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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国家土地和人民的实际拥有者、控制者，是国家政治的中心，是现代民主国的总代表。北一辉将第三阶段称为“民主国时代”，并认为明治维新后，日本就已经进入了这一时代。由此，他指出时代变了，天皇的地位变了，人们的观念也应该随之转变，“国民的天皇”应该取代“天皇的国民”。
在政治改革中，北一辉不单对国体进行了重新定位，将天皇作为国家改造的执行者，还对内阁制度提出了改进方案。首先将皇室的财产收归国有，由国家统一分配皇室经费；其次是净化内阁成员，完善内阁组成，不允许军阀、吏阀、财阀、党阀参与到内阁当中，保证天皇权利不会被削弱；然后改革选举制度，在众议院的选举中只有25岁以上的日本男性公民才可以成为议员。为了体现选举的平等，符合条件的日本男性公民都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同时女性公民也有参政权。这是北一辉在政治改革中体现出的进步的思想。此外，他希望有专门的机构对众议院进行监督管理，这个机构就是审议院，并认为日本应该在建立审议院的同时废除贵族院，废除天皇和国民之间的障碍——华族制度以及那些限制国民精神的相关法律。
经济是国家发展的基础和命脉，是军事的后盾，只有经济强大了，才能构筑起坚固的国防屏障，才能实现对外扩张。北一辉的国家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大资本国家的统一”，即限制私有财产，实现生产和经营的国家统一管理。为了达到高度统一，北一辉主张不论是土地还是资产，都要由国家进行严格的监控限制。日本国民所拥有的财产不能超过300万日元，超出的部分应全部上缴给国家。同理，任何一个国民拥有的土地都不能超过时价3万元，任何一个私人生产者所拥有的生产规模必须在10000万日元之内，超出的部分无论是土地还是财物都要收归国有。在地方上，由乡军人团负责调查监控个人财产信息。
北一辉之所以会有这种“大资本国家统一”的思想，主要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私有至上的思想的双重影响。北一辉认为在工业现代化道路上，日本迫切需要走托拉斯和卡特尔工业道路，即实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为此，他提出对现有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调整生产结构，新建银行部、航海部、矿业部、农业部、工业部、商业部、铁道部等7个部门，以方便国家掌控经济。北一辉的经济改造的思想基础实际上就是国家战时统制经济的理念。
在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造上，北一辉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他要求保障劳动者权益，建议实行8小时工作制以及节假日实行带薪休息制，并禁止15周岁以下的幼童劳动，认为妇女在劳动上享有和男子平等的权利。此外，北一辉还特别提出要保护国民的受教育权，要求政府强制规定所有5周岁至15周岁的男女一同接受教育，提高日本国民的整体素质。同时，学校还应该为学生提供免费的教科书和免费午餐，以便穷人家的孩子也能享受教育。而为了扬日本国威，他主张废除英语教育，要求学校将世界语作为学生的第二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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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国家改造”与“超国家主义”（2）
受西方人权理论影响，北一辉明确提出要保护日本国民的人权，国家在限制国民私有财产的同时也要保护他们的财产，并对那些对国家做出突出贡献的人予以物质上的奖励，例如在养老金上予以额外照顾。
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思想家在畅谈政治时，都会或多或少地涉及军事，北一辉也不例外。国土狭小是日本人的心病，在《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中，北一辉把对外扩张当作军事改造的重要内容，他觊觎着朝鲜的领土，妄图将其变成北海道的兄弟“西海道”，他又计划着把中国台湾变成日本领土的一部分，并野心勃勃地策划着如何逐步吞并澳大利亚、西伯利亚等地，把蚕食他国当成显示本国力量的手段。北一辉非常清楚，日本要扩张，就要拥有所向披靡的军队，于是提议改造日本的军事体制，完善征兵制，认为国家应该将当前实行的征兵制永远地维持下去，不断地为军队输送新鲜血液，以便更好地争取国际生存权，加快发展。
让日本成为“地球上唯一的大日本帝国”是北一辉的最终目标，在他看来，世界是个大政府，日本无疑要成为这个大政府的领导者。北一辉坚信日本有对外扩张的权力，国家不仅应该为保护本民族的权力开战，还要为那些正饱受强族欺凌的其他民族开战，那些“不法占有大片领土，无视人类共存之天道的国家”都是日本征讨的对象。这样一来，将中国和印度划分到日本的势力之内的军事扩张的性质，就从侵略变成了正义，是为了维护印度的独立，保全中国的领土，而对西伯利亚和远在南太平洋的澳洲战争也成了理所当然。在北一辉眼里，战争是实现和平的必须手段。他的这番理论自然赢得了下定决心走侵略路线的日本政府的好感，并在后来成为日本军部法西斯的指导思想。
论述完国家改造计划，就要思考改造的途径了。北一辉认为，没有比“武装政变”更有效、更迅捷的改造手段，日本的改造需要国家元首和全体国民同心同德，武装政变可以调动起整个社会的意志，凝聚集体的力量实现改造。
北一辉的改造计划确有不少进步之处，比如废除华族制度，在日本推进###，保护劳动者，保护公民的受教育权，维护国民的自由……但是，有好的理念未必会有好的结果，能否如愿以偿地实现改造，关键要看改造手段，手段运用不当，往往适得其反，给国家带来莫大的灾难。在今天看来，北一辉的改造手段显然称不上合理。
改造计划的很多内容都以维护百姓利益为出发点，但改造在进行过程中却又有意将百姓排除在外，天皇和青年军官承接了整个国家的改造任务，在国家中占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只能被动地接受改造，他们的要求和期望不可避免地被忽视了，这决定了改革最终只会向有利于改革实施者的方向进行。日本后来的境遇正说明了这一点，改造让日本像绽放开来的火花一样，在一瞬间格外绚烂，因改造而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法西斯势力让日本一度不可一世，在世界横行霸道，比曾经欺辱过它的西方列强有过之而无不及。
日本的另一位思想家森岛通夫评价说，但凡依靠平民力量革命的国家，革命之后建立起资产阶级民主和国际主义原则的政府的可能性要高得多，而一个由军队主导革命的国家，在革命后则多不免成为民族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国家。因为，战争是军人的舞台，为了保持自己在国家中的绝对威信，军人需要战争，以便让全体人民都投身于战争中接受自己的统领。
然而，分析北一辉的思想，其选择军人为推进国家改造的骨干却也是必然。北一辉向来提倡“超国家主义”，为了日本一国之利益，可以无视侵犯他国的利益，而他的国家改造方案也有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倾向，比如大力呼吁“为了获取澳洲及西伯利亚向其所有者开战”。
日本人的性格中本来就有极端的一面，20世纪在20年代格外盛行的“超国家主义”更是将这种极端发挥到极致。和明治时代积极学习西学的社会氛围截然相反，当时的一些日本学者在颂扬本民族文化的同时，对外来的思想不屑一顾，甚至不分青红皂白大力抨击。日益壮大的右翼团体在制造恐怖事件的手法越来越娴熟，其气焰也日益嚣张，几乎整个国家都淹没在民族之上主义、世界政府主义的呼声中。
虽然马克思列宁等人的社会主义学说的进入为日本带来了几缕清新空气，引起了如北一辉等不少思想家的注意，其中的不少理念也被他们接受采纳，但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在这个举目便见强国欺凌弱国的时代对人的影响更大。北一辉便是如此，与其说他受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影响，不如说他用该学说的某些内容充实自己的“超国家主义”。而尽管他经常自称是社会主义者，但实际上从没有参加过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
20世纪初，日本出现过不少因精神痛苦绝望自杀的人，1906年北一辉特地写作《自杀与暗杀》一文，对这种现象加以分析，他不赞同自杀，更倾向于“革命的暗杀”，并因此文赢得了如“血盟团”等惯常采用暗杀手段达到目的的右翼团体的信赖。《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中的“武装政变”可以看作是“革命的暗杀”的升级，同属“恐怖手段”，也是信奉“超国家主义”的人大多认同的革命方式。
北一辉“超国家主义”的国家改造思想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天皇机关说”，他没有像从前的学者那样单纯地将天皇看作一个统治者，而在探讨天皇是否名副其实的窠臼中打转，他把天皇当成拥有至高权利的国家机关，认为只要国家需要，天皇就可以尽可能地行使职权，而强调“万世一系的皇室就是日本不变的国体”，只会让天皇重新沦为国家的傀儡。
另一方面，他又不断扩展着“天皇机关说”的范围，延伸着“国家”的概念，想象着日本成为“世界联盟”的盟主。而要让整个世界都听从日本一国的命令，日本就要以“正义之师”的名义，用武力让其他国家臣服，要“积极地对外开战”。有“超国家主义”思想做纲，北一辉的国家改造必将让日本成为法西斯国家。
《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是北一辉“超国家主义”思想的产物，也是20世纪前叶国际社会大动荡的产物。第一次世界大战拉开了原本齐头并进的西方列强间的差距，有的国家因战争穷困潦倒，有的国家因战争萎靡不振，有的国家则大发了一笔战争财，欧洲人的大混战，让一直担心重蹈中国被瓜分命运的日本有了宝贵的发展契机，日本经济突飞猛进，甚至出现了垄断组织，开始大踏步地向垄断资本主义迈进。北一辉国家改造方案提出之时，民族解放运动、民族独立运动、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都如火如荼，日本国内也正进行着###运动，尽管少有人像他一般提出具体的“改造、解放”方案，但要求“改造国家”的大小社团却拔地而起，北一辉也和大川周明等人组建了日本第一个法西斯团体“犹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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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国家改造”与“超国家主义”（3）
日本社会必须改造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日本的强大和民主运动蓬勃开展让以“超国家主义”为指导，以马克思列宁思想充实起来的国家改造方案很快便深入人心。《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在1923年时被更名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日本的青年将校会还称该书为日本的“圣经”，对北一辉推崇的“超国家主义”更是顶礼膜拜，将其作为“全体精神统一律”。
后世的学者曾站在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为什么“超国家主义”的理论在日本如此风靡以及北一辉的改造大纲大受欢迎的原因。法国的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动荡不安的19世纪末写下了《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书中着重探讨的“群体心理学”很适合解释上述问题。
勒庞认为，19世纪是酝酿着社会大变革的动荡时代，思想、信仰都不由自主地发生巨大变化，人类的思维结构也在这种冲击下发生转变。在瞬息万变的残酷现实前，人们开始怀疑，甚至抛弃自己的信仰，却不知这些信仰，包括宗教的、社会的、政治的，恰恰是人类文明诸要素植根的土壤。而在这些旧信念崩塌的同时，现代科学和工业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存环境，也催生了许多新的思想。一战爆发了，隐含着多种矛盾的大正时代，让保守的日本人开始从全新的角度思考世界，他们的思维方式开始转型。
心理学认为，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一群人会突然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这些新特点甚至是组成这个群体的个人不曾具备的。人们的思想感情不约而同地转向一致，并自觉消除掉自己的个性，生成一种集体心理。这种集体心理反过来统摄了群体中人，成为他们行动的支配者。大正时期一时兴起的各种政治团体，都可以看作某种“心理群体”。
群体的力量总能让人出乎意料，北一辉的“犹存会”和“超国家主义”，主导了日本二战前的社会体制的建立。
正如之前所说，超国家主义的信奉者多倾向用恐怖手段改造国家，北一辉就极力推崇暗杀和武装政变。而政治意义的暗杀和武装政变本来就不是一两个人所能完成的，都需要集合集体的力量。勒庞曾说，群体是冲动的，易变的，急躁的。一个人作恶尚且会顾忌社会道德和他人的评价，很多人一起作恶就无所谓道德良知，甚至社会机制也无力约束，中国曾有句古话——“法不责众”，可见“众”力之大，连疏而不漏的法都无力追究。
人性是集合了善恶的矛盾体。勒庞曾感慨，一个人很容易抵制恶的诱惑，但当他成为群体的一分子，群体中的其他成员就会成为他力量的源泉，一旦他产生了犯恶的念头，这种念头就会无所顾忌地滋长，直到左右了他的行为，让他表现出出人意料的残暴，摧毁所有阻碍他宣泄恶行的事物。
群体中的人，很容易忘记作为个体的自己，淡漠了个人的利益、目标。大正末年，为“超国家主义”感染的青年将校们，制造了多起恐怖暗杀事件，他们冲动激进，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不自觉地为焦躁的群体心理驱使。如果将他们割裂开，将“青年将校”这一群体瓦解，让其中的成员重新变成一个个“个体”，他们未必会肆意妄为。
这些青年将校，就是北一辉《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中“武装政变”的主力。从1922年开始，即《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完成后的第三年，这些青年将校就开始热情饱满地在暗地里研究“国家改造”了，他们竞相传阅北一辉的作品，将北一辉视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北一辉的主要理论也很快成为他们的“群体心理”。勒庞指出，不管是政治、神学，还是某种社会信念，若想其为群众接受，就必须用排除了危险的宗教形式。大规模的群体运动总是和宗教运动格外相像，青年将校对国家改造方案的狂热，又和宗教极端分子的偏执一般无二。
此外，一种思想若要成为某个群体的“统一精神”，就必须有和这个群体相契合的地方，20年代初，在日本国内生机盎然的绝非“超国家主义”一种思想，青年将校选择它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不出于偶然。
青年将校在为“超国家主义”影响之前，就是一个团结的群体，他的成员多出自社会中间阶层，例如小工商业者、小官吏、工薪阶层、自由职业者、在校学生，他们无需像下层百姓那样终日为生计操劳，有充裕的时间讨论政事，他们的背景相似，观点相近，很容易形成共同的政治心理。他们是军人，有一定的社会优越感，尽管暂时不用担心生存问题，但战后出现的经济危机，也让他们有落入社会底层，衣食无着的危险。他们不想坐以待毙，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
刚好这时，日本国内出现了“改造、解放”的潮流，北一辉提出了系统化的“改造方案”。他将改造的希望寄托在军人身上，渴望改变命运的青年将校们也从北一辉的改造方案中看到了希望，北一辉赋予他们重建日本的重任，让他们有机会主导日本的未来。于是北一辉成了国家改造的精神领袖，青年将校们成了国家改造的实际推行者，北一辉和青年将校在不知不觉间形成了领袖与群体的关系，北一辉的思想是青年将校信念的核心，青年将校又将北一辉的理想变作现实。
1936年2月26日，在北一辉思想的鼓舞下，青年将校发动兵变，他们在东京起事，杀了内阁大臣，占领了陆军省，并一度控制了国会和警视厅，极力要求陆军首脑进行国家改造，让日本成为法西斯国家。3天之后，陆军首脑下令镇压兵变，不久北一辉和起事军官一同被捕。1937年8月19日，北一辉被日本军部下令处死。然而，思想往往比人活得更长久，历史的因缘总是让人捉摸不定，军部因痛恨北一辉的思想而杀害了他，不久之后却又不得不将它作为自己的指导方针，正如那群让他们痛恨的青年将校一样。而青年将校们要求的法西斯式统治，也在日本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