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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这孔有德三人，投清后忠贞度绝对高于吴三桂，死心塌地得很。孔有德战败自杀，耿仲明因部下犯法畏罪自尽，都是喜欢自行了断的主；后尚可喜也是坚决抵抗吴三桂起义的，只是最后被儿子软禁，古稀之年忧愤而死。三人一个字，“忠”。
虽然他们的民族气节令人唾弃，但他们能够甘心为异族而死，却不愿忠于本民族之举，也由不得不让人深思呀。大明之亡需要检讨的东西多矣。
走狗迟早要被烹
南方抗清之火扑灭后，三藩们征战沙场二三十年，终于可以安定下来了。汗马功劳在手，又封疆裂土一方，朝廷倚为镇守南方的基石，荣华富贵哪能不滚滚而来，享用不尽呢？
他们是为数极少的真正能与满洲贵族比肩的汉人，尤其吴三桂，都是最高级别的亲王了（尚可喜大乱爆发后才是），实力又最强，权势俨然已进入帝国最高阶层，够令人叹为观止的了，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人呀，毕竟不是机器，大半生连轴转下来，也该停一停休整休整了。孔有德、耿仲明没赶上，吴三桂、尚可喜身体还倍儿棒，之后尽情享受他们开国王爷、封疆大吏的幸福生活去了。耿精忠？第三代的小字辈了，三十岁左右，年轻得很，生活之状况，就更不用多说了。
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美好，是不是就应该这样美好下去呢？有人想，有人却不愿意，当政的满洲贵族岂能放心得下？
历代开国之初，立威疆场手握兵权的功臣们，都是帝王严防死守的重点，为什么？枪杆子里出政权嘛，自己都是这么过来的，当然害怕他们也照葫芦画瓢学了去。于是，“狡兔死，走狗烹”的悲剧周而复始、川流不息地上演着。除了刘秀、赵匡胤等少数手腕高明之主，君臣之间无不是两个字，“杀”与“血”。
何况这些兵权在握的功臣，又是他族分子呢？作为被征服且需要最严加防范民族的一员，朝廷要不常惦记惦记他们，倒还怪了，不正常了。
所以康熙拿下鳌拜亲了政后，便把处理三藩问题作为第一要务，从维护满洲贵族统治、大清安定团结的角度看，一点都没有错。不管三藩们有没有谋反之心，是否蠢蠢欲动，隐患总是有一点的吧，还是妥善解决为好。
毕竟他们要地盘有地盘，南方云、贵、两广、福建数省呢；要兵马有兵马，还是经历过无数次风雨考验的呢；要反心好像也有，他们可是才统治不久的、内心还有点不甘心的、又比主体民族人数多了好多倍的汉人中的一员呢（其实完全不然）。
关键是何时解决、怎么解决的问题，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方法，会有完全不一样的结果。这就需要考验当政者特别是最高领袖康熙的水平了。是“雄”还是“熊”，拉出来，真刀真枪下见高低，光吹牛皮可不行。
可咱们的康大帝又是怎么做的呢？唉，简直就是崇祯的翻版，无论性格上还是手腕上都是如出一辙，只是幸运指数不同罢了。
虽然即位之初同样面临权臣问题，解决后又有更大问题在那儿等着，但崇祯的形势要更严峻，任务要更繁重，也就更加棘手难搞一些。
不像康熙，崇祯接手的是一个衰落的帝国，要处理的矛盾和问题实在太多。当务之急，外有满洲虎视眈眈，内有民众起来起义，他一个都怠慢不得；再看康大帝，面临的只是个需要解决却又可以从长计议的事儿。不过结果都一样，一心想把事干好，到头来却是一笔糊涂账。
不要说具体事宜的处理了，大方向先就搞错了，你说这事还能办得漂亮吗？崇祯他老人家始终未能把攘外与安内孰先孰后的问题搞清楚，终被两线作战的泥潭淹没，而咱们的康大帝，却忘记了历史上已用无数经验教训浇灌筑就的“戒争用忍”的人生警示，急吼吼地上路，每一步又那么轻率浮躁，怎能不把事情搞得一团糟？
事后还文过饰非。什么《圣祖实录》之类，出于对伟大圣君的爱和对乱臣贼子的恨，把那所有的脏水都往老吴的身上泼，所有的屎盆子都向老吴的头上扣，反正他已经脏过了，也不怕脏得更厉害些。
封疆之内专擅大权、惟我独尊；广殖货财、崇奢纵欲；一己之私、边疆构衅；轻财好士、广收人心；蓄养甲兵、整军经武；等等，不一而足。总之，他吴三桂早已包藏祸心，谋反在即了。
多亏圣祖英武，明察秋毫，雄健威猛，果敢凌厉，早发现早准备早部署早行动，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不仅及时揭露吴三桂们谋反的真相，还坚决将其一网打尽，不留后患，为大清王朝的和谐稳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黎民百姓的安居乐业创造了更佳的环境，功在千秋，泽被后世啊。
再加上有些后人出于这样那样的目的，不仅随声附和，还添点油加点醋，于是一个很简单很明了的事就这样被搅和得面目全非，真假难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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啥时想过要叛乱（1）
看那三藩，尤其吴三桂，哪是什么有大志向大出息的人，更非胸怀国家民族、有高尚情操者。能够拥有现在的一切，再理想不过了，充其量也就想同明代镇守云南的沐英家族一样，在自己辛辛苦苦打下的地盘中，受着中央王朝管，却把子孙代代继。
没有熬到做三藩之一的定南王孔有德，顺治时就已两次上疏，请求北归安享余生了；只是南方*抗清斗争依然艰巨，朝廷没有同意，结果就在最后一次上疏的那年，被李定国败困于桂林，城破*而亡。
平南王尚可喜，顺治时也两次申请北归而不得，以后不要说大乱前，就是乱中也坚决不反，对大清一直忠贞有加，赤诚一片。反的是他儿子尚之信，且根子还在康熙身上（以后再讲）。
靖南王耿仲明与儿子耿继茂早已逝去，孙子耿精忠乱前两年（1671）才承袭爵位，要是早看到反相不是扯淡，还能扯什么呢？
再看吴三桂，以后大乱的核心人物，如果就指认其谋反的一件又一件被润色得看起来很冠冕堂皇的理由，一个接一个加以反驳，不累死才怪，且也没这个必要。事实面前，只要不带有色眼镜，大体看一下便知。
老吴真要反，当年扑灭南明绞杀永历帝时（1662），才是最佳时机。功业辉煌到了极点，人气极端高涨，声望攀至巅峰；手下都是跟着他西讨南征、百战锤炼过的主儿，兵精将勇；更难得的是，战争的尘迹还未洗尽，锋芒还未有丝毫销蚀，仍保持着骁勇威猛的惯性。
就老吴个人来说，年龄刚届五十，身体健康，精力仍然充沛，领袖水平无论政治还是军事皆处巅峰期，远非十一年后垂垂老矣时可比。综合一看，帅、将、兵，皆处顶峰也。
相反，大清这一头，正值新老君主交替之际，咱们的康大帝也才八岁，四大臣帮着辅政，虽说朝政稳健，根基牢固，但总比国家历经战后九年（从夔东十三家败亡算起）休养整顿，根基进一步打牢，且康熙已经亲政、正值年富力强时差些吧。这样此消彼长，形势变化就大了。
可他老吴哪有什么反心，一心只想舒舒服服做他的亲王兼云贵王呢。问题是你想，别人不干。反过来，你还得经常把心提着点，生怕做错了什么。
于是，吴三桂与朝廷之间便处在了一个很有趣的相持平衡阶段。表面上，君臣和睦，俨如一家，彼此毫无芥蒂；私下里，又各怀心事，互相猜忌，暗中较着劲。
朝廷严防吴三桂势大甚至谋反，威胁大清统治，处心积虑想削弱乃至剪除他；而吴三桂却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用尽一切办法想打消朝廷的疑虑，同时欲世代守着云贵，担心朝廷不履行诺言，撤其藩地。
双方你来我往，明和睦、暗斗法，不知有多少回合。大体上乱前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朝廷举措也可分为两个阶段。
康熙亲政前的四辅臣时代（1661—1669），采取拉与打、放与制相辅相成的稳健之策。一方面，对整个三藩，不仅对吴三桂，百般笼络，依赖他们镇守南疆广袤之地，严防大陆抗清之火死灰复燃，以及对付海上台湾郑氏及叛服无常的少数民族土司。
另一方面，时不时用一下杀威棒，敲打敲打他们，尤其对吴三桂，从而逐渐削夺其权力。比如把吴三桂的心腹爱将们调离云贵，异地任用；对其精心建置的忠勇、义勇两营来个釜底抽薪；等等。当然，做得肯定会柔和一些，总得让老吴有台阶下吧。
啥时想过要叛乱（2）
你还别说，这一招还真不错，效果很显著，朝廷越来越占据了上风。毕竟位置不一样，只要你措施不过激，不把三藩特别是吴三桂逼反，后者终归是臣下，还是只能被动接招的。
再来看看老吴又是怎么接招的。你不是担心俺有兵马吗，好吧，俺就裁个五千来人给你看看；你不是害怕俺权力过大吗，好吧，俺就辞去总管云贵两省事务，并交出用*。
有人认为吴三桂是欲擒故纵，不足为信。太高看老吴了吧？不错，他的基础仍在，不然以后也造不成反，但年复一年下去总有枝不繁叶不茂、触及根本的时候，他老吴不会不知道这个理吧？但这么多年依然老办法照旧，也能从一个侧面看出他吴三桂到底有多少无奈与反心了。
如果朝廷就这样稳健下去，和平解决三藩应该不是问题。也许吴三桂这一代不行，毕竟是他自己打的“江山”， 根深叶茂，坐得当然更稳当些，但人总在老去，你看后来的结果，就是不反，吴三桂又能活几年？
待下一代上来，威望、实力、根基什么的，可就差多了，解决也更方便些；要是还有下下代，那就更不用说了。
但事物的发展哪有想得那么好？康熙时代正式开始（1669）后，当朝政策便迅速改变了。告别了稳健，迎来了冒进，三藩之局很快动荡起来，和平解决之路渐行渐远，铁血之决马上来到，短短四年，战争便爆发了。
从大顺军余部李来享等夔东十三家于1664年败没起，安定不到十年的国家与民众，再一次卷入血与火的狂暴之中，其规模之大、破坏之巨、国难之重、民创之深，比起大清入关后的战争与杀戮，又差了几许？
而这，人们往往把责任推给了吴三桂们，实则康熙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因为是他的意气用事，草率轻狂，才挑起了战争。吴三桂即使处于最佳时机亦无反心，十一年（1662—1673）下来，就是到了康熙一再放出手段时，起初也还是没有谋反之意的；只是后来被逼得实在无路可退了，底线被完全突破，才反戈一击，发动了所谓的“三藩之乱”。
比如康熙十一年（1672），也就是大乱前一年，当吴三桂举办六十大寿庆典时，朝廷准许他在京实为人质的儿子吴应熊偕妻与子世б煌蠢ッ髯Ｊ佟２凰愣嗔瞬黄鸬氖掳桑匆美衔飧咝酥良孕母姑撬担骸翱杉⒉灰晌遥忝瞧绞币欢ㄒ咏魃餍！保ㄋ镄瘛镀轿饴肌罚┌Γ鲋凶涛叮闹档猛嫖叮�
需要声明的是，这样讲绝不是同情吴三桂，更不是为其奇诡背叛史翻案，只是觉得历史就是历史，绝不能为了某种目的，任意揉捏把玩，甚至曲意篡改之。怎么，难道他康大帝真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本领？再愚蠢的事到了他头上，都变得伟大了？
一石激起千层浪（1）
康熙亲政后，起初继续与三藩，确切地说是与吴三桂明和暗斗，有波澜，无浪涛。比如提拔老吴的爱将，笼络他们，分离他们；再派些亲信去云贵任职，分化他们、瓦解他们等。 这些东西长期积累下来是有效果的，却非快刀斩乱麻的凌厉办法。
这可不符咱康大帝的意。他的轻率、冒进性格，怎容得了如此温吞水？但又能怎么做呢？伤脑筋啊。
突然间，郁闷的心终于豁然开朗了。康熙十二年（1673）三月，六十九岁的平南王尚可喜（1604—1676）提请撤藩归老，并希望大儿子尚之信袭爵。
康熙偷着乐了，正不知咋办呢，你却自动送上门来。这样吧，也别一个走一个留了，你们父子一齐回老家吧。
尚可喜愣了，这可是他没有想到的事，但他不是吴三桂，赤胆忠心惯了，除了服从也没其他办法。唉，那就与极不相能的大儿子一起走吧。
这下可炸了锅喽，吴三桂与耿精忠如遇霹雳，怎么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自己也从未打算过撤藩，但皇上这么痛快就恩准了老尚与儿子一起回老家，难道对他们也是一个暗示？
怎么样，该考虑是否撤藩了吧？是主动学习先进，还是朝廷下令让你们跟着模范做，自己掂量去吧，但转过来想想，又觉得不太可能。唉，真是伤脑筋的事，是置若罔闻，还是迅速跟上？矛盾啊！
老吴、小耿自非老尚，对现有的一切，留恋着呢，想让他们主动撤，门都没有，可人家尚可喜开了口子，打了头阵，表了忠心，咱们总得有点表示不是？于是二人各自关上门，自家人在一起密议一番，最终决定先主动提出撤藩，探个行情，摸个准信，再做打算。
两人的小算盘其实打得都很精，特别是吴三桂。俺在南疆重地坐镇这么多年，又是亲王重臣，牵一发而动全身，一系列问题呢，哪能说撤就撤？虽然朝廷对俺疑虑颇深，可这些年俺扪心自问，是努力尽了臣子之节的，不过是有点私心，不忍丢下拼死拼活才拥有的这一切，并想让子孙们代代相继罢了，也不是无理要求啊！
皇上圣明，体察下情，对这撤藩之事，应该不会这么轻易就同意。若真是这样，俺如此一来，岂不一箭双雕？既表明了自己的忠心，再一次打消了朝廷疑虑，又能继续当俺的藩王，荣华富贵一个不丢，岂不美哉？
其实，老吴、小耿的想法也并非没有道理，当二人撤藩的奏疏上达后，朝臣们也是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的，总体是反对撤藩的占了多数。
风险大，不好惹，弄不好要出乱子的。藩当然要撤，问题是怎么撤；现在撤，不如以后慢慢来。等到历经血与火洗礼的老一代如吴三桂（当时六十一岁）撒手而去，未经风雨、威望又不足的新一代全面接班后再动手，岂不更容易、更方便、更能和平解决？
退一步讲，就是立马撤，也不能一齐来，还是要分个轻重缓急，区别对待吧。分期撤藩，这样也好分化瓦解他们，防止他们拧成一股绳，形成大合力。
尚可喜主动求撤，诚实可信，不如先撤。耿精忠，第三代了，年轻根浅威薄，实力也不强，再撤他，没有领头的，谅他也不敢造次。
如果把这两藩撤了，再及时跟进向广东、福建两省派驻八旗精锐，等于剪除了朝廷最忌惮的三藩最强者吴三桂的羽翼，使他们孤立。受到震慑后，即使他们想反，力量也小得多，心里也要再掂量掂量了。 。 想看书来
一石激起千层浪（2）
至于吴三桂，实力声望功业权势，尚可喜不能比，耿精忠更不能比，则要从长计议，暂不动他为宜。云南苗蛮杂处，形势复杂，吴三桂长居此地，情况熟，底子厚，继续治理也不是坏事。另外，用八旗换防，路途遥远，复杂艰险得很。况且所有对吴三桂忠诚度的怀疑均系猜测，并无真凭实据，贸然强行撤藩，恐不能令人心服。
讲得很有道理！可以说，绝大多数朝臣对马上撤吴，都是投了反对票的，包括大学士索额图、图海等重臣显臣，只有刑部尚书莫洛、兵部尚书明珠等少数人主撤，但那时的大事件并非议会制多数表决通过即可，反对者多也没用。
康熙力排众议，大手一挥，撤藩之奏一律恩准，三藩同撤，马上行动！众臣愕然，这可是他们认为的下下策啊！吴三桂们更是愕然，绝没想到，当初的如意算盘，结果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皇上怎么能这样？圣明何在？
谁让你们认识不到狡兔死的道理呢？这么多年了，还执迷不悟。就说你老吴，历来同类者，要么再占个自家独立山头，要么交出一切安当钓鱼公，有几个两头摆、走中间路线能成功的？明代沐家？毕竟是少数，何况条件还不一样，人家和皇上啥关系！
还想打小算盘？一般的皇上也就算了，可现在你们面对的可是那千年一帝，能不与众不同吗？
什么轻率冒进、意气用事、褊狭固执、独断专行，一样不少，都端出来让你们瞧瞧，不要以为咱康大帝只想做个高大全平面的人，他也渴望多层面、多棱角、有立体感的，这样更有魅力嘛。
只是这次，康大帝另一面表现得不是时候。军国大事岂能儿戏？他想得太单纯、太幼稚了，纯稚得让人不可理解，简直匪夷所思。
他对实际情况根本就没有认真考虑过，更未静下心来设身处地感受一下三藩们的真实想法，迫切、冒进、固执、专断，完全占据了他的大脑，竟天真地以为，只要他的圣旨一到，他们马上会卷着铺盖回老家，困扰朝廷十几年的问题立刻就解决了。
也许有人会诘责，这分明是对康大帝的诬蔑之词，圣明之君岂会如此？史书上明确记载，康大帝曾经说过：“三桂等蓄谋已久，不早除之，将养痈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 （《清史稿》卷二六九一《索额图传》）。
怎么讲呢，这清史类的东西，一旦针对帝王，向来都是极尽文过饰非、颠倒黑白之能事，圣祖尤甚。就说上面这一段，明眼人一观便知，睁着眼睛说瞎话呢，胡扯八道。
人家尚可喜，明明率先提出撤藩在前，大乱中至死未叛在后，对大清那个忠诚，日月可鉴也，怎能说蓄谋已久？再说吴三桂，前面分析了，哪有的事，就是狂贬他的清史书上，其实也找不到任何真凭实据的。
咱们还是继续往下看，一切更加豁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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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上梁山咋不反
耿精忠暂且不提，且说吴三桂，接到皇上恩准撤藩的圣旨，简直当头挨了一棒，可想而知那是啥滋味。热血疆场上的出生入死、云贵高原上的苦心经营、荣华在手的富贵人生、权势在握的叱咤风云、昔日君主的皇恩浩荡、今日圣上的恩断义绝，等等，犹如过电一样，在他脑海中闪现，内心翻江倒海、痛苦不解、委屈愤怒、犹豫彷徨。
手下那帮随着他西讨南征的铁杆文臣武将们，更是震惊愤慨！既然皇上如此绝情，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