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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完美的家庭生活——带有一丝圣洁的气息，但并不是维多利亚式的，而是具有一种圣母玛利亚风格——在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中都可以找到。显然，家庭财产的多少决定着佣人的数量、名声显赫的程度以及家庭信仰和价值观。在圣日耳曼郊区，贵族的怀旧情结非常强烈，而在其他地方，实用主义则更受重视，这对法国资产阶级的影响要比一般人所认为的大得多。一些学者强调一个事实，即有闲阶级妇女具有一种象征性的作用：她们的奢侈生活表明了她们丈夫存在的本质，而且还使宫廷礼仪永久保存下来。其他学者则强调家庭经济以及这种经济中主妇的重要性。还有些学者则指出，妇女的权力是建立在孩子以及健康和教育需要的基础上的。女权主义者在提出他们的要求时使用了母性这个概念。法国人坚决主张男人与女人之间存在着区别，这无疑使法国的女权主义与英国及美国的产生了很大不同，因为英美人只关心女性是否具有与男性同等的权利。
婚姻与家庭（6）
在城市平民中，操持家务的妇女是一个重要人物。大多数妇女，不管结婚与否，都在操持家务，而大多数操持家务的妇女实际上都是家庭主妇，即已婚主妇，尤其是指有孩子的妇女。一个比较贫穷的家庭是需要有一个女人“在家”的。“在家”不一定非得待在家里，因为住宅条件通常都比较差，与其说是住所，不如说更像一个*场所。操持家务的主妇要履行多种职能。她生养孩子——在工人阶级家庭，尽管也实行生育控制，孩子还是一大堆。工匠和店主的妻子将孩子送给奶妈喂养，但最穷的妇女则自己喂养，喂养时露出乳房，就像多米埃画中的那个女性旅行者一样。女人不管走到哪里都要带着孩子。当他们学会走路时，他们便成了她的同伴，孩子与母亲一起外出是一些著名绘画和城市早期照片中熟悉的情景。一些很小的孩子也独自外出，勇敢的“顽童”会在街上和院子里玩耍。然而，慢慢地，母亲便会担心街上的危险，包括意外事故和坏人。于是，主妇的日常生活便会被孩子，尤其是学校的作息时间所支配。
主妇的第二个职能便是照顾家庭，干各种各样的家务活。她要买最便宜的食品，方式有购买、交换甚至是收集，因为即使是在大城市也有许多地方可以捡到吃的东西。她要准备饭菜，如果丈夫在外工作还要单独为他准备午餐。她要打水、搬煤、修房子、做针线活，包括洗衣、缝制和修补。所有这些都需要时间，需要许多时间。勒裴的家庭预算曾试图计算洗衣的时间，因为这是第一件政府试图减轻主妇负担的家务活，其方式是以第二帝国时期的英国为模板修建机械化洗衣房。
最后，主妇还要为家庭寻找额外补贴，方式是为他人打扫房间、洗衣、办差、送货（如面包，当时送面包工是大家熟悉的人）以及摆摊卖货。
逐渐地，尤其是19世纪最后的三十多年里，具有高度组织化和合乎经济原则的制衣业开始利用这些数量庞大的女性工人。第一批缝纫机是大家非常羡慕的东西，许多家庭主妇都梦想能够拥有自己的辛格牌缝纫机，但这种机器将女人限制在家中，使她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逛街。由于血汗制度泛滥，制造工厂最终战胜了独立的血汗工厂，因为制造工厂的工人数量较多，管理较好，更容易接受公众监督。
作为家庭的财政部长，主妇拥有一些模棱两可的权力。大约在19世纪中叶，许多法国工人开始将自己的工资交给妻子掌管。有时在居民区内可以听到这种与每周发生的交接有关的争吵，但一般来说这应该可以看作是妇女的一大胜利，她们已经厌倦了等待丈夫的施舍。然而，通过控制家庭的财政收入，妇女担负起了开支的责任。虽然她们有权决定买些什么——大型商店非常希望她们能够光临，早期的漂亮广告也希望能吸引她们的眼球，但她们的主要职责是解决贫困问题，如有必要还要牺牲自己的需要以渡过难关。她们将肉和酒这样的男性食物留给一家之长，糖则留给孩子，自己通常只剩下牛奶、咖啡；通常所说的“缝衣女工排骨”其实只是一块布里干酪。
然而，这种对于家庭财政小规模的控制赋予了妇女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即使是在今天比较保守的家庭，其家庭主妇也会非常看重。女人还有其他责任，包括呵护身体和心灵。对于工人家庭来说医生是请不起的，除非特殊情况，女人主要利用一些古老的偏方和新出现的卫生科学。“穷人的大夫”拉斯帕伊就建议使用樟脑，他注意到女人在卫生中的传统角色，于是常常向她们提出自己的建议。
女性的文化水平在19世纪迅速提高，许多母亲都教孩子识字。女人是连载小说的忠实读者，即使一些大型报纸想压制人们的想象，女人也不会让幻想消失。教会也迎合妇女的需要，许多人都在享受宗教节日的喜悦和教区温暖的社会生活，过着一种积极的宗教生活，而这当然会与持唯物论的丈夫发生一些冲突。
家庭主妇说话直截了当，通常是私人和公众生活中的反叛分子，其中许多人为灵魂自由付出了昂贵代价，成为暴力或情感犯罪的目标。随着时间的流逝，妇女参与公众生活的机会变得越来越少，但又越来越程式化。现在还不清楚现代化是否加强了工人阶级妇女的力量，因为外部力量正从各个方面蚕食着私人空间，而为工人树立的榜样大多也是男性形象，于是妇女在各种互相冲突的角色中间饱受折磨，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所有的地方都在劝告她们回到自己的家里去——法国总工会便有一张海报，宣传英国式的每周工作时间。一些妇女对于根本不注意她们的工会和政治失去了兴趣。
父母与孩子（1）
19世纪，孩子成为了家庭的中心，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受到重视。家庭不仅在感情上，而且在经济、教育和生活上为孩子进行投资。作为继承人，孩子代表着家庭的未来、家庭本身形象的映射、家庭的梦想及其与时间和死亡做斗争的方式。
这种投资——其中之一便是不断提高孩子的教育程度——不一定是给予单个孩子的。司汤达就说他父亲“并不是将我看作一个单独的个体来喜欢的，而是作为一个必须继承家庭名誉的儿子来照顾的（亨利？布律拉尔）。”在法国，群体要优先于个体，“孩子利益”的观念很晚才出现，即使到那时通常也只是将其用于更高层次的集体利益，将孩子视为是社会存在物。
实际上，孩子不单是家庭的财富，还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是明天的生产者、开创者、市民和士兵。在孩子与家庭之间——尤其是无力照顾自己孩子的贫穷家庭，一大群第三者介入进来：慈善家、医师和政治家，他们决意要保护、教育和管束这些孩子。法国通过的第一条社会立法就以保护孩子为目的：1841年的法律规定了在工厂工作的时间。虽然这条立法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效果，但其象征性的和法律上的意义却非常大，因为它标志着从自由正义向社会正义的转变。
如何对待孩子的问题是一个公众生活与私人生活相遇，有时还会发生冲突的领域，这不仅是一个权力问题，而且还是知识的目标。这些知识是在19世纪最后三十多年由医师、心理学家和法理学家发现的，而结果却自相矛盾：它们一方面加强了社会控制，一方面却使童年具有一种深不可测的特点。
18世纪末，莫厄曾把法国描述成一个很早就发现生育控制“令人苦恼的秘密”的国家，因为法国早期的人口出生率一直在下降。当时的技术不允许实行“计划”生育，但可以进行限制：出生率从1800年的下降到1910年的19％。人口统计学家对此困扰不已，于是将生育这种个人行为变成了“出生率”这样一个公众性问题。生育孩子是一种自主行为，但自由程度随地区和环境的不同而存在差别。据埃尔韦？勒布拉和埃马纽埃尔？托德称，这种差别是由家庭结构导致的家长意愿造成的。通常所强调的意识形态因素则要受到先前存在的模型影响。1861年，有三个出生率奇低的地区：诺曼底、阿坤廷和香巴尼，然而，每个地区导致低出生率的原因却各不相同。在阿坤廷，一个家庭只生一个或两个孩子是非常普通的，而在诺曼底，极端行为非常普遍，有许多夫妻不生孩子，也有许多夫妻因结婚25年生了9个以上的孩子而获科涅克奖。勒布拉和托德甚至还谈到了“神经质行为”。
私生子数量的增加使情况显得更加混乱，爱德华？肖特将其称为性解放的标志。而这种情况似乎有多种解释。勒布拉和托德将北部和东部地区与地中海南部进行了对比，在前一地区，许多私生子通过婚姻得到了认同，而在后一地区，男人只承认孩子而不与其母亲结婚。前者体现出两性更大的平等和女性更多的自由，而后者则体现出大家族至高无上的权威。
现在，我们已经不能从历史人口统计中得到更多的东西了，而只能指出问题的复杂性，即使是确凿的事实也是如此，更何况是建议性的解释。勒布拉所说的“繁殖秘史”其实是一大堆自相矛盾的理论，其中充斥着社会学、生物学和意识形态决定论，甚至将孩子的出生最终解释成是“父母决定”的结果。另外，在意识形态因素中，个人主义“灾难”也被多次提及，女权主义则经常被看作是个人主义一种极为粗糙的形式。
父母与孩子（2）
父母在床上所做的决定使两性及爱情中最为隐私的东西暴露在我们面前。毫不奇怪，事实是难以捉摸的，当婚床的秘密被时间流逝和父母及子女的沉默掩盖时尤其如此。很少有孩子知道，自己的出生是一种偶然还是出于真正的需要。
但不管如何，结婚的平均年龄在下降，出生率也在下降。无疑，不要孩子的决定来自于一种抚养孩子意味着什么的意识。人们比以前更加悉心地照顾、娇惯和爱护孩子，但孩子的数量减少了。生育是如何控制的人们无从知晓。有些夫妻除了节制以外没有采取任何控制措施；为了避免怀孕，妇女经常“失足摔倒”。*中断将决定权交给了男人，他负有“额外小心”的责任。在富裕的家庭，人们更多地依靠一些从英国或妓院引入的技术，其中之一便是冲洗，这需要源源不断的水源，还产生了妇女洁净器——据说曾因不雅而推迟生产。1906年，自由派的新马尔萨斯主义者想把生育控制技术教给无产阶级妇女，于是打出了这样的口号：“女同胞们，要学会想做母亲时再做！”并散发避孕套和吸水海绵。他们的宣传经常激怒妇女，对于她们来说，这是不可能的要求，她们对这种干预私人事务的做法极为震惊。一旦发生意外，许多妇女宁可选择流产。流产变得越来越普遍，尤其是城市中已经有几个孩子的妇女；到20世纪之交，流产似乎被作为避孕的一种方法来使用。安格斯？麦克拉仁将流产视为社会底层女权主义的一种体现，或者至少也是不愿生产或杀婴的妇女意愿的体现，但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呢？后一种观点在19世纪上半叶非常流行，但在第二帝国时期则被严厉打击（每年有上千起检举流产的事件发生），于是逐渐消亡了。然而，个别杀婴事件仍然不时出现，主要是一些乡村女佣，她们担心抚养私生子会受到歧视。
尽管生育控制技术在19世纪有所发展，避孕方式的缺点还是使“意外”经常发生。父母不想要的孩子如果生下来了，其未来便会面临极大危险，是被惨遭遗弃，还是被接收为家庭成员，只能由命运来决定了。
但是人们还是非常渴望拥有孩子，不是因为家庭的原因或是他们的角色需要这样做，而是因为他们希望能够为人父母。对于女人来说，做母亲是生存的原因之一，但男人也有想要孩子的欲望。“没有孩子的女人就是个怪物，”路易丝？巴尔扎克，《两个新娘的回忆》中的女主角这样说道。“我们唯一的天职就是做母亲，”结婚10个月后，卡罗利娜？布拉姆…奥尔维耶在日记中倾诉道：“我伤心的是还没有一个孩子，如果有的话我将会全身心地去爱他，他会使我接受现在的生活。”（1868年1月1日）为了有一个孩子，她不遗余力，包括去医院进行治疗、洗温泉和拜访教皇，教皇的祝福14年后为她带来一个女儿，她为其起名叫玛丽…皮（玛丽？派厄斯），以表示对教皇的敬意（派厄斯是一个意大利教皇的名字——译者注）。居斯塔夫？德？博蒙曾经与托克维尔讨论过妻子的怀孕问题。博蒙非常关心妻子，撰写书籍的事情也放了下来，一方面渴望做父亲，一方面对妻子的痛苦伤心不已：“看到可怜的妻子，有时候我真想把孩子送给魔鬼……然而我却将这件事视为一种幸福，孩子是我们的全部话题和希望。”（1838年6月10日）与母性情感同时，或许相应地，父亲对于“婴儿”的感情也出现了，即使它还是个胎儿，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变成一个真正的人。
父母与孩子（3）
渴望拥有孩子的想法并没有使父母去领养别人的孩子，血缘关系仍然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虽然第二帝国使领养制度化，但这个领域的变化，尤其是涉及到家族名字的传承时，还是极为缓慢的。
生产完全是个人——女性——的事情，甚至讨论和回忆这件事的方式也是如此（对于女人来说，这是一个永无休止的话题）。手术室就设在家里的床上，或是父母的床上，男人则被排除在外，除了医生。所幸生产已经按照医学程序来进行了，比较富裕的家庭中，越来越多的医生出现在了床边。由于雇用接生婆的费用较低，加上传统习惯，接生婆仍然是主要角色，但其地位却在不断下降。在医院生产是贫穷，甚至是耻辱和孤独的象征，因为乡村未婚女孩到城市生产之后便将孩子遗弃。勒？布雷和托德告诉我们，在法国西部、西南部和中部，“人们对私生子的排斥把母亲们赶到了医院”。直到一战后，人们才普遍转到医院进行生产，即使在那时，转变速度也不是很快，主要是巴黎的一些进步人士，因为妇女们希望能够提高孩子的“成活率”，而当时法国的婴儿死亡率在欧洲国家是最高的。对于母亲和孩子来说，生产都是一种痛苦的经历。
在市政厅宣布孩子的降生——即为孩子起名，也即康德所说的真正的降生——是父亲的事情，这个来到世界上的孩子由此进入了家庭和社会。
童年在以前被视为一段没有什么区别的时期，男孩与女孩都一样，现在则划分为三个战略阶段：童年早期（8岁以前）、严格意义上的童年和青少年。青少年是青春期和性认同的关键时期，也是令人担心的一个时期，此时加强监护非常重要。8岁时，孩子被视为具有了理智，于是引起了立法者、医师和伦理学家的注意。婴儿（法国直到1880年一直使用英语词baby，之后变成了bébé）直到很久以后才具有一定的地位，但母乳喂养在18世纪的上流社会一度非常流行，而荒谬的是，到了19世纪反而有更多的孩子被送给奶妈喂养，遗弃婴儿的事件也创下了新纪录。到19世纪末，一种新的育婴科学（育儿法）出现了。
尽管幼年时的意识要慢慢地形成，但这种意识到来的迹象却是明白无误、不会让人搞错的。体贴的母亲拒绝用襁褓来包裹婴儿，并会雇用一位英国护士。到19世纪末，每一位好妈妈都在照顾自己婴孩的过程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而现在，婴孩已被视为具有完全资格的个体，母亲们总是充满爱意地用昵称提及他们。珍妮和劳拉？*都是多产的母亲，由于她们的勤劳生产，子孙多多，她们不可避免地要为其中某些先于自己而去的子女哀悼、服丧；她们还会随时向父亲卡尔汇报她们的孩子取得的种种成绩。中产阶级的书信往来中通常会有托儿所韵律诗的风味。母亲们逐渐变得关怀备至，而即使是再体贴的父亲，对他们的孩子们除了偶尔的一瞥之外绝不会再多看上一眼。加斯蒂夫？博蒙特在他的儿子开始学会走路时对他发生了兴趣，“现在，他已经可以拿着一把木头来复枪跟着我一起去打猎了”——这是学习拳击的开始。
在社会的所有阶层中，照看非常幼小的孩子都是女人的工作。早期童年是女性化了的：直到三四岁，通常会到更大一点时，男孩子和女孩子们都是穿着女童装、留长头发的，他们就这样在母亲或是女仆人的裙子下自由地玩耍。在法国，孩子的卧室是一项迟来的“发明”。1873年，瓦尔雷特…勒…督克为他正在建造的一所房子设计了一间孩子的卧室，因为他觉得“一个人必须为每件事情都做好计划”。孩子们的玩具到处都是，厨房里尤其如此（就如这一时期许多油画作品中所看到的那样）。在城市里，玩具成为了一个消费项目得以大规模地生产，并在百货商店中销售。在乡村的家庭中，工厂制造的玩具还不为人所知；在更为贫穷的家庭中，由父亲们来制作玩具。长久以来，文特拉斯…瓦莱斯始终记得父亲从一块杉木上为自己雕刻出来的一辆四轮马车。在制作这件玩具时，父亲伤到了自己，年幼的瓦莱斯为此被母亲打了屁股，因为她感到需要惩罚一下“被宠坏了的”孩子和纵容的父亲。玩偶在孩子们的世界里占有重要位置。在19世纪早期，这些玩偶是没有性别类型的，而只是一些木偶，但就在这些木偶身上，孩子们在成为父母亲倾注慈爱的对象之前就已对其慷慨施爱了。关于对木偶的记忆，乔治？桑德在一些书页中进行了令人惊异的描写。
父母与孩子（4）
因为面向那些非常年幼的孩子的学校少之又少，早期教育就成了母亲们的工作。她们教孩子阅读。当孩子们变得更加具有潜在发展价值时，女人们就会更加勤劳地全身心投入这一工作之中，这使她们在心中升腾起一种欲望：要使自己的教育更加完善。奥罗雷？杜德望正是通过母爱走向了女权运动，“我一直告诫自己，渊博的知识对于我们这个性别来说是没有多大用处的，我们应该追寻美德，而不是字母堆砌的知识，当我们对于‘美好’的研究使我们变得美好而感性时，我们的目标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