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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奈良时代，汉文写作产生日本最早的真正书籍，《古事记》在712年出现，《日本书纪》在720年出现。不久之后，最早的诗集产生，《怀风藻》在751年问世，《万叶集》在759年问世。某些文件甚至运用印刷术——另一项中国的影响。事实上，770年左右奈良朝廷印刷的佛教符咒，是世界现存最古老的印刷品之一。
然而，对中国事物的尊敬未导致不加区别的模仿。日本人常常对输入的事物加以修饰。举例来说，圣德太子引进的位阶制，理论上（如同在中国）应基于能力而非家世。然而，实际上，特别在奈良时代，日本官僚制的阶级与职位很快地由世袭的家族地位而不再由能力决定。这是说，中国官僚世界凭借考试的惟才主义，对于日本人并不太称心。鉴于今日日本考试的重要作用，这是令人意外的，但从精英阶层欲确保控制与稳定的观点来看，这是可以理解的。
今日的考试非常注重背诵与多重选择方式。今日的体制让有才能的人成功，但确保他们顺从、不致威胁精英分子的选择。
虽然以汉字做基础，《古事记》，尤其《万叶集》，已显示出独特的日本书写体系的雏形发展。法律也显示出重大的修改，例如，相对于中国，刑罚在道德上宽容的日本较为宽大。土地分配制度也不同，在日本分配土地时男女都有份，而唐朝分配土地女性根本没有。
另一项对于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修改是“天命”。在中国，皇帝仅在有德行时，才能靠天命统治。如果人民认为皇帝无德，人民可能推翻他。这项习俗在日本被“忽略”，大和统治者与其接受人民的判断，毋宁自称是神的后裔将统治权合理化。
我提及中国皇帝时故意用阳性代词，因为中国人偏好皇帝由男性担任。这是日本未加修改的一项中国习俗。虽然在很早时期日本有多达六位女皇，但从770年起至今只有两位女性登上皇位，两人都短暂在位且只是名义上的君主。这两位女天皇是明正（1630～1643在位）与后樱町（1762～1770在位）。她们两人在位的时期都是天皇职位由幕府将军控制的时期。
当然，生活不受朝廷的局限。尽管各方面大有发展，但老百姓仍承受许多苦难与饥饿。例如，730年的一份文件记载着安房村（在今日千叶县）的414户之中，至少412户人家生活仅够糊口。另一份文件记载着，在今日的福井县一所村落，1019户之中仅有996户生活够糊口。
仅大约7300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开垦为稻田，因此没有足够的农田分配，政府的分田机构无法长期适当运作。而农业技术缺乏效率，这意味着土地开垦与利用存在许多缺失。甚至于许多已开垦的土地很快地荒芜了。
农民也苦于重税负担，这大都是由异常热心佛教的圣武天皇（724～749在位）引起的。他不仅在首都建造东大寺，也分别在各地方（当时的地方单位称为“国”）建造国分寺，都是花费巨资建造的。他热心佛教的原因之一是，人民在735～737年天花传染病流行时，遭受大难。这次瘟疫消灭了若干区域的人口，全国总人口减少了约1/3。圣武感觉他本人必须为自己任内的这场瘟疫、若干次饥荒及其他灾难负起责任，因此他虔诚地转向佛教求助。
第一节 有限度地向中国人学习（2）
饥荒发生时，政府时有救济，而在诸如流行天花传染病等特别严重的灾难中，甚至对农民免税。743年修正的一项法律，允许垦地农民的家族永久拥有该农地，政府藉此鼓励农民垦地。当时土地愈来愈倾向恢复私有制，这项法律修正是重要的一环。
然而，一般而言，对于占当时总人口95％的农民来说，税负愈来愈重。由于愈来愈多宗教机构与贵族家庭不必纳土地税，纳税负担就更加转移到农民身上。在收成不佳与重税压力下，许多农民干脆离开其土地，到免税的寺院与贵族私人庄园工作，并接受这些豪族的保护。但事实上，庄园生活对他们不一定更好。这些地主可以向那些在他们的庄园中耕作的农民抽税，而有些地主比政府还要无情。
关切社会的《万叶集》诗人山上忆良，他的诗大都是在奈良时代早期完成的，我们借着他的诗多少能了解当时老百姓的生活。他的一首诗《贫穷问答歌》，记录了一名贫穷男子与一名更贫穷男子之间的对话。后者的对话如下：
人说天地宽，于我如立锥；
人说日月明，于我似长黑。
众生皆平等，何我独困顿？
出生不由我，奈何逊他人！
裸袖衣无棉，垂肩如乱藻；
屋破宿雨漏，墙倾似欲倒。
夜眠稻草堆，父母挤一枕；
妻儿横脚底，脸上有泪痕。
厨下无烟火，锅中蛛结网；
粒米无可炊，寒鸫徒自伤。
又逢村保来，挥鞭复咆哮；
催租声声急，天色已破晓。
有道是：短木偏作两头切。
世道岂真这般糟？
忆良其他的诗让我们进一步洞察当时的日常生活，诸如疾病的流行、生命无常的佛教观。他的一个令人吃惊的观察是，人们普遍对老人缺乏尊敬。作为一位年长的儒者，忆良特别对偏离儒家原则尤其敏感——这样的偏离再度显示日本人采纳中国事物有其限度。在他写的《生命无常哀歌》诗之中，他哀叹青春逝去、老年到来及老年人生活：
腰际缠家当，
蹒跚沿路行，
嘲此复恨彼，
世路皆如此。
然而，那个时代的最大受害者可能是中央政府，它的总税收额逐步减少。豪族庄园愈来愈独立，也侵蚀了百姓对中央权威的尊敬。到了本时代末期，中央政府权威已衰微，这无疑地因宫廷派系之间的倾轧而加剧。这是出人意料的，因为这一时期是律令制全盛期，律令制原本旨在将皇室权威传播至全国各地。
第二节 朝廷兴亡（1）
平安时代（794~1185）
桓武天皇（781～806在位）在平城特别不愉快，784年，他决定再度迁都。没人确切知道他何以要迁都。势力强大的佛寺愈来愈多，可能使他感觉在平城受到压迫。或者，既然那些年头有那么多灾难，他可能认为平城不吉利。无论如何，他匆匆忙忙地离开了。
犹豫几年后，794年，新首都终于在平安建立起来了，位于平城以北不远处，即今日的京都。和平城京一样，平安京也是仿中国式格子长方形模式建造的。和平城不一样的是，平安京做首都超过一千年。
在平安京，朝廷在许多方面都达到顶点。在宫廷的优雅、艺术追求及仪礼方面，平安朝可匹敌世界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宫廷。然而，宫廷愈是优雅，它愈与现实脱节，而朝廷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平安朝产生华丽的古代文学，对世界文学作出贡献。例如，1004年左右，宫廷仕女紫式部写下世界第一部长篇小说《源氏物语》（源氏王子的故事）。全书超过一千页，字里行间透露出绝等优雅的宫廷生活：
三月廿余日，春之殿里的情形，花色花香似较往年为盛，鸟音婉转，也显得格外悦耳动听，真叫人奇怪：难道这里的春天还不过去吗？园中假山的树丛啦，池中的小岛啦，还有那苍翠的苔痕等等，若只是远眺，怕不足以满足年轻人，遂令人急急备妥早先已修造好的唐式小船。当其下水之日，特召来雅乐队，使鸣奏舟歌。亲王公卿，前来参观者甚众。
王子们与朝臣们没多少其他事可做。到了这一阶段，朝廷已失去其真正的政府功能，反而忙于业余爱好。贵族们辩论花卉或贝壳的价值，或沿小型水道漂酒杯给对方，或作雅诗。他们的注意力不集中于国务，而集中于正确的礼节、适当的服饰和完美的语句。
同时，现实世界里地方武士愈来愈强大，在中央政府逐渐失去权力时，他们的权力则逐日增加。
权力结构变化背后的一个主因，是私有庄园的持续增加。至10世纪，班田制已停止实施，而至本时代末期全国土地约半数由私人拥有。这些私有庄园大都免纳税，这意味着政府税收大为减少。
私有地可以由包括购买在内的若干方式获得，但最重要的方式是垦荒。实际上，有势力的家族因为开辟荒地而更加强大，因为通常只有他们才拥有获得工具与雇用必要劳工的资金。甚至那些设法以垦地方式获得土地的小地主，往往把土地捐献给能保护他们的有势力的家族。
我们有必要谨慎使用“有势力的”（powerful）这一词语，因为在日本长久以来名义上的权力（权威）与实权之间有区别。首都的大贵族家庭可能有足够财富与“权力”动员资源垦地，但这不意味着他们有实权维持土地的实际控制。实权较有可能由地方小贵族拥有，诸如那些被任命管理庄园的庄官。
地方大庄园的拥有者在朝廷，很少去庄园。庄园实际控制掌握在庄官手中，这种不在地主制成为标准常规，愈至后期愈是如此。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乃是地方武士兴起与中央贵族没落的另一个原因。
甚至朝廷任命的国司（地方首长）也派心腹到地方去，代替他们出任国司。如此，朝廷愈来愈与地方事务疏离，而中央对人民与土地的控制就更加削弱。
情况不单纯是朝廷相对于地方逐渐失去权力。在朝廷内部，天皇也失去他的大部分权力。这有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摄政的起用。在平安时代大部分时期里，控制朝廷、非常有影响力的藤原家族，把摄政制带至极端。藤原家族惯常把女儿嫁给皇室，获得外戚地位。然后，858年，藤原良房（804～872）安排他的7岁外孙即位，随即自称摄政。尽管皇室偶尔反抗，藤原氏出任摄政的常规在良房之后仍旧继续，直到11世纪晚期。天皇的母亲大都是藤原氏。藤原家族的一个著名成员，藤原道长（966～1028）有四个女儿嫁给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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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朝廷兴亡（2）
第二个原因是天皇逊位早。和藤原摄政所使用的战术一样，年少者被扶持即位，但天皇不是被摄政操纵，而是被太上皇操纵。这被称为“院政”，在较早时期偶尔出现，但从11世纪晚期起很常见。太上皇利用院政，对抗藤原家族对朝廷的控制，例如白河太上皇（1053～1129，1073～1087在位）。
摄政与院政的实施，加上其他许多权力角逐与宫廷倾轧，不可避免地对中央政府的凝聚力与威信造成伤害，并且进一步削弱中央对国家的控制。
朝廷与中央政府衰微的同时，对中国事物的兴趣也跟着衰微。在本时代下半期开始很久后，对于男性贵族，汉文流利仍是地位的象征，但到本时代末期，汉文已属于古典教育。当时的日本人想到中国时，他们想到的是以前的中国，不是同时代的中国。当时，中国也处于朝代衰微期，唐朝已于906年灭亡。遣唐使已于9世纪停止派遣，此后几百年日本不再派使节团赴中国。有学者认为，日本在这阶段已没什么好向中国学习了。
当中国影响力衰退时，国风文化更清楚地浮现出来。汉字被改为假名文字，这得归功于贵族妇女，因为男贵族不希望她们用汉文写作。和风绘画出现。和风诗歌也出现了，相对于华丽、丰富的汉诗，和歌的特色是轻描淡写和暗示。
独特的审美价值也出现了，诸如“滑稽”（おかし，okashi）与“怪可怜”（物の哀れ，mono no aware），这是在今日日本仍健在的审美价值。“滑稽”意指不寻常且通常有趣的事，常常是相当琐碎的事，诸如违反礼节。“怪可怜”意指人生美好但苦短，通常由自然的象征来表达。这种审美价值也在其他地方被发现，诸如拉丁文术语lacrimae rerum（物之泪），但在日本特别盛行。“怪可怜”一词在《源氏物语》之中出现一千多次，但其情趣或许由9世纪女诗人小野小町的一首诗最能表达出来：
花谢了
我在虚度中老去
看着雨
花谢了
滑稽与怪可怜所代表的人生态度，似乎反映佛教的影响，尤其是末法。末法预测世界末日，这是人生虚空的终极证据。末法时代被预期从平安时代后半期开始，而这样的预感不仅限于朝廷内。末法时代即将来临的预感，弥漫于全国大多数地区。
朝廷里的许多大贵族当然似乎过着虚空的生活，但那些被派去地方任庄官的小贵族或其他有势力的地方领导人，则不一定如此。他们关切如何获得实权，这显示出他们较现实的人生态度。事实上，这些小贵族常常是藤原氏或皇室分支的头目，并包括皇室分支的源氏与平氏。
由于皇室后代繁殖引起财政窘迫及王位继承的困难，远亲实际上被排除于皇室系谱之外。从814年起，这项做法甚至被进一步适用于皇室子女，因为嵯峨天皇（809～823在位）有多达50个子女。这些子女之中有33人被授予“源”姓，而此后所有的被排除于皇室系谱之外的皇室成员，不是被赐“源”姓就是被赐“平”姓。
由于被排除皇位继承权，他们往往对中央贵族怀有怨恨。
他们被允许组织武装卫士团，卫士本身往往也是贵族后裔。武装卫士称为“武士”或“侍”（samurai），他们借着结盟逐渐强大。最后，他们强大到足以干预朝廷事务。
他们对朝廷事务的干预，终于导致中央政府的崩溃。1156年，全盛时期虽然已过去，但仍有影响力的藤原氏，与其内部对手争夺朝廷控制权。他们争取地方对立武士集团平氏与源氏的协助。平氏由平清盛（1118～1181）领导，他的据点在西边的濑户内海地区。源氏由源为义（1096～1156）领导，据点在东边的关东地区。
在接着而来的武斗之中，平氏集团获胜，原因之一是源氏阵营发生内讧。为义被处死。清盛这时开始在首都巩固势力，或许他还不完全是最高统治者，但当然权势极强大。
然而，平氏阵营也分裂了。平氏阵营事实上包括一名源氏成员，为义的长子源义朝（1123～1160）。义朝被许多人视为是平氏战胜其父的主要功臣，但他觉得获得的奖赏不够多。结果，1159年，他在首都攻击平氏武士团，但被击败并被清盛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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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朝廷兴亡（3）
不管确切细节如何，不久之后发生的事将是日本史的一个转折点。
依据许多记载的说法，清盛似乎偏好女色，尤其义朝之妾常盘御前。据说他强迫她委身给他，否则将杀她和义朝生的三个小孩。她屈服了。清盛的继母池禅尼也似乎为义朝的小孩（总共六人）恳求清盛手下留情。
不管事件的解释对不对，清盛饶了这六个小孩的命确是事实。
专家之间对于清盛赦免义朝后代的事实真相意见分歧。例如，JRCholley支持“威胁”理论。M。 Shinoda不支持，但承认平清盛赦免六个小孩似乎难以解释。RMaison and GCaiger感觉清盛只是受到常盘御前的吸引，因此有可能御前主动给清盛做妾。无论如何，所有的专家都认为清盛做了一个致命的决定。
他这个人无情，没想到会有这样的仁慈举动。按照当时的标准也是异常的，因为铲除落败的对手的家族是常规，甚至于被法律所认可。
最重要的，此举最后导致了平氏的垮台。被饶命的六个儿子之中有二人，源赖朝（1147～1199，其母是僧侣的女儿）与源义经（1159～1189，常盘的三个儿子之一），击败了平氏，并开创了日本史的新时代。
打败义朝后，清盛在首都定居下来，在其后约20年间热衷并控制朝廷生活。1180年，当平氏权力达至顶峰时，清盛安排其年仅两岁的外孙安德（1178～1185，1180～1183在位）即位。
以仁王子（1151～1180）争皇位未果，心怀怨恨，乃向源氏求援，当时被流放于伊豆半岛的赖朝欣然响应。赖朝很快就获得大批地方武士的支持，包括他的同父异母兄弟义经，这或许是因为地方武士觉得清盛已和地方失去接触了。
同一年，以仁被杀，清盛翌年发烧病死，但赖朝继续征讨平氏。由于饥荒与瘟疫蔓延，战斗受到耽搁，1183年，源氏武士团攻占首都。在清盛儿子平知盛（1151～1185）的领导下，平氏人马带着年仅5岁的安德天皇向西方逃逸。源氏人马在后面追击，1185年，义经在本州西角外海的坛之浦海战中大败平氏。知盛不愿投降，投海自杀。类似的命运等着安德。他的外祖母，即清盛###，把他抱在怀里，也投海自杀。
《平家物语》（流行于12世纪的军记文学）描写安德之死透露出强烈的佛教宿命论味道，特别是外祖母向他解释何以她必须结束他的生命：
陛下不知他因前世修行十德之功德，今世轮回登天皇宝座。然今恶业要你的命……日本渺小如粟，但如今为苦谷。波浪彼边有极乐净土，那是无悲伤的另一个首都。我要带吾君去彼边。
这不一定是被动或负面的宿命论。如权力斗争所显示，当时某些人不仅积极且刚毅自信，但争斗结果被归因于命运。虽然佛教相信人终将为自己的行为，以及为自己有什么样的命运负起责任，以业与命来解释事件因果有助于回避眼前的道德责任问题。
道德责任不应该跟社会责任相混淆。历史上，当身在某职位的日本人必须为其团体的失败负起象征性的责任时，或在类似的情况下，社会传统强烈要求自惩行动时，他往往选择自杀（在现代则辞职）。
当事件结果可以被归咎于前世时，避免面对良心问题也比较容易。这非常适合日本人避免作道德判断的偏好。
平安时代最后几年，除了战争人祸之外，天灾也不断。例如，1180年大台风来袭，1184年发生大地震，而大约同时期大火灾与洪水频繁发生。僧侣鸭长明（约1155～1216）在大约30年后写作的《方丈记》，对这些事件有生动的描写。《方丈记》如此描写1181～1182年的饥荒与瘟疫：
街道挤满乞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