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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这个问题上，曾氏表示，传说中的金银珠宝都被太平军一把火烧了。幼天王逃走的问题，朝廷显然更是借题发挥，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克城制胜之时都有太平军主要将领逃脱，尤其是左宗棠攻克杭州时，让守城的十万人马全部逃脱，都不见皇帝责问，而此次南京城里逃脱者只有寥寥数百人，就见皇帝〃唯曾国荃是问〃了。这真是太不公平了。不过，曾国藩毕竟老谋深算，想你左宗棠自己放走十万人不算，反倒拿幼天王逃走来说事（左宗棠曾密奏幼天王逃走），在给朝廷的答复中，曾毫不客气地举出了杭州的例子，摆明了说你皇帝偏心。皇帝当然自知理亏，更主要的还是不敢再逼，弄得不好，把几十万湘军逼成第二个太平天国就麻烦了。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忠王李秀成被活捉后，本来没想杀他的曾国藩上奏请旨是不是要把李秀成押解京师。表上完后，突然经人点醒，此人一旦进京，脱离了曾国藩的控制，什么话都说得出来。于是不待皇帝旨意，把李秀成就地正法。然而，问题又来了，如何向皇帝交代自己出尔反尔呢？反正人己经杀了，后患也绝了，曾国藩斗起法来胆气也足多了，他告诉皇帝，路上不安全，被人劫走，反而更麻烦，只好杀了。皇帝就算明知是杀人灭口也无话可说，毕竟此人又不是洪秀全，相对于洪来说，李只能说是个小萝卜头。皇帝最后还不得不下旨表示赞成，追认此事的合法性。
这一系列君臣斗法，虽然历经波澜，但其结局，应该说是双赢。对皇帝来说，保住了自己的皇位是最大的收获，至于别的都不值得一提；对于曾国藩来说，成就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最后又避免了〃兔死狗烹〃的覆辙，无疑也是莫大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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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节：风云突变（1）
风云突变
历史倘若仍旧和往年一样平静地走过，曾国藩又会是什么样子呢？以他在京城里的所作所为，成为一名朝廷重臣应该不难，只是迟早问题。况且到咸丰二年，他已经从〃侍郎衔〃转为〃侍郎〃，即由〃相当于副部级〃正式成为礼部的〃副部长〃。他极有可能成为一名有卓越贡献的学者，一个造诣很深的文学家。事实上，曾国藩骨子里的文人情怀、学者情结很浓郁。他死后，湖南著名学者王辏г嗽谕炝姓饷此担骸 �
平生以霍子孟张叔大自期，异地不同功，勘定仅传方面略；
经学在纪河间阮仪征而上，致身何太早，龙蛇遗憾礼堂书。
上联中霍子孟就是霍光，张叔大就是张居正；下联中纪河间就是清代《四库全书》的总纂纪昀，阮仪征就是清代大儒阮元。挽联既肯定了曾国藩在学术上的地位和造诣，认为他的学问要比纪昀、阮元都高，只可惜做官做得太早，又长年忙于军务政务，给耽误了，否则其成就更是不可限量，深为遗憾。
在京城时，曾国藩的诗文创作不仅自认为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境界，就是社会上也颇为认同，他每作一诗，很快就被传抄天下，人们竞相以先诵为快。
然而，世事难料，风云突变。帝国正值黄昏，偏逢多事之秋。先是英法等西方列强侵扰中国，继而，咸丰元年，新皇帝未正式登基，广西就爆发了大乱。
曾国藩在京城，作为礼部官员，他可以不管这些，因而，当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我们很难看到他关于这一方面的议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曾国藩正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关于他对洋人的态度，在后来出征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可以看得分明。如今一般的历史学家都认为，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皆是〃亡我之心不死〃，西方列强不仅是要瓜分中国，而且是要灭亡中国。事实果真如此吗？据学者茅海建考证，在鸦片战争期间，夸大敌情是常有的事，1840年英国出动兵力4000人，舰船40艘；1841年第二次定海之战，敌军人数不过四五千人。以这么少的兵力来〃灭亡〃中国，西方也太不自量力了吧。曾国藩对此有自己的认识。他认为，洋人无非是贪利。同治元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委托英国人李泰国向英国购买兵船。李自作主张聘请了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为司令，自行招募了六百英国水兵，这些都违反了当初与清政府商定的章程。曾国藩对此给予了坚决反对和抵制，他上书总理衙门说：〃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更授以可凌之势；华人本有畏怯之素，而又逼处可怯之地。〃〃宁波、上海皆系通商之口，借兵助剿，不胜为笑，胜则后患不测。〃因而主张而不能借其力收复疆土。这能说曾国藩是卖国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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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节：风云突变（2）
广西出了大事之后，先后做过刑部、兵部、吏部和工部侍郎的曾国藩，对于这种事并不感到意外。为什么会导致革命势力一步步做大？曾国藩有着自己的思考。如果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内部腐败。
我们来看看曾国藩对当前局势的分析，便可以知道导致风云突变的根本原因何在。
曾国藩对当时局势的分析，在他的一篇广为人知的《备陈民间疾苦疏》中充分体现出来了：
一曰银价太高，钱粮难纳也。苏、松、常、镇、太钱粮之重，甲于天下。每田一亩，自一石五六斗至二石不等，除去佃户平分之数与抗欠之数，计业主所收，牵算不过八斗。而额征之粮已在二斗内外……业主只获其二耳……百姓怨愤，则抗拒而激成巨案，如湖广之耒阳、崇阳，江西之贵溪、抚州，此四案者，虽闾阎不无刁悍之风，亦由银价之倍增，官吏之浮收，差役之滥刑，真有日不聊生之势。
二曰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也……臣尝细询州县所以讳盗之故，彼亦有难焉者。盖初往踩辑，有拒捕之患；解犯晋省，有抢夺之患；层层勘转，道路数百里，有繁重之患；处处需索，解费数百金，有赔累之患。或报盗而不获，则按限而参之；或上司好粉饰，则目为多事而斥之。不如因循讳饰，反得晏然无事。以是愈酿愈多，盗贼横行，而良民更无安枕之日。
三曰冤狱太多，民气难伸也……臣考定例所载，民人京控，有提取该省案卷来京核对质讯者，有交督抚审办者，有钦派大员前往者。近来概交督抚审办，督抚发委首府，从无亲提之事；首府为同寅弥缝，不问事之轻重，一概磨折恫喝，必使原告认诬而后已。风气所趋，各省皆然。一家久讼，十家破产，一人沉冤，百人含痛，往往有纤小之案，累年不结，颠倒黑白，老死囹圄，令人闻之发指者。
上述三条，不难发现，既是当时风土突变的根本原因，也是广西革命之背景。
咸丰元年，新皇帝继位。历史上的咸丰皇帝被公认为〃平庸〃，也就是说算不上好皇帝，也谈不上是昏庸的皇帝。事实也是历史上绝大多数的皇帝都很平庸。但新皇帝登基，总有一番新气象，曾国藩的这一疏正是这一新气象下的产物，犹如万马齐喑之时突然爆发出一声巨响。这一年的十二月十八日，曾国藩以独特的眼光，向皇帝陈述了民间这三大疾苦。银价太贵，钱粮难纳；盗贼太众，良民难安；冤狱太多，民气难伸。应该说，作为一个站在清政府立场上的侍郎，他所说的这三大民间疾苦是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的民意。这一点毋庸置疑。
先看银价太贵、钱粮难纳这一大民间疾苦。曾国藩以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为例，给皇帝分析了其粮食税收之重。一亩田产稻米一石五六斗至二石不等，除开佃户平分及拒不交纳的数目外，种田人平均收入不超过八斗。应征二斗左右，漕斛、帮运费各二斗，这样只剩下二斗。问题还不在这里，如果这应交的六斗是交实物即粮食的话，老百姓还没什么话说。问题是，当时收米者不多，一般都是折算成银子上交。这样，里面就有一个看不见的黑洞在，因为把粮食折算成银子，这个换算价由政府说了算。政府把银价定高一点，那么所收的粮食其实就多了。由于政府不收粮食，老百姓还得先把粮食卖了换成钱；而粮价历来极贱，这样老百姓在卖粮时先吃一道亏；然而，政府还不收钱，还得把钱兑换成银子，老百姓又吃第二道亏。这样层层兑换就等于层层盘剥。一般情况下一石米卖三千钱。过去一两银子可兑换一千钱，一石米就可得三两银子；而今银价高，一两银子可兑换两千钱，这样一石米就只能换得一两五钱银子。因此，表面上政府税收数目不变，但暗地里却增加了一倍。这样一来，许多老百姓就交不起粮税。由于交不起粮税，地方官员要么施以酷刑，要么只能谎报歉收，前者则贻害百姓，后者则贻害国家。有的地方还出现了上半年就开征下半年的税，今年就把明年的税征完了。这样，继任者一来就面临着一个很大的缺口，为了堵缺口，后继者更加肆无忌惮。株连亲戚甚至强迫邻居代交税款的事情常有发生。这一大民间疾苦显然是政府政策方面的问题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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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节：风云突变（3）
再看盗贼太多、良民难安这一条。
自古以来，庐州、凤阳、颍州、亳州一带是强盗出没之地。最近强盗之风越来越炽烈，大白天抢劫奸淫，抓人绑票的事情时有发生。老百姓告到官府，官府派人缉拿，而地方上的头领却欺骗说强盗已经逃走了。于是官兵便纵火烧毁一些附近的民居，示威一番走了，或者杀掉监狱里的囚犯来冒充一下。强盗不仅没逃走，老百姓早已是倾家荡产。有时盗贼还和官府勾结，即便抓到了盗贼也被收买一通放了，更有甚者，还有的将无辜百姓诬为盗贼一伙，将他们抓起来关进监狱。四川陕西的盗贼首领就是这样的例子。南方则会匪猖獗，十家之中三家都是贼匪，一些良民也被迫入伙。地方官却欺瞒成性，原因之一就在于会匪太多，即便抓到几个，在押解途中多半又被劫走；而办案所需经费也是地方官头痛之事；倘若报了案而没有限期破案，地方官又有被参劾的危险，于是干脆都隐而不报，听任盗匪横行发展。事发广西的太平天国事件就是这样一件典型。当时的头头冯云山本来就被抓起来了，但一年多后竟然被疏通而放了出来。
再看冤狱太多、民气难伸这一条。
曾国藩做过刑部侍郎，自然对这一条了然于胸。他发现他代理刑部以来的案子，大大小小数百件，只有二件案子经查水落石出，其余的都被判为诬告。要么是原告申诉不实，要么是越级告状，要么是借建议之名挟制官府。哪有原告都理曲而被告皆理直的这样一种现象呢？这样一来，许多人不敢直接重新办案，或者以收买原告让他难进难退，要么替被告想方设法开脱。〃风气所趋，各省皆然。〃〃一家久讼，十家破产，一人沉冤，百人含痛。〃有的甚至是很明显的案子，都要拖它个几年不结案。黑白颠倒，有冤难伸，就是目前的现实。
有此三条，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要导致官逼民反的。第一条属于政策上的问题，第二、三条都属于吏治腐败的问题。这三大民间疾苦，是两千年来历朝历代都存在的问题，只是程度上有差别。这不是因为清王朝是由满州人统治而造成的现象，汉人做皇帝也不例外。在这个时候，洪老童生根本不察现实，根本不理解民生疾苦，而偏偏要〃革命〃，可见其目的并不在要救民于水火，而是要自己出口恶气，过一回做皇帝的瘾罢了。
应该说，这个时候的帝国，更糟糕的还不在此，而在于一种〃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什么叫〃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曾国藩在另一番奏折中就鲜明地指出过。这就是他在《应诏陈言疏》里面论人才转移、培养、考察之法时提到的以京官、外官为代表的吏治。他说：〃以臣观之，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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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我们不能不钦佩曾国藩眼光之厉害，分析之犀利，句句皆辟鞭入里之言，深谋远虑之计。这篇奏折写于道光三十年三月，他预料的〃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未出此年，即已尽皆应验。吏治如此，民心可知。
在《备陈民间疾苦疏》的开头，曾国藩就提到历史上的史实，隋文帝末年，国家最为富庶，然而天下大乱，是何故？汉昭帝时，天下最困，而国家慢慢安宁，又是何故？本朝康熙时期，起先16年间只有一年没有水灾，其余皆江河决堤，又有三藩之变，九省动荡，侵扰7年，财赋去半，国库空虚，然而国家没有分裂，天下没有大乱，又是何缘故？曾国藩归结为一点，那就是民心。民心在，则汉昭帝、清康熙皆能稳如泰山；民心散，则唐兴隋亡，恍惚之间耳。
我观历史，所谓民意者，其实并不只指老百姓，而恰恰指的是知识分子。在中国，知识分子集中代表了民意。中国的老百姓是最好糊弄的，有了吃有了穿，他们会山呼万岁；没有吃没有穿，他们可以当牛做马，可以卖儿卖女……而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起义是没有过的，有的只有那些平素不劳动（既不种田又不经商）的游民起义。中国农民，几千年来没有组织，没有发言权。好在不少知识分子出身于农民，他们懂得农民疾苦，是他们在为农民代言。曾国藩就算一个。所谓民意就是知识分子的呼声，所以历朝历代，统治者对知识分子是尽皆拉拢，或者斩草除根。
从曾国藩身上，我们还可以看到，虽然朝廷吏治腐败，但对国家命运的关注仍是无数知识分子的良心所在。民心仍然在朝廷一边。
这里顺带提一组数字，或许可以说明民心的改变。以盐税为例。光绪之前，每斗盐收东钱（盐税）8文；光绪元年，收240文；光绪五年，收480文；光绪十五年收720文；光绪二十年收960文。随着这盐税的数字水涨船高，民心却正呈反比例负增长，终于有一天，这盐税收不下去了，民心也就彻底丧失了。清帝国的丧钟敲响了。
◇欢◇迎◇访◇问◇BOOK。◇
第45节：卧龙再世……左宗棠（1）
敌友共依
很多人由他而起，出自他的门下，从此飞黄腾达，扬名古今；很多人一生忠诚地伴其左右，为了他和他们的事业出谋划策，鼎力相助，死而后已；也有人曾经是他的朋友，是他的学生，最后却弃他而去，甚至与他作对。这些人与曾国藩命运交织，既是他生命中的过客，又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卧龙再世……左宗棠
巡抚张亮基爱才、为人坦诚，又极为清廉，故当时深受林则徐的喜爱。在林则徐的极力推荐下，张亮基不几年就位居巡抚。但他是个文官，不会带兵打仗，而且当时的绿营兵既没有打仗的能力，又爱搅事生非，靠不住。湖南和其他各省一样，虽然吏治腐败，但毕竟有这么一个清官在支撑台面。但不久，张亮基官位升了，到武昌代理湖广总督去了，好在他在长沙时做了一件大事，用计赚来了一位鼎鼎有名的〃师爷〃左宗棠，此后曾国藩率湘军出省作战，这位〃师爷〃在湖南多为他募集军饷，或为他招兵，支持颇大。
在曾国藩尚在湘乡时，太平军压逼长沙，张亮基想到了一个人，此人便是后来名震天下的湖南人左宗棠。我们便先来说说这个人。
如果说刘蓉把曾国藩比做一只凤凰，那么左宗棠则确实是一条卧龙。在湖南士人间也流传着〃三亮〃之说。老亮罗泽南，小亮刘蓉，今亮便是左宗棠。〃亮〃就是指诸葛亮。
左宗棠是湖南湘阴人，生于1812年，比曾国藩小一岁。21岁中举人，一生所学皆经世致用之学，然而此人却一直未能再登科第。第一次会试不中，第二次本来已被录取为第15名，但因为湖南名额太多，故一刷就把他给刷了下来，取为誉录，就是抄写员。左宗棠不屑，拂袖而归，到醴陵渌江书院讲学。道光十七年，当时的两江总督陶澍也是湖南人，他借江西阅兵之际回湖南省墓。此人是有清一代有名望的重臣，也是湖南士人仰慕的榜样。经过醴陵时，县令请左宗棠为陶澍下榻之地写一副对联。左宗棠是作联高手，一挥而就：
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这副对联是有典故的。〃春殿语从容〃，是指道光十五年十一月，道光皇帝在乾清宫连续14次召见陶澍，并亲自为他少年读书的地方题匾〃印心石屋〃，此乃旷代殊荣，陶澍一直引以为豪。下联则表达了家乡士人对陶的景仰与期盼。因而，陶澍一见此联，赞叹不已，立即要见写对联之人。左宗棠本是一奇才，对这位家乡前辈也是仰慕已久，于是倾心请教，与陶澍畅谈一宵。陶自然对这位年仅26岁的家乡奇才另眼相看，同时预料他30年后一定会超过自己，遂定忘年之交。
左宗棠第三次会试依然落魄而归。在回家途中接到陶澍的信，要他前往南京，相托后事。原来此时的陶澍重病在身，想把自己的独子陶桄托孤于左，并要与左联姻。左感其知遇之恩，表示从此以后，再不参加考试，躬耕柳庄，以湘上农人终世。
未几陶澍谢世，左把他的独子接到安化老家隐居起来，并悉心教导。太平军进攻长沙之时，左宗棠和许多人一样为避兵灾，迁到湘阴城东一带的东山白水洞隐居。
这个时候的左宗棠全然以诸葛亮自比。他有两副对联，其一曰：
文章西汉两司马；
经济南阳一卧龙。
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