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捣努尔哈赤的政治中心赫图阿拉。山海总兵杜松出抚顺攻西；总兵马林出开原攻北，叶赫兵相助；辽东总兵李如柏从清河出鸦鹘关攻南；总兵刘綎出宽奠，于凉马佃会合朝鲜军攻东。
不巧，天降大雪，道路难行，大军出发时间只好改为二十五日。时杜松因大雪迷路，刘綎也以未谙地形，都请求缓师，无奈朝廷催进，杨镐不敢违命。明军天时地利皆不利，又不能做到知己知彼，再折一阵。更为严重的是军情也泄露了，努尔哈赤对明军行动已了如指掌，三折吧。
至于分兵出击，兵家惯用战术，本没有错，问题是分了就要及时合，否则被敌各个击破，那就形不成合力了。可惜明军四路仅仅是分，直到大败也未能合到一起，四折也。事后看，面对女真这等生猛强敌，还是一开始就不分的为好。
明军此次征讨，把家底都给晾出来了，绝对是当时帝国最精锐部队。刘綎，不用多说，万历三大征中已见其矫健身姿；杜松，绰号“杜疯子”，与刘綎齐名的超勇猛将，守陕西时与蒙古人大小百余战，无不克捷；李如柏、马林稍逊，所带之兵也不可小觑。
常理讲，明军实力不同凡响，有的一拼，但长期以来形成的弊病关键时刻总会“闪光发亮”，各路人马其实并未按照主帅的统一部署行事，四路军马没有会合成的原因就在这里，被敌各个击破更是与此相关，五折也。
且说后金兵力虽少些，六万余人，但新锐之师，军纪严明，战斗力超强，从后来的历次大战看，别说兵分数路了，就是集中起来，明军十万余人也是很难打赢的。这才是努尔哈赤能取得决战胜利的根本原因。谋略固然重要，但没有实力为后盾也是无济于事的。何况努尔哈赤三十多年从“枪林弹雨”中走来，怎会没有两把刷子？他针对明军的部署，又采取了正确的应对策略，“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集中优势兵力，分路击破明军。如此一来就不是折阵的问题了，明军大败不可避免也。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明清命运第一战（2）
杜松急着抢头功，率西路军从抚顺先期出发，渡浑河，三月一日抵达萨尔浒（今抚顺大伙房水库之地），遭遇八旗精锐，一番搏杀，全军覆没，无一幸免。马林由开原出三岔口进至赫图阿拉之北，闻杜松兵败，赶紧结营自固，仍未逃脱噩运，被八旗兵杀得大败，仅马林带着数骑逃回。坐镇沈阳的杨镐获悉两路兵败，立即下令东路刘綎、南路李如柏停止出击。行动迟缓的李如柏正好赶上，遂奉命不进。刘綎却已孤军深入至离赫图阿拉仅五十里的阿布达里冈（今桓仁满族自治县老道沟岭），陷入重围，力战而亡；跟进的朝鲜军随后投降，明监军乔一琦投崖而死。
萨尔浒一战，明军完败，损失文武将吏三百余、士兵四万五千余和马匹二万八千六百余（《明史》），惨重之极。从此，明清（后金）角色互换，大明由攻转守。看起来那么伟岸雄壮的大明帝国，竟如此不堪一击，东亚超级帝国的光环迅速散去，危机越发显现了。后金则由僻处塞外的蕞尔小邦，疾步跃登东亚历史的大舞台，一战功成名就，成了领衔主演的头牌。
“七大恨”（以天聪四年木刻榜文所载为准） 我祖宗与南朝看边进贡，忠顺已久，忽于万历年间，将我二祖无罪加诛，其恨一也。
癸巳年，南关、北关、乌剌、蒙古等九部，会兵攻我，南朝休戚不关，袖手坐视，仰庇皇天，大败诸部，后我国复仇，攻破南关，迁入内地，赘南关吾儿忽答为婿，南朝责我擅伐，逼令送回，我即遵依上命，复置故地。后北关攻南关，大肆掳掠，然我国与北关同是外番，事一处异，何以怀服，所以恼恨二也。
先汗忠于大明，心如金石，恐因二祖被戮，南朝见疑，故同辽阳副将吴希汉，宰马牛，祭天地，立碑界铭誓曰“汉人私出境外者杀；夷人私入境内者杀”。后沿边汉人，私出境外，挖参采取。念山泽之利，系我过活，屡屡申禀上司，竟若罔闻，虽有怨尤，无门控诉。不得已遵循碑约，始感动手伤毁，实欲信盟誓，杜非有意欺背也。会应新巡抚下马，例应叩贺，遂遣干骨里、方巾纳等行礼，时上司不纠出□招衅之非，反执送礼行贺之人，勒要十夷偿命。欺压如此，情何以堪。所谓恼恨者三也。
北关与建州同是属夷。我两家构衅，南朝公直解纷可也，缘何助兵马，发火器，卫彼拒我，畸轻畸重，两可伤心！所谓恼恨者四也。
北关老女，系先汗礼聘之婚，后竟渝盟，不与亲迎。彼时虽是如此，犹不敢轻许他人，南朝护助，改嫁西虏。似此耻辱，谁能甘心？所谓恼恨者五也。
我部看边之人，二百年来，俱在近边住种。后前朝信北关诬言，辄发兵逼令我部遣退三十里，立碑占地，将房屋烧毁，□禾丢弃，使我部无居无食，人人待毙，所恼恨者六也。
我国素顺，并不曾稍倪不轨，忽遣备御萧伯芝，蟒衣玉带，大作威福，秽言恶语，百般欺辱，文□之间毒不堪受。所谓恼恨者七也。
辽东究竟路何方
萨尔浒惨败震动京师，万历心情可想而知。虽说他不上朝已有很多年，但像辽东战局这等大事，肯定要亲自过问的，战前悉心准备、将官选拔任用等，无不是他亲*板定夺，不可谓不重视。怎么天朝大军竟被“蛮夷小邦”打得如此不堪？这辽东就快崩盘了！如何是好？
万历的很多乖张行为实难让人理解！就像这上朝，你再怎么着，就算病得再重，国事已到这般地步，大臣们又渴望你能给个面见，出来主持召开个紧急会议，共商国防大计，即便想不出好办法，也能振奋一下人心吧。内阁首辅方从哲带头恳请，可他就是不干！明亡他怎么能没有责任？
但还是那句话，不上朝不代表不理朝，大是大非面前，万历从不会置之不问的。他对杜松等出兵误期表示了愤慨，又把杨镐下狱论死，并果断地起用当时也算最合适的人选熊廷弼，为兵部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杨镐经略辽东，并像李成梁一样，给予了一万分的信任。
熊廷弼，字飞白，号芝冈，湖广江夏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曾巡按辽东，熟悉辽事，表现也很不俗，李成梁放弃宽甸那会儿，他也坚决反对过。这次得到皇上如此器重，自然也是踌躇满志，然而形势很不乐观，他还没上任，开原、铁岭两个重镇又失守了，辽东一片混乱，连沈阳的军民都逃散了。
万历四十七年（1619）八月，熊廷弼来到辽东，迅速进行了一番整顿。虽然也是稳定人心、做好防守之类，没啥奇招，但极其实用。面对东亚巨无霸的满洲铁骑，搞进攻，打野战，无疑飞蛾扑火，惟一的办法就是全力做好防守，对方来攻时挡得住就行了。
熊廷弼会不会打仗不好讲，理论与实践总是有差距的，没有经历过实战的检验，再口若悬河都没用。就像这足球，一个前锋其他方面表现再好，进不了球也不能算是好前锋吧。不过熊廷弼有气魄、有胆略，干啥事都雷厉风行的，一上任便杀了三员逃将以祭死节将士，罢免了不称职的总兵李如桢（李成梁的儿子），并抚救伤亡，安缉民众；同时还分兵把守要隘，激励将士造战具，固城墙，一年下来，成效很不错，局势也渐趋稳定了。当然，这也与后金暂时没有来攻有关，否则就要看实战表现了。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熊廷弼此人有一致命弱点，就是性刚烈、好谩骂、人缘差、难相处。辽东任上，曾赌气差一点辞职不干了，幸亏万历好言相劝才作罢。此时的万历实已到人生最后阶段，但对辽事却没有丝毫放弃，对熊廷弼也是信赖有加。重病缠身之下，别的奏疏都可以不看，惟独熊廷弼的随上随看，且无不第一时间批示。熊廷弼稳定辽东的军功章里实也有万历的一半啊。
看起来辽东边事又有了转机的可能，前有出类拔萃的边疆大吏，后有甘做后盾的最高领袖，前景怎不让人期待？只是上天眷顾建州女真的同时，对大明实在太薄了。就在这关键时刻，万历却一命呜呼了。时为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万历享年五十七岁。失去了靠山，熊廷弼很快就在官场权斗倾轧中下了台，辽东局势又成了未知数……
且说那万历终于告别了历史舞台，也许后世对他为人为政之评过于苛刻，酒色财气之论稍嫌夸张，不理朝政之说有失偏颇，朋党相争之谈远离真相，尤其是女真崛起之责，更非他一人能扛；但不管怎样，毕竟经过他的四十八年，大明帝国只坐了一趟过山车，快升快降，内外环境反不如他刚即位之时，给子孙丢下了一堆包袱不说，还制造了一个强大危险的敌人。就凭这，万历也要负大责任，只是还不到亡国的程度。
继承万历帝位的是他的长子朱常洛（1582—1620），庙号光宗，年号泰昌，非常有为，也有一颗力挽狂澜的雄心壮志。从老爸驾崩的那一天起，自己还没正式做皇帝，便开始发布革除弊政、振兴大明的新政了。朝堂上立马出现一番新气象，明之前景看上去又复美好起来。未曾想昙花一现，光宗在位仅一个月，三十八岁正当年时，竟莫名其妙地凋零了？难道是那个万历一生最宠爱的郑贵妃从中搞的鬼？她以前不就处心积虑想把光宗从太子位上拉下马，让他自己的亲生儿子干吗？过去针对太子朱常洛搞的“妖书案”、“梃击案”，以及现在直接与光宗丧命相关的“红丸案”，是否都为郑贵妃幕后指使所为？这些都已不重要了，大明危难之际，是多么希望出个这样的帝王啊！只能一声叹息了。
跟着上位的就是那史上大名鼎鼎的木匠皇帝明熹宗朱由校（1620—1627在位），年号天启，光宗长子，时为泰昌元年，也即万历四十八年九月初六。据官方史书所载，这位年仅十五岁的小皇帝，堪称有明一代最不干正事、最不够格的帝王了。没文化没教养，连大字都不识几个，整天就知道瞎玩，尤好木工活，既心灵手巧，又勤奋钻研，专业技能没得说，弄不好还是高级专家型的。可朝政呢？管他作甚？懒得搭理！结果竟让魏忠贤这个太监出了大风头，短短几年成了差一点与他比肩的九千九百岁，活着就被人当神膜拜了，而朝堂之上党争权斗也是空前激烈。就凭这，天启一朝和姓魏的那个人，历史上几乎成了最乖张最黑暗时代的代名词。不过真相如何？还是深入事实，看个究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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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尖还要对麦芒（1）
说起天启一朝，几乎是与魏忠贤这个名字画等号的。老魏这人历史上太有名了，太监堆里绝对数他明星指数最高，就是把所有人拉到一块儿，他也能排在人气最旺的行列中，当然是反角奸角了。这倒颇让人感兴趣。
没曾想深入一看，老魏此人和那段历史原来竟被后世如此妖魔化了。君主时代，人们往往以君主掌控大权为正常，权力旁落则为非，既是家奴又是阉人的太监要是掌了权，更是奇耻大辱。国家没毛病还好，要有什么三长两短，所有屎盆子都会往他们头上扣，哪怕他们做的好事，也非要往坏里整，何况对手还是东林党这样最擅掌控话语权、最会给人抹黑的不世出高手呢？
其实，所谓天启朝，“阉党”*“东林党”，实则不过是朝堂上的政权斗争罢了，很正常，哪朝哪代没有？张居正不是斗出来的？还与“阉人”勾结呢。李世民不是杀出来的？杀过兄弟侄子，再占兄嫂弟媳呢。
看那所谓东林党人历经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及南明，好几十年下来，除了与人斗，搞了一大堆虚名，也没见他们强在哪里，为国家多做了些什么。就是看那所谓的魏忠贤时代——天启七年短时光，前期不也是他们主政？没看出有比后期高明的地方呀？
说起东林党，顾宪成（1550—1612）应该是第一个要被提起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据说作者就是他。万年二十二年（1594），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因议论时政，与阁臣意见不合，被革职回乡；后于三十二年（1604），与高攀龙（1562—1626）等在东林书院讲学议政，名噪一时，声势日盛，各方志同道合者遥相呼应，渐成当世一个舆论中心，朝野皆为之关注，后又不可避免卷入政治权斗中，于是有了东林党之名。
其实，这“东林”政治上是否为党，是否有基本成员，被认为其敌对之浙党、昆党、齐党等，是否就真是一些固定党派，以及他们与所谓东林党真就针尖对麦芒吗？还真有点不好讲。可能这党那派，大体有个势力在，却是极其松散型的，并不固定，彼此间随时都会分化组合，或者有些人根本就不属于哪一党哪一派，却也被无端牵扯进去，反正复杂得很。
试举两例。后来被称为东林党第一号人物的李三才，万历时做过漕运总督、凤阳巡抚的，自己都不承认是东林党人。而所谓第二号人物叶向高，万历、天启时都曾做过内阁首辅，却怎么看都不像是什么东林党的领袖。他与所谓浙党首席大佬、万历时干过内阁首辅的沈一贯关系相当不错，还常以晚辈身份写信向已经致仕的后者请教呢。就是后来所谓东林党人与魏忠贤已经彻底摊牌，左副都御史杨涟弹劾其二十四大罪状时，叶向高还很不以为然地表示：“事且决裂，深以为非也。”（《明史》）
如果说东林之为党在万历及天启之初时，尚不能肯定的话，那么天启五年《东林点将录》的出台，算是正式给其划上了党派的符号，而这不过是*的惯用伎俩罢了，魏忠贤一帮人把所有与他们相对抗的人全算在了东林党的范畴中。于是天启一朝，惨烈权斗的结果便是正式出现了一对势不两立的党派，魏忠贤们称政治对手为“东林党”，反过来对手又称其为“阉党”。
其实党争本身并不见得是件坏事，倒有点初级议会的架式，比起高度集权的帝王一人*，还更符合时代的要求呢。因为通过这种方式，一定程度上也能达到政治权力分配的平衡，关键是怎么引导的问题。那个时代没有健全的制度可循，只能寄望于帝王的优秀，把握好分寸，拿捏到位，发挥其优势，为我所用。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就是现在搞议会制的国家，又有多少能真正落实到位的？
针尖还要对麦芒（2）
晚明是一个思想解放、氛围宽松的时代，尤其是江南之地，开风气之先河；万历又是一个比较温和放任的帝王，臣子们有时骂他骂得很过分，都形成了规模浩大的非君浪潮，他也并未采取什么残暴措施，修理一下这些斗胆包天的手下们。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氛围，很难说如东林者能发展壮大起来，起码高度皇权专制的清代是绝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现如今被高捧上了天的康熙时代，政治氛围不要说同万历时比，就是天启、崇祯时也比它强好多。起码人家的大臣算是臣，而康熙时只是满朝奴才。如果顾宪成活在那个时候，也不知死过多少回了，除非老老实实做顺民。
不过凡事都要从实际出发，当时那个内忧外患的时代，可能权力高度集中些反而更好，因为它能凝聚全力，形成一个整体共渡难关。如果权力分散，今天你斗我，明天我斗你，斗到最后既消耗了精力又浪费了时间，却给了敌人以可乘之机。晚明党派激斗，不能说不是明亡的一大因素。
其实*的较量双方往往很难说谁好谁坏，拿权斗本身来论证更是本末倒置，因为太多被咱们高捧颂扬的政治人物也都是凭着狠辣手腕上位的。若要论，还是得看他们当权后能为国为民做多少有益的事。
光宗驾崩那会儿，李选侍赖着乾清宫不走，欲把持还是太子的天启，争当皇太后，图谋垂帘听政，搞得皇权交接波折不断。后经兵科都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所谓东林人士和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安的携手努力，太子天启才得以顺利接上老爸的班，李选侍也终于被迫迁离乾清宫。这就是与“梃击案”、“红丸案”并称为明末三大案的“移宫案”。
天启也是知道感恩图报的人，他大力起用那些东林人士，一时间竟形成了“众正盈朝”的局面。其中一人需要额外提及，即吏部尚书赵南星，曾与邹元标、顾宪成合称为“海内三君”，那么多“正”能当朝，他是很使了一把力的。
而魏忠贤，此时还没与“正”士们交上手呢。这魏忠贤，北直隶河间府肃宁县人，二十一岁自阉入宫做了太监，历经三十余年的奋斗，熹宗即位后干上了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掌东厂太监，攀上了太监中的顶峰。他能发迹，最关键是攀上了天启乳母客氏这个深受小皇帝宠幸、地位特高的女人，二人私下成为“对食”，也就是结为“夫妇”。
从此，魏客携手，在宫内陆续铲除了魏朝、王安这些太监中潜在的对手，尤其是利用天启的贪玩个性，曲意逢迎，百般投其所好，使其不问政事，乘机窃取了国家大权。朝堂之上，他们本来也想积极结交重臣的，比如赵南星，却没想到遭到了拒绝。这一点，赵南星就比不上张居正了。没有冯保这样的大太监鼎力相助，张居正想有为搞改革，谈何容易！偏见、歧视害死人呀。另外，赵南星还过于刚严，曾把人得罪了往魏忠贤那里跑。大学士魏广微就因三至南星家门竟不得见，恨而投魏，并成了魏的得力干将。
“正”士们不屑与魏忠贤同流，更主动与之缠斗，老魏也不含糊，双方迅速接上火，又是针尖对麦芒，斗了个天昏地暗。天启四年（1624）六月，杨涟带头，倒魏风潮大起，声势相当之盛，魏忠贤也惊恐万状。但半年搏杀下来，笑到最后的还是魏忠贤，他全面掌控了大权，进入了历时两年多的真正魏忠贤时代。
不管是东林“正”士们，还是魏忠贤，一句话，不以好恶论之，且看实际行动。这不，辽东之局还没安稳几天，天启之初便又风云乍起了。
何必高看熊廷弼（1）
熊廷弼有才干，在辽东也干得挺好，但因为是所谓的楚党，和东林党人素来不睦，性格又差，好得罪人，最强硬后台万历撒手而去后，便屡遭言官攻击。这其中既有党争因素，也有个人恩怨。结果自请求罢而去，袁应泰接替了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