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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约定的中山堂，日军已有人等待，引导着一行人来到设于城郊欧家町天主教堂的日军68师团司令部。在一个防空洞内，血战47天的两军指挥官们真切地见到了彼此的面孔。
双方相对坐定，谈判于上午10时开始。日军第68师团长堤三树男首先发言说：“本人以日军最高指挥官资格，向贵军提出无条件投降的要求。”
七项条件被否定得一条不剩，只因为第10军战败。也许战败者本来就无权提出停战——除非是无条件投降。
在森严的警卫中，中国将领们失去往日虎威，无言以对。方先觉在日军翻译将话说完时，面部颤抖。良久，低声道：“服从这个要求。”
谈判（如果说这也可以称为“谈判”的话）结束后，方先觉一行人被关进天主教堂院内的一间屋子。中午12点，大批中美空军的飞机轮番轰炸衡阳城区。在第一个波次中，设于城内大西门银行公会的救护所落入几颗炸弹，1；000多名伤员遇难。被日军集中在汽车西站的千余名被俘官兵中，落入两颗炸弹，当即死亡200余人。
饶少伟说，在决定“停战”即投降时，惟一支撑着人们心理，使之能作出如此违心选择的，就是让剩余的官兵、特别是已经饱受伤痛之苦的伤员们活下来，但投降不到两小时，大批没有死在战场的官兵们死在了来自己方的轰炸之中。而且从那天开始，一批又一批官兵死于饥饿、疾病、伤口恶化和日军的疯狂虐待。
国民革命军第10军3师8团2营4连1排全排惟一没有死于战场的3班下士吴久煌，在被俘的第三天被派去打水。他在日军的看押之下，用一根降落伞绳子拴在一只水桶上，提着水桶走向城郊农田旁的一口水井。日军不愿喝浮尸横漂的湖水和河水，甚至嫌城中的井水也有血腥味道，这个原因使他有机会在40多天后第一次走出自己和战友们曾经浴血坚守的防御圈。
他记得守城作战第一次打响的那天，正是农历五月端午。在他的家乡，这是一个热闹的日子。那天，连长让他们班去城郊接应从本连前进阵地撤下来的两个班。他记得很清楚，那时城郊的田野中一片青青禾苗。而在腥风血雨之中，在短暂而又漫长的一个半月之后，田野中的嫩绿已变得一片金黄。
吴久煌世代务农，他是26岁时丢下锄杆子来参军的。作为农民，此时他欣喜地看到，这一季稻谷竟长得好极了。
吴久煌揪下几根稻穗，痴痴地闻着、看着，心中莫名的情感终于冲决堤坝，他瘫坐在井边，朝着田野，放声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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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亡。回抗日队伍，回重庆去！（1）
8月7日傍晚，190师570团机枪3连连长符能将全连尚存人员召集在一起。百多人的连队只剩下28人，27张疲惫不堪的面孔望着这位在这次战斗中临危受命的连长。
符能说：“营部、团部、其他营，都联系不上了。敌人已经攻破了城防阵地，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我决定，率领大家突围。”
28人分为两队，符能和蔡特务长各带一队。
步枪早已没有子弹，符能命令上紧刺刀。大家分头在烈士身上找，找到8颗手榴弹，每队4颗。
符能对蔡特务长说：“我今年25岁，尚未结婚，我父母远在海南岛，敌人把我的家乡占领了，他们还不知死活，我如果牺牲了，没有人挂念。”这番话，使符能在与蔡特务长关于哪队走在前边的争执中说服了对方，走在了危险性更大些的前队。
半夜，两支队伍一前一后，沿着稻田、水塘悄悄摸出北门。幸运没有遇见日军，队伍在黑夜中疾行起来。不知走了多久，直至迷失了方向，才在一个小村庄边停下来。
尖兵吴班长报告，听见一间茅草屋中有一位老人的咳嗽声。符能轻轻敲敲门，一位老人走出来。符能说：“老乡，我是守衡阳第10军的人，刚刚突围出来，请老乡指一条路。”
老人见是第10军的人，十分热情。他听说洪桥一带有中国军队，指引符能向西走。一行人不敢迟疑，谢过老人后向西一直走到天亮。
在一片山地中，正要休息一会，忽听见附近山上枪声大作。符能判断是援军与日军交火。援军近在咫尺，大家十分高兴，但由于他们已经没有作战能力，不能循着枪声去找，只好躲入树林。蔡特务长拿出仅有的一点干粮——一一包前几天空投下来的饼干，每人分到两块饼干。又困又饿中，这就很不错了。
枪声停下来，众人踏上山林间的小路继续向西。不知什么时候，几个携儿带女的逃难老乡也跟在了这支队伍后面。战争中，军人给老百姓带来安全感——哪怕是失败的军人。
走到下午，终于到达洪桥。事后想，那个体力，竟也能不歇气地走出50多公里。
李玉堂兵团司令部正在洪桥。第10军老军长李玉堂听说有人从衡阳突围，立即召见。
符能先给李玉堂敬礼，再给他身边的美军少将顾问敬礼。他报告说：“小职是第10军190师570团机枪第3连连长符能，昨天夜间从衡阳城内突围出来。”
“好。方军长、容师长是否突围出来了？”李玉堂问。
“敌人已冲入衡阳城中，我连与上级联络中断，情况不明。”符能具实禀告。
190师569团2营迫击炮独立排在衡阳作战开始不久调入预10师29团。排长符气东率领全排紧密配合步兵打退日军一次次冲锋，直到所有的“八二迫”炮弹打光。
炮弹打光，炮兵变步兵。符气东毫不含糊，奋勇作战。固守虎形山，大智大勇，升任步兵连长，战斗中两次负伤，第二次伤重，住进了医院。他谈道：
8月7日凌晨，我带伤从医院摸出来，由西门悄悄出城，向洪桥方向走。因距日军太近，白天只能躲进山间隐蔽，直到夜幕降临，再寻路前行，这样走了两天。第三天白天，我走到离洪桥公里的一个山峪，遇见一群老百姓，正携幼扶老地向山区逃难。他们见到我，热情地与我交谈。
我说：“我在第10军当连长，在衡阳和日本鬼子打仗，负了伤。衡阳沦陷了，我从医院逃到这里，准备归队，请你们指点。”
逃亡。回抗日队伍，回重庆去！（2）
老百姓们很同情我，带我到一个村庄，将我介绍给庄中一位有名望的中年人。这人名叫刘琼，他留我暂住他家，并找草药为我敷伤口。住了三天，他引导我向祁阳地界关帝庙方向走。
别时再三向刘琼致谢，他对抗日军人的热情，至今思之，仍很敬佩与感激，可惜无法保持联系。
我又风餐露宿地走了两天，终于在邵阳与祁阳交界处遇到74军的前沿突击支队。支队长将我报告的衡阳敌情电报军部。支队长留我在支队中治疗与休息。我为又回到了抗日部队之中而欣喜万分。
预10师情报参谋毛啸风被俘后逃跑了三次。他说：
8月9日上午10时左右，4架美军飞机飞临衡阳上空。我趁敌看守龟缩之机，迅速潜至江边躲藏起来。我找到两截巷战时使用的路障木，用铁丝紧扎两端，成A字，躲到半夜，我将木架放入江中后，下到水里。
下水不久，只见对岸有大队日军，举着火把，还不时向江心胡乱射击，我不知自己是否已被发现，十分惊恐。更糟的是，盛夏夜晚的江水，竟冰凉刺骨。不一会，我就全身颤抖，体力不支，只好泅回原地“归队”，第一次逃跑行动失败了。
几天后，日军从俘虏中挑出30名较为健壮的，去参加修复衡阳北郊蒸水上的草桥。我混入修桥的队伍。一天夜半，趁敌困乏之机潜伏到稻田中，随后以逐次跃进的方式，向西北方向疾走。一夜跋涉，回头已不见衡阳的影子。
脱离了危险，顿觉又饿又困。我找到了一个农舍，主人不知去向何处，只见屋内一片被洗劫的惨景。我在菜园里寻到一些豆类、瓜类，狼吞虎咽后，取下门板，和衣睡了过去。
一觉醒来，太阳已经偏西，我急忙上路，因做情报工作，了解李玉堂将军指挥62军和100军抵进洪桥至樟木镇一线，心想向西再走15公里，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甩开大步一路急行，在一座小山拐弯处，不意与3个日本兵碰个迎面。
3个日本兵中两个人挑着血淋淋的牛肉和猪腿，另一个腰横战刀，戴高度近视镜，大概是个军曹，我心中叫苦。狭路相逢，已避不开，只好硬着头皮向前走，企图侥幸闯过，这个想法太天真了！
日本兵二话不说，让我向后转，将担子压在我肩上。我在前面走，他们跟在后面，咿哩哇啦说着日本话，不时发出阵阵狂笑。七弯八拐，竟然又看到了分别不久的衡阳城。我的第二次逃跑又告失败。
我被送回俘虏营不久后，又遇到出劳工的机会。在路过一个集镇时，我又一次果断行动，混入赶集的“良民”群里，由好心的乡亲指路，我几乎是一路跑步，经泉溪市奔向衡山与攸县交界的铁丝塘。
在铁丝塘，我找到了一支抗日游击队，一名姓陈的领导给我开具路条，把我送到永兴至柳州的路上时，已是中秋节的第二天了（注：10月2日）。
当时第九战区长官部在郴州，我在这里以衡阳突围将士的身份受到抚慰。几天后，我登上郴州开往广东埤石的列车，取道连县，过广西贺县、荔浦，徒步跋涉，跨过柳江，直奔宜山，向李玉堂将军重新编组的第10军报到。
当我终于见到第10军大门的哨兵时，不禁热泪涌流。我以必死而未死之躯，在47天惊天动地的衡阳保卫战之后，冒千难、历万险，三次逃离虎口，穿越湘粤桂三省，终于又回到了抗日的队伍。
惨烈悲壮的衡阳保卫战失败时，城中的中国官兵约有3；000余人，这其中有千余人因伤病和日军*先后死去，如以上所述的城破时突围和被俘后逃走的人毕竟不多。随着时间的延续，方先觉等高级将领的命运越来越被全国民众、军队和最高军政当局关注。那么历史在他们身上是怎样发展下去的呢？
日军将方先觉等被俘将领关押一个多月之后，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和汪伪政府导演下，上演了一幕将第10军改编为伪和平军的丑剧。日伪取方先觉的“先”字和和平军的“和”字，将新编的部队命名为“先和军”。以方先觉为军长、孙鸣玉为参谋长，下设4个师，师长分别为原第10军在衡阳守城的师长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和饶少伟。日伪向几位将军各授“任命状”一张，日式军刀一把，并将驻地的内层岗哨撤掉，只留下几个名为“联络员”、实为监视他们行动的汉奸。
10月初的一个夜晚，周庆祥和孙鸣玉越窗而逃。日军没有追捕到他们，又恢复了军部的内层岗哨。
11月21日夜10时，被软禁在东洲小岛的饶少伟烧掉“先和军第4师师长”的任命状，将那把崭新的日式军刀扔在床下，与原暂54师司令部的甘印霖一起，冒着细雨，驾着一只破烂的木船驶向对岸。
这是饶少伟与副官林权经过多日谋划和准备而进行的一次逃亡。船靠岸时，两位农民接应他们，几个人又悄悄渡过耒河，在泉溪市一位农民家中，与99军谍报队取得了联系。在谍报队员的护送下，到达郴州九战区长官部。
方先觉逃离衡阳的记载散见于海峡两岸和日本的一些史料。其中以台湾国防部情报局编印的《戴雨农先生全集》中所记较完整。
“防守衡阳之第10军军长方先觉，率部坚决抵抗，不屈不挠，所部伤亡殆尽，始力竭被俘。戴先生（戴笠，字雨农）即令金远洵（军统局湖南站站长）不惜任何代价，设法救他脱险，以励忠贞。金转令衡阳组组长黄荣杰负责办理。
“……黄荣杰探明实情，了解天主堂的四周环境，拟妥周密行动计划，乘（农历）9月5日风雨交加之夜，敌军疏于防范，亲自潜入天主堂，救方出险，完成艰巨任务。”
后来，葛先才与容有略也逃离了衡阳。
成立“先和军”后，军长与各师长被分开，史载：逃跑行动也是各行其道，分别进行的，但是，逃出衡阳的将军们，不谋而合地一致返回重庆。他们想过没有，是什么在重庆等待他们？
日军大本营陆军作战部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在他撰写的《大东亚战争全史》中说：“此次衡阳之攻略，使我感知中国军战意之旺盛，尤以前经投降之各高级官员，在经过巧妙伪装其态度，终于突然逃脱，返回中国方面。”
抵抗，投降，逃亡。
一个巨大的弯曲形成了中国抗战史上最大的一个问号。
作为回顾这段历史的本书笔者，我被这个结实地挂在我心脏主动脉血管的问号坠得胸闷气短、冷汗淋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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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军将领逃回重庆后受欢迎，衡阳之战的功过（1）
有时，人们会感到历史是由一团团迷雾组成的。也许你猜出的并不是真正的谜底。谜总被人们一遍遍猜出新的谜底。有时你甚至觉得，也许历史之谜原本并没有谜底。
蒋介石怎样看待浴血苦战、几近覆没、最后竖白旗投降敌寇的第10军，怎样看待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又辗转返回重庆复命的方先觉及属下的诸位将领？
史载：1944年12月14日，蒋在重庆黄山别墅接见并设宴招待了方先觉。
饶少伟也曾谈到，回重庆后蒋在曾家岩接见了他。
蒋介石授意，以全国慰劳总会名义举行盛大的欢迎会。会上，方先觉和他的“五虎将”各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一枚和慰劳金一百万元。全国各家大报再次掀起宣传巨浪。
《欢迎衡阳守将归来》、《向方先觉军长欢呼》、《斯大林格勒·衡阳》、《方军长不愧张睢阳》（注：唐代睢阳太守张巡以数千之兵抗安禄山叛军百万，苦战半年，城破身死，是以成名）等等。只看这些标题，便可想见其内容如何热得发烫了。
经短期休养，方先觉被任命为第37集团军副总司令兼任“十万青年十万兵”青年学生大参军热潮中组建的青年军第207师师长。军内皆知，青年军一个师相当于一个军建制，由于一色美式装备，在国人眼中另具嫡系中之嫡系的地位，故方先觉的这一任用，普遍认为是给予实权的重用。
第3师师长周庆祥升任第10军副军长兼第3师师长，决无不被信任的明升暗降之嫌。孙鸣玉被任命为新36师师长，也站在带兵掌权的位置上。饶少伟被蒋介石点名安排去了陆军大学将官班深造，葛先才和容有略留任军委会少将高参。
还是要问，蒋介石在心里是如何摆平第10军哪怕是暂时的、假冒的投敌这件事呢？
在接见饶少伟时他说：“衡阳失守，责任不在你们，你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对照衡阳保卫战全程和各路援军的表现，这该是蒋介石的心里话，也是公道话。
1945年5月5日至21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一次会间休息，代表们三三两两散步漫议。一位颇有名望的国民党*对众人高谈阔论起衡阳之战。他说：“衡阳一战，方先觉军长究竟是功是过？如投敌属实，那就过大于功了。赏功罚过，理所当然，然而如果功过不分，将何以取信于国人？”
谁知，蒋介石当时恰在邻近的休息室内，不知这番无遮无拦的议论触及到蒋的哪根神经，他当即怒气冲冲走出休息室，大声喝道：“刚才这番话是谁说的？衡阳的事你知道多少？这与汉奸的造谣中伤有何区别？简直是不识大体，可恶之至！”
一顿雷霆芒刺劈头盖脸，那位**面红耳赤，尴尬万分，那张嘴巴除了吃饭之外直至大会结束也再没有张开一次。
1948年10月2日，蒋介石在沈阳“剿总”大楼四层主持军事会议。他在苦口婆心地劝导面前这群在辽沈战场节节失利的将军时，提到了衡阳之战和方先觉。这个细节令人想到，那场轰轰烈烈地打了40余天的衡阳保卫战和方先觉这个人，在蒋介石内心深处留下了些什么。
蒋介石说：“以往的失败，就在于你们不听我的话哟。（民国）三十三年衡阳孤城至危时，方军长先觉发电报给我说：‘此恐最后一电，来生再见。’抗战之中，‘来生再见’的话说得还少吗？如果此战失败，则我与各位怕亦要来生再见矣！……”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10军将领逃回重庆后受欢迎，衡阳之战的功过（2）
前面说过，蒋介石曾在收到衡阳“最后一电”当天日记中写下“悲痛之切，实为前所未有也”这样的话。也许，这确是他发自内心的痛切真情。
在蒋介石心中，方先觉已经英勇悲壮地死去了。既然有缘能够“再见”，也恍如隔世“来生”。与生死相比，还有什么更大的事情不能解释，还有什么错误不能原谅呢？毕竟，他们九死一生地逃回来了——没有留下当伪军，也没有隐匿异地。
何况，蒋介石对衡阳兵败的真正原因，从自身在湘北开战之初并没有判明日军意图、做出正确的全局调度，长沙失守后没有及时转移作战重心，到各路援军迟迟疑疑形不成合力奋进解围，他心中是有数的。说衡阳失守责任不在第10军，但没有说责任究竟在谁，一团扯不清的麻，一个没有底的谜。
方先觉自己对于投降一事则一直予以坚决否认。
从衡阳回到重庆报告战况，关于失败之后情况，他说先是被俘，后是逃回，至于日方种种宣传，均系造谣惑众。
舆论当然更加看重他回到重庆的事实，所以投降之事便被搁置起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内幕逐渐传出，仍一口咬定什么也没有做便不合适了。事隔30多年之久的1976年，方先觉在台湾会见日本《产经新闻》记者古屋奎二，在叙述当年时他说：“8日晨，有自称为日军第11军使者的竹内参谋来接洽停战，当即告诉他，我们绝没有投降之意，同时提出，（一）保证生存官兵安全，并让他们休息；（二）收容伤兵，并郑重埋葬阵亡官兵等条件。竹内说：‘中国军勇敢作战的情形，不仅在此地的日军，就连日本天皇和大本营都已有所闻。’特地表示敬意，并对我方的条件完全同意。而日本记录说我们投降，甚至有说是举行了投降仪式，是绝对错误的，我以军人的名誉发誓，没有那回事。”
历史是它们本身还是赖以表达它的那些文字？后人只能从文字中了解那段历史。如果对同一段历史的记述出现了不同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