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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要素要在中国具体化的问题也会出现。
使这个问题的不同方面混合在一起的，是毛泽东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关于中国
化的不朽陈述，其中一部分是这样说的：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之一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
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我们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承继遗产，转过来
就变为方法，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着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
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只有具体
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
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运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一部分而与这个民
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马克思主义。因此，马
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
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的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
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①
毛泽东的中国化的概念，最简单、最易为大家所接受的方面，就是这段引文
① 《刘少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 年）上卷，第 332—337 页。
① 《毛泽东集》第 6 卷，第 260—261 页。
中最后的那句话。很显然，要想使马克思主义在非欧洲国家起作用，所用的
语言就必须不仅是那个国家的人民可理解的，而且，按照他们的心理和条件
来看，也是生动、有意义的；而不是从另一种语言和文化逐字翻译过来的莫
名其妙的语句。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形式在中国这样的具体化，尽管在毛泽
东看来是不可少的，也只是在于使马克思主义的实质适应中国条件的更基本
的事业的外在表现。
为了确切说明这里谈到的问题，让我们首先看一看毛泽东说的“没有抽
象的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有的只是具体的马克思主义”这句话的意思。按
照他在延安时期写的其他文章，以及他以后多年的言行，这一断言隐含的意
思可以大致清楚地说明如下。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最早是由马克思阐述的。
马克思的著作的某些方面——例如，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对从资本主义向
社会主义过渡的分析，和辩证法的基本规律——都是普遍正确的，但是这个
理论从总体上来说，反映的既是它的 １９ 世纪的理论来源，也是马克思的具有
欧洲特性的心理和经验。因此，当我们谈到（像斯大林和列宁以后的其他任
何人一样）运用普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于中国的条件时，我们力图抓
住并使之适合于我们的需要的，正是这些理论的永恒的核心。
那么，什么是那永恒的核心呢？毛泽东本人在刚引用的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的
那篇报告中说：“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
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①１９４２ 年 ２ 月他号召他的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
“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应用于中国，并从中国的历史实
际与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创造出理论来”。②
这些系统性的阐述引出了两个问题。毛泽东所讲的“立场”、“观点”
和“方法”指的是什么？什么是这样的态度或原则（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导出
的）与“方法”（他说，这种“方法”能够从吸收中国过去的珍贵遗产得到）
之间的关系？
关于第一点，当前中国的解释是，毛泽东说的是采取无产阶级的立场，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辩证法的方法。但是，如果毛泽东真的是说像这些
那样广泛界定的马克思主义的诸方面，是不是能够这样说。按照毛泽东的观
点，马克思本人的理论实际上构成的是“德国的马克思主义”，正如列宁的
思想在 ２０ 世纪初期被批评他的人说成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换句话说，
毛泽东所说的“抽象的马克思主义”指的是“绝对的马克思主义”，或在一
切国家一切时代都绝对正确的马克思原理。而当毛泽东说这样的马克思主义
“是没有过的”，他的意思是，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也不具有高级水平的一般
理论的地位，只不过是他所想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具体体现，完全不比
斯大林或毛泽东本人对这同样的原则的运用高超一些。
可是对于毛泽东来说，这并非仅是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的问题；正
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还建议用从中国的经验里抽出来的要素来丰富马克思
主义。毛泽东建议以之丰富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殊性”，也并非仅是
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共有的经济特点。这些特殊性也是如毛泽东在 １９３８ 年所
说，“我们这个大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所表现出来的，和已由历史经验和中
①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 年 10 月）》，《毛泽东集》第 6 卷，第 259 页。
② 《毛泽东集》第 8 卷，第 75 页。
国人的特质所形成的“许多珍品”。①
这种观点，认为今日的中国带有过去的印记，并不值得注意。马克思主
义者，至少持有列宁主义信仰的人，很早就同意，社会习俗和政治组织的形
式，虽然它们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和作为这些变化所引起的阶级斗争
的结果，它们本身也是历史方程式中的一个变量。但是，必须提出一个问题，
即从毛泽东的观点看，文化现实是否基本上是由技术水平和“生产方式”所
决定，或者他所强调的“民族特点”是否为他构成一个独立的，或半独立的
变量。
依我来看，没有什么怀疑，对于毛泽东来说，不论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
文化，都构成了人类经验的部分自主的一面。人们可能称赞他的这种态度，
或者对它感到惋惜，也还有既称赞又惋惜的人，并且时常还表现得很激烈。
可是，我们不能忽视他思想的这一方面，而不歪曲我们对这个人和他的思想
的认识。
确切地说，这个主题在毛泽东的中国革命的整个想象中处于多么重要的
地位，已由前面引自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的报告中的非同寻常的陈述指出来了，即
承继中国的遗产“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着重要的帮助的”。前面要
求对过去的经验“给以批判地总结”的训令，并不含有同样的含意，因为其
中积极的指导作用似乎取决于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和方法”，要在中国历
史的文献中用它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是，认为对过去有较深刻的理解，
将不仅拓宽革命者对他们自己的社会的理解，还会真正为领导革命提供手
段，这样的认识却是另一回事，它在直到 １９３８ 年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中开辟
出一个没有先例的前景。
毛泽东说的能从“历史的中国”的经验中提取的这种方法的实质是什么
呢？在产生它的过程中，又得从过去的什么成分中去提取呢？他没有明确地
详细说明，但是在他的延安时期的著作中有些线索，他所想的是能够泛泛地
限定为治国术的那一领域，①因此，在他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第一次提出中国化的思
想报告的另一部分中，毛泽东涉及了正确使用干部的问题——他说这在过去
称为“用人行政”。他进而讨论了现在与过去之间的连续性，说了下面的话：
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的历史中历来有两个表现邪正两派互相对立的路线，一
个是“任人唯贤”，一个是“任人唯亲”。前者是明君贤臣用人的方针，后者是昏君奸臣用人的
方针。我们今天来说使用干部问题，是站在革命立场上的，根本与古代有区别，但也离不开“任
人唯贤”这个标准。以喜怒为爱憎，阿谀逢迎者奖，骨鲠正直者罚，在古时要不得，在我们也要
不得。①
在这里毛泽东清楚地指出，由他看来尽管有些政治行为的标准是在前资本主
① 《毛泽东集》第 6 卷，第 260 页。雷蒙德？怀利从相似而有些不同的观点论述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中
国化”的问题，他更强调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这一哲学问题及其对“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的意义，雷
蒙德？怀利：《毛泽东主义的出现：毛泽东、陈伯达和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 年》，第 55—58、
88—95 页和各处。
① 关于这个传统，见《剑桥中国史》第 11 卷，第 2 章。
①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15 页；《毛 泽东集》第 6 卷，第
250—251 页有增补。
义的、官僚政治的社会环境内逐渐形成的，它们对于当前的共产党革命者来
说，仍然是正确的。
更加令人惊异的是，毛泽东在孔子的哲学里也找到了积极的因素。１９３９
年毛泽东在评论陈伯达有关这一主题的文章时表示，他基本上同意陈伯达的
看法，但是在批评孔子的正名学说是“唯心论的”时候，陈伯达未能指明，
由认识论的观点看，它含有真理的重要成分，因为它强调了理论与实践之间
的联系。他也认为朱熹解释孔子的中庸之道，与共产党人的进行反对左、右
倾的两条战线的斗争的原则是并行不悖的。他说“不及”是右的东西，“过”
是“左”的东西。②
当然，这一类的求助于民族的过去，只是当毛泽东为了推动建立新的统
一战线，对尽可能广大的舆论范围讲话时，才特别合适。可是，它们也应认
真地被理解为他的思想实质的一种表现。在转向专门分析毛泽东与资产阶级
民族主义者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思想之前，让我们进一步探讨一下他对中华
民族的历史的解释，特别是 １９ 世纪和 ２０ 世纪的历史，因为正是这个环境确
定了毛泽东所认识的中国革命当时的舞台，也从而确定了这一时期合适的策
略。
一般来说起自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关于中国历史的观点，最系统的陈述，
可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中找到（严格地说，全文并非毛泽东
本人起草，他只写了第二章，但是他愿意把它收入《毛泽东选集》，因此他
对内容负责。）这一广泛论述的细节大部分超越本章的范围，但是有几点还
是应该予以注意。
首先，毛泽东在这里把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的过渡放在西周初，也就是
大致在公元前 １１ 世纪。有关段落如下：
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多年……
保护这种封建剥削制度的，便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如果说周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
家，那么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程度
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①
于是秦朝被看成仅仅是由于政权形式的改变，而不是由于从一种生产方
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过渡而有其特色。②
“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这个概念，可能在西方读者看来，
是个词语矛盾的说法；可是它是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为了同时说明中国社会
“封建”的（因而也是普遍的）性质及其独特性，在 ２０ 年代和 ３０ 年代对中
国社会性质辩论之后取得的结论。同时，在这篇文章的 １９３９ 年最早的版本中
仍留有中国是个“亚细亚”社会的概念的痕迹，而这在原则上已经被抛弃了。
于是，毛泽东断言中国社会在鸦片战争以前若干世纪以来一直是完全停滞
② 《致张闻天》（1939 年 2 月 20 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144—148 页。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18 页；《毛泽东集》第 7 卷，第 100—101
页。
② 虽然在这一点上一直有学术上的争论，但是，直到 1973—1974 年批林批孔运 动中才成为一个议论纷纷
的政治问题。当时提出的那些观点，是与毛泽东在 1939 年采取的观点绝对矛盾的。
的，只是由于西方的冲击才被推动起来。①
毛泽东概括中国历史，其中有两点值得特别强调。我们已经看到，毛泽
东在 １９１９ 年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文章中，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
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
２０ 年以后，他对他的同胞的异常才能的同样的信赖，在像下面这样的段落中
可以看到：
在中华民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与革命领袖，产生了很多的革命军事
家、政治家、文学家与思想家。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历史遗产的民
族。②
其次，像他从 １９２６ 年就做过的那样，他继续特别重视农民的作用。中华民族
历史上的“几百次的农民暴动”不仅被描绘成是每一次改朝换代的决定性因
素，并且这些“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没有的”“农民暴动和农民战争”
被说成唯一的“中国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可是，他同时也强调了在“封
建”社会里，就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的能量，或就改变生产方式的能量而言，
仅由农民采取的这样的行动的局限性。关于这个问题他写道：
每次农民暴动与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变动了社会的生
产关系与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与新的生产方式，没有
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战争与农民暴动得不到先进阶级与先进政党的领
导，如同现在的无产阶级与共产党能够正确领导农民暴动与农民战争。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
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与革命后被地主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
就在每次农民斗争停息之后，虽然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
上依然继续下去。①
从毛泽东的观点看，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对中国革命实行“正确领导”的
形势，在什么时候和如何出现呢？如他所见，这一过程的发生分为两个阶段。
首先，在 １９ 世纪以前存在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已部分地解体，旧统治阶级
的地位，受到西方和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和初生的资产阶级的发展的冲击而
遭到破坏。在这个阶段，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地主阶级仍然构成了中国社会
的统治阶段，但是资产阶级分子是对现存秩序革命挑战的当然领导人。然后，
在第二阶段，无产阶级要求取得革命的领导权的条件变得成熟。
按照毛泽东的解释，这一过渡大致出现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分别把资产
阶级领导时期和无产阶级领导时期，称为“民主主义”或“旧民主主义”革
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讨论他对中国现代史的分期之前，让我们先考
① 1952 年，毛泽东大概为了更符合民族自尊心，在《毛泽东选集》中加入这样的论点，即使没有外国资本
主义在侵入，已起作用的变化也会导致资本主义在中国产生（《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18—620 页，《毛
泽东集》第 7 卷，第 100—103 页）。
②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17 页；《毛泽东集》第 7 卷，第 99 页。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19—620 页；《毛泽 东集》第 7 卷，第 102
页。在《毛泽东选集》此处和他处，毛泽东在文字中 用“起义”代替“暴动”。当然，这个细微变异在于
“暴动”意味着更为偶然 的事件，而较少作为一种先兆和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直接联系起来。
虑一下，他所说的“新民主主义”究竟何所指，因为这一概念不仅在它所特
指的时期很重要，并且与中国以后的问题有持续不断的关系。
既然“新民主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的一个范畴，我们有必要
简要地回顾一下这一学说的背景。马克思曾经考虑，在社会发展的资本主义
阶段，很自然的应以资产阶级的统治为特征，就像封建阶段以贵族统治为标
记一样。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决定性的阶
段，同样应是资产阶级的任务。至于无产阶级，它会在民主主义革命中支持
资产阶级，同时还要推动它前进，尽可能地满足工人们的切身要求；到时机
成熟时，再以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结束资本主义制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前资本主义社会革命，尤其是那些受过西方殖民主
义冲击的社会革命的著作，是很有吸引力和启发性的，可是它们同时也是支
离破碎的和自相矛盾的。不管怎么说，不可能（不管如何努力）从他们的著
作中抽出对亚洲革命者有指导作用的清楚的策略路线。在 １９０５ 年革命时，首
先是托洛斯基，以后是列宁提出，在这样落后的国家里，可以在无产阶级的
领导下，也就是说，在共产党控制的政治环境中，进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革命”。这一思想随后又经斯大林、毛泽东和其他许多人发挥，正如他们的
追随者和苏联人所解释的那样，遂成为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原理。
于是，一定历史阶段的阶级性实际上就脱离了这一阶段的登台者的阶级
性。无产阶级专政，或是它的前驱或变体，被接受已有 ３／４ 世纪，它能够指
挥一场“资产阶级的”革命，这场革命将构成西方社会发展中的资本主义阶
段的功能上的等同物。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毛泽东关于这一阶段的想法的性质和意义。他把这
一阶段定名为“新民主主义阶段”。有趣之处不仅在于他怎么界定它的内容，
而且在于他认定这一阶段已经开始的时间。因为正是在这一情况下，根据力
量对比的发展和当时革命的目的，毛泽东开始认定与国民党结成新的联盟是
合宜的。
在一些文章的段落中，毛泽东把“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