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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小山里骑马时被攻击的包括一名女子在内的四名英国人之一。甚至官方建筑物也不能免于被攻击，江户英国公使馆1861年受到攻击，1863年被焚毁。
幕府将军作为日本的军事保护者，却没有能力有效处理外来威胁，此举为幕府敲起丧钟。反对幕府的声浪增加，反对者有些是政治投机主义者，有些人则真正关切国家福利。
主要的反对来自外样藩，尤其是南九州萨摩藩与本州西角的长州藩。萨摩与长州是领地广大且强大的藩，两藩都嫌恶幕府，但传统上彼此之间不怀好意。
长州藩民族主义者尤其热心。长州武士吉田松阴（1830～1859）企图潜入培里的一艘军舰内偷渡至美国，以便学习西方国家的长处来强化日本，但偷渡没成功。不久后，他因阴谋暗杀幕府一位代表而被处死，成为尊皇攘夷运动的一位殉道者。
由于气愤幕府不采取行动，1863年7月与1864年9月前后两次，长州甚至炮击在下关海峡（长州控制该海峡）航行的外国船只。长州受到英国与美国军舰的武装报复，损失了许多船只且许多陆地军事基地被摧毁。幕府本身也决定惩罚长州，因此分别在1865年与1866年派出###军。然而，重新集结的长州军现在除了武士之外也使用农民兵，他们成功地抗拒了幕府军。
长州反抗德川幕府成功是一件划时代的事件，因为这是大名首次反抗幕府成功，而长州反抗成功也是因为萨摩藩决定不与幕府军联合。两藩是争夺朝廷支持的对手，而朝廷在失去实权一千多年后现在感觉这是夺回实权的机会。两藩在1863年为争夺朝廷支持而交战，而萨摩胜利了；但不久后两藩缔结同盟。这同盟也是划时代的事件。
1867年1月有一位新将军庆喜（1837～1913）。他异常能干，采取了若干建设性的行政改革。他也热衷幕府与朝廷进行建设性的和解。幕府的反对者现在必须迅速采取行动，拖延可能对自己不利，因为改革后的幕府将能持续下去。
在与长州有关系的朝廷贵族岩仓具视（1825～1883）的协助下，由萨摩藩与长州藩领导的外样藩同盟设法获得一项要求废除幕府的朝廷敕令。靠着这权威，他们在1868年1月3日占领皇宫，宣布“王政复古”。虽然幕府支持者的反抗继续了一些时候，庆喜本人经过短期的犹豫不决且不合作反抗后，奏请奉还大政。他退隐至静冈，平静地度过他剩下的45年人生。
王政复古的天皇是一位15岁的男孩，名叫睦仁（1852～1912），年号“明治”（光明的统治）。他在前一年，1867年1月，其父孝明（1831～1867，1846～1867在位）死后刚刚即位。孝明之死有诸多争议，他很可能是被毒死的。
下毒理论最直率的支持者是唐纳·卡尔曼（Donald Calman），他断言孝明被暗杀。当时在日本的日本学专家恩斯特·沙托（Ernest Satow， 1843～1929）也似乎抱持这种意见，许多现代医生也这样认为。对比之下，康拉·托曼（Conrad Totman）认为从现有的证据来看，天花是其死亡原因。
他不完全支持王政复古运动，宁愿朝廷与幕府结合。他的死当然有方便之处，倒幕派获得了最重要的天皇敕令。他的死也去除了倒幕派面对一位不情愿的、难以对付的成人天皇的可能性，且反而留下一位可能可以操纵的男孩作为国家元首。
总之，持续将近700年的幕府统治结束了。外国鬼子回来了，没有想离去的样子。外国鬼子第一次出现时，一幅根据日本“放屁比赛”的风俗绘制的流行漫画描绘西洋人被日本人的屁吹走了。但是这个情景只是夸夸其谈，外国鬼子没有被吹走。相反，外国鬼子最终打开了这个闭关自守的国家的门户。西洋人占了上风。
本章综述（1）
武人德川家康与他后面的几位继承人，强化了16世纪后半期展开的统一过程。基于织田信长与丰臣秀吉的成功与在许多情况下两人的实际政策，他们能够复兴幕府。德川家族占据将军职位达两个半世纪。德川政策的主要推力是尽可能保持日本在稳定的正统主义状态下，这包括去除西方的威胁（由天主教对幕府权威提出的政治威胁所象征）以及有效地封闭日本跟外界隔绝。其他控制的机制包括大名定期到幕府所在地江户参勤交代、依据战略需要重新分配各藩领地、社会阶级的阶层分离、限制旅行与交通、宵禁、监督、连坐法，以及日常生活的具体规定。违反规定通常意味着遭致无情的惩罚。
尽管理想是维持现状，但重大的内部改变发生了。尤其，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社会秩序的实际改变。例如，强大的商人阶级的崛起，以及武士因为无仗可打而弱化（武士实际上变成官吏，但却意外地被理想化）。一个新的、充满活力的市民文化出现，以商人作为中心。此外，儒学的提倡原本旨在支持正统与秩序，却也出人意料地改善了教育水平与批判的思维。借着强调天皇为最高统治者，儒学也提出有关幕府的合法性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对中国对日本的过度影响、注重过去、以神道与天皇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崛起了，这些发展对苦恼于腐败无能的幕府绝不是有益的。
幕府因这些国内因素可能终会垮台的，但幕府的末日碰巧因西方列强在19世纪中叶返回日本而提早来临。列强要求通商和其他权利，并强迫日本签订屈辱的条约。尽管幕府是日本的军事保护者，但却没有能力防卫国土对抗外国威胁，这使得长久以来反对幕府的外样藩有机会发动有实力的政变，尤其是萨摩藩与长州藩。他们的行动是机会主义与真正民族主义的混合。1868年初，末代将军不得不辞职。在这两藩武士的支持下，少年天皇得以王政复古，开创日本史上的新时代。
本时期的关键发展摘要于表3—1。
表3…1德川时代的主要发展
发展 时期
幕府重新建立 17世纪起
外国人被驱逐，基督教（包括天主教）被镇压幕府控制政策就绪 17世纪早期至中期
至17世纪中期
武士角色转变为官僚 从17世纪中期起
新的市民文化发展 从17世纪中期起
以神道作为基础的民族主义开始发展 从18世纪早期起
人口停止增长，经济繁荣 从18世纪早期起
教育普及 从18世纪中期起
外国人又来“纠缠” 从18世纪晚期起
人民对幕府愈来愈不满 从19世纪早期起
外国人以压倒之势返回，日本重新开放门户，国家受到屈辱 从19世纪50年代起
外样藩武士向幕府挑战 从19世纪60年代早期起
幕府被政变推翻，天皇王政复古 19世纪60年代晚期
我们也看见了和今日日本相关的价值与做法。有些是必然的结果，有些似乎是选择的结果。这些价值与做法列在表32。
表3…2德川时代的主要价值与做法
⊙流传广泛的正统主义与顺从主义
⊙普遍的服从权威（至少形式上）与一种“有限度的自由”的理念
⊙接续前代的正式权威与实际权力的区别，与引申而来的外在形式与内在实质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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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综述（2）
⊙继续将“犯错”与捣乱、不服从划上等号，不与邪恶划上等号
⊙对性的道德观念是较宽松的
⊙连坐的集体责任，靠互相监视与无情的惩罚来厉行
⊙对陌生人谨慎与内团体／外团体意识强烈
⊙经济的机敏，即使在许多农民家庭之中也是如此
⊙许多非武士的物质主义感
⊙持续生命相当不值钱的观点
⊙高度重视教育
⊙和风儒学的复兴
⊙武士道的理想化
⊙强化民族主义感，尤其强调日本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区别
⊙被西方列强压迫的屈辱感
这些要点之中有些与今日日本明显相关，诸如顺从主义与服从，教育与儒学，民族主义与对陌生人的不安。武士道的理想化很重要，不仅理想化本身重要，作为掩饰历史现实的象征也很重要。
某些其他要点有助于解释先前时期的矛盾。例如，严厉执行集体责任有助于压抑明显的自利表达。这暗示了，尽管中世纪有集体责任的法律基准，人们却明显自利，这矛盾是由于当时的当局未能厉行法律所致。
第一节 维新的强化（1）
恢复统治的睦仁天皇年仅15岁，几乎不可能在无人指引的情形下放手进行其“光明的统治”。一点儿也不令人惊讶，他的顾问是支持其主张的武士领导者。这些人大多来自萨摩藩与长州藩，少数几个来自诸如土佐藩（在四国）与肥前藩（在九州）等其他的藩。在顾问群之中也有诸如岩仓具视等几朝贵族，主要是要增加新政府的合法性。
大久保利通（1830～1878）、西乡隆盛（1827～1877）与松方正义（1835～1924）来自萨摩藩。木户孝允（1833～1877）、井上馨（1835～1915）、伊藤博文（1841～1909）与山县有朋（1838～1922）来自长州藩。他们都年轻，大多30岁出头。他们大多数原先在武士阶级之中阶位也都相当低。
后来成为明治政府显赫人物的伊藤博文，是一个经典的“乞丐变王子”的例子。他出生于贫农之家，十一二岁时连同其父一起被一个低阶武士家庭收养。1863年，他因功绩显耀（包括焚毁英国公使馆）被封为武士。明治时代他四度出任首相并终于获得公爵头衔。
这些年轻人有双重动机：一方面，面对外国威胁，他们在民族主义的驱策下想为国家卖力；另一方面，他们想闯出自己的事业，他们感觉在旧幕府政权下没有这样的机会。他们从未受到献身旧政权的束缚，但他们在思想上也未受到献身完全王政复古的束缚。它只是一个为他们自己与国家尽力的问题。至少暂时，高举权威性的王政复古旗帜似乎是着手行动的好方式。对于他们自己与国家幸运的是，他们拥有超过自己年龄的成熟与智能；对于皇室幸运的是，睦仁照他们说的去做。
他们的首要目标是巩固新政权。人们因为###的政变事件而大为恐慌，群众的歇斯底里是在他们的长治久安的世界里所发生的创伤性变革的一种反应。民众与其需要王政已复古的保证，毋宁需要社会恢复稳定的保证。
“ぇぇじゃなぃか”（管它的）现象从1867年尾德川幕府即将垮台时展开，并继续了大约二三年。这一现象清楚地显示出快乐与焦虑、兴奋与迷惑的混合。群众的狂乱行为包括街头狂舞、衣着奢侈或丢衣服、公开做爱与纵酒狂欢、捐赠金钱与财物、故意表演猥亵、未经许可进入他人家中并拿走东西，放弃了理性行为的所有禁制与虚饰。社会心理学家Mita Munesuke比较详细地讨论了这一现象。
必须迅速敉平拖延不决的武装抵抗。江户是有约2000兵员抵抗的中心，但至该年7月已被完全平定。幕臣槺疚溲铮�1836～1908）率领一队军舰逃出江户，驶往北海道，在北海道宣布成立共和国，但翌年6月被击败。
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美国支持槺尽Ｓ⒐头ü夹扑侵С中赂幢俚耐跽拦衔桓韧跽芙邮芡夤耍悦挥泄涔俜降钠颉Ｕ馊脴本以反叛者的形象成为内战的积极参与者。直至1869年初，部分由于英国的压力，美国才最终承认王政。
在其后若干年反抗仍以各种形式出现，但槺疚溲锸О芎螅刃蛑辽僭诙唐谀谝鸦竦糜行Щ指础�
天皇本人也必须向人民提出保证，尤其关于日本将如何处理外国威胁的问题。1868年4月，王政复古后仅三个月，他和其顾问公布五条御誓文：
⊙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上下一心，盛行经纶；
⊙文武一途，下至庶民，各遂其志，使人心不倦；
⊙破除旧来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
⊙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从第五条可以看出新政府打算不对抗外国威胁，而是向外国学习，吸收其长处。以前的仇外口号“尊皇攘夷”不久将被较务实与较建设性的诸如“和魂洋才”的口号所取代。这种现代化方式跟古代大和与奈良时代的现代化方式类似，如此的类似出人意料之外但几乎肯定是有意识的。过去对于现代是有用的教训。
日本幸运地被允许以自己的步调、自己的方式向外国学习，因为正如古代的中国或16世纪的欧洲人，19世纪的西方列强对殖民日本不真正感兴趣。他们在其他地方有较好的选择——这次不是新大陆，而是古老的中华世界，因为美国本身现在是西方列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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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维新的强化（2）
在御誓文的简短序文中，政府也承诺制定宪法。政体书（宪法）实际上在仅仅三个月后仓促发布，但令人吃惊地以低姿态出现。比起后来发布且远较为人所知的明治宪法，这所谓的1868年宪法相形见绌，但它倒是在理论上提供议会、官吏公选与太政官制。太政官制是当时惟一付诸实施的项目，而其各个部会进一步把合法性授予政府的年轻领导人。
明治政府想要有一个中央集权的单一首都，反对有江户与京都的“双重首都”，这也再度反映了大和奈良政府的做法。江户被选定为首都并改名为东京。1869年，天皇从京都迁移至东京，新的太政官也设在东京。
全国土地收归国有，这是另一个奈良风格的政策。占全国土地约1/4的幕府土地，是最先被国有化的。然后，1869年3月，萨长政府领导人士说服其藩主奉还版籍，以便重组为县；其他大名不久也仿效之。有些大名并非完全心甘情愿放弃领地，但他们不想触怒政府且在这件事上也没多少真正的选择。1871年8月，政府再进一步，合法地废藩置县。在这一阶段有77个县（德川时代结束时有260个藩），但在1889年县的数目被削减至今日的47个县。
政府以丰厚的俸禄并任命为知事（县长），来说服大名接受废藩。大名不仅获得丰厚的俸禄，政府也接收藩债并负责付俸禄给其武士家臣。政府慷慨对待大名与武士（后者获得的待遇不怎么丰厚），其政治意义重大，因为此举有助于减少武装反抗政府的风险。
然而，政府财政从维新前就一直不健全，如此的慷慨对政府财政没有益处。新政府在最初几年实施若干财政改革。政府设立新式铸币厂以及新式银行制度，而以日圆作为基础的标准化十进制货币得以建立。这些改革由诸如大藏大臣（财长）大隈重信（1838～1922，来自肥前藩）与先前被派去美国学习货币制度的他的助手伊藤博文等重要人物监督。
一个特别重要的财政改革是1873年7月实施的固定土地税，根据地价按百分比抽税。这一措施取代了封建时代课税根据收获好坏而定的制度。土地所有权现在被视为是属于传统上依土地收获而付税者（通常是家长）。这项改革有助于诱导人们增加生产。然而，它也产生了较不令人满意的结果，佃农比率增加至高达全国40％，因为较贫穷的农民在凶年不得不抵押土地来纳税。
新政府为现代化铺路的另一项重要改革是废除封建身份制度。这绝对不是奈良时期影响的反映。根据1868年御誓文的承诺，对阶级职业的限制于1869年被废除。阶级从士农工商被重组为华族（贵族，包括大名）、士族（武士后代）与平民，而皇室构成另一不同的阶级——皇族。1870年，政府允许平民称姓的权利。1871年，秽多与非人等贱民阶级在理论上被废除并获得跟平民同等的地位，但实际上差别待遇仍根深蒂固。1872年，政府基于四民平等原则宣布教育机会均等，但这要等到几年后才成为现实。
对旧阶级制度的最大打击或许是分阶段废除武士阶级。实际上，维新的###意味着大多数武士没真正的职业，即使是官僚性质的职业。他们逐渐被期待去找新工作自谋生计。有些武士的确继续担任行政人员，这次是为政府工作，有些武士从商成功，或转任警察或农民，但许多人仍依赖逐渐减少的俸禄。但1873年政府实施征兵，意味着各行各业的男子现在都有资格从军。1873年，政府订定“家禄奉还规则”，给华族、士族不领俸禄而接受政府以公债一次付清的选择。1876年，又将所有华族、士族的俸禄一律废除，另发行“金禄公债”以为代偿。同年，不接受政府此种做法的旧武士最终将被剥夺佩剑的权利。
这种种改革内容丰富，而虽然它们象征新政府的自信与权威，改革并非总是得到良好反应。许多农民坚决反对被称为“血税”的征兵与新的土地税。他们几次以暴力示威表达内心的感受。
但最严重的不满表示来自旧武士，而非农民。其高潮是1877年的萨摩或西南事变。出乎意料，乱首是新政府的最杰出人物之一——西乡隆盛。
第一节 维新的强化（3）
西乡在1873年10月遭遇了一次政治挫折。当大久保、木户、伊藤与岩仓等政府高官正在海外进行岩仓使节团（1871～1873，这是向西方学习的若干游学团之一。使节团访问了美国与欧洲，也企图修改德川末期签署的“不平等条约”，但没成功）活动时，西乡提出征韩论。这将是一个惩罚性入侵，因为有些人认为朝鲜不直接与日本新政府建立关系，是对日本的侮辱。尽管西乡参加新政府，但他是忠实的旧式武士，有学者将其征韩论解释为为旧武士提供目的与价值感的手段。刚好在1873年岩仓使节团返国后，征韩论被政府否决。
但翌年政府派遣远征军3500人去台湾惩罚原住民，因为后者杀害来自琉球群岛的船难渔民。这次远征的主要目标是把被杀害的琉球渔民视为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