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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凭借自己的努力，要把真实的东西考证、印刷出来，以清世人耳目。他计划把所见的真正的名家藏画一部部地印出来，而张葱玉的韫辉斋，就是他选中的第一家。他在序言中说：“……选刊海内外所藏我国名画，抉别真伪，汰赝留良，汇为一有系统之结集，以发时人之盲聋，而阐古贤本来面目，唯此是扛鼎之作，予一人之力万万不足以举。此居，常与徐森玉、张葱玉二先生论及之，皆具同感，且力赞其成，遂议合力以从事斯举。二先生学邃见广，目光直透纸背，伪赝之作，无所遁形。斯集信必有成矣。全书卷轶浩瀚，未易一时毕功，乃先以葱玉韫辉斋所藏为第一集。葱玉为吴兴望族，袭适园旧藏，而十余季来，所自搜集者，尤为精绝，自唐张萱《唐后行从图》以下，历朝剧迹，无虑数十百轴，皆铭心绝品也。元人宝绘尤称大宗，至明清之作，亦抉择至慎，只眼别具。劫中常思墨版辄牵于他，故中止。今得印布于世，诚论述我国绘画史者之幸也！”这段话即介绍了张葱玉的收藏品味和史料价值，又对他的鉴赏眼光作出了极高的评价。所以解放不久（1950年），郑振铎在国家文物局局长的任上，他是绝对不会浪费张葱玉这个超级人才的，火速调他进京，为国家服务，这是后话。
可惜此张大公子的藏品与他名分下的房地产业差不多，均来去匆匆，临近解放时，手头已所剩无几，所以郑氏于该序的末尾不免深发感慨：“不幸葱玉之藏适有沧江虹散之叹，尤其楚人之弓，未为楚得，徒留此化身数百，流览仅资此。予所深有感于秦无人也。”痛惜之情，溢于言表。
一场豪赌输掉了大世界地皮
如果说南浔刘家后来主要以房地产生意著称的话，那么张家，除了外贸以外，则在工业、金融业方面下了更多的功夫，当然也做一些房地产生意，在20世纪上半期的社会动荡中，不知经历了多少商海沧桑。张家的房地产业，最出名的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大世界所在的那块地皮，在张葱玉名下；另一个是南京西路上的静安别墅，当初在张澹如名下。
上海大世界所在的那块地皮，当年是在张石铭的母亲（即张葱玉的曾祖母）手里就买下来的。如前所述，那时洋泾浜尚未填平，延安路还未形成，洋泾浜以南还是一片垃圾场。可是张家老太太极为精明，她看好这块地皮，又叫账房先生去看。账房先生看过又叫风水先生去看。大家都说好，于是斥资买了下来。不久，洋泾浜被工部局填平了，臭河浜成了大马路。随着马路两侧的店铺、洋房渐渐兴旺，张家的“垃圾山”也行情大涨，成了黄金地段。1917年，黄楚九租下这块地皮造了著名的大世界，张家从此从这块地皮上不知赚了多少钱。分家的时候长辈们念及四房乃骅早逝，身后只有一儿张葱玉，就把此“摇钱树”分给了他，认为此地皮可保他一生无虞。可是谁知他“少年不知愁滋味”，一切都来得太容易，结果必然是“去”得快。在他祖父去世十多年之后，就被他拿去付赌债了，一时成为上海滩哄传的大笑话。
13。从公子哥儿到书画鉴定大师（5）
张葱玉率真得可爱，常在日记里记下夜博大败而归的“战绩”。这怎不叫张家人心疼！
张葱玉的收藏来去匆匆，屡聚屡散，主要原因是他太好说话，性情直率，太没有城府，认为只要是朋友就都是好的，太轻信朋友的话，同时又经不起一帮酒肉朋友的拉拢和赌台的诱惑，常常与人打牌，然牌技又不甚高明，结果他的日记中就常出现“吾大负”、“吾大败而返”、“吾负两千元”、“吾负五百元”等等记录。然而等酒肉朋友一上门，几句好话一说，他依旧跟着他们去。这么一来，他的钞票可就有地方去了。据说他曾经创下一夜之间输掉一条弄堂房产的“豪举”，大世界地皮的丧失自然也是打牌的结果。他的一位老朋友曾说：“张葱玉打牌性太急，坐不定立不定的，如何能赢？”更要命的是此老兄输掉以后还无所谓，只是把账房叫来吩咐一下，把哪一片房产划给别人了，办办手续而已。家大业大的时候还觉不出什么，一旦坐吃山空要殃及他的书画时，日子就难过了。
他手中的珍品名迹，大多卖给了广东人谭敬。临近解放时，他手头仅剩下几件东西：颜真卿的《竹山联句》、欧阳修的《灼艾帖》、元初钱舜举的《八花图》、宋米芾的一件一尺见方的手书真迹，以及宋拓《兰亭序》碑帖，内有近百位名人题跋，洋洋大观。1950年代末，他提出售与东北博物馆，写一长信给该馆的杨仁凯馆长，声称这是生平藏品的最后一批，这次脱手，有“扫地出门”之语。可是事不凑巧，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又遇上个别上层领导对于在困难时期增加博物馆藏品并不重视，就以经济原因将其藏品退回了。后来由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分别买下。
可是事情又有变化，张葱玉到真正穷了的时候又知发奋了。尤其是解放以后，郑振铎先生把他调到北京国家文物局工作，脱离了上海的那帮酒肉朋友，他的真正的内在能量就爆发出来了。他解放后写出了数十万字的文物鉴定文章，还率领文物专家走遍大江南北，普查国家的文物“家底”，为我国文物事业立下汗马功劳，成为我国第一流的文物专家。张家那些当年辛辛苦苦办实业的人，名气反倒不如他响了。
“命”中注定的好姻缘
张葱玉到了男大当婚的年龄时，媒婆就找上门来了。说来也巧，这个媒婆是他们南浔老乡，人称金妈。更巧的是，这个金妈是张葱玉的父母结婚时的媒婆，还是张葱玉的老丈人和丈母娘结婚时的媒婆。她常在上海和南浔的大宅门间走动，说媒的成功率很高，看来是个“超级媒婆”了。
可是她在为张家和顾家说合的时候，最初还是碰了壁的。那年顾湄小姐17岁，金妈觉得她跟张家公子挺般配，就在其中说合，叫顾湄小姐拍一张照片，金妈拿着去给张葱玉看。谁知张葱玉玩的是古画，思想倒很新派，根本不屑于媒婆介绍，他要自由恋爱。所以对金妈递过来的照片看也不看，一口回绝了。金妈只好很没趣地走开了。
好像是上苍的安排，一晃5年过去了，张葱玉24岁了，顾湄小姐也22岁了，两个人一个未娶，一个未嫁。金妈知道后又来劲了，决定再作一次尝试。这次不知金妈施了什么新招，张葱玉居然答应在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与女方见面了。还好，第一面感觉不错，接下来他们进入“自由恋爱”，两个星期以后，他那凡事速战速决的脾气又来了，就在静安寺一家德国餐馆请老丈人一家吃饭，算是把这件婚事初步“敲定”了。老丈人顾纯葆是苏州人，在沪主持一家保险事务所，思想很开放的。数月之后（1937年6月）他们正式订婚，准备择日办理终身大事。谁知两个月后“八。一三”沪战爆发。那天张葱玉开着汽车刚刚从大世界门口经过，身后就传来了大世界门口被炸的爆炸声。他备受惊吓，赶紧带着全家去香港避难了。第二年（1938年）1月12号回到上海，22日在大东饭店与顾湄小姐举行了婚礼。7
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了那次难忘的盛典：“就婚于顾氏。阴雨连朝，忽然开朗，似觉精神一爽也。余今日就婚于顾氏，假礼堂于大东（酒楼），清晨即赴，来贺者自邓伯庸以下，凡百余人。因国难，极力事节省，只于至亲及知交中发柬而已。三时许行礼，证婚人虞洽卿，介绍人李祖夔、周恺（即周叔莲），男宾相俞时中（后来成了张静江的女婿），女宾相新妇慧珍之妹德珍。赞礼者严燕孙，奏琴者张次梅。夜设席凡二十一桌。散后至新寓欢饮，款之茅台，即余去岁游黔时携归者，味甚辛，故客皆扶醉而去，余未沉醉……”婚礼的主持人原定是张静江，但当时张静江不在上海，就由张静江的四弟，人称四老爷的张墨耕代替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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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从公子哥儿到书画鉴定大师（6）
第二天他继续记道：“新妇名慧珍，丙辰十一月初六日生，年二十又二，吴县人也，甚婉淑。”婚后他们住在张家大房的地丰路公寓（即今乌鲁木齐北路的懿锝公寓），小日子过得很热闹，因为家中不仅张葱玉好客，新媳妇顾湄（原名顾慧珍，张葱玉为之改名顾湄）好客，连老婆婆邢定也是个非常好客的人，所以家里每天宾客盈门，顿顿有客人留饭，来人大多数都是年纪大的长辈，新婚夫妇都要叫公公、伯伯的。
俗话说“树大招风”，张葱玉的日子过得热火了，也曾招来了绑票，好在没被绑去。那天他们夫妇正在延平路老丈人家吃饭，家中的男佣人阿福匆匆赶来送信，说是家里来过不认识的人，还留下一封信。张葱玉边吃饭边拆信，想不到信中掉下一颗子弹，全家人吓了一跳，只见那信上写着：“……到府上请驾不遇，他日再访。”张葱玉知道大事不妙，那时上海市面上很乱，常有绑匪大白天闯入民宅。为防不测，老丈人当机立断，叫他们不要回家了，暂时避到旅馆里去，于是用自备车把他们夫妇送到了外滩的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而葱玉的母亲和妹妹张微（邢定因没有女孩子，把妹妹的女孩过继过来）也不敢在家里住，住进了静安寺附近的钧园饭店。直到数周后，托人给万航渡路上的“76号”送了好几幅珍贵的名画，请他们出面干涉（其实明明知道，很可能就是“76号”的特务干的），才算把事情平息。
郑振铎冒着政治风险保护张葱玉
郑振铎的出现，是张葱玉一生中有关键意义的大事。据顾湄女士回忆说，张葱玉与郑振铎起码在1938年时就认识了。那时他们婚后不久，常见郑先生一大早就来到家里楼下的客厅，先独自翻看报纸，喝点茶，等待张葱玉下楼来。郑振铎那时是好几所大学里的教授，教中国文学史，但他学识广博，对中国古代艺术也充满了兴趣，有机会就来向张葱玉请教，有时带一些古书和字画请张葱玉过目。张的日记中几处提到：“郑振铎来，带来画卷、古董……”
抗战初的几年中，为了抢救沦陷区的古籍善本，郑振铎受重庆国民政府和###的委托，与徐森玉、张寿镛等一起在上海组成“文献保护同志会”，以租界为屏障，与前来搜刮的美国人、日本人展开角逐。这时张葱玉帮了他大忙，介绍了一些藏家，他自己的一批珍本也在当时经郑振铎卖给了中央图书馆，同时动员他的大伯张芹伯，最终将上千部善本（即“芹圃善本藏书”）售给了中央图书馆。8
他自己出让给中央图书馆的珍贵藏书有：宋版《春秋注疏》十行本30册、宋版《孟子注疏》十行本14册、宋版《毛诗正义》十行本24册、宋刊明补本《仪礼》16册、元刊本《礼书》32册、影钞唐卷子本《左传》30册、影钞唐卷子本《周易尚书》7册、元刊本《过于补音》3册、宋刊本《仪礼集说》10册、元刊本《左氏春秋》30册、元刊本《广韵》5册、宋茶磨司刊本、元明修《新五代史》20册等等，至于明刊清刻，更是洋洋大观，总共261种，计1611册。9除此之外，还有从明代到抗战为止的历代历书200多部。这个藏书目录即便拿到现在，也足以令人瞠目结舌。
在这前后，张葱玉的钱袋有时还能为郑振铎经济上活络活络。郑先生联系的社会面非常广，有时需要接济一下什么人，就请张葱玉帮忙，张葱玉总是“OK”，没有话说的。每逢这个时候，他只是淡淡地对妻子说：“他那头有人来，要用钱 。”或者说：“他要接济一个人，这个人很重要。”至于接济什么人，并不详说，也许他自己也不清楚是什么人，但他相信郑振铎。至于后来钱有没有还来，恐怕也是一笔糊涂账，张葱玉夫妇并不认真当回事。
对于数额较大的款项，张葱玉还是记了一笔，如他在1941年12月24日的日记中就记着：“金华来替郑振铎借款三千元。”金华叫杨金华，是一家旧书店的员工，与郑振铎是很好的朋友。那时太平洋战争刚刚爆发不久，日本人进入了租界，郑振铎等在沦陷区抢救珍贵典籍的工作一下子陷入停顿，他们这些为重庆方面工作的人员即刻面临极大的危险，必须转入地下，这就是郑振铎在日记中讲的“蛰居”时代。这个时候他与重庆失去了联系，正在困难时期，急需用钱是很自然的，张葱玉二话没说，马上办理。但三千元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因为那时一担米也只值10元钱。一个六口之家，再加上佣人，每天吃鱼吃肉，一天的菜金也只需两元钱。
13。从公子哥儿到书画鉴定大师（7）
后来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1947年，郑振铎也为张葱玉做了一件大好事，即把张的70幅唐宋以来的名画影印成册，这使后人明白了，张葱玉起码收藏过这么多好东西，因为他自己除了藏书，没有留下任何藏品目录。
到了解放初，张葱玉已经濒临经济破产了。因为种种因素，他任董事长的东南信托公司早就易主了，其他事业经营得也都不理想，手里的字画越来越少了，也不是他的至精之品，而他是一家之长，一家六口人（包括他的母亲邢定）总要吃饭呀！
俗话说“旁观者清”。张葱玉身边那多如牛毛的朋友，在郑振铎看来，有的是朋友，有的根本不是朋友，只会带来麻烦。他在上海呆的时间越久就必定越没钱，因为找他吃酒打牌的朋友太多了，久之必然要毁了这个人才。郑振铎是真朋友、好朋友，他在关键时刻要帮朋友一把。恰好此时国家要筹备开放故宫博物院，还要建设国家历史博物馆，他就毅然把张葱玉调到了北京，当国家文物局的文物处副处长，兼文物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充分发挥他的特长，让他专心致志地为国家服务，跟那些酒肉朋友永远告别。
自然，当时北京的生活条件是很艰苦的，这对于在上海的租界里生活惯了的小开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最初他先一个人去工作，一年后全家才搬去。尤其难能的是，他的老母亲邢定女士也跟他一起搬到了北京。 全家从上海的花园洋房一下子住到了北京的胡同里，煤气灶变成了煤球炉子，抽水马桶变成了院子里的“蹲坑”，一切都很不方便，加上气候干燥，冬天寒冷，他那本来就单薄的身板就常生病。但是张葱玉的精神生活一下子充实了很多，他觉得把自己的经验和本领贡献给国家，这比什么都重要。何况那时的首要工作是要恢复、充实故宫绘画馆，意义重大，必须全力以赴。因为故宫里原先的古代珍贵字画一部分被末代皇帝溥仪带到了东北，还有一大批被国民党政府带去了台湾，到解放时，故宫绘画馆已经是个空壳子了，眼前急需从民间充实藏品，以便对公众展出，这个征集工作中就有很重要的鉴定任务。张葱玉干这行真是得心应手，因为他一生都泡在字画中，20岁时就已经进出故宫参与鉴定工作了。过眼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中国最重要的书画藏品，很多他都亲眼看过。
他的夫人顾湄女士至今还记得一件事。1940年代初有一次他们夫妇到了北京，当天晚上朋友请客看戏，他们坐定后就听见后排有两个老人在聊天。其中一个人说：“听说上海的张葱玉来北京了。”另一个则说：“这位张先生对古画如此精通，肯定五十岁出头了。”坐在前面的张氏夫妇心中不免好笑，他们哪里知道，张葱玉就在他们眼前，是个只有二十来岁的青年呀！当时张葱玉所达到的鉴定水平，连张大千和谭静都是防着他的，他们造的假画就怕张葱玉给看出来。谭静还雇佣了汤临泽为他临摹古画，一旦张葱玉找不到汤临泽的时候，谭静就推说回乡下去了，可是张葱玉知道这里的奥妙。
20世纪50年代，是个政治运动不断兴起的年代。乡间搞土地改革的时候，对那些家庭出身是地主，或者名下还有些土地的国家干部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坎”，弄不好就被揪回乡下批斗去了。张葱玉就面临了这样的危险，因为大家族分家的时候，肯定也分给他一部分土地的，尽管他自己并不去掌管，从来没有去收过租，都是他的账房先生许先生去操办的。他在金钱上向来马马虎虎，不认真过问，家里的漏洞就不会少了。他家的司机就曾偷盗他的图章拿到外面去卖，他也没有发现，后来被一个朋友在市场上发现了，张才去追回的。所以南浔乡下究竟有他多少地，对他来说始终是笔糊涂账。
可是到了乡下搞土地改革的时候，老百姓就来跟你算清楚了，说是张葱玉名下有一千多亩地，是个大地主，应当揪回乡下，接受批斗！南浔真的有人跑到北京去要人！
这件事引起郑振铎先生的高度重视，他明白，张葱玉只要一回到乡下就不要想回来了，各地的政治运动都是宁左勿右的，这个人才就要被毁掉了。为了保住张葱玉，他毅然动了脑筋，巧妙地把地主的“头衔”挪到张葱玉的母亲邢定老人的头上。那时邢定老人年纪已经大了，又是妇道人家，况且已经作为干部家属跟随张葱玉来到北京居住，地方政府是不会与之为难的。这样一来，张葱玉就被郑振铎“扣”在北京不放，仍旧是国家文物局的干部，可以安心工作，与家乡的土地改革无涉了 。10不仅如此，郑振铎还安排张葱玉参加了一个地区的土地改革工作组，变成土改队的干部了。
13。从公子哥儿到书画鉴定大师（8）
这件事当时是被郑振铎先生打马虎眼糊弄过去了，谁知到了“文革”期间又被捅了出来。北京文物局的造反派胃口很好，不辞劳苦地南下调查，果真查出了张葱玉在解放前名下曾有一千多亩地的记录，可见当时还是留下了蛛丝马迹的。只是因为郑振铎和张葱玉都已经在“文革”前好几年就去世了，张葱玉的母亲邢定老太太更早于他们去世，造反派才无法迫害他们。但他们还是抓住了活人出气，于是顾湄女士就倒霉了，成了“地主婆”，抄家、挨斗，备受歧视。
现在回过头去想想，在当初，郑振铎先生是冒了多大的政治风险啊！其苦心，不就是为了保住张葱玉这个人才吗？而这样的“罪行”在“文革”中，是足以置他于死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