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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也着手教育体制的改革，集中优秀师资，创办藩学所，以政府的名义引入西方的先进文化，它是第一个由日本官方创办的专攻外国文化的综合性学校，也是日本最大的洋书收藏中心，它孕育了日本近代综合性学府的雏形，培养了大批维新人才。
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了大刀阔斧地“欧化”，政府亲自出马指导教育改革，以西方国家为模式，建立起现代教育制度。日本政府先后实行过多种教育体制，1872年，在参考了法、德、荷、英、美等国家的学制后，文部省颁布《学制》，希望日本的教育也能像法国的一样，具有高度的划一性和强制性。1879年《学制》废除，《教育令》生效，该令以美国的教育制度为样板，以自由主义为基础，推动了日本教育体制的深化改革。1886年《大学令》颁布，同时制定了《师范学校令》、《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和《学位令》，以立法的形式规范了日本的教育体系，这些法令被统称为《学校令》。
此外，日本政府还增设了29所高校，承认私立大学的合法地位，日本教育体制的转型正式完成，日本的文化结构转型也基本完成。
政府和民间教育机构的改革的双重作用让日本教育体制成功实现了转型，日本“欧化”发展到一个新的层次，这要归功于现代知识分子的先知先觉，他们对“欧化”的坚持和执着，让教育机构的现代化转型顺利完成。
明治维新的过程就是“欧化”的过程，明治时期的三大结构即自由主义、平民主义和国家主义，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知识分子对“欧化”的态度都不相同。明治时期的“欧化”可以被分成3个历史阶段，即明治政府统治的最初10年；明治二十年代及明治三十年代。在这3个阶段中，知识分子都发挥了很大作用。
明治初年之后的10年的是介绍西洋思想和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起阶段。这时的日本刚被打开国门不久，猛然间意识到自己落后了世界一大截，开始奋起直追，最大限度地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和思想模式，在日本掀起了思想启蒙运动。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事件当属“明六社”的创立和《明六杂志》的开办，“明六社”的创始人福泽谕吉、西周、津田真道、加藤弘之、中村正直、西村茂树、森有礼都对封建主义大加批判，大量引进西方国家的理论，例如：英法系统的实证主义和进化论，英国的功利主义，法国的“天赋人权”说和“社会契约论”，德国的君主立宪制等。
以“明六社”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无疑是“挺欧化”的主力军，但其全盘西化的主张也难免让他们的学习流于盲目和浅浮，单纯地效仿西方国家的民主运动让自由民权运动一度陷入困境，因此，明治二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开始对之前的学习态度进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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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挺欧化”与“反欧化”（4）
这一时期，有人指出了全面“欧化”的弊端，的确，对西方诸国的思想不加选择地吸收很容易引起日本思想界的混乱，由于国际局势变幻莫测，人心惶惶，日本人对未来已经备觉迷茫，思想上的混乱很容易扰乱国家政局，为日本带来更大的灾难。一些对日本传统文化情有独钟的学者更不满对西学盲目崇拜的社会风气，认为日本若想自信地傲立于世界之林，首先要树立对自己文化的自信。
明治二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不再像从前那样照搬西学，他们一方面深入探究欧美文化的精神价值，一方面挖掘日本传统文化的闪光点，试图找到二者的契合点。德富苏峰是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他创办“民友社”，力求彻底“欧化”日本国民精神，以《国民之友》为阵地，深入细致地向日本青年解读西学。
三宅雪岭和陆羯南则刚好站在德富苏峰的对立面，他们对西学大举进驻日本的现状深深忧虑，生怕来势汹汹的西学泯灭了日本民族的个性，因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不仅要有独立的主权，也要有独立的民族精神，与众不同的民族文化。同时，一旦那些习惯了被压迫的底层人民的民主、人权意识被西学唤醒，日本的国内矛盾势必被激化，外忧尚未化解，再有内患来袭，日本的前途愈发不容乐观。虽然陆羯南也认识到“欧化”是日本发展的必经之路，并在《日清欧化主义》中详细论述了亚洲国家要想摆脱落后的状态，只能依靠“欧化”，但他又额外强调“欧化”是为了保住“本国固有文化”，因此绝对不能“违背国民性”，他试图用国家主义约束“欧化”。
这一时期，“挺欧派”和“反欧派”势均力敌，都有为数不少的支持者。
德富苏峰的思想在甲午战争之后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日本对外战争的胜利和社会中逐渐弥漫开来的民族主义思潮，感染了德富苏峰。他开始鼓吹国家主义、权力主义、帝国主义，在他看来，日本和德国一样实行着君主立宪制政体，在德国大行其道的国家主义当然也可以在日本畅行无阻。
到了明治三十年代，内村鉴三、中江兆民、木下尚江、幸德秋水又向日本社会引入了社会主义思想，遗憾的是，由于对马克思等人理论的了解不够透彻，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在政府的残酷镇压下受到重创，元气大伤。
日本的知识分子在日本“欧化”的过程中不断地反思和修正，讨论着如何才是适合日本的“欧化”形式；讨论着日本的民族主义在“欧化”中的去留问题；讨论着“欧化与传统”、“制度与精神”、“国权与民权”、“民主与专制”之间如何才能更好地协调发展。对于“欧化”没有人消极的争论是对还是错，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们都意识到“欧化”对日本的必要性，大家只是在具体的问题上存在或大或小的争论。
明治维新时期的知识分子可以分成不同的派别，一个是英国派，这一派以福泽谕吉、森有礼、中村正直为代表，他们主张在日本推行英国的功利主义；另一个是德奥派，以西村茂树、加藤弘之、伊藤博文为代表，主张日本像德国、奥地利那样实行国权主义；而以板垣退助、植木枝盛、中江兆民为代表法国派，则希望日本能发扬法国式的自由主义；德富苏峰、内村鉴三、木下尚江、幸德秋水、片山潜被称作“美国派”，强调美国的基督教博爱主义；此外还有以三宅雪岭、陆羯南为首的国粹主义、国家主义，竭力捍卫西学冲击下的日本传统文化。
这些知识分子虽然观点不同，但目的无非都是为了实现日本的国富民强，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深入政治体制内部，成为政府要员，并在其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实现着强国理想。
但同时，他们对国家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和顽固的旧势力又表现出妥协软弱的一面，这集中体现在一些团体派系的论争上，这些论证多聚焦在“制度和精神”层面。其中规模最大的当属“德育论争”和“明治民法论争”，“明治民法争论”围绕着封建家族制度进行，论战的结果是废除一些落后于时代的典型封建产物，如一夫多妻制，并且给予妇女离婚的权利，逐渐向现代化的社会制度靠拢。虽然在这些论战中知识分子讨论得异常激烈，但最终的结果还是一些论战双方妥协的结果。
幸运的是，不管这些知识分子的主张是激进还是保守，都能得到为数不少的支持者。“欧化”时期的日本知识分子将国家在世界中的未来发展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不过几十年的时间，就实现了日本的富国强民，日本人也开始自信满满地宣称日本是和欧美国家一样的文明国度，只是跨入强国行列没多久，日本就走上了“不文明”的对外侵略道路，正如它曾经积极学习的西方国家一样，在侵略他国方面，也亦称得上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日本人认为，每个人到世上都是为了完成某种使命，出生在忧患时代的日本知识分子，很少将时间浪费在生不逢时的感慨中，国家的危难激发了他们的斗志，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为日本争取平等，终于在1911年成功地修改了不平等条约，这也意味着通过“欧化”的手段实现国家的富强在日本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日本知识分子在“挺欧化”和“反欧化”的交锋中完善自己的理论，并为它的实现做出最大的努力，无论他们的理念是否实现，成功摆脱了被侵略、被瓜分命运的日本是对他们最大的慰藉。
三、脱亚入欧，大国心态的膨胀（1）
在19世纪末这样一个变化多端的时代，国际格局的变化尤其迅速，1875年中国和日本还经受着同样的灾难，《文明论概略》中也认为，这两个国家都同样身处半开化状态，但到了1885年，中国依旧疲弊，日本却已然强大，《脱亚论》中的日本是“移向西洋文明”的国家，而中国、朝鲜还在原地踏步，仍旧停留在半开化的水平。
日本和中国都经历过漫长的闭关岁月，尤其在19世纪中期，中日两国的遭遇也格外相似，西方人的坚船利炮在大举进攻中国的同时，也没有放松对日本的威胁，中国的清政府和日本的幕府也都有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屈辱经历。
侵略亚洲的西方国家，尽管在历史上也有过不少激烈的矛盾纷争，但在瓜分亚洲一事上却表现出出奇的团结，互以伙伴相称，但这种团结对亚洲国家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弱肉强食是丛林法则，狼在吃羊时从不会询问羊的感受，在这些向来信奉自由平等的列强眼中，脆弱的亚洲国家没有主权可言，他们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肆意制定不平等的规则，劫掠亚洲财富。所谓的国际正义，在这样一个残酷时代，只存在于弱者的呐喊中。
日本是世界上最奇特的民族之一。有着丰富战乱史，为武家所治的日本人崇拜强者，鄙视弱者。二战后进驻日本的美国士兵惊讶地发现，日本的老老小小竟夹道欢迎他们的到来。此时的日本没有为西方人的入侵哀叹太久，他们意识到和强者的差距，意识到亚洲的疲弱，他们开始向西方靠拢，试图从衰落的境遇中挣脱出来。
学习他国长处是日本人的传统，西方国家的大举入侵让日本人对明治天皇的维新大力支持，正如1000多年前的大化革新那样，全盘西化后制度的优越让日本成功地从伤痕累累的亚洲脱颖而出。“失之于欧美，补之于亚洲”是当时日本国内较为盛行的一种声音，既然挥舞着枪炮的西方人是强者，而亚洲各国如此脆弱，与其和亚洲他国绑在一起任人欺负，不如加入西方侵略者的队伍中去。日本的资源本不丰富，日本的领土十分狭小，侵略正是壮大日本的好方法。于是，日本像西方列强一样，大摇大摆地对周边国家发动侵略，先后和朝鲜、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如《日朝修好条规》、《马关条约》、《中日通商行船条约》等。
福泽谕吉是对近代日本意义重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头像甚至被印在了日本最大面额的万元钞票上。早年曾游历欧美各国的他对西方人的侵略理论颇有心得，极力主张日本走“脱亚入欧”的道路，并于1885年专门写了《脱亚论》系统地阐述自己的思想，这让原本就尚武好战的日本大受鼓舞。
福泽谕吉认为，此时的日本已和几十年前那个被欺凌蹂躏的日本挥别，其国民的精神已经从亚洲的固陋中摆脱出来。日本跨入了西洋文明之中，而日本的邻国中国、朝鲜在多方欺压下又绝不会强大起来，在这个交通如此便利的时代，这两个一直对日本意义重大的国家虽然也耳闻目睹文明事物，却依然无动于衷，“其迷恋古风旧俗与千百年无异，面临文明日新的活舞台，傲然无自省之观念”。
当时的中国和朝鲜于内是一个时代的行将灭亡，于外被强国瓜分的命运业已注定。在近代亚洲率先强大起来的日本，感觉自己正处在十分尴尬的位置上，生怕有和中国、朝鲜类似的命运，被西方国家纳入侵略的计划中来。为了不让别人欺负自己，日本必须尽快脱离亚洲，“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
《脱亚论》道出了日本人的忧虑，也暗合了日本人的心意，明治维新的成果来之不易，日本强大了，然而和野心勃勃的西方联军相比，又显然强大得不够。一向为日本人尊崇的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后的种种惨况让日本人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对西方人的恐惧和对亚洲邻国的鄙视交融在一起，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开始认同福泽谕吉的观点，主张“脱亚入欧”的声音日益高涨。
信奉武士道的日本人本来就推崇“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行事风格，并把这种风格当成可贵的个人品质，福泽谕吉恰恰出生在一个下级武士家庭，他的爱国论不可避免地渲染上武士道的色彩。但这种没有道义作根基的爱国心，却为后来的世界，也为日本自己埋下了祸根。在福泽谕吉眼里，所谓爱国本身就是一种自私之心。他认为日本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正如海难中率先登上救生艇的人，可以将其他企图爬上救生艇的人推落水中而不受法律惩罚一样，日本为了自己的生存，不顾世俗道义也无可非议。
没有人能怀疑福泽谕吉的拳拳爱国心，1834年出生的他，对日本被列强欺凌惨况沉痛万分。他愤怒于列强的蛮横，认为日本虽然弱小，但也拥有着和西方列强一样的国家权益，他还在《文明论概略》中大力号召日本人保卫国体，伸张国权。
爱国之情越强烈，保卫国体之心便越坚定，伸张国权的力量也就越大。他认为爱国的方法有很多，且越多越好，不必为道德正义拘泥。人间世事变幻莫测，历史大变革中的人间世事更是如此，福泽谕吉曾感慨道：“昨天恼火之事，今天就变成可喜之事，去年欣喜之事，今年便成为忧虑之事，得意的变作担心，乐园变作苦境，仇人可以成为朋友，外人也可以成为兄弟，为了相同的目标，同甘共苦。”维新后的日本有各种各样的可能，它今日的强大不能保证日后不受欺辱，若因国家利益所需，变昨日的敌人为今天的友人也未尝不可。
日本向西方学习走上了富强的道路，又向西方学习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眼看着西方列强凭借着武力上的绝对优势，收获巨额财富，日本怦然心动。那个曾经在《劝学篇》里怒斥西方国家侵犯弱小行为，高呼“日本也有和西方国家同样权益”的福泽谕吉，忘记了亚洲的其他国家也有不容侵犯的国家权益。
“国际交往中只有两条道理：要么消灭别人，要么为他人所灭”，曾经受侵略的一方，渐渐萌生了侵略他人的野心。虽然起初，福泽谕吉号召日本人团结一致，齐心对外不过是为在这纷乱时代中求得自保，但随着日本国力的强大，福泽的这一主张愈发向侵略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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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脱亚入欧，大国心态的膨胀（2）
日本一直生活在中国的光环之下，虽然也有对外扩张的举动和野心，但却从没敢动侵略中国的念头，最多偶尔滋扰中国的沿海城市。然而时移事异，鸦片战争后，中国便成了列强们瓜分蚕食的要地，和中国隔海相望的日本终于按捺不住。或许在那时的福泽谕吉看来，中国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各国都忙着从中国身上榨取油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和中国如此接近的日本怎能放过这大好机会？福泽谕吉对民族的自信逐渐演化成自大，自大又变成侵略的决心。
福泽谕吉在《通俗国权论》中称日本是亚洲最先步入近代文明的国家，东洋诸国的文明中心，是亚洲和西洋国家抗衡的最重要力量，日本要担负起“保护”亚洲的责任，伸张国权。既然“百卷国际公法不如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对外战争当然成了伸张日本国权的首选方式。可日本人也清楚地知道，此时的自己尚没有力量和西方列强开战。因此，战争的目标就锁定在中国和朝鲜身上。
虽然福泽谕吉本人认为爱国可以不分是非，也可以影响许多日本人不分是非地爱国，但在侵略之前，为侵略正名，将自己打扮成“正义之师”，却依旧是必须为之的工作。在《通俗国权论》里，福泽谕吉将日本美化成传播文明之火的使者，告诉人们日本和那些蹂躏中国的西方列强不同，日本不是要侵略中国、朝鲜，而是要帮助这两个国家进入近代文明。而武力，只是督促这两国进步的不得已手段。为了宣扬这种被美化了的侵略观，福泽谕吉笔耕不辍，定期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评点时事，展望将来。
其实早在明治政府成立初年，日本就有大臣提出侵略朝鲜的计划，但这一计划很快遭到了正致力于推动国内变法的明治政府的否定。但仅在10多年后，政府对待朝鲜的态度就有了极大的变化，这一方面由于日本国内矛盾层出不穷，而对外战争正是凝聚民心、转移内部矛盾视线的最有效手段。另一方面也由于俄、英等国加快了对日本周边国家争夺的进度。
日本不想坐以待毙，不甘静观西方人在自家周边肆意而为，于是便于1875年9月进军朝鲜，一举侵占了江华岛。西方列强虽强调彼此之间是伙伴关系，但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因此对日本的侵略之举并没有过多阻挠。譬如对美国来说，日本比俄国更容易控制，日本对朝鲜的侵略刚好可以遏制住俄国的势力。让美国没有料到的是，日本的野心不只是朝鲜，侵朝不过是其向中国进军的前提。1876年，日本以当年被迫和美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为蓝本，强迫朝鲜方面签订了《江华条约》。
福泽谕吉的《通俗国权论》写于1878年，刚好是日本发动侵朝战争的3年之后，它美化了日本的侵略行径，也反映了日本迅速膨胀起的野心。
有侵略的地方，就有反抗。1882年7月，朝鲜的爱国志士袭击了日本公使馆，远在日本的福泽谕吉很快对此事做出回应。他接连在《时事新报》上发表文章，要求日本政府用武力对付朝鲜“暴民”，他称这些朝鲜志士为“文明之敌”，认为他们的存在是日本“播撒文明”进程的一大障碍，日本以武力镇压这些人的反抗，天经地义。
值得一提的是，福泽从来都知道对一个国家来说，文明和独立缺一不可，并曾经撰文告诫同胞，缺乏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