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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仕至议政大夫礼部侍郎。明代大理评事贺宗，为陈诉湘乡水患，拯溺救困，剖心沥血为民请命，朝廷豁减赋粮四千余石，邑人感恩戴德。清代御史谢振定，刚正不阿，敢忤权贵，一举焚毁权臣和王申妾弟违例轿车，时人誉称〃烧车御史〃，驰名天下。〃国藩尝取古今圣哲三十三人的画像赞记，以为师资。〃上述名臣为湘乡历代职官的杰出代表，对曾国藩为人、从政和治军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旧志云：〃湘乡为人文荟萃之区，形胜甲于他邑。〃元代，湘乡以民至万户升为州。自清代康乾以后，湘乡人户兴旺，至同治年间人口总数增至53？7万有余。是时正值湘军鏖战扩军，湘乡为湘军提供了充足的兵源。
湘乡自宋代始创县学以来，科举制度不断发展，为发掘人才起了重要作用。清代雍正年间，湘乡成为湖南人文最盛州县之一，县学由中学升为大学。至同治年间，凡科举中试为进士、举人、贡生者共774人。这些士人大多成湘军悍将。
湘乡曾氏家族祖籍却是衡阳。衡阳是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的家乡，船山之学对曾国藩精神上产生了重大影响。清顺治年间，曾孟学一家于衡阳迁居湘乡，卜居大界里。曾孟学是大界曾族的始祖，其人〃性情耿直，才略过人〃，在当地享有很高威望。曾族始入湘乡，家境并不富裕。世代后裔以勤俭立身，耕读传家。至第四代曾元吉时，积累了数千金的家业，盖有几处宅院，还在衡阳置田40亩，族人繁衍至25房，这是大界曾族的始旺。到嘉庆十三年，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又迁家到白杨坪。
大界曾族累世务农，是典型的耕读世家。堂屋神龛两侧对联云：〃奉祖宗一炷清香，必诚必敬；教子孙两条正路，宜耕宜读。〃这就是曾族祖传治家之道。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善于经营，创立八条家规，曾国藩归为八个字：书（读书）、蔬（种菜）、鱼（养鱼）、猪（养猪）、早（早起）、扫（打扫）、考（祭祀）、宝（敦族睦邻），后人戏称为〃八宝饭〃。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又把祖传家规撰为一首对联：〃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耕半读，但愿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并令曾国藩书写，教子传承先祖家风，不忘先祖寄托。曾族家规家风对曾国藩一生影响深远，他说：〃吾家代代皆有世德明训，惟星冈公（即祖父曾玉屏）之教尤应慎守牢记。〃在这里，曾国藩惟提祖父，没提父亲，似对〃世事不闻不问〃持不同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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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再破天荒（4）
曾族的耕读家规是造就曾国藩成材之始道。在古时，农民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耕是生计之本，离开了耕，就无以生存，但仅有耕，也难以致富。民间有句俗语：〃穷喂猪，富读书。〃儒家有条规矩：〃学而优则仕。〃读是致富的途径，为入仕的阶梯。凡人要致富，要入仕，惟有华山一条路：读书。因此，大界曾族自曾元吉稍富以后，治族以耕为本，以耕助读，诗书裕后，代代都有读书人。然而，由学到优再到仕，需要经历由秀才到举人再到进士的漫长历程。大界曾族几代人的接力赛，直到第九代后裔……曾国藩才跻身仕门，当上了京官。
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又名星冈，清太学生，由于早岁辍学，学业未成，〃壮而引为深耻〃。因此，把读书列为八条家规的第一条，很重视送子孙读书，〃令子孙出就名师〃。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深知其父的苦心，勤奋读书，但因天赋不足，16次应童子试都没有考中，直至43岁才考取秀才，尽管如此，也给族人和后代以极大鼓舞。曾麟书几十年的寒窗苦读，获得了入仕的最低文凭，却走完了他一生道路大半有余，而以后的仕途更漫长，更艰辛。他深知自己不是仕官料子，只能〃将艰巨付儿曹〃。于是，在家办起了私塾，专心督导曾国藩兄弟读书。曾国藩作为两代先辈的长子长孙，自然得到了更多的关爱。
曾国藩后来回忆自己的少年时期说，那时基本上就是除了读书还是读书，乡间世事都不必去管。虽然他的祖父、祖母等辈都一直从事着一些农村辅助性劳动，但他自己没有参加过什么生产劳动。然而，这并不妨碍曾国藩对农村生产劳动的重视，即便做了两江总督，家门鼎盛之际，他仍时时嘱咐儿女们要谨守耕读家风，在种田上下功夫，〃再辅之以书、蔬等〃八宝。
曾国藩天分并不十分高，但他勤奋好学。先是跟随父亲读了十余年，《曾文正公年谱》载〃公禀学于庭训者凡八年〃，而综合其前后记载推算应该有12年。到20岁时开始外出求学。先是到衡阳的唐氏家塾和湘乡的涟滨书院学习，继而在中秀才后进入湖南的最高学府长沙岳麓书院读书。在他14岁那年，曾国藩父亲的好友欧阳凝祉到他的家塾中访问，看到曾国藩所作的诗文，十分赞赏。其父也有意卖弄一下儿子的才学，便要欧阳命题考一考曾国藩。欧阳以〃共登青云梯〃为题命作一律，其实曾国藩自言〃最短于七律，其余诸体皆工〃，不想曾国藩即席赋成，让欧阳更加喜爱，觉得此子前程不可限量，便要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曾国藩为妻。二人一拍即合，此女当时9岁，便是曾国藩的妻子欧阳夫人。
在家风家学的影响下，曾国藩一生读书不辍。从读书之中，曾国藩读出了一般读书人所读不到的东西。一般读书人读死书、死读书，最后读书死；而曾国藩读常人所读的书却能读出一种精神来，即便是程朱理学那些教条式的语录，曾国藩读后也能把它运用到行军作战、为人处事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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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再破天荒（5）
曾国藩在30岁的时候，就将《易经》读通了，他多次在家书中说到自己在《易经》里读通了一个道理即〃削息赢满〃，也就是《易经》说的一阴一阳之道。
《易经》集中了中国古代最高的智慧，用阴和阳两个符号代表宇宙之间普遍存在的一种对立而相关的现象。比如说天和地、白天和黑夜、生和死、男与女或者是雄与雌、公与母，还有进与退、人生的顺利与坎坷。还可以推导出人之心与理、科学与艺术等这些宇宙和人类最值得关注的对立又紧密联系的现象，这是我们中国古人一个很伟大的发现。
曾国藩从中悟出什么东西呢？他认为一个人的功名、事业、富贵、地位、权势，一切好的东西可以把它比之为〃阳〃，那么一切坎坷、不利、退让、宽容、压抑，这许多方面则归之为〃阴〃，这两方面要互补、要调和。曾国藩很早就认为自己阳的方面很多了，他说已经做了中级官员之后，祖父、祖母、父母都在，而且还有儿子女儿，兄弟姊妹也都有，所以他就提出了要〃求厥〃，自己的享受、自己的功名享受要尽量少，这就是偏重阴的方面，来进行平衡。到晚年他干出很大的事业，阳已经不得了，所以他时时刻刻有一种恐惧之感，深怕因为阳刚太盛使自己陨灭，所以他说古来成大功大名者长寿的少，所以他求阴来补，所以退让、宽容别人、压抑自己，使得这种平衡尽量不要被破坏。这就为他后来出征洪秀全，虽屡败而不止，最后功成打下了思想基础。
因为会读书，故而曾国藩对读书人了解得格外通透。在他的军事生涯中，曾国藩一直重视培养、造就读书人。曾国藩建军的基本原则就是：〃选士人，领山农〃，他深信〃儒门出将，书生知兵〃，从而做到了兵为将有，以礼治军，培养出一支儒学色彩极浓、战斗力极强的新式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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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五唱朝阳（1）
五唱朝阳
一年之内，连升四级，一般只有在戏剧里面看得到，而今却实实发生在这个湖南士子身上。曾国藩何以能有如此殊荣呢？各种猜测纷至沓来。一种说法是，此人才具平平，然而却官运很好，当时，左宗棠就持这种看法。一种说法是，靠的是此人攀上了穆彰阿这棵大树，有了这个大靠山。野史记载，一次，朝廷传旨让曾国藩次日中午在养性殿等候召见。第二天上午，曾国藩在养性殿端坐一个多时辰，不见动静。正在纳闷之中，有人传旨说改在明天上午的养心殿见驾。曾氏颇为奇怪，便去请教他的座师、时任大学士的穆彰阿。穆也思考良久，此类事情从未有过，莫非皇上有什么用意？于是用三百两银子，买通养性殿太监，让他将殿内四壁所挂字画全部抄录下来送至穆府。他对曾国藩说，养性殿是收藏字画的宫殿，从来不是皇帝见臣工之所，赶快将这些字画记熟，定有大用。果然，第二天，皇上召见曾国藩，便问起先天在养性殿所见字画的情景，曾氏因而应对如流，深得皇上赏识，于是便青云直上。
果真如此吗？清代皇帝仅仅凭一个人对字画的熟悉程度就越级提拔？须知道光时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年轻的道光皇帝也不是那么昏庸，要这种人才于国家何益？上述说法，仿佛是说曾国藩的青云直上靠的不是真本事，而是一些历史学家所谓的〃阿谀奉承〃、巴结满洲权贵所得。或者仅仅是靠运气而已。
事实并不如此。曾国藩一生性格耿直，平素轻易不结交权贵。举个例子，当年八大臣辅政之时，肃顺权势中天，而曾国藩竟无一书信与他。而肃顺依然对他重用不减。在京时，作为礼部一高官，本来按例皇帝赏给大臣父母荫福的文书是不用曾国藩开口的，然而，由于曾氏不想花钱打点礼部办事人员，故而一纸文书一拖再拖。
曾国藩的〃进步〃，固然与当时的朝廷重臣穆彰阿等人的推荐分不开，但更主要的恐怕还在于他本人的努力。有清一代，对汉人的提拔，其要求往往要比对满人的要求高得多，严格得多。穆彰阿，还包括倭仁等人，对一个汉人的赏识，一方面说明两个民族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小，一方面说明此人必有过人之处。当时，满人对汉人在朝廷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一直心有不服，嫉贤妒能之辈大有人在。而要越级提拔一个汉人，倘若不能让满大臣心服口服的话，皇帝是万万不会这么做的。古往今来，无数能做到二品大员的人，差不多都到了两鬓斑白的年龄了。
细思曾国藩〃进步〃之谜，无出乎以下两条：一是进德，一是修业。道光二十二年，曾国藩给其弟的信中就写道：〃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在曾国藩看来，〃科名者，食禄之阶也〃，〃食之得不得，穷通由天作主，予夺由人作主；业之精不精，则由我作主〃。这里面讲到三个方面的因素作用在一个人身上：一是天意，一是他人，一是自我。天意从来高难问，曾氏笃信天命，凡成功一事，他必分一半功于天。他人则起着一种制约或者推动力的作用，所谓〃出门靠朋友〃即是此类。故曾国藩在京城之时，一是乐意广交朋友，二是遍求名师。曾氏早年朋友之多，范围之广，在他出征十余年间尽行可知。他自己说：〃师友挟持，虽懦夫亦有立志。〃他和朋友成天读朱子全书，谈修诚之事，于日记中检点自己的一念之差、一事之失，毫不留情；他拜理学大师倭仁为师，倭仁的声名并不好，但倭仁所教他二字〃研几〃之修身要诀，却成为曾氏终身受用的法宝，他佩服左宗棠的正是此二字。他向同乡前辈唐鉴虚心请教，唐鉴所指出的两点均为曾氏所接受，并终生奉行不悖：一是读书之法，文章、义理、考据三学问中，义理为首；二是静字工夫。这对于后来曾国藩行军打仗起到了莫大的帮助。而唐鉴深受咸丰皇帝的信任，一月之内连续召见他15次，征询治国之道。正是因为唐鉴向咸丰帝面荐曾国藩，朝廷才得以让丁忧在乡的曾国藩出山组建团练，经营湘军，而且唐鉴还为他打下了伏笔，说作为书生出身且久做京官不懂军旅疏于民政的士大夫，开始之时必然不顺，但皇帝对他要有耐心，相信他今后一定会成功。这样，曾国藩在出师之初屡战屡败，而朝廷依然信任他，莫不与此有关。另外，士大夫舆论，一定会对这种与皇帝身边的红人关系密切，且有师生关系的青年士人格外看重，这正是曾国藩拜师所得到的一些看不见的好处。中国读书人都有好为人师之癖，那些官位高有学识的人也自然对那些甘心拜己为师的人另眼相看，故穆彰阿竭力扶持曾国藩，其意在此。曾氏则从中学到了许多为官之道、为人之法、处世之方，益莫大焉。因此，他把这条经验归结为两句话……〃取明师之益，无受损友之损〃作为金针渡给自己的弟弟，要诸弟坚信，〃凡从师必久而后可以获益〃。告诫他们〃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入；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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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五唱朝阳（2）
与此同时，在京为官的曾国藩对远道千里从家乡湖南赶赴京城的读书人一概以礼相待，尽心资助，乐为善事，热心公益活动。他自己很快就得到了回报。当时曾国藩参加完散馆考试，就得了肺病。一病三个月，孤苦伶仃独自一人待在京城，幸好一个叫欧阳兆熊的同乡好友守在身边照料，又巧遇名医，得以死里回生。当时京城流传一句话：〃包送灵柩江岷樵，包做挽联曾涤生。〃此话虽为调侃，但从中也看到曾国藩的用心。给人做挽联，说起来是大材小用，一般心气高的士人不屑为之。殊不知，对于那些家有丧事的人家看来，此却是天大的人情，不能不铭记一生的。这些都可算做〃进德〃之列，为曾国藩在士林中获得较高的清望打下了基础。
修业一途，曾国藩尤为看重。〃刚日读经，柔日读史〃，每天坚持用楷书写日记，每天读史十页，每天记茶余偶谈一则，此三事从不间断。以此来培养自己的恒心。他自己后来总结道：〃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这一心得在今世仍然可资为金玉良言，座右之铭。
读书之余，曾氏又勤于作诗作文。诗文工夫到了他颇为狂妄自信、目无余子的地步。他说：〃吾作诗最短于七律，他体皆有心得；惜京都无人可与畅语者。〃然而，可贵的是，曾国藩并不就此沾沾自喜，而是从中探究到了作诗的门径，为学之要领。正是他这种脚踏实地的修业之法，为他奠定了后世桐城派古文的开新者。
故有此二途，使得曾国藩不同于一般的科举制下死读经书而不知变通与运用的读书人。曾国藩同样饱读儒家诗书、朱子理学全书，成为晚清一代有名的大儒。然而，他能把这些看似迂腐无用的儒家诗书在日常生活中、在半生军旅中发挥出天大的作用。
这种学问，后世称之为经世之学。咸丰元年至咸丰二年间，曾国藩先后14次上皇帝奏折，其中五道进言疏都是直接针对国计民生的。有谈人才培养三法的《应诏陈言疏》，有备陈民间三大疾苦的《备陈民间疾苦疏》，有规范货币体制的《平银价疏》，有议论兵事的《议汰兵疏》，更有敢冒风险直言皇帝三大流弊的《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尤其是最后一折，引来皇帝龙颜大怒，顿起杀机，幸得大臣相劝为之开脱才幸免。
这最后一件折子说的都是些什么呢？
从折子的题目来看，似乎是以歌颂〃圣德三端〃为主，顺带提醒皇帝要预防流弊。而从折子的内容来看，却正好翻了过来，〃圣德三端〃只是一笔带过或者说是虚晃一枪，落脚点却在后面的〃流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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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节：五唱朝阳（3）
到底是哪三端圣德呢？其一为〃敬慎之美德〃：〃臣每于祭祀侍仪之顷，仰瞻皇上对越肃雍，跬步必谨，而寻常莅事，亦推求精到，此敬慎之美德。〃其二为〃好古之美德〃：〃又闻皇上万几之暇，颐情典籍，游艺之末亦法前贤，此好古之美德也。〃其三为〃广大之美德〃：〃臣又闻皇上娱神淡远，恭己自怡，旷然若有天下而不与焉者，此广大之美德也。〃
任何一个人都喜欢听好话、赞美之话，皇帝自然不例外。这是人性使然。如果单纯看曾国藩所说的这三德，皇帝岂有不欣喜之理，又何至于起杀机呢？难道这皇帝不想听阿谀奉承的话？
非也！上面说过，此三德只不过是曾国藩虚晃一枪，为后面他要讲的预防流弊张目。接下来，他在每讲一圣德的下面，笔锋一转，便大谈流弊。
与这三圣德相对应的恰恰就是三流弊。如在〃敬慎之美德〃后，笔锋一转便成了〃而辨之不早，其流弊为琐碎，是不可不预防〃；在〃好古之美德〃后，一转而为〃而辨之不细，其流弊徒尚文饰，亦不可不预防〃；在〃广大之美德〃后，一转而成〃然辨之不精，亦恐厌薄恒俗而长骄矜之气，尤不可以不防〃。
至此，方明白，原来曾国藩所要讲的恰恰是美德之反面〃流弊〃，直接指责当今皇帝所存在的三大流弊，这真是胆大包天了。就这一奏折，唐浩明先生指出曾国藩行文的五个特点：指责过头、小题大做、借题发挥、越职代言、词锋峻利。细察起来，只有最后一点〃词锋峻利〃比较中肯。
说他指责过头是不当的。在三大流弊的帽子下，曾国藩确实列举了这位登基才15个月的新皇帝在用人行政上的13处失误，而尤其是广西用兵不妥的大问题。这难道不是流弊，不值得指责吗？须知历来大错都是小错铸成，才做皇帝就出现这么多问题，此时不指出更待何时？
说他借题发挥也不当。〃好古〃固然可以视为一种美德，但问题是〃好古〃的实质。奏折中所说新皇帝的〃好古〃一是好读古书，一是好效仿古人娱乐。这本也无可非议，但问题是皇帝太好古了，便必然耽误〃时务〃，舍时务而好古，不是〃徒尚文饰〃又是什么？以至于年纪轻轻，才21岁的小伙子便要出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