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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大明科技特别军事科技发展，比西欧慢了点，当时却也处在告别冷兵器时代的前夜，即位时年仅十七岁的崇祯如果坚持干个三四十年（不为过吧），更美的话，把儿子培养得正常些，再干个二三十年（也不为过吧），无论是走向定居但不可避免落后的女真，还是像蒙古这样纯游牧的民族，基本上都不是对手了。
1696年游牧枭雄噶尔丹面对先进火炮的溃败，接过华夏衣钵的大清十八世纪东方无敌，都证明了这一点。尤其要提及的是，晚明帝王对于西方的先进科技（见《大帝卷？杂谈篇》），都是胸怀博大、热情欢迎的，万历如此，崇祯更是如此。只要时间够，明代自力更生与学习西方相结合，科技尤其军事科技的发展必将势不可挡也。
稍一细看，那时大明何曾危在旦夕？崇祯完全有力挽狂澜甚至中兴的可能。基于此，就算万历、魏忠贤们罪责再多，也非扒皮去骨型的，这大明兴亡的担子，还是由崇祯来主挑合适些。兴，伟大帝王；亡，首席罪人也。
只是世上的事，特别是国家兴亡的大事，哪有这么简单，一阵眼花缭乱之后，短短几年，局势便面目全非了。有诸多客观因素，但主观上产生的大问题也是极端影响全局的。原来崇祯哪里甘心故土丧失哟，又哪里会做到攘外先安内？结果怎么样？败亡的第三种表现形式，最后摧垮了这个庞大的帝国！
想想崇祯这辈子还真对不起一个人，他至死都没想过要灭你，还一而再、再而三地给你机会，可你就是不领情，让人家有啥子办法嘛。其实这个人够“手软”的了，曾经有可能亡了你的，他都没有去做，否则带领满洲人定鼎中原的就是他了。这个人不用说，大家也知道，就是后金天聪汗暨清太宗皇太极。
强者一心想求和
皇太极早于崇祯一年即位，接手的摊子也好不到哪里去。先声明一点，有专家高知们所谓当时明朝、蒙古、朝鲜三面环伺，后金外部环境至为恶劣什么的，就像以后皇太极征朝鲜，袁崇焕被责为何不乘虚直捣虏穴一样，纯粹瞎扯！以后金东亚巨无霸的军事实力，其余三方加在一起（不可能）又能打得过吗？与明一样，蒙古也不是以前的蒙古了，朝鲜则更不用提，三个臭皮匠抵不了一个诸葛亮，想当然的纸上谈兵式的谋略，是应付不了实战的。
不过除了军事，后金当时的情况真不怎么样的。皇太极的老爸，对辽东地区曾占百分之九十的汉人，采取了极端高压、残酷杀戮的种族灭绝政策，怎能不激化民族矛盾！汉人被逼得连连暴动，纷纷逃亡，日积月累，后遗症尽现也。
皇太极即位时，后金已是壮丁锐减，田园荒芜，国内大饥，粮食奇缺，物价飞涨，原来富庶的辽东，此时却是人相食！相伴而来，社会秩序大混乱，偷盗之风盛行，凶杀抢劫不断。此情此景是否有点相仿于当时明之陕西？实则可能更甚吧，因为它内部还有着被压迫的民族的仇恨。
那结果怎么样呢？陕西的民众起义，崇祯时星火燎原，越来越旺，竟不自觉地与外部势力一道，把大明王朝烧掉了。可人家皇太极呢，治国就相当有一套，他出台了一系列有效举措，加强政权组织建设，限制满洲贵族特权，提高汉人地位，大力发展经济，促进农业生产，虽未根本扭转局面，民族压制也依然存在，但社会矛盾已得到很大缓和，局势基本稳定了下来。
如果说在努尔哈赤时，后金还带有很大的部落联盟形式，那么经过皇太极卓有成效的统治，特别是1636年改金为清，由汗国迈向帝国后，才真正成为一个比较完备的国家。过去部落联盟首领彻底成为中央集权的君主，政权组织也仿照明制，形成“三院六部”的架构，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三院和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再加上都察院和理藩院。
皇太极是用人的顶尖高手，胸襟极为宽广，眼光至为长远，真正做到了人才皆为其所用，即使敌国叛逃投降者，也都能委以重任，各尽其才。最典型一例，祖大寿，辽东战场满洲人最强劲的对手，先诈降一次又施计逃回，继续与之顽强搏斗，皇太极恼火得一塌糊涂，但是当祖大寿再次力尽无奈投降后，他仍然以礼待之，这是何等胸怀，何等气魄！
武功上更是显赫。努尔哈赤时代，皇太极便是老爸手下最英武的将领之一。位登大宝的十七年（1626—1643），东降朝鲜，西并漠南蒙古及臣服漠北蒙古，北征黑龙江上游索伦、呼尔哈，南更把昔日的天朝上国大明打了个落花流水，仅入塞侵掠中原便干了五次。帝国在他手上已不仅仅是那个东北山头了，规模堪与大明并列，当然除了军事，其他则远逊也。就在崇祯即位的那一年，他已经降服了朝鲜，断了大明所谓的右臂，至于其他辉煌的战功，以后再细细道来。
可以说相较南方之明，皇太极手上的帝国更加强大有力，本人也比崇祯更具强者风范，但有意思的是，作为毫无争议的强者，他却继承了老爸与明议和的思路，并更加虔诚地贯彻始终，到死都未曾放弃，这在世界外交史上恐怕也是少见的吧。
不过细想想也不奇怪。原为大明臣属又处塞外蛮荒、极端落后的满洲，开国以来虽屡败明军，还抢得了自己第一块文明之地辽东，但心灵深处，昔日的主子仍是那天朝大国，幅员何等辽阔，人口至为众多，经济如此发达，文化多么先进，综合国力高高在上，心理上犹不得不生出几分敬畏来。
还有正如大明怕重蹈两宋覆辙一样，他也怕走了辽金元的老路，本民族因此而消亡。认为汉人很不好治理，辽东一块就够烦的了，中原那么大，占了怎么办。他这样说：“克取燕京，其民人应作何安辑，我国贝勒等皆以贪得为心，应作何禁止。”（《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二）本国疆域够广大了，没必要再扩大。经济方面的考虑也是至关重要的。后金（清）虽然疆域广阔，但大都是贫瘠之地，就是辽东也非富土，国家财政、民众生活都极端困难，与明处于战争状态，既得不到赏金，又不能互市贸易，得不偿失。皇太极刚称帝（1636）即派兵入犯内地时，这样说道：“勿以少所俘获而不令之还，俘获虽少，亦不下万余，我国有万余俘获，亦不为不利矣。”（《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九）国家都已建立二十年了，财物仍然匮乏到这种程度。
其实塞外之族，侵扰内地，很多并无什么政治目的，也不是朝着领土来的，就是侵夺掳掠财物和人口，皇太极时五次入中原就是这样。他曾对朝鲜国王公开说：“满洲、蒙古固以抢掠为生，贵国固以自守为业。”（《天聪实录稿》）
所以只要你大明承认后金对辽东的占有，每年给点钱，再允许互市，这和议就成了，咱不打你不扰你了，还愿意去帝称汗，尊你为上国，奉你为正朔！略举皇太极语录一条：“若真诚和好，则以大凌河为尔界，三岔河为我界，此两处之间，留为空地，逃入盗贼易察，不致滋生事端，和好之道得以长久。至于印信事，除封谕外，不得滥用等语。既如此令尔铸金汗印与我。至于以修好之礼相馈财帛，尔等计之。勿待我如察哈尔汗，则我不能允。”（《满文老档》天聪三年正月至七月第十六册）
为了促和，皇太极可谓想尽一切办法，每次征伐大明前后都有投书求和，经常向明边疆大臣致书，或通过蒙古人转呈，甚至朝鲜国王都做过中间人呢。就是每次伐明，抢掠之外也有以战促和的意思，而对土地并无多大要求，占了明之地盘，大多不是退去，便是焚毁。心实在是诚，既然这样，皇太极的愿望能实现吗？但竟一次又一次遭到弱者的拒绝！天启时如此，崇祯初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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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复辽梦一场（1）
客观地讲一句，崇祯之初，警记两宋教训不愿与“虏”议和，并渴望收复故土，朝堂之上市场最大也。天启朝也是如此，孙承宗搞宁锦防线，最终目的就是想徐图恢复。何况新皇帝才十七岁，年轻人有理想有抱负，干劲闯劲十足，对敌人之强也无切身体会，又受大环境影响，与敌不和愿战可以理解，不能太过批评，还是往下看看再说。
既然如此，这辽东大帅的位置就越发重要了，谁去干呢？当时在位的是王之臣，袁崇焕黯然请辞后，他又回去了。王之臣任上干得也不赖，满桂与他文武搭配，密切合作，共守辽东。当初王之臣与袁崇焕对立时，前者就是联满桂，后者则合赵率教、祖大寿的，所以一再讲*很复杂，哪能非黑即白呢？
但王之臣被列入阉党，崇祯除掉魏忠贤清算阉党分子，自然也把他撤了下来，根据众大臣的推荐，重新起用了袁崇焕。崇祯元年（1628）四月，袁崇焕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等于总领了华北、辽东及渤海湾的军事全权！
七月十四日，崇祯于紫禁城平台召对从广东赶来的袁崇焕。皇上如此信任，袁崇焕激动之下，一时性起，慷慨陈词，声言五年时间恢复辽东，崇祯大喜过望，真是没有用错人。事后有臣僚提醒，袁崇焕才感到奏对有失，觉得问题严重起来，他又不是没和后金干过仗，五年？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嘛，标准大忽悠，但话已出口，怎能收回？那可是欺君之罪呀！应该说，勇于任事敢赴危难的袁崇焕是豪情中夹杂着些许忐忑奔赴山海关的。
崇祯既然把复辽希望都寄托在了袁崇焕身上，对他绝对鼎力支持，他要求的全部恩准，他担忧的一概解决；袁崇焕自然也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好一派明君名将和谐共处、携手奋进的景象。哪曾想，两年后这景这象就面目全非了，袁崇焕竟惨遭磔刑，千刀万剐而死！
但细观之，又实乃由诸多事因日积月累而成，其他人暂且不讲，袁崇焕自己也是要负很大责任的。可以说，从他那个大忽悠起，便为他以后悲惨的结局埋下了一个伏笔。待他上任后，又是接连做了几件非同寻常之事，更是把他又向深渊推了一把。
袁崇焕一上任便平息了因“欠饷”激发的宁远与锦州两次兵变，这倒显示了他的才干，当然崇祯对他全力支持、补发部分饷银的作用也不小，总之事情处理得很正常，可后来的事就变味了。他不仅没想过制定什么军事方案去收复辽东，还与后金议起和来！
议和之事，袁崇焕上次镇辽时就干过却没成功，这次重新拾起，从明与后金大势看，实属应该之举，人家皇太极也能积极响应。问题是袁崇焕干得太突兀太乖张了，这边刚对皇上壮怀激烈地表示要五年复辽，转个身就与人家议和了，不是开玩笑吗？难道复辽是靠议和而成吗？谁能理解得了？一般人不会，崇祯肯定也不会。
更严重的是，起初他竟私下为之，随后内阁首辅钱龙锡、兵部尚书王洽通过书信往返获知，但并未支持。后来袁崇焕的供词是这样说的：“先是锦衣卫以斩帅主款二事究问袁崇焕根因，据崇焕所供，斩帅一事则龙锡与王洽频以书问之崇焕，而崇焕专断杀之者也，主款一事则崇焕频以书商之洽与龙锡，而洽与龙锡未尝许之也。”（《崇祯长编》卷三十八）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五年复辽梦一场（2）
而当今皇上崇祯呢？更惨！根本就不知情！你说这叫干的啥？军国大事岂能如此儿戏？不要说在那个君主专制的时代了，就是现在也是绝不能容忍的行为呀。何况崇祯根本没有打算议和，朝堂之上当时也少有人想过和，你说你袁崇焕不是干那半吊子事吗？难道这么健忘？上次下岗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就是被人攻讦私下通款吗？你总该吸取点教训，做事该三思而后行吧？
话说回来，你要真能通过议和收复辽东，也行，但这分明就是天上摘星星！第一次议和，皇太极就断然拒绝了，已作为后金大本营、大后方、大基地、大中心的辽东，凭什么再拱手给了你，你袁崇焕脑子在想些什么？还有那明廷君臣们，又在想些什么？非要不自量力干虎口拔牙的事，一心想着复辽东，到头来最大可能就是被老虎一口吃掉。
很明显，议和是不会成功的，崇祯都不知道，还谈什么。皇太极呢？你非要辽东，自然也不会答应。看看袁崇焕干的事！过去守宁远的那个袁崇焕到哪里去了？就这还没结束呢。接着他又手起刀落，擅自斩了边疆重臣毛文龙。
毛文龙（1576—1629），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早年经历难辨是非，如何起家没有定论，确切记载是从他成为辽东巡抚王化贞部下练兵游击开始的。天启元年（1621）七月，他率兵两百海上夜袭后金镇江（今辽宁丹东九连城）成功，俘杀守城游击佟养真（亦作佟养正）。佟这个人不得了，是大明第一批叛降后金者，更是所谓千年大帝康熙的曾外祖父。毛文龙后退据朝鲜皮岛，也称东江，第二年（1622），明廷升他为平辽总兵官，又一年，再提为左都督，赐尚方宝剑，并设“东江镇”于此。
他以皮岛为基地，经常袭扰后金城寨，对敌有很大的牵制作用，但其做派又像是个割据称雄、飞扬跋扈的军阀，明廷既倚重又头疼之。这样的人一般人们看法很不一致，有赞赏者，更有厌恶者，袁崇焕就属后一类型，任前就说过“用则用之，不可用则处之”，任后应该也有树立自己权威、统筹辽东战略整盘棋的考虑，对这等骄横难以节制的一方“诸侯”，他竟先斩后奏，未征得皇上与朝廷同意，便于崇祯二年（1629）六月，借巡视东江之机，给毛文龙安了十二条罪状立斩之。崇祯得知后，恼火得很，但因为需倚赖他复辽，未责反而支持了，不过一旦复辽愿望破碎，或受其他事情带动，看你袁崇焕怎么收拾？
袁杀毛一事历来众说纷纭，是非曲直难有定论，但要说毛文龙通敌却没有说服力，他居皮岛八年，孤悬海外，扰敌后方，功不在小，如果有降后金之意，干吗不顺势把巡视而来的袁崇焕拿了，一起献过去，岂不是大功一件？何况他的毛家军，八年来有叛降的吗？就是主帅被杀那会儿，也未有人投敌呀！相反原来牢不可破、极具凝聚力的两万大军，却因创建人被杀，树倒猢狲散，不再成为一支保卫大明的有生力量，有的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甚至叛变投敌，反过来给大明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危害。
皮岛也于崇祯八年（1637）被满洲人带着原岛内叛将共同拿下，大明从此少了一个牵制后金（清）攻明的基地。当然这个牵制作用，也不能太夸张，因为毛文龙未死前，后金也曾两次倾力攻打宁锦，也曾多次与蒙古人作战，未见他有什么大行动，或后金并未因他而不敢有所行动。
私自议和与杀毛，仅此两项就够厉害的了，没想到他袁崇焕还有别的失误呢。所谓“以市米则资盗”，这就牵涉到后金第一次入关的问题了，实际上宣告了袁崇焕五年复辽目标的破产。同时，也牵涉到一个民族，曾经让人难以置信地辉煌过，现在没落了，却仍然成为明与后金都在争取拉拢的对象，那就是蒙古人。
蒙古哪堪携手任
明初，蒙元被太祖朱元璋逐回塞外后，渐分裂为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部。鞑靼乃成吉思汗和元朝皇室直系后裔，蒙古人的主体部分，居大漠南北。瓦剌亦称卫拉特或厄鲁特，蒙古别部，居鞑靼西、天山北。兀良哈，亦蒙古别部，居于大兴安岭以东、黑龙江以南塞北之地，前期为明东北一附庸。
瓦剌于也先掌权时曾统一过蒙古三部，元以后仅有的一次入侵中原，著名的“土木堡之变”就发生在那个时候，后来势弱，退回天山，分为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与和硕特，合称四卫拉特，而靼鞑复强。
成化十年（1474），忽必烈七世孙巴图孟克坐了鞑靼汗位，即一代雄主达延汗，在位四十余年，东破兀良哈三卫，西迫瓦剌西迁，南据河套，再统大漠南北，建立了一个比也先时略小的蒙古大帝国。
嘉靖二十二年（1543），达延汗逝世，蒙古又复分裂为漠北喀尔喀、漠南蒙古及漠西卫拉特三部，格局至此稳定，直到两百多年后，清乾隆帝灭掉瓦剌中的准噶尔为止。喀尔喀后又分为土谢图、车臣与札萨克图三部，就是后来的外蒙古。
漠南蒙古也分为东西二部，西部为达延汗三子吉囊（副汗）巴尔苏一系，有一子俺答非常有名，既患明甚烈，又留下个名垂青史的“俺答封贡”，不过到了十七世纪，其势渐衰。东部则有三大强部： 察哈尔、喀尔喀与科尔沁。察哈尔为鞑靼正宗，其汗即为蒙古大汗，曾与李成梁激烈缠斗的土蛮便是其中之一。此喀尔喀可不是外蒙那个，乃内喀尔喀也。科尔沁，算是最早投入女真怀抱的蒙古人了，有清一代与满洲贵族始终保持着特殊的亲善关系，那个名气大大的庄妃即出于此。
说到不团结、窝里斗什么的，人们很喜欢念叨汉民族，其实这蒙古人更甚。就说有明一代，蒙古人除了也先和达延汗时，两百多年一片混乱，内部大圈套小圈，小圈再套小小圈，不管圈子之间还是内部，都是你来我往斗得不可开交，一地鸡毛，蒙古大汗仅仅只是徒有虚名。
应该说，以当时蒙古的人口，如果团结一致，习性相同却规模小很多的建州女真根本不是对手，但是当后者正勃然而兴，已经对他们产生威胁了，自家人依然照打不误，加之西藏喇嘛教的传入，精神软化功能越发显现，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
土蛮的孙子察哈尔林丹汗，蒙古人最后一位大汗，实力在当时也是最强，有一统蒙古之志，却有点志大才疏，统一战中恃强凌弱，手法凶狠了点，又因宗教之争，再让一些部落疏离，当时蒙古各部很多也是部落利益高于民族利益的，特别是身边还有一个强大的后金虎视眈眈，反正主客观因素之下，林丹汗要做的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事儿。
这位汗对后金的态度更是可笑至极，刚开始自大傲慢，致书努尔哈赤时声称“四十万蒙古国的主巴图鲁成吉思汗诏旨，问水滨三万人诸申主昆都仓庚寅汗平安无恙”，后见人家实力很强，又胆怯起来，战场上竟不敢与之一战，三次都是逃跑了事。天启五年（1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