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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划经济时期，高度集中的体制，使企业也成了政府的一部分。企业经营者是政府任命的，这就使得企业经营者只对任命者负责，而不必对职工负责，也不必对企业负责。
无论在企业干得好还是不好，国企经营者都无法决定自己的前途和命运，甚至不知自己到底能在这个企业干多长时间。有时你干得好，企业挣钱了，反而会导致你下台或被一纸调令调走，你留下的“肥肉”自有别人来享受。在这样的情况下，“无私奉献”就成了一句骗人的鬼话。所以，各地发生的国企经营者损公肥私或化公为私等现象也就不可避免了。
既使你将企业搞得红红火火，与上级的关系搞得如鱼得水，也仍避免不了60岁退休这一结局。一但退休，你便由一个企业的实际所有者变成了企业的一个普通退休人员。看到这一步，许多国企经营者在退休前夕开始为自己准备“退路”，于是发生了所谓的“59岁现象”——退休前夕晚节不保，沦落为贪污腐化分子。
好在我们走了多年的弯路之后，终于认识到，改革国有企业，必须改革产权制度。
以往，我们沉醉于企业都是“国有资产”，以为这才是“天下为公”，总比归个人所有强。其实，我们一直没弄明白所有权与经营权、支配权的关系。
仅有“所有权”是不行的，最重要的是支配权和经营权。譬如甲动员一万个人凑了一万元钱，这一万元名义上当然归这一万个人所有。但甲代表这一万人将一万元交给乙管理、支配，在乙管理、支配过程中没有任何有效的监督措施，那么，乙在消费这一万元的时候，那一万人的“所有权”实际上是空的，乙有了支配权，也就有了所有权。决定乙个人命运的不是那一万个人，而是甲一个人。由于这笔钱也不是甲的，所以，乙只要将甲收买住就行。这么说来，这笔钱可以归乙随意支配。那些名义上具有“所有权”的人实际上没有任何权利。更为有害的是，因为乙花的这笔钱不是他自己的，所以毫不心疼；甲因为接受了乙的贿赂，也对乙的挥霍睁一眼闭一眼。这样以来，有了对集体财产的支配权，也就有了对集体财产的所有权。
名义上的“全民所有”，实际上成了谁也不拥有。
只有在企业与企业经营者休戚与共的情况下，企业经营者才会像胡雪岩那样求才若渴，才能视才为宝，才能使人才的创造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人在付出聪明才智和艰苦劳动之后，却得不到应该得到的报酬，势必使优秀人才的创造力和工作积极性受到致命打击。一个失去优秀人才的企业，必然是一个丧失了创造力的企业。
所以说，高度集中的专制体制是扼杀人才的体制，是扼杀人的创造力的体制。一个国家若奉行这样的体制，是注定不能富强的；一个单位若奉行这样的体制，是注定不能搞好的；一个企业若奉行这样的体制，是根本不能发展的。
第十章、博极古今的《吕氏春秋》
一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丰富多彩的时期。因为周王朝的式微，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式的专制统治已经土崩瓦解，各诸侯国在政治、经济诸方面各显其能，形成了一个自由竞争的社会。
虽然那时是诸侯割据，战乱不已，但人们可以相对自由地迁徙，国与国的概念实际上是比较淡漠的，许多仁人志士考虑的最多的是“天下”。如孔子，他主张“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因此他并不一门心思地只想着为鲁国出力，而是周游列国，哪个国家愿用他，他就为哪个国家服务。
就连“战国四公子”中的信陵君魏无忌和孟尝君田文，虽然分别是魏国和齐国国君的兄弟，但也都曾跑到别的国家做官。孟尝君还曾在秦国和魏国做丞相，并联合燕赵等国攻伐齐国，好像没有人因此而骂他们“卖国”、“叛国”。
“兵圣”孙武，其祖父与父亲本是齐国贵族，因见齐国政事紊乱，田、鲍、栾、高四大家族之间矛盾重重，已到了随时发生火併的地步。孙武为了避祸，携家小千里南下，到吴国的乡下躲了起来。后来，孙武便在吴国建功立业。
如果仔细考察一下春秋战国史，像孙子这样的到异国他乡建功立业的才智之士不胜枚举。就说吕不韦，本是卫国人，在赵国经商，到秦国从政。可见当时人们出国是比较容易的。
像屈原那样狭隘而偏执的“爱国者”比较罕见。
在春秋战国时代，人们有着很大的自由度。更重要的是，人们的思想也相对自由，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学说和政见，儒家、道家、兵家、法家、墨家、名家、纵横家……可谓“百家争鸣”。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史和中国文化史上的黄金时期，形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源头。可惜的是，自从秦汉大一统王朝加强中央集权以后，特别是汉武帝采纳以“识时务”著称的无耻文人叔孙通的“罢黜诸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中国进入了长达两千多年的“万马齐喑”的文明停滞期，“百家争鸣”竟成了绝响。中国思想家们的思想水平，再也没能超越春秋战国时期的先贤们。
《史记·吕不韦列传》中有这么一段记述：“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万言，以为备天下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由于当时人们的思想异常活跃，才智之士有机会广为宣传自己的学说，才使得当时大家辈出，人才济济。吕不韦见荀子等人的著作遍布天下，有点眼红了，也想著书立说以博个青史留名。
而这时的吕不韦养尊处优，哪有闲工夫亲自著书立说？
他想到了他的食客们。
前面说过，吕不韦见“战国四公子”以“养士”闻名诸侯，心中颇不服气。以秦国之强，以吕氏之富，岂能在养士方面输给什么“四公子”！于是，吕不韦也广招天下之士，门下食客多达三千人。
食客，顾名思义，就是白吃饭的人。吕不韦是个有政治抱负的商人，他养士也不会白养，不仅要计算成本，而且还要见到效益。就算养士不能直接给他带来利润，也得给他带来社会效益。
吕不韦突发奇想：让食客们将各自的所见所闻和政治见解写下来，综合一下，不就是一本著作吗？
他吕不韦不用点灯熬油地亲自写，让别人代劳，最后署上自己的大名，这不是“一言而万世之利”的好事吗？
而且，通过让门客们著书，谁有什么样的见解，谁有什么样的才能，谁有没有学问，谁有没有水平，不就可以一目了然了吗？
于是，吕不韦一声令下，他的门客们便开始“人人著所闻”。吕不韦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熔诸子百家学说于一炉的综合性巨著的主编。
按司马迁的说法，吕不韦让门客们著书，书成后取名为“吕氏春秋”，是气不过荀子等人“著书布天下”。可知吕不韦只是想借著书图“万世之名”。
清代的学者毕沅也在《吕氏春秋新校正序》中说：“其著一书专觊世名，又不成于一人，不能名一家者，实始于不韦。”
吕不韦组织门客撰写《吕氏春秋》，仅仅是为了与荀子等人争名吗？仅仅是为了自己名垂千古吗？
笔者以为，其实也不尽然。
二
除了“图名”这一点之外，吕不韦主编此书还有什么目的？
《吕氏春秋》虽然被史学家刘知几誉为“牢笼天地、博极古今”，是一部“杂家”著作，但主要内容却是一些如何治国安邦的大道理。书中动不动就是“先王”如何如何，“贤主”如何如何，分明是一部为君主写的教科书。
经国巨贾吕不韦（17）
而且，书中还有大量的有关地理和自然的“基础知识”，就如同给学生上课用的教材。如《吕氏春秋·有始览第一》介绍什么是九野、九州、九塞、九薮、八风、六川：
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泽有九薮，风有八等，水有六川。
何谓九野？中央曰钧天，其星角、亢、氐；东方曰苍天，其星房、心、尾；东北曰变天，其星箕、斗、牵牛；北方曰玄天，其星婺女、虚、危、营室；西北曰幽天，其星东壁、奎、娄；西方曰颢天，其星胃，昴，毕；西南曰朱天，其星觜帯⒉巍⒍荒戏皆谎滋欤湫怯吖怼⒘⑵咝牵欢显谎籼欤湫钦拧⒁怼㈤簟�
何谓九州？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河、济之闲为兖州，卫也；东方为青州，齐也；泗上为徐州，鲁也；东南为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西方为雍州，秦也；北方为幽州，燕也。何谓九山？会稽、太山、王屋、首山、太华、岐山、太行、羊肠、孟门。
何谓九塞？大汾、冥厄、荆阮、方城、殽、井陉、令疵、句注、居庸。
何谓九薮？吴之具区，楚之云梦，秦之阳华，晋之大陆，梁之圃田，宋之孟诸，齐之海隅，赵之钜鹿，燕之大昭。
何谓八风？东北曰炎风，东方曰滔风，东南曰熏风，南方曰巨风，西南曰凄风，西方曰飂风，西北曰厉风，北方曰寒风。
何谓六川？河水、赤水、辽水、黑水、江水、淮水。
凡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水道八千里，受水者亦八千里。通谷六，名川六百，陆注三千，小水万数。凡四极之内，东西五亿有九万七千里，南北亦五亿有九万七千里。极星与天俱游，而天枢不移……
联系到书中苦口婆心地教导做君主的如何做一个“贤主”，如何治国安邦、如何富国强兵、如何勤政爱民、如何修身养性……笔者认为，此书实是吕不韦写给儿子嬴政看的，是吕不韦组织人给儿子编写的教科书。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如果嬴政将《吕氏春秋》当作自己的必修课，按吕不韦教导的去做，那么，秦始皇必为一代“圣主”、“贤主”。可惜的是，嬴政将《吕氏春秋》里的政治见解和治国方略视作粪土。建立大一统的帝国之后，便实行严酷的专制统治，搞得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终于二世而亡，成为一个短命的王朝，为天下笑。
三
现存《吕氏春秋》共160篇，20多万字，写到竹简上，可谓汗牛充栋了。这在以竹简为主要书写材料的先秦，当然是一部鸿篇巨制。
《吕氏春秋》虽然并非吕不韦亲笔所撰，但从行文风格、主要思想来看，肯定是经过某一个人编辑加工了的。书成后，吕不韦令将书稿在咸阳城门公布，“悬千金其上”，扬言谁若改动其中一个字，便给予千金奖励。
可见，吕不韦对此书是极为满意的，否则就不会这样张扬了。吕不韦公开征求意见之举，也是空前绝后的。之所以如此自信，原因大概有二：一是吕不韦对著书者绝对信任，二是吕不韦亲自参与了此书的编著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他自己满意了，才有勇气作出谁若增损一字奖励千金的承诺。
到底有没有人敢于站出来成为吕不韦的“一字师”呢？有没有人获得千金奖赏呢？司马公没有记载。
我想，很可能不会有人为吕大丞相的《吕氏春秋》“增损一字”。
天下哪有不能删改一字的文章和书籍？
没有人站出来为《吕氏春秋》“增损一字”，并非说明《吕氏春秋》“既尽善矣，又尽美矣”，也并非说明秦国及诸侯没有能人，恐怕是大家慑于吕大丞相的淫威而不敢造次。
而吕不韦恐怕也并非真的想使《吕氏春秋》精益求精、尽善尽美。他这样做，与其说他虚怀若谷、治学严谨，不如说他是在作秀，是在炒作。商人嘛，作秀与炒作是其看家本领。吕不韦将《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的举动，可以视作一次广告宣传活动。这一炒，立即使《吕氏春秋》变得家喻户晓，连惜墨如金的司马公也在《史记》中记下了吕不韦的这一创举。
既然书名叫《吕氏春秋》，吕不韦当然要为自己负责。如果他任由门客们乱写一气，自己不加一言，他是不会如此重视、如此满意、如此自信的。这么说来，《吕氏春秋》虽非他亲自撰写，但肯定包含了他的一些思想和见解。起码，书中的思想见解与吕不韦的思想见解是相一致的。
《吕氏春秋》“兼儒墨，合名法”，讲得是治国安邦的大道理。但我们也能隐约发现，其中的许多道理，对经商也不无借鉴意义。
清代的乾隆皇帝组织一大批学者编撰《四库全书》，《吕氏春秋》自然是必收之书。《四库全书总目》有个比较恰当的评价：“不韦固小人，而是书较诸子之言，独为醇正。大抵以儒为主，而参以道家墨家。故多引六籍之文与孔子曾子之言……论者鄙其为人，因不甚重其书，非公论也。”
四
有人可能会认为，司马迁号称“良史”，但也有马虎的时候。理由是《史记》记事，有时前后矛盾。
譬如，司马迁在《吕不韦列传》中，说吕不韦组织人著《吕氏春秋》是在被免官流放之前，而在《太史公自序》中又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联系到文中的意思，“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分明是说，吕不韦被罢官流放到蜀地后，才“发愤”而作《吕览》。
其实这是一个误解。
有人认为《吕氏春秋》作于秦王政八年。理由是《吕氏春秋·有始览》之前有篇《序意》，开头就说：“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维是语助词，“秦八年”即指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依太岁纪年，“涒滩”即“申”。而秦王政八年是“壬戌年”，不是“申”。对此，清人孙星衍解释说：“考庄襄王灭周后二年癸丑岁至秦始皇六年，共八年，适得庚申岁，申为涒滩，吕不韦指谓是年。”
这时，吕不韦还任秦国丞相。两年后，即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吕不韦才被罢相。又过了一年，嬴政令吕不韦迁往蜀地。从《序意》标明的时间可知，《吕氏春秋》应该完成于秦王政八年。
吕不韦令门客编写《吕氏春秋》之时，肯定还居于相位。否则，他被罢相流放之后，是没有机会下令将《吕氏春秋》公布于咸阳城门的，更不可能有“增损一字者予千金”的豪爽承诺。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在说“不韦迁蜀，世传《吕览》”时并没说“世传《吕氏春秋》，而是说《吕览》。
难道《吕氏春秋》又名《吕览》？
我们知道，《吕氏春秋》分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吕览》很可能是专指《吕氏春秋》中的“八览”：“有始览”、“孝行览”、“慎大览”、“先识览”、“审分览”、“审应览”、“离俗览”、“恃君览”。
而《序意》序的是“十二纪”，不包括“八览”和“六论”。于是，有些学者便断定，《吕氏春秋》中的“十二纪”作于秦王政八年，“八览”和“六论”则作于吕不韦被罢黜之后。
而《史记·吕不韦列传》明明说《吕氏春秋》完成时，吕不韦还任秦国丞相。“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万言，以为备天下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可见吕不韦做丞相时，书的名字就已经叫《吕氏春秋》了。
如此说来，以上诸说仍不太可靠。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司马迁所写的“不韦迁蜀，世传《吕览》”这八个字，并非“不韦迁蜀，乃著《吕览》”，而是用了“世传”两个字。
也就是说，吕不韦完成《吕氏春秋》的主编工作之后，便遭到罢官流放的厄运。他虽然被流放了，但他的《吕氏春秋》却流传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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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国巨贾吕不韦（18）
《吕氏春秋》完成后才过了一年，吕不韦便被罢免了。从中，我们是不是可以联想到什么？
是不是说，吕不韦在决定招集门客著书之时，就已经隐约感到了可能来临的危险？
是不是说，秦王嬴政已经长大了，吕不韦发现了这个儿子的虎狼之性，才想起写一本书来劝导他？
是不是说，《吕氏春秋》是吕不韦在感到危机来临之时的“发愤”之作？
有意思的是，《吕氏春秋》一书中，《孝行览》一章就是专门论述“孝”对于治国安邦的重要性的。其开篇即说：“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植之谓，务其人也。务其人，非贫而富之，寡而众之，务其本也。务本莫贵于孝。人主孝，则名章荣，下服听，天下誉。”
再如：“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也。夫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者，其惟孝也！”
又如：“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故爱其亲，不敢恶人；敬其亲，不敢慢人。爱敬尽于事亲，光耀加于百姓，究于四海，此天子之孝也。”
文中还大量引用曾子关于孝道的论述，说什么“身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笃，非孝也；战陈无勇，非孝也。五行不遂，灾及乎亲，敢不敬乎”、“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贵德、贵贵、贵老、敬长、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所谓贵德，为其近于圣也；所谓贵贵，为其近于君也；所谓贵老，为其近于亲也；所谓敬长，为其近于兄也；所谓慈幼，为其近于弟也”、“父母生之，子弗敢杀；父母置之，子弗敢废；父母全之，子弗敢阙。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径，能全支体，以守宗庙；可谓孝矣”……
怎么做才算是尽了孝道呢？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