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短短几年内，昔阳县不仅农田水利建设颇具规模，而且公路、村庄、城市建设成绩显著。他的一个个决策得到了民众的支持。昔阳的水、昔阳的山，在他手下慢慢地驯服温顺了。他高兴地说：越干越想干，越干越敢干，越干越会干！
“到来的都是先生，出去的都是学生”
随着学大寨运动的蓬勃展开，他愈来愈感到知识和人才的珍贵。有一次，他在一份内参上看到许多被称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有的被批判斗争，戴高帽挂牌游街，有的被下放到农村，关进牛棚劳动改造。他感叹地说：“人才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求贤若渴的他想出了一个请这些专家到大寨“改造”的办法。
征得周总理的同意后，他亲自到各地打听专家们的下落，并以自己的名义发出邀请函，不久就有20多位专家教授前来大寨。他非常高兴，把大寨的好房子腾出来给他们住，为他们专门安排了办公用具和科研设备，还配了一台放映机活跃他们的文化生活。当时虽然粮油紧张，但爷爷尽量供应给他们细粮和肉蛋菜等。
专家教授在大寨受到尊重和礼遇的消息传遍了全国，吸引了许多高素质人才。除了农林牧和水利工程方面的专家外，教育、医疗、文艺、新闻等方面的专家也纷纷闻迅而来。在当时大讲出身成份的形势下，一些非工农家庭出身的“臭老九”在大寨得到起用并被委以重任。
直到现在这些人仍记得大寨，记得他的好，不管身在何处，年年中秋节都邮来月饼以寄相思。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华炎卿教授回忆以往情景时动情地说：“我当时被下放养猪，当时老陈一家人把我当人看，明珠悄悄地给我送吃的，他们是我们全家的恩人哪！”不少人在大寨住了十几年，有的在昔阳结婚生子，为了表达对大寨的感情，他们给孩子起名字叫“寨寨”、“学寨”等等。
爷爷重视人才，更重视读书。对于一些学校的教师在“文革”中参与停课造反一事，他十分恼火。在大寨公社召开的教师队伍整顿大会上，他语气沉重地说：“过去我们这茬人念不起书，是因为旧社会黑暗。可是没有想到，新社会了，我们的后代还念不成书！学校不上课，教师不教书，误国误民误子弟，这是对人民的犯罪，终究要受到历史的惩罚。”
在他的倡导下，大寨、昔阳尊师重教，成了专家教授们大显身手的地方。这些“大手笔”写出了“大文章”，研究出了包括新的果蔬种植、粮食新品种栽培等在内的很多项目。从此，新鲜的蔬菜一年四季摆在老百姓的餐桌上，新品种的苹果摆上了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精装核桃、冷冻兔肉、水果罐头等十几个产品在广交会上频频亮相，并出口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居安思危，一直是他激励、警戒自己的格言。他在欣喜之余不免担心：有朝一日专家们走了怎么办？于是他抓住时机，号召以公社为单位建立农科所、技术推广站和农业技术学校，村村建立农科组，人人落实试验田，拜专家为师，扎扎实实学科学、用科学。
他分期分批带领社队干部到山东、河北、江苏、湖南、江西等地外出考察，对大家说：“天外还有天。要学习当地科学种田和农业机械化的成功经验，回来后注重推广。”他还让县里各专业单位举办学习班，派人到南方接受培训，学成归来后在昔阳建立育种基地，进行品种改良试验。
应中国农科院的邀请，他派出几位同志代表大寨去海南参加农业会议，并再三叮嘱，一定要把眼光放远些，把先进的技术学到手。他语重心长地对与会人员说：“学大寨运动要有后劲，这个后劲就是科学。如果在科技上落下步子，我们的工作将一塌糊涂。”他教育大寨人：每次人们到大寨，都要当做是自己学习他人的机会；每次外出学习，都要当做是寻找自己差距的机会，即“到来的都是先生，出去的都是学生”。
多年来，在专家们的传帮带下，一批大寨“土专家”脱颖而出，在科研上大显身手。自从1965年11月起，北京农业展览馆年年举办“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一直延续了13年。大寨的许多科研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成果奖，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后来，全国科学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寨作为全国科研先进集体出席了会议，在近百项科研成果中，筛选出了优良玉米品种“大旦1号”、“大旦2号”和优良高粱品种“大杂5号”等十几个有科技含量的成果向大会献礼，引起很大反响。与会者看了说：“过去只知道大寨人大干苦干，没想到科研也搞得这么好。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农业现代化的前景和希望。”
。。
“我是‘三不管’主任”
爷爷当了县里的官，仍然坚持领导生产，带头参加劳动。有一次，昔阳县革委会开完会后，已经是半夜一两点钟了，工作人员给他在县委大楼准备好宿舍，让他住在县城里。他听后哈哈一笑说：“我要回大寨，明天一早还要下地劳动哩。三早折一工嘛！”众人听了不理解，他就说：“我这个主任是带领全县人民搞生产的，不参加劳动怎么能领导好生产？”
他很明确地对几个县委领导说：“我这个主任可是‘三不管’主任，白天的事我不管，不要妨碍我劳动；不懂的事我不管，你们该办什么就办什么；一般的事我不管，你们研究着办。有要事咱们晚上开会研究。”
这么多年来，他手中有着实权，但是掌权不揽权。这么多事，只要他管哪件，哪件就有分量。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不管，管的事必有结果，不管的必有答复，一切都不忙乱。这是他的领导风格。
“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
任县委书记时，爷爷定下一条原则：“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他主政昔阳12年，执掌大寨21年，踏踏实实为老百姓办了许多实事，为昔阳人民创下了不可磨灭的业绩。
一是农田基本建设卓有成效。12年里，他领导昔阳人民共建大小工程9830多个，治理小流域3200多处，劈山3座，打坝860公里。全县治理山沟共碹涵洞长约77公里，洞下流水，洞上种田。经过治山治水，控制水土流失，在宽广的河滩上打坝填土造平原，全县增加了60000多亩既能机耕又能浇水的良田。
特别是在1972年到1975年连续干旱时，昔阳县发扬天大旱、人大干的精神，用近3万个工，完成了4400多项农田基本建设工程；在松溪河上垒起了总长26万米的大石坝，造了34000多亩地；在2000多条乱石沟里砌起了35000多米的涵洞，造了20000多亩好地，总共增加了70000亩水浇地，实现了1972年提出的“一年大旱大干，二年大旱拼命干，三年大旱夺高产”的任务。
二是水利建设取得辉煌成果。1966年前，昔阳县库容2000万立方米的只有一座郭庄水库。12年里兴建了水峪、秦山、关山、杨家坡等4座大水库，5座可容1亿立方米的水库，16座可容10万立方米的水库。不仅有明渠、暗道；有喷灌、滴灌，还有许多蓄水池和旱井等微型蓄水设施。据测算，这些设施的拦洪能力是12年前的7倍多，为战胜洪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是粮食连续12年获得大丰收。全县粮食总产量由1966年的8200万斤，增长到1978年的亿斤，增长232％ 。大寨粮食亩产突破了千斤大关。全县粮食平均亩产过了“黄河”，提前两年实现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规定的“到1972年黄河以北粮食亩产达到400斤”的目标。不但集体和社员个人都有数字可观的储备粮，而且在国家粮食紧缺的情况下，他带领昔阳人民，12年内共向国家缴售商品粮亿多斤，做出巨大贡献。
四是植树造林成绩显著。在千方百计提高粮食产量的同时，他制定了“山上建银行，山下建粮仓”的发展规划。12年内，共植树25万棵，绿化1000多亩地。包括虎头山在内的许多山郁郁葱葱，到处是青松翠柏。
五是采用先进技术效果明显。1967年前只有少数公社通电。到1978年，全县社队都通了电。化肥、优种和水泥全面普及。半机械工具基本上达到了普及。各种动力机械发展到万多马力。在全县范围内实现了耕作、灌溉、运输、脱粒、粉碎、农副产品加工等大部分农活的机械化和半机械作业。
六是县办工业和乡镇企业发展迅速。县里办起了化肥厂、酒厂、水泥厂、机械制造厂、农机修理厂、炼铁厂、煤矿和农副产品加工厂等多种企业，大大增加了农业收入。有些公社的乡镇企业收入占到当地农村总收入的37％以上。
由于各个方面持续高速发展，全县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村村通公路，出行很方便；家家口粮足，还有储备粮；人们住上了排窑新房；各村还建起了大礼堂、展览馆、幼儿园、中小学、书店、图书馆和医院等文化教育、医疗卫生设施。
从政“四怕”
1971年4月，在中共山西省委第三届一次会议上，爷爷当选为山西省委副书记。官当大了，他的“胆子”却小了。他在一次讲话中说自己有“四怕”：
“一怕调到省里工作，脱离群众。离开群众我就不能工作了。我办法也不多，即使有些办法，也是在群众中学下的。要脱离群众，我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
“二怕自己特殊化，怕浪费。我们都是干部，谁也不能高谁一等， 不能把自己摆在群众头上，要摆在群众之中，要和群众平起平坐。顺手飞来的钱花一元也不可惜，可这都是我们自己辛苦劳动挣下的钱，花一分也觉得心疼。
“三怕得病。我不敢说我有病。一说有病，医生就给看，吃了药就给报销。我觉得我没有理由花国家的钱，花人民的钱。我们当干部的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能高人一头。
“四怕劳动少了。如果不参加劳动，就不会指导生产了。因为没有实际东西，就说服不了群众了。”
他总是教育大家：“群众委托咱管理集体的大家业，希望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怕的是干部不走正路走邪路，不为大家为自己。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权是人民给的，干部是大家选的，永远不能忘恩负义做人民反对的事情。”
。 想看书来
“我不是李自成”
1973年，山西省委领导让他兼任晋中军分区第一政委，穿军衣，转成国家干部，拿国家工资；把全家转为城市户口；并且把家搬到榆次市居住。
他觉得事关重大，又怕这是中央的意思，就到北京找见时任副总理的纪登奎了解情况，说省里提出的要他转户口等三条意见，自己一条也不准备接受。纪登奎一听，支持他说：“这三条你不接受，我也不敢让你接受。除了毛主席，谁敢拍这个板？你穿上军衣，外宾内宾到大寨找陈永贵找不见了，这怎么交待？”说完，纪登奎哈哈大笑。这下子，爷爷才知道原来不是中央的意思，于是回到省里后明确表态：“穿军装、转户口、换房子这三条一条都不干。”
有些人不理解，说穿军装、转户口、换房子，这怎么不比在山沟里好？他不以为然地说：“我土生土长，靠工分吃饭，现在拿上工资，我觉得跟我的劳动模范身份不合。我是个劳动模范，穿上军装，每天坐办公室，怎么发挥我的长处？我不是李自成。李自成进了北京天天过年，我掌了权天天修地。”
txt小说上传分享
身兼数职两不误
爷爷相继兼任山西省委副书记、晋中地区地委书记、昔阳县县委书记等领导职务，外出开会也多了起来。加上到大寨参观的人越来越多，村里安排给他的接待任务也比较繁重，劳动时间相对就少了，但他还是坚持参加集体劳动。
有一次，省里通知他第二天早上8点出席省委会议。从昔阳县到太原市有300多里远，山路多，又坑坑洼洼不好走，坐车也要大半天时间。他接到通知后并不急于动身，而在地里整整干了一天活儿。吃完晚饭后，他先安排了村里的工作，再到县里安排了工作。开完两个会后，已经是凌晨两点了，他才坐车赶往太原，在夜行车上打了个盹，就算睡了一觉。有人说：“永贵这是一不误劳动，二不误工作，就是误了睡觉。”
他却幽默地说：“一误换了两不误，多合算呀！”
多年来，他总是严格要求自己，并一再告诫干部：“一懒生百邪，一个人思想变坏常常从懒开始。懒、馋、占、贪、变，这是干部变坏的一条规律。因此，干部必须不搞特殊，不自私，积极参加劳动。”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走进中央政治局
1973年上半年，爷爷参加中央举办的为期3个月的工农兵中央委员学习班，当时还有一批来自工农兵的十大代表如吴桂贤、倪志福等人也参加了学习，中央专门抽调了20名理论干部给他们讲课，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
8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这个学习班的21人中有12人被请上了主席台。爷爷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按照座次被安排坐在毛主席身后。会上，他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
8月3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爷爷的名字出现在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上，由各小组进行酝酿讨论。在华北组，有位中央领导首先发言：“关于陈永贵同志来中央，过去几年就考虑过，大寨和昔阳在他的领导下，始终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经过考验的。永贵同志去四川、贵州、云南参观访问，敢于直言批评，没有虚辞客套，各地同志都说受益匪浅。”华北组的中央委员们听了这番介绍后，都热烈地鼓起掌来。在这次会议上，爷爷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会议结束后，他回到昔阳，9月12日下午，在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大会上作报告，介绍了会议的情况。他说：“古今中外还没有把一个农民提到国家的领导岗位上的，马克思没有解决，列宁没有解决，毛主席解决了，这就是毛主席对工农分子的依靠和重用。”
接受周总理委托
1974年2月，他在黑龙江考察北大荒时，中央急电通知他立即回京，参加中央的一个会议。按照周总理的提议，会议责成他具体解决山西问题，要求他既要弄清是非，又要搞好两派之间的团结。
山西的派仗打了多年，涉及的范围广，问题多。他认为农业问题和农民问题是根本，所以对山西动枪动刀的事看不惯。面对周总理，他长时间没有开口，左思右想后大胆说出了自己的难处：“总理，我不是不接受中央的任务，但水平太低，很不适应这项工作。山西问题，我解决不了！”周总理对他说：“山西问题还是你解决合适，只要站在党性上，不要站在派性上，山西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主席有一句名言：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嘛！山西问题能不能解决，就看你有没有斗争精神。”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听党话，跟党走”是他的原则。他含泪接受了周总理的指示。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与张春桥的矛盾
爷爷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见到毛主席的机会多起来了。一般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见到毛主席，有几次是毛主席叫他到自己的住处去，同他交换意见，有时也征求对政治局委员的看法。爷爷不随便讲话，但一旦说起话来，对所谈的问题常常是一针见血。
1974年上半年，中国政坛风云突变，先是批林批孔，后来又批周公。6月1日，周总理因患癌症住进了医院。毛主席让王洪文安排人事工作。爷爷知道中央斗争激烈、情况复杂，在一些问题上不随便表态。他对政治局的同志都很尊重，特别是对周总理。9月30日，周总理抱病主持国庆25周年招待会，坐在前面的爷爷站了起来，使劲地带头鼓掌，以表达对总理的敬仰之情。张春桥对此看不惯，话里话外总是讽刺他：“永贵同志鼓掌举得高啊！”对这种说法他置之不理，可在他的举止中还是表现了出来。开会时张春桥坐在一边，他就把脸扭到另一边。有人问他，他说：“脖子扭了嘛！”
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爷爷发言完后，张春桥不指名地攻击他，说他拍手都爱出风头。爷爷顿时翻了脸，站起来说：“党的会议不让我说话么？我反映的都是事实呀，大不了我回去种地。哼！你也没有那个权威。”会议由王洪文主持，其他政治局委员们都不吭气，气氛很紧张。散会后，纪登奎伸出大拇指称赞道：“老陈，够勇敢的！”李先念、陈锡联也给他打来电话，说他捅了马蜂窝，痛快！
爷爷和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关系很好，在政治局开会时总坐在一起。一次去广西南宁参加贫下中农代表大会时，韦国清和许世友接待了他。许世友坐在沙发上拍着膝盖说：“这里是我的地盘，老陈有什么话就随便说吧。”他就谈起了张春桥的事。许世友在南京当司令员时，张春桥去当过几天政委，跟许世友也合不来。许世友就向毛主席发电报揭发了张春桥的问题，说张春桥动不动就训人，口头上说支持工农干部，实际上根本不让人家讲话。毛主席接到许世友的上书后，在一份材料上批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表现。”周总理在医院得知情况后，连忙召见爷爷，对他说：“永贵呀！张春桥这个人不好对付啊，我都对付不了他。这样吧，等我出院了，把你和张春桥的矛盾解决一下。”
爷爷和张春桥的矛盾由来已久。在毛主席80寿辰时，江青设了一桌酒席，宴请部分政治局委员。当江青谈到妇女坐天下和批宋江时，张春桥举起杯，笑着说要和爷爷碰一下。那笑容让爷爷不舒服，他使出了牛脾气，不理张春桥，站起来说：“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我高兴。每人一杯，我替大家喝了。端酒来！”酒端来了，一杯又一杯，一共24杯，他一口气喝了下去，委员们见状一齐鼓起掌来。会后，他跟纪登奎在车上聊了起来：“哼，说我粗，可我粗中有细，有立场哩，有气魄哩！”
当时，政治局里有的人思索着中国的发展前途，有的人静观事态走向，有的人以不变应万变，他却一次次把自己暴露在众人面前，奋力地为正义而拼杀着。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