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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大多数女权主义者（包括那些在1848年认为国家就是“一个大家庭”的女权主义者）都接受了这些中性的观点，这些观点与他们要求的公民平等相适应，能给他们的活动提供实质性的机会。乔治？桑德，尽管其个人生活非常自由，但是她坚定不移地支持家庭，她也是这群人中的一员。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成功的家庭（5）
最后，还有社会主义阵营里的传统主义者，他们包括信仰基督教的社会主义者，以及莱蒙内斯和普鲁东的信徒。这群人认为男女不平等是自然的、不可根除的；妇女必须顺从，只有顺从才有自由；婚姻，作为秩序和道德的守护者，要实行家长制管理，是不可分拆的。特别是普鲁东一直宣称有活力的纪律、凌驾于声色之上的纯洁和高于享乐的工作是卓绝的、有创造性的。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家认为，婚姻家庭是私人组织生活的元素，所以他们希望婚姻家庭能够吞噬公有社会，彻底消灭国家。
从傅立叶到普鲁东，很显然都没有向更大的自由发展的趋势。很显然，社会主义者不得不应付两种要求：一种是周围的资产阶级伦理道德，它批判无产者的“野蛮”，迫使社会主义者的道德家接受他们体面的、傲慢的社会地位；另一种是他们的工人阶级和民众，对他们而言，家庭经济和家庭伦理是阶级意识的基本组成部分。
社会主义者自己关于社会变化的观点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的。前半个世纪，社会主义者相信实际的、斩草除根的革命。道德高尚的团体——公社，以家庭为基础的劳动团体——将会建立一个小型的利他的企业模型以供其他人仿效。被卢梭称之为透明的东西所带来的殷望，升级了阿方丁与一些坚持认为私生活权利能保证妇女尊严的女性圣西蒙徒之间关于“道德的宣传”的争论。在《我的未来法律》一书中，克莱尔？德玛尔抨击一些婚姻仪式，还抨击了“可耻的法律案件的公开宣判，它使我们的法院和法庭到处充满像通奸、阳萎和*这样的字眼，还带来令人厌恶的调查和拘捕”。
布朗基主义，甚至*主义都在不同的阶段提出了抓住权力的问题。政治革命是绝对必要的，它拉开了经济革命的序幕；国家的权力是紧紧地抓在统治者的手中的。在社会学分析中，生产方式取代了家庭，传统习俗被归入到上层建筑的构架中。恩格斯赞成巴霍芬，特别是摩根关于在原始的、快乐的、主张人人平等但未开化时代存在着母系制的结论。他认为母系制的废除是“女性的巨大的历史性的失败”。他认为，在恢复男女平等的条件还不成熟时，社会主义者的反抗和对生产方式控制权的争夺是必须的。妇女们被要求让她们的女权主义服从阶级斗争，性别之间的斗争被看成阶级斗争的派生物。此后，女权主义又受到谴责，被认为其大部分本质都是资产阶级的，女权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开始了长达数年的误解。
*主义（和现在产生巨大影响的社会主义运动）把人类学排除在了“理想主义者”之外。这一结论是从*的《德国思想体系》中的明确论述和黑格尔的《权力哲学》以及*对国家与公众社会、个人与国民的二元论的否定中得出的。一份毫无作用的*主义的分析结果低估了财产、遗产和死亡的重要性。
然而，不仅是*的社会理论忽略了家庭，涂尔干的社会理论也忽略了家庭。涂尔干专门从事研究普遍的社会情况，他通过忽略空间性来“彻底摧毁人类学”。同时，实证主义者的编史工作专门集中在政治和国家的建立以及把私有领域从它们的观念中排除这些方面。
即使当家庭作为一个解释概念消失在各种社会科学中时，家庭在第三共和国的缔造者，例如格雷维、西蒙和费里的政治思想中占据了比以往任何时刻更重要的位置。当正在思考家庭的消失时，家庭政治开始了。这是因为现在家庭的作用——所担负和指派的作用——已经超过了它本身的潜在价值。
家庭，作为公众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管理着私有利益，而这些私有利益的发展是国家权力和人类进步的根本。作为生产的关键，家庭保持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经营着财产使之代代相传。作为可再生产的组织，家庭生育孩子并承担他们早期社会化教育的责任。作为种族的守护者，家庭有责任保持他们种族的纯洁和健康。作为国家意识的熔炉，家庭要反复灌输国家建立的有象征性的意义和记忆。家庭确定了公民的权利、义务和礼仪。
特别是对共和主义者而言，“好家庭”就是国家的基础。对家庭的爱和对祖国的爱都属于同一种情感，这两种爱都是关于人类的爱。因此，国家对家庭的关注不断上升。开始，国家只是关注贫困的家庭以及家族间联系薄弱的家庭，后来，关注起了所有的家庭。不管怎样，在贯穿差不多整个19世纪的时间里，家庭的行为是独立的。在中央集权的外表下，有很多变化要归根于宗教和政治传统、社会阶级和地方差别。
家庭和财产
家庭不仅仅是个人和资产积累的一张大网，还是姓氏、血缘、物质和具有象征意义财产的继承和传递的载体。它首先是为法律所承认的一种所有值体系。
原则上，《民法典》已经废除了旧法律，不允许立遗嘱并取消长子继承权，还制定了一项男女平均分配财产的法律。通过观察，这诸多方面的变化形成了一场革命。皮埃尔？里维埃，诺曼底的“红眼睛杀亲者”；杀了他的母亲（并连带杀死了他的妹妹和弟弟）；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难道不是由于他的母亲太喜欢全权掌握家庭财产而造成的吗？这难道不是一种与诺曼底的习俗完全不一致的事态吗？这位母亲； 她不断制定合约又不断打破这些合约； 在儿子的眼中她就是一个魔鬼，也是一种威胁。
《民法典》真的如安德烈？阿诺德认为的那样制定了“资产阶级和平的章程”吗？相反地，它一直在努力去发现继承权的传统价值究竟有多强的生命力，以及父亲在继承权的父系体制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到底还保留着多少。丈夫“独自管理集体财产”（1421），他的权力只受婚姻合约的制约，但是婚姻合约，这个有特征性的法律条文，在19世纪的时间推移中不断地被淡化，甚至在还经常坚持“嫁妆制度”（妇女的嫁妆以契约的形式保存，以免成为公有财产）的奥西坦尼亚也是如此。在普罗旺斯和兰乌多克以及奥西坦尼亚内地，这种淡化的趋势特别值得注意。同样的趋势在诺曼底也被提及过：在鲁昂，夏林发现，在1819～1820年间，有43％的婚姻是有合约的，在19世纪中叶这种婚姻占24％，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这种婚姻就仅占17％了。
为了保护妻子的财产同时也为了防止破产而保留最少部分家庭遗产的奁产制只有幸在中产阶级家庭中留存下来。在中产阶级家庭中，资本家往往把奁产制用作预防性战术措施，他们的财富一般都是以家庭为基础的。
在法国，遗产中不动产的分割一般要分成几个比较小的部分，由家庭中的不同成员各自保留一份。这样就会减缓向城市的移民或者调整工业化的进程，这正好与英国所发生的事形成鲜明的对照。然而在许多地方，尤其是主干家庭占支配地位的那些地方，与《民法典》相抵触的内容非常多。比如在热沃当，几乎所有的家庭都在通过各种办法来废止那些法律以保护他们的财产。父母——或者至少是他们的父亲——在他们的一生中会签署许多协议来保护他们的家庭财产不受损害，或者他们中没有得到财产的可以得到补偿（有的孩子可能会临时离开家一段时间，为的是当他们回来后可以由于自己放弃了部分家庭遗产而得到现金赔偿）。然而，他们中更多的人是一直不结婚，在田里干活或者做家务。当个人主义逐渐普及后，要想仍然通过这一系统来保障他们的利益显得越来越难了。
实际上，大多数人并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遗产。自始至终，整个19世纪中大约有2/3的人在死后没有留下遗嘱。
因此财富实际上变得更加集中。在巴黎，1820年至1825年的5年间，1％的人口占有了所有财富的30％；到了1911年，占有社会绝大多数财富的人缩减到了总人口的；在波尔多和图卢兹的情况与巴黎完全一样。里尔的形势更加严峻，几乎完全变成了一个无产阶级城市：在这个城市里，8％的人口拥有1850年城市财富总量的90％，1911年竟然达到城市财富总量的92％。中产阶级的确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他们的上升对于整个城市的财富分配没有丝毫影响。这一调查结果充分证明了一个失速社会的概念：社会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家庭因财产分割问题而引起的矛盾更加复杂、尖锐。
总的来说，财富的过分集中相对而言不是至关重要的。然而，获得财产的欲望却是越来越强烈，尤其是房屋的产权绝对不能放弃。对于中产阶级来说，土地所有权是他们社会财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穷人只想得到一个栖身之所，一块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亨利？伯勒（司汤达）的父母脑子里什么都不想，只惦记着他的“财产”。19世纪初期，在格勒诺布尔的小资产阶级中，钱“虽然是生活的必需品，像厕所一样必不可少，但是他们从来不会提到钱”，钱是他们避讳的东西。然而这一“世界性的财产”在除此之外的任何地方都是受到尊敬的。
在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中期，国家财政18％的收入来自于对城市固定财产的投资，41％来自农业产品，相比之下，股票和债券只占了。19世纪末，由于公司的兴起和新银行政策的出台，证券业迅速发展起来。新继承人财产投资的多样化，使新产品的价格产生了投机性浮动。债券取代了地租。包括小资产阶级在内的许多人开始普遍关注证券交易所的价格变化。贝里小城里有一位有名望的女士，她是一位葡萄酒商的女儿，她的丈夫是个木匠但已不在人世了。她订购了一份金融杂志，买了一些有价证券，包括俄罗斯政府和布达佩斯城发行的证券；为女儿买了一架钢琴。
雅克？卡普德维勒向我们展示了这种攫取的欲望是如何风靡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如何变成那些极端的投机分子的根基的。第三共和国实行的主要政策是平等权，即“公民平等地拥有财产所有权”。股票和证券的整体所有权是不连续的，可以以*的原则分割成几个更小的单元。卡普德维勒注意到19世纪末期，人们在财产问题上取得了惊人的一致意见，甚至连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财产分配问题上也能达成一致。激进派革命家兼共和国的顶梁柱们所拥有的财产并不多，但对于他们的继承人而言已经足够了。1874年甘必大在欧塞尔发表的一次演说中高度赞扬了“小额财产、小型资产，所有这些微小事项的集合体就是*”。
资本主义思想慢慢成形。当它逐渐成为人们谈话和在信件中交流的内容时，家庭自身的形象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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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与家庭经济（1）
一个家庭不管有没有祖传的遗产，它本身就是一个经济体。工业革命推动了各行各业以各不相同的速度向前发展，不仅摧毁家庭经济体系，而且还使这一体系的功能进一步加强。有一些学者对“家庭生产模式”有深入的研究和论述。这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词汇，家庭形成了一个财富积累、实践技术和相对稳定的网络。
在乡村，家庭是最基本的经济单元。家庭和土地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对家庭和土地的需要对于一个家庭成员来说占有绝对的优先地位。财产体系在热沃当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即使在那里继承系统不是十分严格，家庭就是一个交易场所，而他们的房间就是工作场地。不论是父母、孩子还是老人、年轻人，也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分工都很详细，各负其责。虽然有些职务是表面性的，没有实际价值，但是对于避免冲突还是必不可少。而且，移民往往能够导致经济结构和经济组织发生改变。
第一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家庭这个细胞单元，对工作场所和居住在一块的模式依赖性最强。纺织工人的具有同族婚配和劳动性别分工特点的家庭工业经济，就是最好的例证。原有的系统经实践证明对以家庭为基础的工业产生了极大的阻碍作用，尽管纺织工人的生活相当贫困，但还是有许多人对旧的生产模式念念不忘。
随着电的发明，家庭工厂又开始复兴，彼得？克鲁泡特金把它视为通往光明的自由之路。
法国另一种类型的家庭经济是小型家庭工商业——商店或者工厂，尽管它们非常脆弱，经不起破产的打击，也受到家庭地位衰落的威胁，但是它们还是坚强地挺过来了。
转包商在一些重工业的分支体系中茁壮成长，成为自己的老板是他们深埋在心底的最大梦想。而在乡村，能够在自己家里工作生产是最理想的方式，人们不习惯提着饭盒，或者去自助餐厅，到了中午，他们更喜欢让贤内助把刚做好的热气腾腾的午饭端过来吃。而且老板们还设了栅栏，当任务紧急老板决定免去吃饭和午休时间的时候，就会把这种护栏围起来，以防止工人偷偷溜回家（1827年发生在鲁昂的霍尔姆事件）。这种家庭经济就成了乡村经济生活的主体。法国的产业化进程必须要慎重考虑这些社会现实。把工厂设在乡村，那里有丰富的人力资源，而家庭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得到雇用，再作为一个单元来支付工资；在纺织工厂中，男性纺织工人起主要的作用，他的妻子作为他的助手，还可以监督儿子的工作。这样工厂管理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工厂业主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住在附近，有时他们的家就是工厂。妻子就是现金出纳，他雇的工人分工合作，各负其责。家长式管理是劳资关系中最先出现的管理模式，它惠及了一群最为可靠的主要技术工人。只要工人自愿住在工厂附近，这一体制就可以得到实施。家长制工业模式唱的是家庭戏：业主是“父亲”；工人就是整个家庭所有其他成员；但破产也就相当于集体“自杀”。
如果所有成员意见不统一，那么这一系统就会立即崩溃。19世纪后半叶，一些合作组织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这些组织实际上实行的是“实物工资制”。工人要求得到现金工资而不是实物工资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因为以实物付款的方式让工人对业主产生了强烈的依附关系，被视为是现代的“奴役制”。很容易在“自然家庭”危机和工业家庭危机之间划等号，因为它们同样都是由于个人主义的兴起而导致的。
工作与家庭经济（2）
即使在家庭之外，也有一种严格的家庭经济在控制着工人的生活条件。父亲的工资主要用于购置生活必需品，但是他的收入很快就会由孩子们的劳动所得来补偿。这就是为什么长期以来工人家庭的人口生育率居高不下的原因。禁止使用童工的建议受到这些家庭的强力反对，因为社会决策者的长远观点与工人家庭的短期利益发生了冲突。决策者想取得一种不同的经济平衡，采取一种不同的就业结构，但对于工人来说，控制生育就像其他儿童救助措施一样，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因此无法开展。
女性的工作，在生儿育女之后就会中断，同样还要受到家庭生活需要的制约。在任何情况下，女性的工资都只能是她丈夫工资的一点补充。但是在19世纪，补充工资这一观念展现出新的含义。有时女性的工资收入对于家庭主妇来说确实非常重要，尤其是正在哺育婴儿和主持家务的女性，因为这些微薄的工资增强了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而男人们对女性也是一再赞扬，认为她们在家庭事务中必不可少，并且在意识形态上对她们进行了重新定义，这些都是出于经济原因。女性在家庭中的半职业地位被描绘成她们“自然”能力的一部分，也是对经济的一种支援。她们从事的是一种以没有收益和产出物为特征的职业。在艰苦的岁月里，女性的收入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起着生死攸关的作用。一些在1884年的好几个月中都没有找到工作的工人幸存了下来，他们很感慨地说，这是因为他们的妻子为别人洗衣服，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艰苦劳动。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艰苦岁月来临的时候就是她们发挥作用的时候，这一点不假。
家庭花园——许多城市家庭屋后的，甚至靠近巴黎的城堡的小菜园，也是那些穷苦工人家庭对付贫穷和痛苦的一种方式，就像在物物交换经济中日常用品和服务的相互交换一样。这种交换行为确实需要这样的团体存在。它们一旦消失，当代社会就会经不起失业的考验而更多地去依赖国家而不是社会。而只要这样的团体继续存在，比如在意大利和希腊，以家庭和邻里关系为基础的地下经济就会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当然，家庭不仅仅是锅碗瓢盆和家庭开支花销这么简单，它还对以一个占绝对优势的家庭为主所形成的家族社会中的同族婚姻策略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家庭同样还对工人区域流动性起着重要作用，同时还是社会变革的重要载体。
对于工人们来说，移民和住所的变化并非出于偶然；对亲缘关系的考虑和职业是他们流往何处的决定因素。如果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有他们认识的亲戚或者同业者，那么他就会在一个新的环境中迅速站稳脚跟。实在不行，他就会撤回到原地，因为在他离开之前，他对那里的情况非常熟悉，有亲戚和朋友。利摩日的一个瓷器工人西蒙？帕维里在一次事故中突然受伤以后，能够回到一个家庭农场继续养伤。家庭同时还能提供必要的服务，起到职业介绍所和银行的作用。对结构高度紧密的种族，比如法国的奥弗涅群体，家庭有助于制定社会发展策略，在家庭的帮助下，“野蛮人”被驯服，并开始遵守社会规范。
在义务教育时代到来之前，家庭担负着教育孩子的重任，尤其是读书（所谓的“雅各托”方法就是有意提供给父母的，但是这种方法比想象的更趋于书面说教）。拉斯帕伊依靠家庭传播医学信息和诊断技术。工人阶级家庭并非是中产阶级家庭的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