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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震撼不像石油震撼那么有破坏力，但也足够让日本人感到不安。这些震撼清楚地传达出美国对日本的态度与亲善正冷却的信号。但日本克服了这一切，而至20世纪70年代结束时，许多日本人开始怀疑他们是否真需要美国的善意。毕竟，日本现在是师父，而假如美国不理会日本，那将是美国的损失，不是日本的损失。哈佛某教授不是这样跟他们说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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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经济强权的差错（1）
日本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继续以4％左右的数字增长。从70年代末开始发展的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变成巨大数目，通常在400亿～500亿美元。日本产品随处可见。
在20世纪70年代有些人批评日本将焦点放在经济增长这小范围内，但一般来说赞赏占优势。天平现在向另一端倾斜，负性反应开始严重起来，不仅只是来自美国。日本人逐渐被批评是除了赚钱之外缺乏任何其他价值的“经济动物”。在反日示威中日本产品被示威者用大锤打坏，书刊公开批评日本某些贸易做法不合乎伦理。
有些批评是有道理的。日本人有时犯倾销（对某市场目标以低于成本价出售）或树立非关税障碍（以注入费时的检查等非经济的做法使进口产品处于不利地位）的错。但批评者以逐渐感情用事的用语来表达其批评，这几乎是像战争在酝酿之中——有失控之虞的一场经济战。
为了尝试改善形势，一场会议于1985年在纽约市广场酒店举行，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及日本的金融界领袖们参加。在所谓的“广场协议”中，他们实际上同意相对于日元将美元予以贬值。日元适当升值，日文称之为“圆高”（endaka）。一个结果是更多日商转移企业至海外以利用海外较便宜的劳工。但跟美国的期待相反，美国货并未因此大幅增加对日本的输出。如今往往在海外制造的日本货，继续在美国市场中大卖特卖。
日本人现在尝试以让与便宜资本的方式刺激国内需求并获得某种程度的“成功”。银行提供利率极低的贷款。地价（土地被用来作为贷款的担保）被允许上涨至可笑的水平。1988年，皇居附近的土地理论上和整个加州的土地同价。当时的日本的土地总资产相当于地球土地总资产的60％——这比率是日本占地球面积03％的200倍。股市价格也过度膨胀，有些公司的价格理论上比许多国家的整个国民生产总值还高。这是声名狼藉的泡沫经济。
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末已成为自由世界的第二大经济强国。但从平均国民收入来看，日本人正式成为全世界最富有的人民（至少在理论上），这是在80年代末的泡沫经济期间。
钱不可避免地流向海外，日本似乎正在收购全世界。至此阶段，日本是全球最大的净海外投资国。日本控制美国经济的4％，而日本的公司甚至收购美国的堡垒，诸如洛克菲勒中心与哥伦比亚电影公司。
同样不可避免，这甚至更加激发排日情绪，日本人称这为“日本たたき”（痛打日本）并且感觉这样对待日本不公平。按他们的思考方式来说，他们只是在玩西方的资本主义游戏，而他们赢了。西方人只是输不起，在自己的游戏中被较好的一支团队打败。
20世纪80年代期间日本与西方之间的逐渐上升的紧张形势，有两项相关的原因：原因之一是来自西方的批评，西方的批评有部分是有道理的，但正如日本人声称的，另一部分只是被日本胜过后的冲动的挫折感的表现；
当索尼公司收购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时，该公司董事长盛田昭夫对排日反应的强烈程度大吃一惊。他表明极重要的一点：交易是双方的事。不单是索尼公司收购，也是可口可乐公司出售。他觉得奇怪为何不批评卖方，只批评买方。答案明显是人们宁愿如此看待这事，这是情感的而非理智的事。这事也再度证明不幸的种族歧视思维的可能性。当美国人发现日本控制4％的美国经济时，美国人就会有类似的极端反应，但英国也有一些时候控制美国经济之中的类似比率，并没引起反应。
另一项原因是日本民族自尊越界进入民族主义的傲慢，然后甚至于更进一步成为民族主义的沙文主义。
态度激烈化的一个早期显示是在1982年，当时文部省在它检定的教科书中试图以“进入”（shinshutsu）来取代“侵入”（shinnyu），以描写日本战前在亚洲大陆的行动。日本也试图删除或淡化日本的战时残暴行为。此举引起亚洲国家以及不少日本人的愤怒（日本人之中反对政府歪曲史实与干预教科书最出名的是历史学者家永三郎）。
第四节 经济强权的差错（2）
日本人的新民族主义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关切点，尤其因为它似乎受到政府领导人物的支持。1985年8月，以其旧式民族主义观点（包括他希望修改宪法第九条）出名的退役军官——当时的首相中曾根康弘，打破战后传统，不像历代首相那样以个人身份私下参拜收容战争阵亡者亡灵的靖国神社，而是以首相的身份去参拜。此举清楚地提示政教合一（受到宪法禁止）的恢复且使人们担心国家神道的复活。大约同一时期，他也发表若干评论，说纯种国家的日本比多种族国家成功。他发表这一观点最著名的是1986年他在自民党年轻领导人的###中所作的演说。他在该演说中声称日本人比美国人聪明，因为美国的知识水平被黑人与拉丁美洲裔拉低了。
由于西方国家强烈反应，中曾根不得不为他的演说道歉，但他这个演说是在国际社会的批评迫使他将文部大臣藤尾正行免职仅几周后发表的。藤尾受到国际批评是因为他公开淡化南京大屠杀暴行，并且说朝鲜必须为日本在1910年吞并朝鲜负起部分责任，因为朝鲜同意两国合并。这似乎说明藤尾的命运没有给中曾根（以及其他发表类似评论的人）任何教训。
但国会议员同时也是小说家的石原慎太郎公开批评中曾根软弱且对美国里根总统唯唯诺诺。石原在1989年与人合著的一本引起争论的名叫《日本可以说不》的书。
《日本可以说不》这本书为石原和索尼公司董事长盛田昭夫合著。盛田因为担心他在美国的利益受到伤害，而坚持1991年出版的该书英文版不列出他的名字。盛田认为西方人不会真正去注意用日文
写的东西，这有如中曾根康弘以为西方人不会注意他在1986年用日语就黑人与拉丁美洲裔所发表的评论。他们两人都用实例来说明日本人的普遍的想法：日本跟世界其他国家是不同的，而且是仅仅保留给日本人的一块圣地。
这本书的作者对二流的美国的抱怨与要求（要求技术合作）表示强烈怨恨，而且也清楚地显示对日本的优越感的强烈的民族主义信仰。作者在书中宣布，日本是未来的关键，而美国应该了解这一点并停止期待日本屈居下风。日本应该对美国采取较强硬路线，停止随美国的音乐起舞。
这本书是一种煽动性的作品，很像1937年的《国体之本义》，诉诸感情而非理智，作为对西方痛打日本的一个反应。尤其他覆诵人们时而听到的一项指控：美国因为种族歧视的原因对日本使用原子弹，不对德国使用。这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原子弹直到1945年7月才试爆成功，那时德国已经投降两个月了。事实上，该书作者视美国人的种族歧视为所有问题的根源。然后，很显然作者沉醉在强烈民族主义之中，认为东亚、东南亚国家近年来在经济上的成就和这些国家曾一度（不管有多么短暂）被日本占领的事实有些关系（而这些国家从前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时并没有获致这样的成就）。
另一方面，虽然有石原等人挑战西方的批评，政府里的人则尝试采取较怀柔与建设性的方式。他们提倡日本的国际化，作为20世纪90年代的标语。这多少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日本尝试使其国际关系多元化，不过分依赖跟美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因为更多国民赴海外旅行。政府采取若干积极的举动，诸如设立外国学生奖学金与年轻人的交流计划。但人们很快批评日本滥用国际化的精神，不但没有使日本与世界交流，日本似乎利用国际化作为向世人解释日本的工具——或更确切地说，为什么日本跟其他国家不同（而且较好）。举例来说，新成立且由政府支持的京都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像是在出版那些强调日本的独特性且在某种程度对日本有利的日本人论作品。
西方对日本的批评有些在日本民众之间引起共鸣。在1979年傅高义赞赏日本第一的同一年，欧洲共同体（European munity）某委员会的一项报告提到日本人是住在“兔小屋”里的“工作狂”。这两种轻蔑的措辞都对日本人的自尊造成极深的伤害，特别因为它们似乎包含一些事实。日本人确实每年比典型的西方工人多工作大约400小时，而他们确实住在小房子里，大约90平方米，比起典型的美国住宅只有一半大而已。
第四节 经济强权的差错（3）
这些不是奉承的话加上其他诸如“富国穷民”等话，也令人注意到有关日本人生活质量的较广泛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期间逐渐被提出的问题。日本人不仅工时长，住在狭窄的屋子里，而且他们往往花费一小时坐拥挤的火车去上班，然后下班后坐一小时的火车回家。住在东京地区的人每人享有的公园绿地空间仅及伦敦居民的1/12。至少东京的大多数房子有排水设备，因为排水设备（抽水马桶）的全国比率仍然是半数以下。而当地价在泡沫年代上涨时，即使“兔小屋”都变得如此昂贵，连续几代的抵押是大多数人能够设法买房子的惟一方式。在80年代结束时的1990年，长期批评日本的琼恩·沃罗洛夫（Jon Woronoff）出版《日本绝非第一》（Japan As—Anything But—Number One），继续抨击日本颂赞最高峰的傅高义的《日本第一》。他在这本书中特别批评日本人的差劲儿的生活水准。
所有这些都大大地伤害了日本人的民族自尊。但反过来批评诸如沃罗洛夫等西方人并无意义，因为他们是对的。问题在于日本自身。所有的牺牲与辛勤工作为的是什么？日本人在20世纪50年代也有对于生活质量与财富分配的类似怨言，但日本人因工资增加与消费物质的获得而受到安抚。用社会评论家日高六郎的著名的话来说，他们变成了“被控制的社会”。在这社会中，他们温顺地接受政府的政策，因为他们被物质的丰盛收买了。但从古奇手提包或卡蒂尔手表或时尚服饰到底能获得多少真正的满足呢？政府在70年代初向民众承诺改善基础设施，但因为诸如石油震撼等问题而一直无法实施。80年代结束时没有借口了吧！那是日本人民从国家的财富里获得一些真正的利益的时候了。
20世纪80年代晚期的日本民众被一件特别严重的弊案（瑞克鲁特弊案，Recruit Scandal）进一步激怒。初成立时是征募代理商而后来从事包括房地产在内的各种活动的瑞克鲁特公司，利用泡沫时期容易获得的资金，捐献巨额政治献金，获得政治利益。超过150名位居有影响力职位的官员、政治人物及其他人收受捐款、便宜贷款，尤其是该公司上市前的股票。这些股票公开上市后价格涨五倍，使得股票持有者获得迅速且丰厚的利润。至1989年年中，约20名大多是自民党籍的国会议员因为涉及本案辞职，包括6名内阁大臣。辞职者包括当时的首相竹下登及其前任首相中曾根康弘。
社会党在那一年的参议院选举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多数席次。这更多是由于民众对现任保守政府不满的反映而不是真正支持社会党。但拥有真正权力的是众议院，而不是参议院，因此自民党仍继续控制政局，但它受到了严厉警告。
当日本进入20世纪90年代时，外国更加对日本不满，同时在日本国内民众也更加对政府不满。危机正隐隐迫近。
第五节 前途未卜的超级强权（1）
平成时代
一个时代也在1989这一年告终，因为裕仁在这年1月去世。人们希望其子明仁继任后方向可能有些改变，如此可能最终对民众有利。新时代的年号叫“平成”，意思是“达成完全的和平”（官方的翻译是“和平与和谐”，这未必不正确，但似乎强调语调悦耳而不重视准确性）。这有正面的含义，暗示战后以来拖延的问题（有人会说裕仁本人是一个问题）有些现在将被克服。重建战火蹂躏的国家的困难工作或许已经结束了，而民众能够享受他们劳动的果实了。不幸的是，新时代因为瑞克鲁特弊案的发生与石原慎太郎挑衅的著作而出现了一个不好的开端。
对于日本或许幸运的是（至少对国际关系而言），在那时泡沫破裂而经济崩溃了。
价格上涨变成如此失控，以至于从1989年末起日本银行被迫提高利率，决定使泡沫破裂而不是等候泡沫自己破裂。日本在1990年与1991年猛然陷入景气衰退，并且在稳定下来后整个90年代将仍然处于景气衰退之中。地价迅速下跌超过1/3。股市价格从1989年12月高点暴跌超过60％。很多公司破产，银行有很多呆账。劳工失业增加。整体来说，经济增长下降，保持萧条状态且很少超过1％。政府与商界偶尔将这个与那个事件解释为即将复苏的征候，但经济复苏并未实现。在1997年的某一季，经济萎缩甚至高达11％。20世纪90年代晚期通货膨胀来袭，公司利润减缩，债务更加难以偿还，工资下降。消费价格指数从1998年开始连续四年呈下降趋势，2003年恢复持平。2003年，季度增长指数略有上升，这给经济复苏带来了些许希望——尽管这至多也就意味着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或2％（2003年末政府公布2003财政年度的乐观目标是21％，本财政年度至2004年3月31日止）。2004年失业率仍高达5％以上。
景气衰退正在造成巨大的损失。日本警视厅2003年末发布的数据显示，2002年全国的自杀事件连续五年超过3万起——经济原因引起的案件所占比例高达25％——这个记录是人们所不愿见到的（自杀的主要原因仍与身体健康相关）。与此经济因素相吻合的是，中年男性人群当中的自杀事件增长最快，中年男性一向是家庭收入的主要经济支柱。
2003年末发布的法务省白皮书显示，犯罪率不断攀升。除了交通肇事案件，报案数在前20年中几乎翻番，从1983年的154万起上升至2002年的285万起。在这些增长的案件中，一部分属于青少年犯罪，在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中，盗窃案件大幅增加，根据法务省所述，这也是对经济形势的一种反映。
景气衰退带来的另一项影响是，被夸大的终身雇用制（依赖持续的高度增长）实际上崩溃了。在1992～1993年的仅仅两年间，总共6万名经理（应该是最稳当的职位）被解雇。在其后几年，十个经理之中有一个以上不是被解雇就是被降级。忧心忡忡的经理们成群加入现在迅速增长但从前几乎不被人注意的独立工会。例如，在不到两年内，原本鲜为人知的东京企业经理工会会员人数增加20倍。不少被解雇或降级的人提出法律诉讼。1996年，为了起死回生，一家日本大企业必须请一名西方人接管出任总公司总经理——苏格兰人亨利·华利士（以前由福特公司雇用）出任马自达公司总经理。其他公司也陆续仿效，如1999年尼桑公司聘请了法国的卡洛斯·戈恩。
终身雇用一直是有关日本人“特有”的日本家族关系、集团忠诚及和谐等日本人论思维方式的堡垒。终身雇用的崩溃对这样的思维方式大大地造成伤害。很多大公司终止了这项制度，如1999年丰田公司就正式终止了终身雇用制。从管理上来说，终身雇用制并没有被全盘否定：人们的共识是尽管它不再是个绝对目标，但仍然是个有用的目标。如戈恩在2003年末指出的：“我认识到了终身雇用的价值，尼桑并不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实力。终身雇用制度是一个目标，但并不是一条需要不惜代价必须遵守的规则。”然而，终身雇用地位的改变已经显示出“日本模式”并不总是正确的，这让日本管理阶层更加现实了，也让世界了解到了这一点。
第五节 前途未卜的超级强权（2）
这一变化必然带来雇员预期的变化。例如，根据2000年发布的一份关于劳动状况的政府白皮书，20世纪90年代在年轻的成年人口中出现了“自由打工族”（freeters）。freeter这个词是由英文词free（自由）和德语词arbeiter（劳工）组合而成，指即使有可能也不会终身为某个公司工作的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自由打工族”的数量已经增长了三倍，目前大约200万日本年轻人属于这个人群。
从国际上看，泡沫的破裂迅速减轻了日本与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曾认为泡沫不可避免地会破裂，虽然泡沫比预期的要持久并已经开始使人对他们的预测产生怀疑。泡沫的破裂使世人安心，经济法则毕竟行得通，不能被一个真正的日本“经济奇迹”所愚弄。它也意味着不必再担心日本会把全世界都买下来了，或许甚至更重要的是，从较广泛意义来说，它使自负的日本人泄气。太平洋战争从军事角度打击日本人的优越感，而泡沫及随之而来的景气衰退现在从经济角度发挥了同样的功能。它对日本未必是败北，因为日本仍旧是很强大的经济强权，但它确实显示了日本不是无敌的。
日本民众较不安心。事实上，他们非常震惊。他们对于日本的财富未被用于改善一般人的生活质量已经很气愤了。经济的崩溃现在意味着真正的改善将再度延期了。甚至更重要的是，他们为国家所付出的辛劳与牺牲有白白浪费之虞。
同时，涉及政治人物的更多弊案被曝光。1992年，另一件大弊案曝光——佐川急便案。再度有大批政治人物与官员涉嫌收受大笔金钱，贿赂者这次是佐川急便公司（包裹递送服务）。再度有重要人物涉案，如竹下登与中曾根康弘。黑社会涉案也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