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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鹰击长空（4）
毛泽东深深咀嚼着、领略着…… 李大钊杨昌济一面恳谈着，一面又携毛泽东来到北大图书馆，介绍他认识了馆主任李大钊先生。 李大钊看罢引荐信，如对故友般地拉着毛泽东的手道：“从杨先生这里，我已是久闻大名了。”他方圆脸，八字须，戴着金丝眼镜，那镜片后的目光，透出睿智与热忱。他字守常，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经济学教授。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时年29。1927年4月6日被军阀张作霖逮捕，28日在北京英勇就义。 “叫李先生笑话了。”毛泽东大是不安，“我们都很喜欢先生的大手笔。你的《青春》，真把我们的‘青春’都鼓动起来了！” “哈哈。我这而立之人就怕这‘青春’不辞而别，所以老喜欢召唤她，不想叫她悄悄溜走。”李大钊自嘲地打着趣。 “先生对时局怎么看？中国的出路究竟……” 未待毛泽东问了，李大钊与杨昌济便相顾失笑。 “你看看。”杨昌济早有预言。 “果然报国心切！”李大钊称许地头一点，凝神少顷，“时下南北相争，不论胜败，中国都是军阀的一统天下。直系的冯国璋总统下野了，不是又上来个老牌的徐世昌吗？” “就不能开出一条新路来？”毛泽东寻究着。 李大钊依旧寻究在自己的思路里：“自辛亥革命起，讨袁、护国、护法，孙中山四举大旗，都失败了；‘新路’在哪里呢？我想，怕是在士兵、工人……在民众；不是旧的，沉睡的，而是新的、不甘做奴隶的——像苏俄。” “守常高论。”杨昌济难得动容，此刻也不由得慨然称叹。 毛泽东沉静的双眸，顷刻间折射出火花道：“先生说得极是。我们斗过汤芗铭、王汝贤，大家起来了、同心了，他们就害怕了。” “正是此理。这里有几本刊物、册子，你可以先拿去看看。” “太好了！”毛泽东接过书刊，大为动心。在湘乡，总嫌书刊少；到了长沙，像牛闯进了菜园，狂吃猛啃，可慢慢又嫌需要的书、急待参考的报刊等太少，尤其像介绍苏俄革命的资料，简直是凤毛麟角。故而见尊敬的大钊先生一下借出这么多刊物、册子，怎还能不开眼呢？！ “苏俄的声音，他们封锁得那么死，你们还是挖出来了？”杨昌济很是赞佩。 “可惜太少。”李大钊又拿过蔡元培的引荐信，“让你做个图书馆助理员，太委屈了。” “不不，只要够吃饭，有书看，能多听听先生的指教，就足够啦！”毛泽东拳拳自剖。 李大钊镜片后的炯炯目光，透出可意的希冀与赞赏。 对于孜孜求索而又未得要旨的毛泽东来说，结识李大钊，不能不说是赴京的第一大收获。正是这一收获，使他的人生翻启了新的一页。 诚如毛泽东的自述： “我在李大钊手下当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时，就迅速地朝马克思主义发展……” 曾几何时，千寻万盼着介绍“主义”的书刊，如今就在手上！毛泽东像得了宝贝似的，一回到小屋，就关在他“书斋”里猛啃。萧三亦饶有兴味，只要没什么大事，天天就陪着老同学啃读。 这天，萧子升夹着几部大厚书，匆匆而归，见三弟也在，就问：“看什么呢？” 毛泽东眼不离书，手一招道：“来得好。你快看看李大钊先生写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这一比，就比出苏俄必然成功来了。” 萧子升将李大钊的《言治》季刊挪开，将自己带来的大厚书一搁，极推崇地引荐着：“你还是看看这位——” “谁？” “克鲁泡特金！废除私有制，消灭一切国家，建立无政府的共产主义！”萧子升西发一捋，挺鼻一昂，仿佛曙光就在眼皮底下。 “喔？太好了！这倒值得领教。”毛泽东一样饥渴的目光又折射而出。少顷，骤然记起：“几点了？” “十二点五十。怎么？” “哎呀，上班要迟到了。”毛泽东捧过萧子升带来的《法国大革命》，匆步离去。走不两步又扭身关照：“我们晚上再讨论。” “润之，你还没吃中饭！”萧三提着醒。 “有了！”毛泽东一拍克鲁泡特金的大厚书。 对于馆主任李大钊来说，委屈了毛泽东；而对毛泽东来说，只要有他至爱的书刊与报纸相伴，虽然是助理员，也很知足了。况且在这里兴许还能结识一些新的朋友。 这不，机会来了。 毛泽东礼貌地迎候着各式师生的签到。他猝然发现签到人笔下流淌出“傅斯年”、“段锡朋”几个字，眼光不觉一亮！ “二位就是傅斯年、段锡朋先生？” 两人不解地回视着陌生的南方人，回道： “是的。” “有何贵干？” 傅斯年、段锡朋均系北京大学学生，###中坚。 “在湖南，我就听得二位的大名，能不能请教？” “什么？” “如何才能唤起中国民众嘞？” 傅斯年与段锡朋不想这个湖南人会提出如此大的题目，相顾愕然：“你也关心这个？” 毛泽东诚挚地点点头：“是的。” 两人只是不以为然地付之一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十章：鹰击长空（5）
“你不妨就等着看傅先生的大文章吧。” 傅斯年矜持地一笑，便与段锡朋撇下毛泽东，径自进入阅览厅内。 毛泽东眼中的波光一记颤动，不过即刻就平伏下去。 毛泽东的自述： “我对他们怀着浓厚的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但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待到读者都签到了，毛泽东便坐落下去，投入到克鲁泡特金的“大革命”中。 一旁的李大钊，早就看在眼里，不满地一瞥傅斯年与段锡朋的背影，踱到毛泽东跟前，亲切地关照着：“润之，明天胡适先生有个‘新文学’的讲座，你去听听吧。” 毛泽东欣然欠身道：“有劳先生了。” “看什么呢？” “克鲁泡特金的《法国大革命》。” “我们是应该多读一点、多看一点，多作一点比较。” “先生的文章和介绍的书，我都拜读了，真是大开眼界！” “能开人一点眼界就不错了。”李大钊将自己看得很平实。他的目光从克鲁泡特金的《法国大革命》上抬起，“苏俄革命，原来也是比较了许多条路以后找出来的……我们也应该找出自己的路来。” “嗯。先生说的是——我们自己的路……”是哇。比较是需要的，但根子还在自身。 毛泽东真感到庆幸。你看，肚子不会挨饿，又有书可读，还有讲座可听，北京此行，太美妙啦！胡适先生的讲座，他自然不会放过，还约上了蔡和森与邓中夏。 待到蔡和森引着一身工装的邓中夏迅步赶来听讲座时，大教室里已响起一阵掌声。两人好不懊丧。 “怪我，怪我。”邓中夏频频自责。不过他俩总算听到了胡适先生最后的归结： “我胡适是文学进化论者。明清的时代结束了，今天应该产生跟时代同步的、新的文学！” 热烈的掌声宣告着讲座的结束。 不意间，他俩听到毛泽东的提问：“请问胡先生，这‘新的文学’和社会的革命该是如何的一种关系嘞？” 蔡和森与邓中夏不觉轻轻推开一条门缝。 传出胡适的声音：“你是新来的学生？” “不。我是特地来旁听先生大课的。” “你既不是注册的学生，我就……无可奉告了。” 蔡和森顿起不平，欲推门而进，被邓中夏拦住：“胡适先生刚从美国回来，怕也未必就能解答。” 两位知友料想毛泽东会生气，会不平，不料毛泽东居然能“见多不怪”。且听听毛泽东的自剖： “算不了什么。我们湖南人，一口的土话，也难怪大京城的先生见怪。胡先生是有学问的人，我敬重他。” “不愧是当过‘总统’的，肚里能撑船哇！”邓中夏释然了。 毛泽东盯住邓中夏的工装，释然道：“老乡来了这么久，也不来看看，原来去长辛店了。” “他们###想办工人夜校。” 毛泽东立时来了劲，脚步一收，赞叹道：“好主意。好主意！” “听和森说，你在一师就办过夜校，还搞得兴兴旺旺的！” “开始工友们不信有这样的好事，不要钱，还能读书、识字；后来信上了，唿，就不得了！” “你、和森一定来长辛店上课。” 蔡和森立即应允：“只要是工友、农友需要，一定！” 三人相顾会心。不几日，有心的杨昌济又把毛泽东与蔡和森引领到北大文科学长室，介绍认识了学长陈独秀先生。 寒暄不几句，毛泽东就搬出了请教胡适的问题，把学长与引见人都激乐了。 陈独秀“哈哈哈！……” “润之兄的这个问题，也是不大好对付唷！”陈独秀毫不避讳地打趣着。他一身书卷气中，飘溢出敏锐与爽朗，又裹挟着不遮不拦的自信与自负。他字仲甫，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时年39。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42年病故于四川江津。 毛泽东与蔡和森面浮敬重，欣悦地聆听着。 “政治要革新，文学不能不革新。”陈独秀替杨昌济添上开水，神思已进入文学的王国，“传统的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应当推倒，而代之以新的文学——面向宇宙、人生、社会！” 杨昌济也不能不受其感染道：“你们看得出吧？堂堂学长，也是‘青春’当年呐。” “不敢当、不敢当。你怀中兄才是眼明如镜，心清如水，我陈独秀可就自叹弗如了。哈哈！” 毛泽东与蔡和森相视一笑，胸臆大快。 “以陈先生之见，我们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嘞？” “哈呀，你出的尽是难题！” 陈独秀与杨昌济相顾而笑。 “你问我，其实我也不知道。”陈独秀如实自剖，“北京的直、皖、奉三系军阀，靠不住；孙中山先生仰仗的南方军阀，怕也……靠不住。靠谁？自己。你们不就有个‘新民学会’吗？湖北有个‘利群社’。还会像婴儿一样地一个个地诞生出来！出来了，多了，就该有个……” “大联合。”毛泽东思绪一荡，脱口而出。 “嗯？大联合？”陈独秀从另一迷蒙的思路里回神出来，“也对，也是这个意思。”
第十章：鹰击长空（6）
“你们这一‘联合’，大小军阀可就头痛了。”杨昌济曲言表述着内心的期待。 蔡和森大拳在腿上一击道：“他们头痛了，中国的病才有治！” “说得好！说得好！哈哈哈！……” 继李大钊之后，毛泽东又结识了陈独秀，这不能不说是他京都之行的第二大收获。 邵飘萍毛泽东的自述： “他是我早年崇拜的人物，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造，有功劳！” 从蔡元培校长，到李大钊、陈独秀先生，毛泽东得助于杨昌济先生，认识了一个个中国教育、文化界的领军人物。他感觉着自己的目光深了一些，也远了一些，他更近地捕捉着拯救中国出路的良方。 这不，又一位非同一般的学者、大家，跟毛泽东“不期而遇”。 那是在北大新闻研究会的例会上，一位长发，中分头，五官楚楚，身着西装，仪表英俊，气质高雅的先生。与胡适不一样，他偏喜欢跟学生们围坐在一堆，谈说得融融洽洽的！这位先生叫邵飘萍，原名镜清。北京《京报》社长，新闻研究会导师。时年34。中国新闻教育的开拓者。1926年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 邵飘萍细细审度着毛泽东道：“你是来旁听的？” 毛泽东如实回复：“不是正式的学生。”他有心点破自己无身份的身份。 “听说你提的问题，都不好对付？”邵飘萍友好地调侃着，“我倒乐意听听。” 学生会员们禁不住相顾窃笑。 毛泽东感怀之下，反倒不好意思了。 “请提问。” “谢谢先生。”毛泽东礼貌地鞠了一躬，目光在记录本上一顿，“邵先生想力改报纸新闻单单就按照政府文件发消息的陋习，而力主记者自身的调查，报告真相……” “嗯。对社会负责，不务空谈。” “我敬佩先生的胆识，十二分的赞成。可政府能答应吗？不会……” 邵飘萍憬悟到毛泽东的担心，哈哈一笑：“为办报纸，我跟牢房早交上朋友了，它不嫌我，我不嫌它；当然，不去更好。” 满室雀跃，继而敬佩的掌声不期而起。 一个乐于讨教，一个乐于讨论——还颇欣赏对方的赤子之心，于是毛泽东与邵飘萍顺理成章地有了非同一般的师生之情，当然还有同气相求的蔡和森与邓中夏。 凑了个周末，邵飘萍请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一行来到自己的《京报》社。 “其实我早就认识邵先生了。”毛泽东轻轻一语，把邵飘萍闹了个“顶头呆”。 “你早就‘认识’我？” 毛泽东点点头道：“1912年，在《汉民日报》上，先生大骂袁世凯！……” “噢，哈哈。”邵飘萍恍然记起，“我的牢房生活，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你真有心呐！” 毛泽东一行进到编辑部，发现什么，六道目光即刻“凝固”了。 墙上，大字醒目——“铁肩辣手”。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邓中夏一吟而出，大感痛快。 邵飘萍注视着仰首凝眸的毛泽东问：“润之想什么呢？” “我们都负有‘铁肩辣手’的责任。” “你也想办报？” 蔡和森慨然回复：“我们早有此想。” “好，时下的中国，尤其需要‘铁肩辣手’，多多益善！” 毛泽东的自述： “邵飘萍对我的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的理想和优秀品质的人。”1918年11月11日，波及全球人口十五亿，死亡三千余万，持续四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