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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支出的大约 ２／３ 拨充军费和偿还债务（大部分债款是根据契约应付的军
事费用）。④然而，军人统治的真正程度，还不完全表现在这些统计数字上，
它更表现在蒋介石这个军人的巨大存在上——他的存在，随着南京政权 １０
年的发展，变得越来越重要。
第 3 — 5 页；和李达（音）：《革新运动的伟大精神》， 《革新周刊》，第 1 卷第 6 期（1946 年 8 月 31
日），第 5 页。
③ 罗伯特？C。诺思；《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精英》，第 53 页；多梅斯：《推迟的 革命》，第 572 页；田
弘茂：《国民党中国的政府与政治，1927—1937 年》，第 140 页。
④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1927—1937 年：财政和经济记录》，第 75、147 页。
各省的斗争
随着对付左派取得了胜利，蒋介石在南京政府各委员会内的权力也稳固
起来。然而，这时互相冲突的主要舞台转移到了各省。
时至 １９２９ 年，国民政府的旗帜已在中国本土全境和满洲飘扬。国民党军
已于 １９２８ 年 ６ 月占领北京，北京改名为北平。１９２８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满洲四
省军阀张学良宣布效忠国民党政府。随着国家这时自 １９１６ 年以来第一次名义
上实现统一，南京当局可以为和平建国谋划了。
然而，一个主要障碍依然存在。革命的军事阶段获得成功，在很大程度
上不是因为许多省的军阀在战场上战败，而是因为他们归附了革命运动。虽
然这些军阀获得了国民党党籍，并接受了南京政府等级制中的显赫职位，但
是他们不相信蒋介石，妒忌他日益扩大的权力，而且大多对国民党运动的思
想意识漠不关心。致力于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的蒋介石及南京当局，在北伐
期间，有必要容忍地方军阀的自主权力。他们事实上甚至设立了一些当地的
政治分会，使各省军阀的地位合法化。这些在 １９２８ 年设立的政治分会，名义
上隶属南京中央政治会议；然而，事实上它们是自治的行政机关，至少是暂
时使大军阀集团的地方统治合法化。于是，控制甘肃、陕西和河南三省的冯
玉祥，主持开封的政治分会；阎锡山的山西政府，因太原政治分会而得以合
法化；所谓的桂系控制着汉口、北平和广州的政治分会，分别由李宗仁、白
崇禧和李济深主持。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之后，第六个政治分会在沈阳成立。
①
蒋介石把在各地设立政治分会看作权宜之计，因为他一心想把所有行政
的和军队的权力都集中在南京政府的控制下。因此，不久以后，他向地方军
阀的自治权力挑战。首先，在 １９２８ 年末，南京宣布各地政治分会将在 １９２９
年 ３ 月撤销。然后，在 １９２９ 年 １ 月，全国编遣会议在南京召开，中央政府当
局在会议上提出裁减中国军队的方案。
编遣军队的必要性普遍得到承认。自清朝覆亡以来，中国军队已经惊人
地膨胀。１９２９ 年，大约为 ２００ 万人（而清朝约为 ４０ 万人；１９２２ 年约为 １２０
万人）。如今革命的军事阶段已经结束，庞大的军队已无必要，并且也是国
家财力无法支持的负担。例如，在 １９２８ 年，南京嫡系军队约为 ２４ 万人，年
需军费约 ３．６ 亿元。而南京政府年财政收入（清偿债务后）仅为 ３ 亿元。①
此外，虽然地方军阀的军队不构成南京的直接财政负担，但是，他们却截留
本来可以纳入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税款。人们因此认为，除非裁减军队，政
府将无法进行国家的社会和经济重建工作。
在编遣会议上，中国大军阀——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及其
他的人——同意全国军队裁减至 ８０ 万人，限制军事支出占政府财政收入的
４１％，并设立统一指挥机构。然而，编遣会议是一个失败的会议，因为军阀们
对蒋介石的疑虑在会议期间加剧了。蒋介石的黄埔系军队事实上是中国训练
和指挥得最好的军队，蒋介石利用战斗力差的军队应予首先复员的原则，要
求地方军阀比他本人作出更大的牺牲。因为军队是地方军阀政治权力的主要
泉源，地方军阀认为蒋介石不过是利用军队编遣问题来建立对他们的政治优
势。不管地方军阀多么可能愿为国家的利益作出贡献——这当然是可争辩的
①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 15 页。
——他们可不想放弃自己的野心，而让蒋介石增强他的实力。因为他们并不
觉得蒋介石比他们更有权利来要求掌握国家权力和充当领导。所以，他们在
１９２９ 年 １ 月末鼓掌赞成军队编遣原则之后，离开了编遣会议，却决心为保持
他们的军事地位和政治地位而进行反蒋。至于蒋介石，他同样决心建立中央
政府对各省的统治。结果是连续不断、损失惨重的内战。
编遣会议闭幕仅两个月后，第一次内战即在 １９２９ 年 ３ 月爆发，当时桂系
——危机表面上是蒋介石挑起的——反叛南京政府。这是一次很难对付的挑
战，因为桂系领袖是很有才能的战术家，指挥军队约 ２３ 万人。冯玉祥——他
指挥 ２２ 万人，大概是蒋介石最有能量的军事对手——也有可能加入叛军一
方。这次挑战可能毁灭一位次要的人物，但它却适合蒋介石发挥他的天才。
因为蒋介石收买了冯玉祥，据说花了 ２００ 万元和答应他控制山东省。然后，
蒋介石以他的优势部队在不到两个月内击败桂系军队。李宗仁和白崇禧在河
北、湖南－湖北的绝对统治随即瓦解。他们仓皇退回广西省老家，怀着屈辱，
以待来日。
１９２９ 年 ５ 月，仅一个月后，蒋介石违背把山东交给冯玉祥控制的诺言，
激起了冯玉祥的反叛。在这次较量中，冯玉祥一半的军队——全部最精锐的
部队 １０ 万人——突然投奔中央政府，这又是一次由大宗贿赂引起的突然变
节。在这场角逐中，冯玉祥残部被逐出山东和河南，阎锡山在山西消极观望。
随着冯玉祥军队受到中央军的重创，华北的力量均势显然转向有利于南
京政府。阎锡山因此感到威胁，于 １９３０ 年 ２ 月和 ３ 月，与大为削弱的冯玉祥
共同组成新的反蒋运动。这就是北方联盟，对蒋介石权力迄今最严重的一次
挑战。因为阎锡山和冯玉祥如今已形成一个广泛的反蒋力量联盟，桂系李宗
仁和白崇禧允诺从华南配合他们的进攻。蒋介石的许多文职对手——包括形
形色色的集团诸如汪精卫及其改组派和极右的西山会议派——为反蒋运动提
供行政和思想意识方面的力量。不久，这些根本不相同的成分开始创立一个
独立而永久的政权所需要的组织机构。“国民党扩大会议”——在职能上与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相当——于 １９３０ 年 ７ 月在北平召开。同年 ９ 月，一个
新国民政府成立，阎锡山任国民政府主席。新政权颁布约法，包含保证各项
人身自由的条款，也吸引了相当普遍的支持，特别是开始感到受南京政治压
制刺痛的全国知识分子的支持。
然而，早在同年 ７ 月，蒋介石就命令他的军队对付北方联盟。在这次内
战中，作战不同于军阀老一套的战斗方式。南京军队和北方军队战斗十分激
烈。物资损失巨大；在四个月的战斗中，双方伤亡约 ２５ 万人。截至同年 ９
月，正当北方联盟宣告组成新政府时，南京方面即将在内战中取得优势，反
叛政府从北平逃到太原。然而，最后，北方联盟和南京政府的领袖都认识到
奉系军阀张学良能够转变战争形势，于是双方都讨好张学良。最后，南京政
府贿赂张学良 １０００ 万元并许以管理黄河以北全境，把他争取过去。张学良在
９ 月中旬发表宣言拥护中央政府。北方联盟从而失败。可是南京政府从此次
战役的胜利中得益甚少。原因是张学良迅速率领 １０ 万东北军开入北平、天津
地区，控制了主要铁路及天津海关的巨额关税收入。因此，华北依然处于南
京政府行政统治之外。
反叛事件依然不断发生。在逼蒋介石下野方面，下一次的反叛实际上成
功了——共六个星期。这次反叛的基本原因与前几次相同，妒忌蒋介石日益
扩大的实力和害怕南京政府中央集权的要求。然而，总是有些次要问题给反
叛提供道德上有理的外衣。这次激起反叛的事件，是蒋介石扣留胡汉民。蒋
介石痛感北方联盟因颁布约法而得民心，他决定于 １９３１ 年 ２ 月宣布颁布同样
的文件。他坚定地说，“没有约法，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就没有保障……没有
对人身和财产的保障，就没有国家的真正统一和内战的结束。”①
然而，胡汉民激烈反对这一提案。他公开宣称颁布约法是违反孙逸仙的
意图——虽然他反对的真实原因，很可能是害怕蒋介石意在根据新约法出任
总统以扩大权力。为反对蒋介石单方面决定颁布约法，胡汉民辞去立法院长
职务。于是蒋介石扣留了胡汉民，因为——据蒋介石解释——“只有采取这
种办法他的光荣的过去才可以保全无损”。①
表面上为抗议蒋介石扣留胡汉民，两广军阀和蒋介石的各类文官对手（如
汪精卫、西山会议派和孙逸仙之子孙科），于 １９３１ 年 ５ 月在广州建立了一
个分裂主义者的新政权。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组成，由此进
而在 １９３１ 年 ６ 月 １ 日创建了新的国民政府。②实权则握于地方军阀之手，特
别是广东省主席陈济棠之手。
新广州政权和南京政府互相斥责和非难。广州政权声称只有独裁者蒋介
石在南京辞职，它才放弃反对立场。
若不是日本军队在 １９３１ 年 ９ 月 １８ 日进犯满洲，这场冲突可能像前几次
一样要兵戎相见。由于中国民众，特别是学生的抗日激昂情绪，要求停止党
内纷争和组织联合政府共御外侮的压力变得不可抗拒。经过非常秘密的谈判
和复杂的会议——包括在南京和广州分别召开的两个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
大会，和在上海举行的宁粤和平统一会议——之后，两个对立政权达成协议。
１２ 月 １５ 日，蒋介石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和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务，
只保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身份，“引退”回到他的故乡浙江
溪口。
新政府于是在南京组成。德高望重但无能力的老革命家林森，被提名出
任国民政府主席。孙科出任行政院长，成为新政府的实际首脑。
孙科政府在 １９３２ 年 １ 月 １ 日就职，仅存在 ２５ 天。国民党三大人物——
汪精卫、胡汉民和蒋介石——不是被排斥在外，就是拒绝与新政府合作。新
政府未能取得上海金融界的支持，因此不能履行它的财政职责。中央军依然
效忠蒋介石。新政府的领导人被面临的种种紧急问题压得一筹莫展——甚至
早在 １ 月 ２ 日就恳求（但未成功）蒋介石和汪精卫回南京，以便政府听取他
们的建议。
孙科政府的境况日益恶化，蒋介石看准这种困境是他重新掌权的机会。
然而，反对他的“独裁”一直如此强烈，他知道不可能恢复引退前所拥有的
职位。蒋介石、汪精卫和孙科在杭州经过三天紧张的谈判后，研究出解决困
境的方案。１９３２ 年 １ 月 ２１ 日，三人一同回到南京。不久谈判纪要公布。１
月 ２５ 日，孙科及行政院各部会官员辞职。三天后，汪精卫宣誓就任行政院长；
１ 月 ２９ 日，①蒋介石出任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作为“总理”的汪精
卫，形式上是这个政权分管民事的行政首长。然而，渐渐变得很明显，实权
掌握在蒋介石的手中。从 １９３２ 年直到 １９４９ 年，蒋介石是国民党政权中统治
① 《中华年鉴，1931—1932 年》，第 530 页；雷啸岑：《三十年动乱中国》，第 205 页。
② 多梅斯：《推迟的革命》，第 439—444 页。
① 此日期有误，应为 3 月 7 日——译者。
一切的领袖。
有助于蒋介石政治统治的诸因素
人们对蒋介石的评价，在他漫长的生涯中变化很大。有些中国人尊崇他
为完美的民族领袖；另有些中国人辱骂他是封建军阀。有些外国人称赞他是
基督教徒和民主的捍卫者；另有些外国人痛斥他是老式的儒家和残忍的独裁
者。然而，不论敌友，都承认蒋介石是个非凡的人。
由蒋介石来继承孙逸仙的衣钵，比如说，在 １９２５ 年孙逸仙逝世时，是无
从预见的。那时，国民党领导权似乎注定要给汪精卫、胡汉民或廖仲恺；他
们三人都比蒋介石有丰富得多的革命经历，与孙逸仙的关系也更为亲密。然
而，蒋介石对于政敌有三大优势，他之所以能当权多归因于此。首先，他是
军人，而军队当时已成为主要的政治工具。他上台的最重要的一步，是他在
１９２３ 年受孙逸仙指派指挥国民党在黄埔的军校。作为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
监督千万名军校学生的训练（在 １９２４—１９２６ 年间仅在最初四期就有 ５０００ 名
学生毕业），他与许多学生之间形成了中国师生之间的强有力的联系。毕业
后，这些青年军官取得党军的指挥权，而党军一般比军阀部队训练有素，装
备精良。这支军队成为效忠蒋介石的有力的工具，他得以在以后的政治生涯
中有效地加以运用。例如，蒋介石在 １９２７ 年 ８ 月被迫下野之后，他继续得到
党军的效忠，从而有效地控制了党军。所以，没有蒋介石的合作，中央特别
委员会实际上无力对华北进行北伐。此外，在 １９２７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１８ 个将
领由何应钦领衔联名打电报给特别委员会，要求重新任命蒋介石为最高军事
司令官。①利用军队的支持——连同各种政治和金融势力的支持——蒋介石迫
使特别委员会辞职，并在 １９２８ 年 １ 月恢复了他在党政军中的统治地位。
蒋介石又在 １９２８ 年开始聘用德国军官，如马克斯？鲍尔陆军上校为军事
顾问和教官。鲍尔及其他德国军官给予蒋介石军队的军事训练和军事知识（虽
然按照西方标准通常只是初步的），连同军队对蒋介石效忠的结合力，使这
支军队无疑比他的任何政敌的军队在军事上更有战斗力，在政治上更可信
赖。例如，汪精卫 １９２７ 年夏在武汉主持对立的国民党政府，他的最有力的军
事支持者是湖南军阀唐生智。可是，唐生智有他自己的政治目标。结果，汪
精卫在 １９２７ 年 ９ 月突然被剥夺权力，被迫谋求同他的主要政敌蒋介石联盟。
同样，胡汉民在 １９３２ 年以后把他的命运寄托在广东军阀陈济棠身上。陈济棠
觉得胡汉民有用，因为胡汉民是国民党主要理论家，能给陈济棠的纯军阀政
府涂上合法的色彩。然而，胡汉民决不能把他的意志强加给陈济棠，也不能
有效地影响广州的政策。
蒋介石在政治斗争中享有的第二个优势，是优越的财政基础。北伐期间，
一些革命领导人向蒋介石建议，绕过重兵据守的上海去占领华北。他们认为
到那时上海将会不战而落入革命军手中。然而，蒋介石像 １９１３ 年以后的孙逸
仙一样，把这座长江沿岸的大城市看作主要军事目标。
蒋介石比国民党大多数其他领导人更加认识到上海在财政上的重要性，
知道控制上海税款收入胜过指挥许多个师的军队。在 １９１２ 年和 １９２２ 年间，
蒋介石有很多时间在上海。他和那里的金融界领袖人物有密切关系，据说同
青帮——这是个控制上海下层社会的秘密团体——头子也有密切关系。当
① 《革命文献》，罗家伦编，第 18 卷，第 10—11 页；多梅斯：《推迟的革命》，第 295 页；钱端升：《中
国的政府与政治》，第 96 页。
然，上海的财源必须加以发掘。这点起初不会遇到困难，因为上海的资本家
在 １９２７ 年春被共产主义日益逼近的幽灵弄得惊慌失措，他们联名上书，要求
蒋介石防止过激的革命行为发生。这正合蒋介石之意。虽然蒋介石过去有时
唱过左派过激的高调，但是，他也被越来越激进的共产党人所困扰。或许，
甚至更加使他心神不宁的，是由鲍罗廷和中国左派分子在武汉谋划的对他领
导权的政治威胁。
由此可见蒋介石和资本家互相需要。上海资本家在 ３ 月末同意向他提供
首批预付款 ３００ 万元。作为回报，他答应制止上海劳工骚动，并从革命运动
中清除共产党势力。１９２７ 年 ４ 月 １２ 日黎明前，蒋介石以大举镇压上海共产
党领导的工会，来忠实地履行这宗交易规定的义务。数以百计，或许是数以
千计的共产党人和工人，在这次血腥的清洗中被杀害。可是资本家却如愿以
偿；共产党人不再成为上海的威胁。
然而，上海商人和银行家还须酬劳蒋介石。４ 月 ２５ 日，他们再给蒋介石
７００ 万元。但是，这笔款项仅仅提起了蒋介石的财政胃口，因为他的军费每
月约达 ２０００ 万元。他派出专人逐店逐厂要求捐款。例如，命令南洋兄弟烟草
公司捐款 ５０ 万元；华商电气公司捐款 ３０ 万元；先施公司捐款 ２５ 万元。当资
本家回避时，蒋介石的代理人就采取恐吓、敲诈，甚至绑架的手段。欧文？查
普曼报道，“富有的中国人会在家中被捕，或神秘地失踪于街头……百万富
翁以‘共产党’的罪名被逮捕。在近代，上海从没有在以前的任何政权之下，
经历过如此恐怖的统治”。①蒋介石的财政部长宋子文甚至在北伐后公开承
认，“战时，我们或许迫不得已采用了非常手段筹款”。②
虽然国民党在 １９２８ 年中期以后已不再采用这种手段筹款，但是，上海及
其周围地区继续承担政府岁入的主要来源。在南京的 １０ 年时期，政府从全国
经济的贸易和制造部门——大多集中在上海地区——取得政府税收的近
８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