件 5；又仅在 1932 年夏陕西省田赋风潮 70 起（《中国农村经济资 料》，
第 2 卷，第 413 页）；牵涉佃农的事件 197 起，大多是 1923—1932 年间 在江苏和浙江发生的，也就是说
在跨南京 10 年和以前 10 年时期，见蔡树邦： 近十年来中国佃农风潮的研究》，《东方杂志》，第 30 卷
第 10 期（1933 年 5 月 16 日），第 26—38 页。也应注意抢劫和其他重要性小的事件，因为资料只 提到抢
劫和小事件在某时某地（如 1932 年 5 月和 6 月在浙江和江苏的蚕茧 产区）“很多”乃至“几乎每日发生”，
几乎无法估计其次数（《中国近代农 业史资料》，第 3 辑，第 1030 页）。上面提到的王店的 40 起抢劫和
件，却可能与同一事情有关。１９３６ 年上半年，在苏州专区（江苏）记载下来
的 ２０ 个抗税案例中，大部分就是这种情况。是不是每一案例都应单独对待？
①再者，在哪一点上（持续时间、涉及人数、暴力程度），农民的愤怒表示能
被视作一起风潮？而且，一起风潮在什么时候就成了一场起义？换言之，我
们必须认识到所记载事件的重要性是不一致的。
由于这些原因，在任何事件中，任何统计评价的可信性都可能为资料所
提供信息的无法比较的性质所损害，而一种统计评价若把不能进行比较的事
情（种类、持续时间或重要性迥异的骚动）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恰恰足以证
明这种统计评价是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
关于方法论的最后一点是，我们所了解的农村骚动的样本，对那类持续
时间较长的骚动的频率并非很有代表性，也完全不能代表其空间分布。例如，
我们是否应当把从 ２０ 年代到 ３０ 年代记载下来的抗税风潮次数的增加归因于
土地税的增加，同时农作物的价格下跌（从而纳税人的收入也降低了）？或
者我们是否更应当把抗税风潮次数的增加归因于目击者（新闻记者及其他知
识分子）对农民处境更加关心？（可能两者兼而有之，但比例如何？）当许
多目击者在上海的报纸上写文章时，我们所知道的占压倒多数的事件也发生
在江南（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②内地，特别是西部的省份，很少有报道；
而在这些省份，专区和县远离省会，情况更是如此了。
杨庆堃曾进行一次统计分析，不是对民国时期，而是对 １９ 世纪（１７９６
—１９１１ 年）。①对那一相对长的时期，他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不仅包括农
村的骚动，也包括数量更多的城镇风潮和冲突，土匪活动，以及为帮助政府
满足军费开支而筹款，更不用说与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有关的 １６００ 起事
件）。对于民国时期的史学家来说，把可与杨庆堃所分析的 ６６４３ 起事件和群
众行动（也就是说每年平均 ５８ 起）相比的每年的总数加以比较考虑，并非不
可能。然而，如果不确定的结论少一些，在某些情况下重复的结论少一些那
就好了。一方面是他的雄心勃勃的课题②谨慎而有争议的结果，另一方面是他
的关于家庭、乡村和宗教的名著的非常有价值的发现，这二者之间存在鲜明
的对比。③罗伊？霍夫海因茨所作的“生态学”研究的令人失望的结果，与这
位历史学家用传统方式研究④所提供的大量信息储存这两者之间的对比，同样
无锡的 25 起抢劫证实抢劫具有“几乎每日发生”的性质；而后一资料只表示 1932 年 5 月 11 日至 6 月 10
日间在县里发生的少数劫案；大多数劫案在报纸上没有报道，所以没有记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 1
卷，第 423 页）。
① 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3 辑，第 1021—1022 页。关于苏州抗 税，见本书第 6 章第 1
节。
② 一位资料编集者很公正地提到，素有中国“天堂”美称的江、浙两省的劫案 记录数只不过表明江苏和浙
江的新闻界优于其他省的新闻界。（章有义编：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3 辑，第 1032 页）。
① 杨庆堃：《关于 19 世纪中国民众活动的若干初步统计模式》，载魏菲德和卡罗 林？格兰特编：《中华
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第 174—210 页。
② “它企图用计算机处理过的历史数据作为一种探索手段来辨识民众活动事件 的量值和构形……”，杨庆
堃：《关于 19 世纪中国民众活动的若干初步统计模 式》，第 174 页和注 1。
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