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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试矣，能试有所长，非苟而已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白圭是西周人。当魏文侯在位时，李克正致力于开发土地资源，而白圭却喜欢观察市场行情和年景丰歉的变化，当货物过剩，人们低价抛售时，他就收购；当货物不足，人们高价索求时，他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他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他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他知道，太岁在卯位时，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不好。太岁在午宫时，会发生旱灾；转年年景会很好。太岁在酉位时，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变坏。太岁在子位时，天下会大旱；转年年景会很好，有雨水。太岁复至卯位时，他囤积的货物大致比常年要增加一倍。要增长钱财收入，他便收购质次的谷物；要增长谷子石斗的容量，他便去买上等的谷物。他不讲究吃喝，控制嗜好，节省穿戴，与雇佣的奴仆同甘共苦，捕捉赚钱的时机就像猛兽猛禽捕捉食物那样迅捷。因此他说：“我干经商致富之事，就像伊尹、吕尚筹划谋略，孙子、吴起用兵打仗，商鞅推行变法那样。所以，如果一个人的智慧够不上随机应变，勇气够不上果敢决断，仁德够不上正确取舍，强健够不上有所坚守，虽然他想学习我的经商致富之术，我终究不会教给他的。”因而，天下人谈论经商致富之道都效法白圭。白圭大概是有所尝试，尝试而能有所成就，这不是马虎随便行事就能成功的。
司马迁认为，白圭是古代善于经商的楷模。“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
可见，在吕不韦之前，白圭便是一个“贩贱卖贵”的高手。他在经商活动中掌握了一个原则：“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丰年谷物价格下降，他就买进；歉年谷价上涨，他再卖出。他这样做，既调节了市场供求，又赚得盆满钵满。
值得注意的是，白圭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人，他还是一个学者，是一个思想家。他介绍其经商经验说，经营生意的策略，既要有伊尹、吕尚的政治谋略，又要有孙武、吴起的军事谋略，还要有商鞅的法治思想。一个成功的商人，必须有灵活的头脑和广博的学识。
可以推断，既然“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那么，吕不韦肯定也学习借鉴了白圭的经营思想。吕不韦“贩贱卖贵”，就是白圭“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思想的翻版。
白圭“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原则，在当代，也被一些头脑灵活的人运用到了股市上。当股价上涨的时候，股民们纷纷跟进，而善于“治生”的人们已经在悄悄抛出了；股价下跌，就在股市飘绿，人气低落之时，有人却在悄悄吃进。不仅在流通领域，在股市上，“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原则更是大行其道。
第二章、“奇货可居”
一
话说某一日，在邯郸做生意的吕不韦在街上闲逛，邂逅了一个落魄公子。
与那个落魄公子一番闲谈之后，吕不韦以其特有的商业眼光发现，这位落魄公子并非凡人，如果机缘到来，将成为叱诧风云的人物。
这位落魄公子何许人也？
原来，此人名叫嬴异人（后改名子楚），是秦昭王的孙子。
秦昭王四十年的时候，他立的太子死了。过了两年，秦昭王立其次子安国君公子柱为太子。异人便是安国君的儿子。
作为当时诸侯国中第一强国的秦国王孙，异人怎么会流落到了赵国呢？
按照当时国与国交往的惯例，两国讲和后，为了互相取得信任，往往要以一个王子或王孙作为人质抵押给对方，以保证两国协约的贯彻落实和两国的和平共处。
这种特别的“人质”当时叫“质子”。
按说，一般是力量弱小的一方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将自己的亲属（一般是儿子或孙子）送到力量强大的一方去做人质。但是，在先秦，力量强大的一方在不能灭掉对方的情况下，也常常将自己的儿孙送到弱小一方做人质，以示绝不相欺。这其实是强国对弱国的一种安抚之计。
可以想象，一旦两国交恶，战事一起，首当其冲的是两国的人质。所以，两国的国君一般不愿将太子或自己宠爱的王子、王孙，派到敌国去当人质。做人质的，更多的是庶出的子孙或不被国君喜爱的子孙。
异人就是“秦诸庶孽孙”。
安国君有二十多个儿子，异人是公子柱二十多个儿子中的一个。
倒楣的是，异人的母亲夏姬偏偏不得宠，夏姬的儿子自然也就不讨公子柱喜欢。所以，向赵国送个人质这样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便落到了异人的头上。
异人到赵国当人质，并没有使秦国对赵国的挑衅有所收敛。秦国反而屡次攻打赵国，根本不为异人的安危着想。
赵国君臣也知道异人在秦国的可怜的地位，所以既没有给他应有的礼遇，也没有把他真正当作人质来要胁秦国。他们知道，异人在秦昭王和公子柱那里是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人物，杀了异人，不仅不能削弱秦国的力量，反而给了秦国大举进犯的口实。
所以，异人名为秦国在赵国的人质，实际上是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角色。秦赵两国都没拿他当回事。“秦数攻赵，赵不甚礼子楚。”
我们可以想像异人在赵国的尴尬处境。司马迁记载得比较简洁：“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
出无车，食无鱼，异人成了名副其实的落魄公子。
然而，吕不韦“见而怜之”。
堂堂秦国王孙，沦落到这般田地，不由使锦衣玉食的富商吕不韦心生怜悯。吕不韦仅仅可怜异人的贫困处境吗？非也。
俗话说：“在商言利。”商人固然有怜悯之心，也固然有扶危济困之力，但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扶危济困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利益。
还有句名言曰：“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吕不韦与异人萍水相逢，之所以对子楚产生了怜悯之情，之所以对异人那么感兴趣，是因为他以商人特有的敏感，看到了异人未来的价值。
于是，吕不韦说了一句千古流传的话：“此奇货可居！”
这句简明扼要的话经吕不韦之口说出来，后来竟成了政客、商人烂熟于胸的一条金科玉律，成了汉语史上一句经典的成语。
二
吕不韦所具备的商人特有的敏感和独到的眼光，与他关心政治、关心时事是分不开的。
在专制社会里，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与政治密切相关。因为在专制社会中，政治高于一切，一切都得服从于政治。
吕不韦见到异人后便发现异人是一件奇珍货物，颇具投资价值，可以囤积居奇。
。。
经国巨贾吕不韦（4）
他作出这样的判断，自有其理由。
在一般人看来，异人在秦国是最没有前途的一个王孙。因为秦昭王还健在，秦昭王立的太子虽然是异人的父亲安国君公子柱，但安国君有二十多个儿子，怎么排也排不到异人将来继承王位。
而这一切在吕不韦看来只是表象。
秦昭王虽然健在，但他在位四十多年了，已经垂垂老矣。人都有生老病死，对于一国之君也不例外。
秦昭王立的太子不幸短命而亡，秦昭王只得立老二安国君公子柱为太子。安国君这时年纪也不小了。
如果一旦秦昭王去世，公子柱必能登上王位，下一步便会选立储君。而未来的储君只能从他的二十多个儿子当中挑选。只要是公子柱的儿子，应该都有机会。相对说来，异人的机会可能是最小的。但对于善于投机的吕不韦来说，哪怕是只有一线希望，也值得一试！
事在人为。吕不韦经过细致了解，发现可以使一线希望变为一片希望。因为，安国君公子柱的老婆华阳夫人没有儿子。
华阳夫人是公子柱最宠爱的女人。公子柱做了太子之后，为了讨好华阳夫人，立华阳夫人为“正夫人”。这就意味着，公子柱即位后，华阳夫人便是王后。公子柱若立太子，应先立华阳夫人的儿子。
而华阳夫人偏偏没有儿子。
公子柱最宠爱的华阳夫人没生儿子，那么，公子柱将来选太子，只能从他并不怎么宠爱的姬妾所生的儿子中挑选。如此说来，异人的机会就大了些。
如果加上一些人为的努力，未来秦国的王位由异人继承，是有可能的。吕不韦慧眼独具地发现了异人身上的投资价值。
三
吕不韦的“奇货可居”理念，道出了古今中外投资商必须遵循的一条原则，即投资时要先确定此“货”是否是“奇货”，即是否具有投资价值。
只有经过考察论证，被确认具有投资价值的“货”才是“奇货”。也只有“奇货”才“可居”，即可以投资。
吕不韦眼中的“奇货”，在一般人眼中，可能是废物。也就是说，此货物目前的价格，远远低于其将来的价值。趁此货物不值钱的时候进行投资，才能可望在将来此货物升值时获得丰厚的回报。
两千多年前的吕不韦用其特有的语言，道出了一个深刻的经济学原理。
当前，商界和股市出现了一个新词：价值投资。价值投资作为一种资产投资理论，其精髓在于“价值”二字。
价值投资者应该遵循的原则是——只投资于市场价格远低于内在价值的资产。这个理论广泛地被应用到股市、期货及房地产行业。
当代价值投资理论的奠基人是美国的本杰明·格雷厄姆。他在1934年出版的《证券分析》一书，被尊为基本分析方法的“圣经”。他的学生沃伦·巴菲特是成功的价值投资家，其投资原理很简单：只做传统的长期投资。其道理是：长期而言，股票的价格取决于企业的发展和企业所创造的利润，并与其保持一致，而短期价格却会受各种因素影响而大幅度波动，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始终如一地准确预测。
在20世纪新经济里最时髦、最为投资者看重的，就是“未来成长性”。
这里不能不说一说极富传奇色彩的股市投资奇才巴菲特。巴菲特在他还是个学生的时候，就对价值投资理论理解得很透彻。20世纪70年代，在几乎每个人都因为新闻业前景不乐观而纷纷抛出股票时，巴菲特却发现了新闻业所特有的优势，接二连三地大量购进媒体股票。
巴菲特还在经济困难时期以低廉的价格收购企业，然后长期持有。巴菲特持有的许多投资品种时间长达数年、数十年，经历了经济景气和不景气时期，终于迎来了辉煌灿烂的时刻。
巴菲特说：评估投资价值，不是看某个行业是否有利可图，而是看具体公司的竞争优势，及看其能保持这个优势有多久，从而带来给投资者足够的回报。
2001年美国股票市场泡沫破灭之后，巴菲特的价值投资理念被人们广泛认同。而40多年中，巴菲特为信任他的投资理念的几十万股东创造了上万倍的高额回报，并培育了数以万计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据统计，仅在巴菲特长期居住的奥马哈市，就诞生了200名亿万富翁。
巴菲特的成功，与两千多年前的吕不韦好像没有必然联系。但其投资理念是相通的。吕不韦的投资思想，很值得今人细细体会。
第三章、追求利益最大化
一
吕不韦自认识异人后非常兴奋，跑回家问其父亲：“种田能获利几倍啊？”
他的父亲回答说：“十倍。”
吕不韦又问：“经营珠宝生意能获利几倍？”
其父答：“一百倍。”
“那么，帮一个国王登上王位、安定一个国家呢？”
吕不韦的父亲听了儿子的话，一定非常惊讶。他说：“那就获利无数了。”
吕不韦对父亲说：“您看那些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务农者，累死累活而不得丰衣足食。如果建国立君，不仅我们可以享用不尽，还可以泽被后世。我现在想做这件事了。”
吕不韦与其父亲的对话见于《战国策·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不知为何，司马迁为吕不韦作传，没将这段话写进去。
通过这段对白，我们可以获得许多信息。
一是，吕不韦此时正与其父亲一起在邯郸经商。吕不韦想在异人身上投资，可能还有所犹豫，所以回家问其父亲。
二是，吕不韦是商人世家，其父亲就是一个成功的商人。这从吕不韦在拿不定主意之时向其父亲请教一事即可看出。
三是，吕不韦的父亲虽然还活着，但已经退居二线，其生意由吕不韦来经营，老头子只是起个顾问的作用，已经没有决策权了。所以吕不韦在打定主意之后对其父亲说：“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愿往事之”一语，分明不是向其父亲请示或与其父亲商量的语气。
四是，吕不韦的父亲既然已经退居二线，年纪肯定不小了，应当在六十多岁吧。那么，吕不韦此时也当在四十岁左右了。
人到四十，社会经验、人生阅历也比较丰富了，思想也比较成熟了，考虑事情也比较周全了。很难想象，一个二十来岁的血气方刚的小青年会如此深谋远虑。
还有最重要的一条信息，吕不韦没有明说，但道理是明摆着的，那就是：商业利益最大化，是商人永恒的追求。
脸朝黄土背天的农民，一年到头胼手胝足还不能丰衣足食，这决不是吕不韦愿意做的事情。
经营珠宝生意，能够获利百倍，自然比农民强多了。但在已经成为富商的吕不韦眼中，也不过是小富而已。小富即安，这是小农意识，与吕不韦的思想格格不入。
吕不韦所追求的，不仅他自己要得到泼天富贵，还想泽被后世子孙。
二
在先秦的富商当中，卓氏是非常成功的。其家族绵延百余年，到了西汉时期，仍是巨富。范蠡先从政后经商，也非常成功。他在齐国经商化名鸱夷子皮，在陶地经商化名朱公，“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范蠡致富不忘众乡亲，常常接济穷亲戚和贫困故交。范蠡年老之时，将生意交给子孙经营，“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
吕不韦可能认识到，卓氏也好，朱公也好，都是富而不贵。若想“贵”，必须从政。范蠡是先经国后经商，而他要反范蠡之道而行之：先经商再经国。
他以为，那样，他才能做到“泽可以遗世”。
“泽可以遗世”可以从两方面理解。
儒家倡导“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发达之后，就应为天下黎民谋福祉。所谓儒商，不仅仅指商人有文化，而且要有抱负，要有社会责任感。
吕不韦想留给后世的“泽”，应该有“达则兼善天下”的意思。联系到后来吕不韦发达之后的所作所为，我们可以肯定，吕不韦绝不是一个普通的商人，他是一个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商人，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商人。
然而商人毕竟是商人。他的抱负再远大，也与其追求的商业利益紧密相连。他所说的“泽可以遗世”，当然包含为其后世子孙铺平富贵之路的意识。后来他潜移秦国国祚，可谓对“泽可以遗世”一语的再通俗不过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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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国巨贾吕不韦（5）
所以，在吕不韦看来，唯有“建国立君”，才能实现其商业利益的最大化。商人，谁不愿追求最大的利益？
三
在中国，经商追求利益最大化，有时是做得说不得，有时是说不得也做不得。
为什么班彪班固父子大骂司马迁？因为在以“君子言义不言利”为传统道德被朝野一致认同的时代，司马迁敢于言利。
长期以来，封建统治者最烦老百姓言利，最怕老百姓与其争利。他们极力营造上上下下“耻于言利”的氛围，希望“君子固穷”，希望老百姓都来“无私奉献”。大家都来“无私奉献”，那么谁来享受呢，不言自明。
其实孔子也是言利的，并非人们想像的那样清高。他曾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意思是只要能得到富贵，就算替人家做车夫他也愿意。如果富贵不可求，那就只好做自己想做的事了。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是一句大实话，是根植于人性深处的至理名言。只有虚伪之人，才对一个“利”字讳莫如深，才将大胆言利者视为洪水猛兽。
为什么怕人言利？因为那些虚伪的人将天下人视为傻瓜，以为用虚伪的道德说教就能使天下人都“耻于言利”，都自愿放弃作为人的基本权利。
让天下人耻于言利，只知“无私奉献”，那将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面对统治者的掠夺、压榨、欺凌，天下百姓都必须视为理所当然，而且还要山呼万岁。
在统治者看来，老百姓都重义轻利，那才是理想的社会。但人是有七情六欲的，生存是需要物质条件的，人们不可能不去追求自己的利益。
人们只有奉献的义务，而没有获利的权利，会挫伤人的创造力和劳动积极性，轻则导致经济社会的全面停滞，重则带来社会矛盾的总爆发和暴力革命。
正确的态度应是如同孔子所说的那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通过自己的合法、诚实劳动或资本投入，获得应得的报酬。这才是符合人性的义利观。
四
不仅敢于言利、求利是人之常情，追求利益最大化，也无可厚非。
不仅商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政治家、军事家也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兵家经典《孙子兵法》中的《谋攻篇》，集中阐述了孙子追求战争利益最大化的思想。孙子云：“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孙子将其追求战争利益最大化的思想概括为一句话：“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