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农民起义的危险性在不同的地区情况不一。农民能够而且确实会被保守的政府收买，尤其是在那些他们的领主或剥削他们的商人和高利贷者恰巧是另一个“革命的”民族的地方，如波兰人、匈牙利人或日耳曼人。德意志的中产阶级，包括莱茵地区自信正在蓬勃成长中的企业者们，不可能强烈担忧任何立即可能会出现的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政权，因为除了科隆（Cologne）和柏林之外，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运动几乎不存在。在科隆，马克思设立了他的总部；在柏林，共产主义者鲍恩（StefanBorn）组织了一次相当重要的工人阶级运动。然而，正像1840年以后的欧洲中产阶级认为他们在兰开夏事件的硝烟中看到了他们将来的社会问题那样，他们也认为他们在巴黎的街垒后面看到了另一种未来的社会问题。巴黎是革命的先驱地和输出地。二月革命不但是“无产者”促成的，而且是具有自觉性的社会革命。其目的不仅是建立共和国，而且是要建立民主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其领导人是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其临时建立的政府中，事实上就包括一名名副其实的工人——机械工阿尔伯特（Albert）。在革命的最初几天，起事者还不确定是应该用三色旗好，还是该用社会主义革命的红旗。
除了民族自治或独立成为问题的地方外，1840年以后的温和反对派既不要求革命，也不真正参加革命；而且就算是有关民族问题，温和主义者也宁愿采取谈判和外交的办法，而不用对立的方式。无疑他们需要得到更多满足，但他们更乐意寻求让步。那些如沙皇般愚蠢无知而且傲慢自大的专制主义者，迟早都得被迫让步，这是显而易见的；而通过国际造成的变化，迟早会被决定这类事务的“强权”寡头们所接受。现在他们既然被穷人的力量或巴黎的模式推到革命之中，他们自然想尽可能地利用这一千载难逢的有利局势。然而，实际上经常是在一开始他们对左翼的恐惧都会超过旧制度。从巴黎街上的寨垒建起伊始，所有的温和主义者（像加富尔认为的那样，也有很多激进主义者）就存在着转变成保守主义者的可能。当温和主义者的观点快速地转换和弃守的时候，民主激进派中的不妥协者——工人——遂受到了孤立，或处于更不利的地位，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保守主义、先前的温和主义以及旧制度，即法国人所称的“秩序党”（partyoforder）的联合。1848年革命终归失败，其原因在于革命中的决定性对立双方不是旧制度和联合一致的“进步力量”，而是“秩序党人”和“社会主义革命者”。发生关键性敌对冲突的场合不是2月的巴黎，而是6月的巴黎。在巴黎的6月起义中，工人们因处于孤立的地位而被打败并遭到屠杀。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战斗，视死如归，伤亡惨重。总计大约1500人在街道战斗中丧生——其中政府军大约占三分之二。富人对穷人的仇恨在此表现得非常明显，正是这种仇恨使得失败后的穷人有大约3000人遭到无情的屠杀；另外还有12万人遭到逮捕，他们大多数被流放到阿尔及利亚的苦工营去了（巴黎二月革命约有370人死亡）。
第一章 民族的春天（6）
所以，只有在激进主义者足够强大且与群众运动足够密切，能够进而拉着温和主义者前进或甩开他们自行起事的地方，革命才会蓬勃发展。这种形势最可能发生在以民族解放为关键问题的地方，因为要达到民族解放的目标，需要不断地动员广大群众参与。这就是为什么革命会在意大利，尤其是在匈牙利持续最久的缘故。（在法国，不存在民族独立和统一问题。日耳曼民族主义者正忙于统一一些分裂的邦国，但妨碍其统一的不是外国占领，而是——除了出于狭隘的地方分裂主义的既得利益之外——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两个强国的态度，它们均认为唯有自己才能代表德意志。斯拉夫民族主义的愿望一开始就与那些“革命的”民族相冲突，例如日耳曼人和马扎尔人，所以他们就算不实际充当反革命的支持者，也是默不作声。甚至捷克左派也认为哈布斯堡王朝可以保护他们免于被德国兼并。波兰完全没有参加革命。）
在意大利，温和主义者团结在反对奥地利的皮德蒙特国王身后，并且在米兰起义后得到各小公国的支持，尽管这些小公国在心里面仍怀有很大戒心。于是，温和主义者带头对压迫者进行战斗，同时又时时提防着共和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由于意大利各邦国的军力薄弱，皮德蒙特国王的踌躇迟疑，加上（也许是最重要的）他们又拒不请求法国协助（他们认为法国会壮大共和力量），于是遂在7月的库斯托札（Custozza）一战中被重组后的奥地利军队打得一败涂地。＇值得注意的是，伟大的共和主义者马志尼（GMazzini，1805～1872），尽管有着奋斗不息的政治抱负，百折不挠，但却反对向法国求援。＇这次失败使温和主义者名誉扫地，民族解放的领导权转到了激进主义者手里。激进主义者于秋季在几个意大利城市夺得政权，1849年初终于建立起一个罗马共和国，马志尼为此大加宣扬。＇在一个叫曼宁（DanieleManin，1804～1857）的聪明律师领导下，威尼斯已经变成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这个共和国一直坚持到1849年8月末才被奥地利军队征服，其坚持的时间甚至比匈牙利人还要久。＇激进主义者无法在军事上抵挡奥地利，他们虽能促使皮德蒙特于1849年再次宣战，但奥地利军队于3月份便在诺瓦拉（Novara）一役轻而易举地赢得胜利。更有甚者，尽管他们有决心驱逐奥地利人，统一意大利，但整体说来他们与温和主义者同样害怕社会革命。甚至连马志尼也反感社会主义，反对对私有财产进行任何干涉，他仅把自己的目标限制在精神方面，尽管他对普通百姓有着无限热情。在初遭挫败之后，意大利人的革命寿命已经来日无多，徒然苟延时光而已。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那些镇压意大利革命的人当中，有当时非革命的法国军队，这支军队在6月初征服了罗马。法国人对罗马的远征意在重振法国在半岛上的影响，以对抗奥地利人。法国此举的后果还有一个附带收获，就是赢得天主教徒的好感，后革命时期的法国政府正需要依靠天主教的支持。
与意大利不同，匈牙利多少还算得上是政治上的统一体＇“圣斯蒂芬国王（StStephen）的土地”＇，具有有效的宪法，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治，而且还具有除了独立之外的一切主权国家的各种要素。匈牙利的弱点在于，统治这一广大农业地区的，绝大多数都是马扎尔贵族，他们不仅管制着大平原上的马扎尔农民，而且还统治着可能占60％的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斯洛伐克人、罗马尼亚人和乌克兰人，更别提为数不少的日耳曼少数民族。这些农业人口对于废除农奴制度的革命并非不具同情，但他们却被推到敌对那方，因为即使是布达佩斯的激进人士，大多数也不肯承认他们的民族资格，亦即他们与马扎尔人是不同的民族。同样，他们的政治代言人也被逼至敌对那方，因为马扎尔人凶猛残酷地施行马扎尔化政策，并吞并了直到当时还有着某种自治程度的边区，意在形成一个中央集权而且统一的马扎尔国家。设在维也纳的宫廷，执行传统“分而治之”的帝国主义政策，对各民族的运动均提供支持。于是，一支克罗地亚军队对革命的维也纳和革命的匈牙利发动攻击，这支军队是由南斯拉夫民族主义的先驱、作家盖伊（Gaj）的朋友耶拉契奇（BaronJellacic）率领的。
第一章 民族的春天（7）
然而，在相当于现在的匈牙利国家版图内，革命却得到了马扎尔群众的支持，其中既有民族原因，也有社会渊源。农民认为，他们的自由不是皇帝赐予的，而是来自革命的匈牙利议会。在欧洲，匈牙利是唯一在革命失败后出现了类似农民游击战争的地区，其中著名的土匪罗斯察（SandorRósza）还坚持了许多年。匈牙利议会分为上院和下院，上院由妥协主义或温和主义的富豪组成，下院由激进的乡绅和律师控制。当革命爆发时，匈牙利议会只是上书抗议，而未采取行动。科苏斯（LouisKossuth，1802～1894年）是一位能干的律师、新闻撰稿人兼演说家，他将在1848年成为国际上最著名的革命人物。正是在他的领导下，匈牙利议会才毫不犹豫地采取这项政策。匈牙利成立了由温和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联合执政的政府，并得到维也纳的勉强认可，所以就实质意义而言，匈牙利是一个改良过的自治国家，至少到哈布斯堡王朝采取征服它的立场时为止。库斯托札战役之后，哈布斯堡王朝迫使匈牙利人做出选择，或是投降，或是走上极端，尤其是在取消了匈牙利的3月改革法案并侵入这个国家之后。于是，在科苏斯的领导下，匈牙利人破釜沉舟，决定背水一战。1849年4月，他们废黜了皇帝（但没有正式宣布成立共和国）。在人民的支持和统帅戈尔盖（Grgei）的领导下，匈牙利不只做到自卫御敌，而且还曾打退奥地利军队。虽然他们最后还是被击败了，但那是因为奥地利人在绝望之际向俄国军队求助的缘故。向俄国求援是关键之举。8月13日，残余的匈牙利军队宣告投降——不是向奥地利投降，而是向俄国指挥官投降。在1848年的所有革命中，唯独匈牙利的革命失败既不是也不像是由于内部的软弱和纷争，而是被外来的优势军事力量所镇压。当其他革命均遭镇压之后，要避免被征服的机会实际上等于零，这是无可争辩的。？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有其他任何选择可避免这种全面溃败吗？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在卷入革命的主要社会团体中，就像我们见到的那样，当私有财产受到威胁时，资产阶级宁愿保持社会秩序，而不愿冒险去实现自己的全部计划。面对“红色”革命，温和的自由主义者遂靠向保守主义者。法国的“贵族们”，即那些负责处理法国政治事务的有钱有势而且受人尊敬的家族，立即停止了他们之间的争执，无论是波旁家族的支持者（Bourbons），奥尔良家族的支持者（Orléanists），还是共和国的支持者，他们借由新建立的“秩序党”，形成一个全国性的阶级意识。在复辟的哈布斯堡王朝中，其关键人物有内政大臣巴赫公爵（AlexanderBach，1806～1867）和船舶业及经济界巨头布鲁克（KvonBruk，1798～1860）。前者原来是温和自由主义反对派，后者则是的里雅斯特港（Trieste）这个繁华大城的要人。为普鲁士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说话的莱茵地区银行家和企业家，本来希望实行有限度的君主立宪制，然而为了避免出现民主普选，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地充当普鲁士复辟统治的支柱。为了报答起见，复辟的保守主义政权也非常愿意在经济上、法律上，甚至文化自由上对这些经济人做出让步，只要不是在政治上退让即可。就像我们将要见到的那样，反动的19世纪50年代就经济方面而言，是一个有系统的自由主义化时期。在1848～1849年间，西欧的温和自由主义者有了两个重要发现：其一，革命是危险的；其二，他们的一些基本要求（尤其是在经济方面）可以不用革命手段而得到满足。自此，资产阶级不再是革命的力量。
激进的下层中产阶级，没有得到满足的技术工匠、小店主等等，甚至农民，他们的代言人和领导者是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和边缘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庞大的团体。他们构成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很少有别的政治选择。他们一般是站在民主的左派那边。德意志的左派要求举行新的选举，因为这些激进主义者在1848年后期到1849年前期，曾在许多地区显示出强大的力量，尽管到那时为止，激进主义者的力量并没有集中在大城市中，因为大城市已经被反革命者所占领。在法国，1849年激进的民主派获得了200万张选票，与其相比，君主派获得了300万张，温和主义者获得了80万张。知识分子充当激进派的活动家，尽管也许只有在维也纳才有学生的“学术团”（AcademicLegion）形成实际的战斗突击队。把1848年称为“知识分子的革命”是错误的。知识分子在这场革命中的表现，并不比他们在多半发生于较落后国家中的革命表现来得突出，在那些较为落后的国家里面，中产阶层的主体就是由受过教育和识字的人——所有学校的毕业生、新闻记者、教师、官员所构成。然而，毋庸置疑，知识分子仍占有突出地位：例如诗人，匈牙利的裴多菲、德国的赫尔韦格（Herwegh）和费赖利格拉特＇Freiligrath，他是马克思《新莱茵报》（NeueRheinischeZeitung）编辑部的编辑＇、法国的雨果（VictorHugo）和温和主义者拉马丁（Lamartin）；大学学术人员，多数集中在德意志（主要持温和主义立场。法国的教师们，尽管怀疑政府，但在七月王朝统治时仍保持沉默，在1848年则向“秩序党”靠拢）；医务人员，如普鲁士的雅各比（CGJacoby，1804～1851）、奥地利的费施霍夫（AdolfFischhof，1816～1893）；科学家，如法国的哈斯佩（FVRaspail，1794～1878）；此外还有大批新闻记者和出版业者，其中科苏斯在当时最有名，马克思则被认为是作用最大的。
第一章 民族的春天（8）
就个人而言，这类人物能够扮演决定性的角色，然而作为一个特定社会阶层的一员，或作为激进的小资产阶级代言人，他们却无法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小人物们”的激进主义，表现在要求制定“一部民主的国家宪法，不管是君主立宪，还是共和立宪，并把他们的大多数选票投给了这派的代表或其农民同盟者。他们也支持民主的地方政府，因为民主的地方政府愿意让他们掌管市政财产并担任当时被官僚们把持的许多官职”。他们这样做是发自真心的，即使因此发生的世俗危机会使他们痛苦不堪，因为世俗危机一方面威胁着工匠师傅等人的传统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会导致暂时的经济萧条。知识分子的激进主义并非根深蒂固。它们之所以产生，主要是由于刚刚形成的资本主义社会，在1848年以前没有能力为受过教育的人提供足够的职位，在当时，这些人的数量之大前所未有，而他们的低微报酬则与他们的雄心壮志相去甚远。1848年的激进学生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境况如何呢？他们在欧洲大陆树立了众所熟悉、也广被接受的生活方式，因此在尚未“安身定业”之前，资产阶级的子弟们便在政治上和性生活上放荡不羁。而此时已有许多职位可以安置他们，尤其是在旧贵族已退出政治舞台，商业资产阶级转向金钱追逐之后，遂出现越来越广阔的职业领域，提供给那些具有文化资历的人。1842年，法国公立高中的老师仍有10％来自“显贵阶级”，然而到了1877年，已经没有一个来自该阶层。1866年法国培养出的中学毕业生并不比19世纪30年代多，但他们之中却有更多人可以进入银行界、商业圈以及广受欢迎的新闻界，并在1870年后当上了职业政治家。
此外，当面临着红色威胁时，甚至那些相当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也退却到只敢发表言论，他们在对“人民”的真心同情和对金钱财产的欲望之间举棋不定。与资产阶级自由派不同，他们并未改变立场。他们只是动摇，虽然离右翼不远。
至于劳动贫民，他们缺少组织，欠成熟，缺乏领导，更重要的是缺少历史机遇，所以并未在政治上提出自己的目标。他们的力量非常强大，足以使社会革命的前景看起来真实逼人，然而他们却异常软弱，所作所为只不过是吓唬他们的敌人。他们的势力无与伦比而且颇富战斗力，这当然是由于他们是饥饿群众，集中在政治最敏感的地区——大城市，特别是首都。这也使人看不到他们潜在的一些重要弱点：首先，他们为数不多——他们甚至在城市中也不总是多数，而城市居民在总人口中还只是少数——其次，他们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都尚未成熟。他们当中最具政治意识和最积极的阶层，是前工业时期的工匠（artisan，在当时的英国指职业雇工、技术工匠、非机械化作坊中的熟练工人等等）。他们被卷入社会革命之中，然而即使连法国雅各宾—无套裤汉（Jacobin…Sansculotte）所具有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到了德意志，他们的整体目标也明显温和许多，就像共产主义出版家鲍恩在柏林所发现的那样。城市中的穷人和非技术工人，以及除了英国之外的工业和矿业无产者，就整体而言，他们还不具有任何完善的政治意识。在法国北部的工业地带，及至第二共和国临终之际，甚至连共和主义都没有多大的进展。1848年的里尔（Lille）和鲁贝（Roubaix），正一心一意地忙于处理它们的经济问题，在它们那里掀起的骚动不是反对国王和资产阶级，而是指向更饥饿的比利时移民劳工。
在那些城市平民，或许还包括少数新出现的无产者支持雅各宾派、社会主义或是民主共和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像在维也纳那样——支持学生积极分子活动的地方，他们能够成为一支政治力量，至少可充当暴动者（他们参与选举的人数还很少，且无法预测，不像贫穷的农业外移人口那般激进，如在萨克森和英国）。说来也怪，除了巴黎之外，在雅各宾的法国这种情况相当罕见，反倒是在德意志，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为极左派提供了全国性的联络组织。在他们影响所及的地区之外，无产者的政治力量实乃微不足道。
╋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第一章 民族的春天（9）
当然，我们不应低估像184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