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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 元钱就使一箱文件销毁，而本人也从监狱获释。③
在苏区，康生组织了约 ２４０００ 人的五支别动队来搜集逃兵，封锁贸易，
检查旅行者和邮件，并训练和组织群众。④就其本身而言，中共在各苏维埃加
强了政治安全制度。他们有肃反委员会清查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营救被捕的
同志，帮助被捕者的家庭，搜集情报，建立从江西到上海和香港的情报网，
并对国民党特务采取报复行动。⑤
刘少奇
１９３４ 年底或是 １９３５ 年初，刘少奇收拾“白区”工作残局的任务远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不说丰富的劳工运动经验，刘曾收拾瞿秋白盲动主义后城市
工作的烂摊子，并接替罗章龙担任上海总工会负责人，然后撤往中央苏区。
在 １９３５ 年到 １９３６ 年，他当时把注意力集中在学生、青年和作家，而不在死
气沉沉的工会。由于城市里的党支部力量单薄，而左翼同情分子不愿接受极
端的激进主义，刘对“一二？九”运动——由北平学生于 １９３５ 年 １２ 月 ９ 日
组织的抗日示威（见第 ８ 章）——中表现的冒险主义持批评态度。他采取的
第一个步骤是明确区分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并缓和政治口号，以改善党及
其外围组织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他希望党员能在合法的组织中工作，从而能
与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而在实际上不触犯法律规定的马克思主义罪。①刘的
作风是严格的统一战线作风，他组织学生学习小组和艺术团体，建立学生的
民族救亡协会，并声援驻在北平地区的第 ２９ 军。“一二？九”运动后组织的
有 ４００ 至 ５００ 名学生的农村宣传队（南下宣传团）在刘看来似乎是太激进了，
只会起暴露左翼青年运动的核心的作用。因此他鼓励组织半公开的民族救亡
先锋队（“民先”）——在 １９３６ 年 ２ 月创立时只有 ３００ 人，但到 ７ 月已发展
到 １３００ 人。②在学生联合会中，左翼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有彭真、陈伯达
①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正式成立于 1928 年，1932 年扩大为党务调查 处，该处同时对外用特工
总部名义。同年，中华复兴社特务处成立。1935 年，党 务调查处与复兴社特务处合并组成国民政府军事
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原党务 调查处为该局一处，原复兴社特务处为该局二处。1938 年，军事委员会调查
统 计局进行改组；该局一处改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通称“中 统”），该局二处称军事
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通称“军统”）——译者。
② 郭华伦：《中共史论》，第 2 卷，第 228—261 页；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 及其崩溃》；第 408—414
页。
③ 柳宁：《一个工人的供状》，第 66 页。
④ 董显光：《蒋总统传》，第 1 卷，第 208—209 页；易劳逸：《国民党中国的法西 斯主义：蓝衣社》，
《中国季刊》，第 49 期（1972 年 1 — 3 月），第 1—31 页。
① 刘少奇：《论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共产党人》第 1 期。胡佛研究所有这篇论 文的手抄本。
② 李昌：《回忆民先队》，《一二九回忆录》，第 16 页。
和黄镇在幕后工作。黄甚至设法使自己被推选为清华学生会主席。③刘少奇用
这种方法保存了他的宝贵的干部，并将学生和河北驻军置于他们的影响之
下。这批人就是闻名的一二？九干部，战争爆发后他们转移到河北和山西农
村地区做农民工作，帮助八路军建立根据地。１９２７ 年的经历就这样重演了。
在城市的地下工作和农村的公开工作中，刘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带着这样的成就，他于 １９３７ 年胜利返回延安，而且有足够的声望批评
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并获得政治局一个席位。刘和毛的联盟可能就是在这个时
候建立的。然而，刘在“白区”工作时没有日常的行政事务要处理，没有官
僚主义要应付。他在理论上的追求表现为研究一种道德哲学，这是秘密工作
所需要的。他是敢于踏入其他马克思主义守护神害怕踏入的哲学禁区的第一
个重要共产党人。
③ 同上书，第 187—189 页。
第二次统一战线的准备
１９３５ 年 ９ 月，当徐海东的部队最终到达陕北根据地时，那里的苏维埃才
重建两年。这个苏维埃声称有六个县，首府在瓦窑堡，曾一度被蒋破坏，这
主要由于有中国华洋义赈会修筑的公路。这也曾阻止它和张国焘在川北的苏
维埃连成一片。①当 １０ 月毛泽东和他的东路军到达时，他们增强了苏区的力
量，并给它一个发展的机会。１９３６ 年中它的首府迁到保安，接着于 １９３７ 年 １
月迁到延安。到第二次统一战线建立时，它大约管辖 ３５０００ 平方英里面积和
１５０００００ 人口。②张学良的东北军恰巧也在 １９３５ 年 １０ 月调往西安与共产党人
作战。在国民党计划的最后的歼灭战中，只有 ８０００ 名健壮的红军与 １７ 个国
民党师对抗。③
主要由于长征中 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和张国焘本人的错误和笨拙的策略，他
们在长征中衰落，终于给了党自陈独秀领导结束以来从未有过的一定程度的
统一。中共处于穷乡僻壤的时期快要结束了。在对方，蒋以镇压“共匪”为
由，设法把他的军队、政治机构和经济制度渗透到西南，使之取得了自 １９１６
年袁世凯去世以来从未有过的一定程度的国家统一。西南各种地方势力在巩
固其地位的过程中，不得不在国家政治方面作出抉择——要么与中共谈判以
阻挡蒋的势力，要么屈服于蒋的压力不让共产党进入他们的地盘。从某种意
义上说，这个巩固的过程对中国是有利的，或许帮助中国经受住了八年抗战
的紧张和压力。
１９３１ 年 ９ 月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加剧，曾引起中共的第一次反应，这
就是 １９３２ 年 １０ 月发表的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号召。在这个决议中，党想象
蒋介石的政权在日本的压力下可能分崩离析，所以没有考虑与蒋介石的联
合。但是这次号召在苏区以外几乎没有引起注意，因为国内一般认为这主要
是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一次行动，而不是保卫中国。决不能让这次号召成功
地使中共分享国民党对民族独立斗争的领导。在许多人看来，中共依然只是
俄国的工具。
１９３４ 年 ４ 月蒋介石最后一次围剿期间广昌陷落后，中共的统一战线的建
议有了新的意义；这次建议成为扭转日益恶化的内战形势和拯救中共走出困
境的一种尝试。１９３４ 年 ４ 月 １０ 日中央委员会致国民的信，故意对国民党在
统一战线中的作用含糊其辞。国民党没有明显地被排除在联盟之外；推翻国
民党的目的也没有被放弃。①战争形势恶化使中共对国民党的态度变得温和起
来，这表现在 １９３４ 年 ７ 月 ２０ 日周恩来的六点建议中，②它提出建立一个包括
一切抗日力量——甚至蒋介石的军队——的统一战线。尽管这个新建议全然
是实用主义的，但它并不完全是机会主义的。它在萌芽状态就包含了指导革
命从衰败的苏维埃走上较有希望的道路的新的理论定则。旧的列宁关于民族
统一战线的论点显然值得重提。在列宁的概念中，民族可能没有终极的价值；
但在处于日本侵略压力下的中国，中华民族的存在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换
句话说，民族的解放斗争（反对帝国主义）会逐渐掩盖社会的解放斗争（反
①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概况》，第 6 页；《红旗飘飘》，第 3 集，第 168—180 页。
② 韦尔斯：《红色尘土》，第 75 页；美国陆军部军事情报处：《中国共产党运动》， 第 2355 页。
① 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 226 页。
② 《红星》，1934 年 7 月 20 日，第 1 页。
封建）。在重提这种思想时，中共还记得 １９２３ 年至 １９２７ 年第一次统一战线
的痛苦经验，特别是据信由蒋介石代表的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叛变”。如
果中共为了反帝斗争要缓和他们的土地革命，那么必须回答下列问题（用当
时的话说）：这是一种民族政治水准的包括一切与蒋有矛盾的抗日力量的统
一战线呢？还是一种以动员工农兵为基础的某种社会革命的统一战线，他们
有很高的政治觉悟足以监督领导人物以确保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成功？这两种
途径的矛盾是明显的。那末中共在策略上应该在动员和武装群众之前建立统
一战线呢，还是相反？第一次统一战线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没有独立
的中共武装力量。在 １９３５ 年至 １９３６ 年，中共确有一支军队和一块地盘。为
了团结抗日，党应当放弃它们，还是应当让抗战去巩固民族团结，不使两个
主要政党中的任何一个牺牲它的自主权？与这后一问题紧密相关的是这个统
一战线的性质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如果它只是暂时的，那么这两个对立的
政党为民族的生存建立联盟无需同时放弃各自的长远目标，而完成这些目标
需要双方继续进行军事和地盘的扩张。如果它是永久的，中国必须经历一次
基本的政治变革，以容许各政党用和平的方式为他们的长远目标竞争。这一
变革需要全部军队的国家化，建立民主的议会，保障基本的自由等等。首先，
在 １９３５ 年到 １９３６ 年，最困难的问题是：考虑到蒋的敌意和反复无常，与蒋
搞统一战线是不是有意义和有效？这些问题在 １９３５ 年夏季的共产国际第七
次代表会议上被认真地考虑过，当时共产国际号召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
线，以遏制西方法西斯主义的增长和东方日本的侵略。根据这次号召的精神，
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八一宣言》。①
宣言中设想的统一战线的范围是很广泛的，足以包括一切抗日力量。然
而，宣言依然攻击蒋介石是民族的敌人，应被排除在联盟之外。但宣言在重
点上有一个变化——最可怕的敌人已不是蒋介石，而是日本。②把蒋排除在拟
议中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之外，带来了进一步的问题：蒋会不会站在一旁，
注视联军与日本作战而不采取任何行动？在抗日战争的过程中，他会不会继
续与中共和别的反对派作战？无论他采取行动或不采取行动，他有什么正当
的理由？他是否会在抗日战争中宣布中立，或扮演日本的一个同盟者的角
色？宣言的非逻辑性不久就被意识到了，并由王明于 １９３５ 年 ８ 月 ７ 日在共产
国际七大上的讲话中作了纠正。“如果蒋放弃他的反共围剿并参加对日作战，
道路对国民党是敞开的。”又过一些时候，王明在他的文章《新形势和新政
策》中称蒋为“蒋先生”，他说：“如果蒋先生愿意改变他的态度，中国共
产党能够和他合作。”按照王明的观点，民族矛盾远远超过了阶级矛盾，“中
国共产党除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之外再没有别的利益”。③
在党的真正权力——即使不是真正的权威——所在地陕北，想法似乎并
不相同。１９３５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红军的抗日宣言非常明确，既抗日也反蒋。①两
① 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 263—269 页。在毛儿盖会议上，甚至无人提到建立抗日
统一战线的可能性；无人知道《八一宣言》的发表。张国焘文，《明报月刊》第 50 期，第 85 页。
② 关于第二次统一战线各个方面的讨论，见 L。P。范斯莱克：《敌与友：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统一战线》，
和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共产党与第二次统一战线》。
③ 《王明选集》，第 1 卷，第 9—10、11—13、25 和 53 页；范斯莱克：《敌与友》，第 53—54 页；片冈
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 23 页以下。
① 何幹之：《中国现代革命史》，第 1 卷，第 187 页。
天以后毛泽东起草了十点建议，在 １９３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经瓦窑堡政治局会议讨
论，未作多少修改就通过了。毛把蒋介石描绘成为中共所反对的日本“走狗”。
②
瓦窑堡会议设想建立一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领导的卖国集团的
所有革命阶级的广泛联盟。为了唤醒和动员这些阶级的人，必需满足农民的
土地要求，以及工人、士兵和知识分子改善生活的要求，只有这样他们的革
命热情才能持久。这需要没收包括蒋在内的卖国贼的财产并重新分配；废除
苛捐杂税；增加工资和薪金；并组织救济工作。就这场民族战争的战略而论，
红军和红区无论如何不能取消。相反，在日军和国民党军队占领区应建立革
命根据地，应当从这些根据地开展反对国内压迫者和外国敌人的两条战线的
斗争。依据瓦窑堡会议的设想，抗日战争同时也将是一场社会革命战争，否
则它决不可能成为确保胜利的群众战争。从组织上讲，第一步是建立抗日政
府，这与王明提出来的国防政府相似。但组织的发展并不到此为止。在根据
地，革命委员会将作为通向建立苏维埃政府的一种过渡形式。创立根据地的
先决条件是扩大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和游击队。如果形势按照这种方式演变，
蒋介石的中国将受到来自日本的外部压力和来自反对者的内部压力；它将变
得虚弱并分崩离析。这时中共将与蒋介石集团中的反对派结成新的联盟。③
在瓦窑堡决议中，有两点是清楚的——陕北还没有与蒋谈判的愿望；而
农民战争依然是斗争的主导形式，并以城市无产阶级斗争作为最紧密的同
盟。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将继续执行，几乎不作修改。但在一场民族战争中，
这个战略的应用回避了一个理论问题和一个实际问题：怎样才能唤起农民进
行反帝斗争？没有蒋介石参加的抗日统一战线是否可行？
当时国民普遍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已处于穷途末路，它的宏伟计划已不值
得认真对待。中共为加强其建议的分量于 １９３６ 年 ２ 月至 ４ 月“东征”，渡过
黄河进入山西，表面上是去河北和热河对日军作战。当刘志丹的部队向太原
推进时，那里的老省主席阎锡山向蒋介石求援。随后刘在战斗中去世，红军
撤退，但这并不意味这次冒险完全失败。除了表明中共对日作战的决心外，
这次行动征集了 ８０００ 名新兵，并从背后打破了蒋介石部署的由杂牌军组成的
围剿。①（参见下面第 １２ 章。）
“东征”另一有意义的结果是西北的地方军事领导人，包括张学良在内，
开始相信中共的爱国主义的诺言；随后他们不想与红军作战。张和中共的关
系开始改善。②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林毓英从莫斯科带回共产国际新的政策建
议。所以毛能在 １９３６ 年 ３ 月 １４ 日向国民党宣布，如果政府军队停止进攻苏
区，红军准备与他们缔结停战协定。③党的政策从而发生了急剧的转变，从既
抗日又反蒋的两条战线斗争转变为逼蒋参加统一战线。逼蒋的方法是挑起对
日军的战斗，以斗争求团结。这是十足的毛泽东主义。④
现在两大政党之间至少有了一个商讨的基础。他们可以施展手段取得最
② 《毛泽东集》，第 5 卷，第 10 和 13—14 页。
③ 《瓦窑堡会议决议》，《毛泽东集》第 5 卷各处。
① 谢尔登：《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第 103 页；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 命》，第 35—37 页。
② 斯诺：《西行漫记》，第 370—378 页。
③ 范斯莱克：《敌与友》，第 60 页。
④ 何幹之：《中国现代革命史》，第 1 卷，第 302 页。
为有利的地位以确保抗日的胜利，并在抗战结束后取得统辖和治理中国的领
导权。蒋介石在 １９３６ 年 ４ 月用进攻苏区作为回答，毛泽东和朱德则以激烈的
言词还击。一旦蒋放弃了进攻，红 军的军事委员会就建议为了团结停止内战。
①同时周恩来和其他中共代表正在上海与国民党领导人如张群和陈立夫进行
接触，商讨合作的条件。②
自 １９３５ 年底日本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开始，蒋介石在对日关系中
寻求缓和的努力已进入死胡同。③张群和日本驻中国大使川越茂的谈判陷入僵
局，同时关东军唆使伪蒙军入侵绥远。北平的学生、上海知识界名流和两广
的军事领袖，都用更加严厉而刺耳的声调批评蒋对日本的迁就态度。蒋不可
能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又不可能消灭中共，这一困境使他准备最终向外国侵
略者摊牌。这种可能需要苏联——唯一愿意帮助中国的大国——道义上和物
质上的援助。根据蒋自己的话，④他派了一名使者前往维也纳，试探俄国人的
援助意向，而两国政府之间关于互不侵犯条约和军事援助的各种谈判，在
１９３６ 年整整进行了一年。正是在普遍的抗日情绪、日益恶化的中日关系、不
断改善的中俄感情，以及中共对蒋态度较为缓和的环境下，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发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西安事变。⑤
西安事变
在西安扣留蒋介石的密谋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事变的发生震
惊了世界，震惊了全国，也震惊了中共。可以理解的是，根据不完整的材料，
中共最初的反应表现出恐慌的迹象。从有关的一切抗日力量——苏联、中共
和扣留蒋的人——看，蒋如在事变的任一阶段死去，都将使他们建立统一战
线的目的遭受失败。蒋在被扣的最初几个小时（在 １２ 月 １２ 日晨的混乱之中）
几乎丧生，此后，在羁留西安期间，他的安全是有保障的。既然扣留蒋的张
学良没有下令杀蒋，不妨说他从没有想过要暗杀蒋。莫斯科给中共的指示明
确要保护蒋。在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军队和中共的队伍中，可能有强烈的仇恨，
要求杀蒋，但是这几乎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