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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仔细分析八大胡同形成与发达的原因，并不仅仅是乾隆下江南带回四大徽班之后带动了相公堂子的发展，那样的简单和外在，它还应该有其独特的历史因素的作用。
其中主要的内在原因，在于清朝为稳固自己的统治，在顺治五年（1648），下令居住内城的所有汉民官员一律迁到外城去，每间房子折合银子四两；以后在康熙十年（1671）又禁止戏园茶肆酒楼饭店和妓院在内城开设；于是，汉人住的会馆、宅院，开的买卖、茶园、戏楼，都集中到了前门一带。商业的发达，名人的聚集，使这些娱乐业自然地投其所好，也都开在了前门外，离着皇城最近的地方。八大胡同，才日益兴盛了起来，由它所繁衍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故事，才不紧不慢地展开了它的画卷。
我们可以看到，政治与经济的因素在其中起着很大的作用。鸦片战争之后，口岸通商，外国资本主义长驱直入，进一步刺激着商业的发达，直接影响着娱乐业。1901年，慈禧太后修建了前门火车站，全北京的交通中心在前门，下了火车，离八大胡同只有一步之遥，来去更为方便。清政府软弱无能，被外侵内患搞得焦头烂额，正事已经管不过来了，当然，就更顾不上康熙爷禁妓的明令严律，下面自然更是走马章台，寻欢作乐，世纪末的及时行乐主义靡靡之风盛行，风气败坏，道德沦丧，连同治皇帝都热衷于微服私游去逛八大胡同宿娼嫖妓，以致染上花柳病而早亡。就难怪当时有人作诗讽刺大才子袁枚八十岁高龄还要狎妓了：八十衰翁用白粉，惜花心在老逾殷；哥舒半段枪无敌，专救人间娘子军。
可以看出，经济的发达，政治的衰败，都从不同的方面促进了八大胡同的发展。八大胡同的畸形发展，和畸形的经济与政治相辅相成。八大胡同开放的是一朵莎乐美式畸形的恶之花。
这样暖风熏得游人醉的辉煌堕落场景，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达到了八大胡同的鼎盛时期，成为它的骄傲。不过，如果以为这种骄傲仅仅出于香艳的肉欲，则是对八大胡同的误读。在八大胡同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它的意义早已经远远超越了世人讽刺袁枚的娘子军之例。不看别的，仅看民国初始，袁世凯梦想复辟当皇帝，贿赂国会议员，不选六国饭店，也不选京城有名的饭店八大楼中任何一家，偏偏就是专门选在了八大胡同，可见当时八大胡同的地位非同小可，不是一般大饭店酒楼所能媲美。而当时的参议两院号称五百罗汉的议员，每人每月薪金是两百银元，那时买一袋44斤的白面才要两块银元，他们有足够的银两去任何一个地方挥霍，却偏偏也爱选择到八大胡同来，那不仅仅为了发泄自己的肉欲，更多的是和袁世凯一样为了政治利益疏通人际关系，八大胡同，成了他们的社交会所，成了他们另一处办公地。所以，那时有人讽刺地把八大胡同叫做“议员俱乐部”。
同样，那时大栅栏里的商家，哪家不和八大胡同有着明铺暗盖的关系，那也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寂寞时分的挑灯夜语或脂粉撩拨，或为了自己纳妾私设外室的方便，更多是为了笼络客户而从事的经济利益和关系网络的铺设，八大胡同里的妓女，是他们招待客人的一道菜，是他们经营策略或手段的一张牌。这除了说明大栅栏和八大胡同相互依存的关系，也是当时商业真实状况的写照，为了惨淡经营而不得不这样无所不用其极。谁让大栅栏和八大胡同挨得这么近，占着天时地利人和呢？所以，那时大栅栏的商人也抱怨说，大栅栏里干一年，不如八大胡同干一天。
那时候，提起八大胡同，确实透出的底气都与众不同，有人指着客人说：今晚我请客，去八大胡同！或者有人指着马车或后来的洋车说一句：去八大胡同！那声调不同寻常得很，意味深长得很，并不像我们如今叫上客人到歌厅或洗脚坊或洗浴中心那样兴冲冲赤裸裸专奔买春而去。
八大胡同，不仅仅是销金窟、风流地，它同时也是那个时代经济文化和政治的一面凹凸镜。要想了解老北京的历史，哪里能够迈过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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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地胭脂难敌南朝金粉的入侵（1）
八大胡同真正形成规模、日益走向繁茂鼎盛，应该是从清咸丰中期开始，到光绪年间完成的。
这期间，妓院的规模与规矩都已经形成。当时政府许可存在四类妓院，被分门别类命名：
一类为头等妓院，原名叫“堂”，又叫“大地方”，“堂”的叫法，是从明代而来的古称。“清音小班”则是后来出现的南方班头等妓院的专称。
二类为二等妓院，原名叫“中地方”，后称“茶室”。
三类为三等妓院，称为“下处”。
四类为四等妓院，称为“小地方”。
这和当时上海对妓院的分类基本一致，只是叫法不同。按照赛金花说法，上海的一等妓院叫“书寓”，“亊亊书寓”，那里的妓女必须要会唱“楼会”、“思凡”、“长亭”或“化蝶”之类的小曲；二等妓院叫“长三”，“寓”，和一等妓院的“书寓”相比，少了一个“书”字，妓女不必唱小曲，但得加一个茶碗，要品茶的；三等妓院叫“么二”，牌子挂“堂”；四等妓院叫“花烟馆”或“野鸡处”。
这很像给妓女和妓院定职称或级别似的。从政府角度，是为了便于管理和税收；从嫖客的角度，可以根据自己的腰包和身份，看人下菜碟；从妓女的角度，是她们的水平和价码。
当然，一等妓院的讲究最多。妓院大门一般由砖雕装饰，有匾额书写的店名，或在乳白色灯罩上用红漆写的店名（且都是当时社会名流的题字），门楣上挂有写着妓女花名的花牌。没有电灯的时候门前有油灯或汽灯，都得是镂空的玻璃灯罩，光绪三十二年（1906），有了电灯，一律换成了明晃晃的电灯。讲究的，门两旁还有对联镌刻在砖雕上面，更讲究的，门前还有牌坊。那劲头儿，一点儿不比大买卖人家差。
一等妓院里，每位妓女都有自己单独的房间，房间摆设要讲究，最早的是红木中式传统老床，后来有了席梦思软床，金铜床架，雕镂挂络；还得有各种各样应时应令的摆设，成龙配套，和那些大家闺秀一样讲究；更讲究的，墙上还得挂有当时的名人字画（有的就是客人自己送上门来的），要的就是一个调情的氛围，而不是那种下等妓院里进屋脱裤子立等可取一般的快餐。
这里的每位妓女，都要有自己的一位跟妈儿，是专门伺候她们饮食起居的，像贴身保姆一样。那些跟妈儿，都是三四十岁的中年妇女，有些便是以前的妓女，年龄大了，退居二线，她们手脚麻利，而且熟悉妓院的规矩，善于察言观色，一般又有些徐娘半老的姿色。这里的妓女当然就更需要姿色，还要粗通文墨，能够唱小曲，有的还会诗书琴画。这是妓院中的最高级别，相当于妓院里的博士后，下面的几等都无法和它同日而语。但是，二等里面的“茶室”，我以为另当别论，茶室和茶室也不一样，有的只是一个小四合院，有的却气派得很，现在八大胡同里尚存的“茶室”，从外观上看，一点儿不比头等妓院差，依然很气派，而且都是一些洋味很足的建筑。所以，也不能仅从级别或职称去看人。
根据光绪年间的统计，八大胡同里一共有妓院373家，其中一等和二等妓院有178家，占了全数的近一半，这个比例相当不小。
八大胡同里的妓女数量在增多，且北来的南妓也在增多，无形中增添了八大胡同的色彩，加速了它的繁荣。
赛金花曾经说她自己是第一位来自南方的妓女，这样说其实并不确切。第一位来自南方的妓女叫素兰，湖北广陵人，戊戌变法之后来到北京，当时名噪一时，不少官宦子弟愿意去她那里捧场。应该说素兰比赛金花早来了北京几年。但是，赛金花说“京里从前是没有南班子的，还算是由我开的头”，这话是对的，她开的金花班，确实是京城的第一家南方班。据说，她的南方班开张的时候，挂一块朱字铜牌，上刻有“南班·金花院”几个大字，插了满门的金花和彩球，从此，窟号销金，城开不夜，轰动当时的京城。
北地胭脂难敌南朝金粉的入侵（2）
在这一点上，赛金花确实为八大胡同开一代风气之先，一时间，南朝金粉，飞鹭流莺一般，纷纷落户这里，和北地胭脂打擂。曾有一首竹枝词专门写这样的情景：彩烛光摇满脸红，胭脂北地古遗风，南朝金粉唯清淡，雅艳由来迥不同。
南方班的进军北京，落户八大胡同，提升了八大胡同的档次，也相应改写了当时的一些规矩。那时候，到八大胡同一等和二等妓院里来，并不像后来电影里演的那样，妓女出来站成一排，你点了花名之后，就可以勾肩搭背，打情骂俏，甚至立刻就进屋上床，拥怀入寝，去颠鸾倒凤。必须要有一系列的规矩和程序，听曲喝茶，是必不可少的；谈天说地，也是非常需要的。所以，赛金花后来在回顾往事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当姑娘最讲究的是应酬，见了客人要‘十八句谈风’。陪客时，处处都要有规矩，哪像现在‘打打闹闹’就算完事。”
《清稗类钞》中说南方班：“客人入其门，门房之仆，起而侍立，有所闻，垂手低声，厥状至谨，俄而导客人入。庭中之花木池石，室中之鼎彝书画，皆陈列井井。及出则湘帘一桁，沦茗清谈，门外仆从，环立静肃，无耳语声，无嗽声，至此者俗念为之一清。”说是“至此者俗念为之一清”，是夸张了，但那种讲究，确实是南方班带来的，是八大胡同以前所未曾有过的规矩。
在《长安客话》中，专门有诗对比南方班后讽刺北方班：门前一阵骡车过，灰扬，哪里有“踏花归去马蹄香”？棉袄棉裙棉裤子，膀胀，哪里有“佳人夜试薄罗裳”？生葱生蒜生韭菜，腌脏，哪里有“夜深私语口脂香”？开口便唱“冤家的”，歪腔，哪里有“春风一曲杜韦娘”？开筵空吃烧刀子（北京的一种烈性白酒），难当，哪里有“蓝陵美酒郁金香”？头上鬏髻高尺二，蛮娘，哪里有“高髻云鬟宫样妆”？行云行雨在何方，土炕，哪里有“鸳鸯夜宿销金帐”？五钱一两等头昂，便忘，哪里有“嫁得刘郎胜阮郎”？
这样贬斥北方班，也实在是夸张，北方班也不全像《长安客话》的作者蒋一葵说的那样丑陋不堪，百顺胡同里的松竹馆，便是北方班的一面旗，不比一般的南方班差。但不可否认，南方班初来八大胡同时，艳帜大炽，带来杏花春雨江南之风，确实让那些人耳目一新，生意很是红火。
当然，所有的这一切，是要花钱来说话的，衣袋里没有揣满足够的“兵力”，一般人是不敢问津的。那时有竹枝词说：一到先呼姑奶奶，本家姊妹各装烟，猜拳代酒无他分，片刻花钱十二千。《北平风俗类征》转《新燕语》说：“庚子乱后，南妓麇集，相公失权，于是，八大胡同又为女子所享有，酒食之费，征逐之多，较之昔年，奚啻十倍。”想想，价钱翻了十倍，也实在是够惊人的。南方班眉狐眼魅，腰柔态轻，却也心够狠，牙敢开，张嘴就要个大价钱。
还有一项规矩，也是需要钱来打点的。指的是节前节后，嫖客都得来拜礼节，不能是一次性的买卖，你买春之后就掉屁股走人，再不见人影（那是以后被称之为“单洋客人”的，意思是付过一块大洋，干完事就走人。在民国时期民社出版的《北平指南》中，说这样的客人“春风一度，即劳燕东西，不复重游，此中视为奇辱”）。中国传统的三大节：春节、端午和中秋，嫖客要来给妓女捧场，茶资小费加倍，这叫“上车”；过了节之后，还得来拜，同样的茶资和消费加倍，这叫“下车”。这样和妓女认识多日并来往之后，也就是说，以前你一次又一次付的茶资和消费，加起来的数量够了“开盘儿的钱”，才能够赢得美人心，抱得美人归。这叫做“住局”。看起来，有些繁文缛节，却是八大胡同的规矩和特色，这样的规矩和特色，也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上等妓院特色的一种繁衍。
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嫖客才可以叫妓女出台陪客，帮助自己的社交生活。所以，大栅栏里的那些商人，想招妓陪客，是得先付出这一番代价，方才能够火到猪头烂，功到自然成。
北地胭脂难敌南朝金粉的入侵（3）
一般妓女是不出台的，以往妓女出台被视为下贱。召妓，也有讲究，分别为“叫条子”、“应条子”、“出条子”（也叫“干条子”）。这样的程序是不能变的，每一道程序如上的每一道菜，需要付每一道菜的钱，所给的钱叫“条子钱”。如果是随友人一起来认识朋友熟识的妓女，叫做“借条子”；如果是经友人介绍认识的妓女，叫做“荐条子”。当然，这些规矩，都是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最初，无论属于哪种“条子”，写条子的纸，都是有讲究的，得像如今用请柬一样，使的是从琉璃厂买来的薛涛笺。
1907年，在李铁拐斜街（现铁树斜街）上开办了北京城第一家女子浴所，这家浴所叫做“润身女浴所”，解决了妓女洗澡的问题。因为千百年来，良家妇女也只能在家里沐身，不能到街上洗澡，更别说妓女了。这家“润身女浴所”，是由当时八大胡同一家清音小班里的一个妓女创办的，她叫金秀卿，是当时的名妓，曾经获得当时妓女选秀活动中的状元，她深知妓女洗浴的困难，才在靠近八大胡同的李铁拐斜街开了这家女子浴所（现铁树旅馆）。它旁边不远，也就几步路的距离，便是陕西巷，方便得很。因此，这家“润身女浴所”，可以说是专门为那些上等妓女开设的，据说，里面很讲究，有土耳其蒸汽浴，还有专门从法国进口的各种化妆品。
可见，当时妓女洗澡都是格外讲究的。说妓女脏，是指那些下等妓寮里的人。如今，这家“润身女浴所”还在李铁拐斜街上，它一直经营到北京城解放，八大胡同被封闭了，还继续开着。我在王寡妇斜街（现棕树斜街）上，还看到一家叫做“一品香浴池”的，但肯定是在它之后办的，不过，这说明继它之后，这一带浴池增多，不仅让妓女洗浴的条件得到改善，也带动了附近居民洗浴条件的改善。
妓女年老色衰之后的归宿，那时候和后来也有很大的区别，尤其和民国晚期妓女悲惨的结局相比，差别更大。那时候，一般妓女的出路有这样几种：一是被人相中，赎身而从良嫁人，或为人妾，或为人妇，称之为“窑变”，所谓“窑”，就是窑子，妓院的俗称。不管怎样，少年纨绔多情意，但得从良值万金，是当时妓女最好的出路了。前面说的那位创办“润身女浴所”的妓女金秀卿，便是从良后和一位琴师结了婚。妓女从良后，一是将从妓多年以来积攒在箱子底的积蓄拿出来，自己开一个店铺，过着小本买卖的生意人自给自足的生活。不过，不少妓女是照葫芦画瓢，自己投资开一家妓院，买几个年轻的妓女，自己当老鸨，后期的赛金花走的就是这条路。再有是根据自己的所长，或以能歌善舞的一技之长当曲师；或留在妓院里当“房老”，即女佣或领班；或当服侍新来的年轻妓女的“跟妈儿”。
在这里，还应该说一下妓女死后的葬身之地问题。在八大胡同之南，也就是南横东街上，即现在中央芭蕾舞团对面的位置，有一座明朝古庙，叫都城隍庙，在乾隆年间改名为江南城隍庙。之所以改成这个庙名，是和南方班进京有关联。在京城，南方妓女逐渐增多，死后一般都埋在这座庙边上的一片洼地里。前来为自己姐妹扫坟的妓女，也就顺便祭拜一下这座庙。崇彝在《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上曾经专门记载：“江南城隍庙，在南下洼。庙外为丛葬处，大凡妓女死去多葬于此。故每岁清明、中元二节，妓院多去焚纸哭奠，亦兔死狐悲之感，因而其他游人，亦趋之若鹜。”这是京城唯一一所和妓女关系如此密切的庙，被称为妓女的义冢，附近有老人干脆把这座庙叫成了“妓女庙”。据说，江南人死后要到这庙里领牒之后，魂灵才能够落叶归根。每年阴历十月初一，是妓女专门为死去的姐妹烧纸祭奠的日子，一时庙里庙外香火缭绕，纸灰如黑蝴蝶一样弥漫。那时的江南城隍庙，因妓女而有名，它的没落和凄凉是到了民国晚期，随着八大胡同的衰落而荒没，终成了荒坟野地。
不管怎么说，从妓女的规矩和讲究，从她们的归宿，及死后也有专门埋葬她们的地方和专门祭奠她们的寺庙种种迹象可以看出，鼎盛时期的八大胡同，妓女和妓院都还是比较安稳的，像一池活水，在不断地吐故纳新之中，周而复始地运转着她们自身的生命力和生物链，维持着八大胡同的生态平衡。
八大胡同的反攻倒算（1）
不过，这里所说的只是清末民初鼎盛时期的八大胡同，在以后特别是民国中期以后，八大胡同在急速发展的过程中，颇有些萝卜快了不洗泥一样，数量与质量并不是成正比。
当然，我们今天这样来谈论所谓妓女的水准，并不是现在世俗意义上的，在诸如长相身材或性技巧等方面对妓女的品头论足，而是从青楼文化的角度来探讨妓女的问题，看待一个时代的投影。因为在青楼文化中，昔日妓女真的和现今不一样，那时的妓院也不仅仅是争逐性欲的风月场，而是兼有文化沙龙、商业交往，乃至政治的起承转合作用的场所，情色只是它的一件鲜艳的外衣，或者只是一种功能而已。明白了这一点，便会明白在我们民族历史的传说和传统中，妓女的形象为什么和现在流行的妓女形象不尽相同，为什么会出现红拂夜奔，协助李靖成就了开国之大业；为什么会出现李师师，冒险为燕青巧做安排，让他和宋徽宗在自己的闺房中会见，成为巾帼中的英雄；又为什么陈圆圆能够被后人叹为“恸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这些一般女人难以甚至根本无法做到的事情，却奇迹一般发生在昔日妓女的身上，这往往是寄托了人们的情感，超越了一般道德意义上的评判，也不是一般的风花雪月所能够比拟和企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