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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挂念，美国民众也一样。在1947年这一年，美国媒体公开批评占领政策，批评占领当局把事情搞糟，批评过度民主而经济复苏不够。那些未曾参与罗斯福新政的人尤其急于批评，包括盟军总部内的人。如查尔斯·威洛比（Charles Willoughby）将军，他本来是德国贵族，那时主管盟军总部情报部。
1947年也是“冷战”一词出现的一年，这个词意指自由世界与共产主义世界之间的意识形态、经济及政治的歧见。美国对日本与全球的政策改变大多与担心跟共产主义世界大对抗有关。朝鲜半岛已经分割为共产对非共区域，而柏林即将如此。在中国，蒋介石的军队很快将被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赶至台湾。东欧逐渐落入共产党控制下。日本必须维持为自由世界的堡垒。
但自由世界不能仅作为理念存在，它需要力量与实质。在战后的世界，当两强尽量避免全面军事对抗以免爆发核战时，这主要意味着经济势力的对抗。1947年的日本不是一股经济势力，生产甚至还不到战前水平的一半，而通货膨胀每年高达200％以上。它需要修补，而麦帅可能不是适合这一特别工作的人。
1948年初，华盛顿派遣国务院的乔治·肯楠（George Kennan）来日本调查。肯楠有一段时期一直强调必须围堵共产主义的扩张。他总结占领当局迄今为止的改革“是在为共产党接管铺路”。他反而建议，“盟军总部对日本政府的控制应该放松……重点应该从改革转变至经济复苏”。诸如陆军次长威廉·崔波（William Draper，一名投资银行家）等专家的建议也与之类似。结果，美国对日政策从1948年起转变为强调经济复苏。这意味着停止某些现有政策并推行某些新政策。这些政策被通称为“反向”，但这种说法过度简化。1947年之前与之后的占领政策有许多连续性。“方向改变”是较适当的术语。
对企业界领导人士的整肃停止了，因为把能干的人排除掉似乎是愚蠢的。在占领期间被整肃的20万人之中，只有3000人来自企业界，而甚至这些人也仅被局部或暂时整肃。
财阀的解散停止了，因为他们的经济有效性被承认。反托拉斯法之中的“过度集中”的定义，被微妙地但意义深长地从“防止来自市场的新来者有效竞争的集中”更改为“不利于有效率生产的集中”。战后财阀被称之为“系列企业”。
对受害国的赔偿也停止了。
在若干亚洲国家抗议后，日本事实上后来支付了非常有限的赔偿给这些国家，主要是以日本用这些国家提供的原料在日本制成资本财物的形式赔偿。事实上，日本可以被视为赔偿负担很轻——这是亚洲国家对日本持续不满的另一根源。
鉴于日本挣扎中的经济，赔偿大多以工业机械支付的形式行使，而不是用现钞。因为这一目的而被占领军没收的机械（大多向财阀没收的），现在大多还给日本工业。但不是还给财阀，财阀正投资于新式装备。那些机械反而被送给中小企业，后者通常永远无法获得这类装备，即使这类装备已过时。
劳工法也被强化以防止破坏工业。1948年的新立法否定公共部门的劳工有权罢工，并限制劳工团体的直接政治行动。
麦克阿瑟本人拟议这些措施之中的一些措施。他个人从一开始就不愿意对企业界进行整肃，不愿意日本支付赔偿。他在占领初期故意在这些事上拖延，这使得新政策较为有效。但他被认为需要经济建言。1949年初，杜鲁门总统派遣财经专家约瑟夫·道奇（Joseph Dodge）为盟军总部经济顾问，他担任这一职位直到占领期结束。
第二节 冷战现实形塑梦想（2）
至此阶段，吉田茂再度出任首相。片山已于1948年2月辞职，他就任首相还不到一年，原因是由于社会党内部不和——这问题从社会党成立就一直困扰该党至今。继任首相的是民主党主席芦田均，但该内阁在职仅几个月就垮台，主要因为贪污案。吉田在10月出马竞选，而他的新近成立的保守的民主自由党在1949年1月举行的大选中获得大胜。
他的新政党是在1948年由日本自由党与民主党异议分子合并而成，将战前两大党政友会与民政党的系统联结在一起。这个政党是保守的，而尽管民众对吉田的战前风格有所保留，其稳定的旗帜显然是不安的民众想要的。保守派将统治持续至今（除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极短暂的中断之外）。与盟军占领日本关系最密切的吉田本人，持续担任首相至1954年。这个不喜欢“过度民主”的人，显然获得民众的认同。
宛如要证实冷战时期人们对共产主义的恐惧，日本的共产党人在1947年的挫折后开始恢复活动。他们正开始重新获得影响力与声望。在给予吉田茂的保守政府信任投票的同样的1949年大选中，共产党在国会的席次从4席大增至35席。当局必须采取措施。从1949年底至1950年一整年，在所谓的红色整肃中约12000名共产党人被免职，但他们的国会席次比率至今通常都维持在5％。
吉田政府奉命稳定经济与平衡预算，由道奇监督。在道奇的指导下，通货膨胀大幅下降，汇率稳定下来，而政府津贴则被削减。他的严峻方法生效了，日本在1949年已能提出平衡的预算。至1950年6月，实质工资比1936年水平高出约30％。但他的措施也在许多雇主与劳工之间引起困境与反感。企业破产与劳工失业增加。
但对日本经济的最大推动来自另一个海外因素。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吉田茂称这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最大的经济利益是来自在朝鲜半岛作战的美国陆军的“特别采购”。在战争三年期间，这些采购的价值达大约20亿～40亿美元，相当于当时日本对外贸易收入的大约1/3。事实上，它使日本的可支配收入加倍，因而允许进口数量加倍；它也使得依赖进口原料的主要工业生产规模加倍。至朝鲜战争结束时，日本已恢复到太平洋战争前的生产水平。
朝鲜战争有若干其他的重大影响。首先是日本的重新武装。占领军大部分在朝鲜半岛值勤，因此为了维持日本的安全，麦帅在1950年7月下令成立75000人的警察预备队。为了不违反宪法第九条，警察预备队被指定为自卫性质，但重新武装引起很大争议。为了澄清其防卫性质，警察预备队在1952年被重新命名为保安队，最后并在1954年改为目前的自卫队的名称。在那时，自卫队有大约165000人。
朝鲜战争的另一重大影响是麦帅被免职。他负责指挥朝鲜半岛的美军，而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似乎在仅仅几个月内就可以获得战争胜利。他在9月底夺回汉城，10月底攻陷平壤，他认为平壤的陷落象征北方败北。他无法理解华盛顿对他的胜利没有后续动作，也无法理解华盛顿反而限制他进一步行动。当中共援军在不预警情况下进入北方时，华盛顿不允许他对中###队采取行动。华盛顿现在正发动一种新型战争——所谓的“有限战”。麦帅无法理解“赤裸裸的力量与姑息的融合”也无法理解华盛顿未能保持“战胜的意志”。他公开批评华府与杜鲁门。最后他们思维方式的差距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杜鲁门在1951年4月11日解除麦帅在韩国与日本的职务。他在日本受到英雄式的送别，回到美国时受到英雄式的欢迎。
随着麦帅被免职，一个短暂但热烈的时代结束了。接替他的马太·李奇微（Matthew Ridgway）缺乏他的领导力与梦想，他被任命似乎只是看守性质的。李奇微在职期间当然没有什么重大的事，人们甚至于几乎不记得他的名字。他在任职盟军最高指挥官期间甚至没跟裕仁见过面（他们首次见面是在1952年5月，那时占领时期已正式结束了）。当然在日本人心目中，占领时期永远跟麦克阿瑟伟大的名字联结在一起。正如许多人评论的，麦帅这样的大人物被免职或许是占领期间日本人被教导的所有民主功课之中最伟大的一课。
第二节 冷战现实形塑梦想（3）
朝鲜战争另一重大影响是必须加速与日本签署和约以及占领日本的正式终止。这尤其将使美国正式摆脱继续对日本负正式责任的担子。有关和约的模糊的讨论持续进行已有若干年，至少自从1947年初就已经开始了，但直到朝鲜战争爆发前，讨论并未有真正的进展。讨论复杂且费时。和会终于在1951年9月初于旧金山举行，而日本与48国在9月8日签订和约。
苏联、捷克、南斯拉夫、波兰及印度没在公约上签字。若干国家仅在美国答应跟他们签署特别安全条约后才签字，诸如《澳新美条约》。由于外交原因，中国未被邀参加会议。
麦克阿瑟曾与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共同推敲和约，但他没被邀请参加和会。
《旧金山和约》证实日本失去其殖民地，包括台湾地区、朝鲜。萨哈林岛南半部及其附近的千岛群岛诸岛屿划给苏联，虽然双方对于到底什么岛屿构成千岛群岛有激烈争论，而这争论至今仍持续着。在日本的另一端，琉球群岛被置于美国无限期托管之下，但最后在1972年被正式还给日本。位于太平洋、距离东京1000公里的小笠原群岛，也于1968年还给日本。根据和约，日本同意支付赔偿，但因为附加条款规定这要看日本经济情况而定而被打折扣。尽管后来日本经济高度增长，但最后日本支付得很少。大体而言，和约对日本很有利。和约从1952年4月28日起生效，占领时期因而告终。
但美军驻日并未因此告终。美国可能很想放下对日本的完全与正式的责任，但美国当然不愿意让共产党有机可乘。日本许多领导人士也不愿意。和约签署仅几个小时后，日本与美国签署安保条约，无限期保障美国在日本维持美军基地，大多是在冲绳。这不仅在军事安全方面帮助日本，它也带来重大经济利益，尤其日本不必像大多数国家那样在国防上花大笔经费。从这时起至今日，日本的国防支出仅仅是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而对于大多数国家，和平时期的军事支出大约是6％～7％。
一般民众对美军继续驻日不大热心，而这后来将引发若干政治与社会问题。但其经济利益是无可置疑的，这是使日本走上成为经济超强之路的重大因素。
盟军占领日本具有划时代意义。盟军总部从一开始就面对许多困难。它必须有权威而又不可太威权。它必须保存某些日本方式同时去除某些方式，以维持日本人的士气。它必须培养民主，但不让人觉得美国“不民主地”将民主强行加在日本人身上。它甚至于必须中途改变方向。而且它必须在有限知识的基础上做这些事。占领一个外国以便将它建造为新国家不是小工作，尤其是面临所有这些困难。但整体来说，这工作似乎大致成功了。这有一大部分是由于日本人愿意学习与愿意将国家再度建造为受人尊敬的国家。这也受到下列事实的帮助：美国政府的占领政策意味着，它主要不是要惩罚，让日本陷入瘫痪。这是日本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建设阶段，让日本处于健全的地位，继续沿着恢复大国地位的道路行走。
第三节 日本第一（1）
日本没有浪费美国给予的经济机会。自从明治时代以来政府在经济上扮演指导角色，而它继续如此。经济增长太重要了，不能任由市场力量与私人利益去操纵。
1949年由商工省发展而成的通商产业省（经济部），扮演尤其重要的角色，其主要功能之一是“行政指导”。通产省官员与工业领导人士定期开会，拟定政府、官僚及大企业都同意的广泛政策。这些政策涉及投资与发展有成长前景的部门、保护主要工业以及理顺不再有投资价值的部门。
虽然通产省角色的实际技术有效性被夸大（一个出名的例子是20世纪50年代索尼公司初创时期通产省未能支持该公司），但它有重要的象征作用。这一角色指出政府与工业之间的亲密关系，工业领导人士愿意倾听政府意见与考虑国家利益。这很像明治时代的形势。虽然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多少规划其经济并希望指导经济发展，日本经济尤其有规划比纯粹市场力量占优势的特色。以经济学家的术语来说，它与其是市场理性的，毋宁是规划理性的，与其是自由放任的，毋宁是被控制的。
20世纪50年代优先的是发展重工业，尤其钢铁且包括诸如船只与重机械等产品，标语是“重、厚、长、大”。60年代的新焦点是知识与科技较密集的轻工业，诸如电气产品与照相机，标语变成“轻、薄、短、小”。当然，这不意味着重工业在一夜之间就消失了。绝非如此，造船业尤其继续增长。结合钢铁与科技的车辆生产，在20世纪60年代也加速进行。
以劳工雇用来说，第二产业（大多是制造业但也包括建筑业）从1950年的22％增加至1970年的35％。对比之下，基础产业，尤其农业，从1950年的48％减少至1970年的约18％。显然焦点放在制造业生产增加，但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兴起不应忽视。第三产业在日本经济中一直很重要，而事实上在本时期它雇用的劳工比第二产业多，从1950年的30％增至1970年的48％。
消费类型也有其标志性词语。20世纪50年代有“三宝”——收音机、摩托车及缝纫机。60年代初期，“三宝”变成电冰箱、电视及洗衣机。60年代晚期是“三C”的时代——汽车（car）、彩色电视机（color TV）及冷气机（cooler）。日本消费者能够获得更多物品，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与1973年之间实际工资增加了两倍。
以国民生产总值来度量，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增长相当平均，每年增长约9％。这在20世纪60年代初略微增加至10％左右，然后在60年代晚期至70年代初增加至超过13％。这就是说，在占领期结束与1973年全球石油危机之间，日本经济每年平均增长超过10％。至石油危机发生时，日本已经是经济强权。日本是全球第三经济大国（次于美国与苏联）、第一大船只生产国、第三大钢铁生产国、第二大汽车生产国（至20世纪70年代结束时成为最大生产国）、第一大收音机与电视机生产国等等。
日本令人注目的战后经济增长，常常被称为“经济奇迹”（有些人指称它是“第二次奇迹”，第一次奇迹是明治时代的经济增长）。但它是有原因可辨的——事实上有几十个原因，虽然这些原因都集中在一起可能也是奇迹。这些原因有的已经讨论过，有的值得进一步讨论，而有些原因无法在此详细讨论。美国也在好几项原因中占显著地位。一般而言，主要原因包括（未按任何优先顺序排列）：
⊙美国／占领当局建设性的政策，诸如恢复财阀与放弃赔偿支付（以及将没收来的机械交给中小企业）；
⊙美国／占领当局的财经建言，例如顾问约瑟夫·道奇的建言；
⊙美国／占领当局的财经援助（占领期间共提供20亿美元）；
⊙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的采购；
⊙美国对日本提供的安全保护，使日本的军事支出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远比大多数国家低；
⊙美国的善意（至少直至20世纪7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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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日本第一（2）
⊙政府与官僚对企业的支持与指导；
⊙政商人士普遍认为，与其纯粹依赖市场力量，毋宁重视规划，与其仅仅考虑公司利益，毋宁重视国家利益；
⊙时常使用非关税壁垒保护国内工业以防止外国企业的竞争；
⊙由于现有的装备与设施在战时被摧毁，大企业有机会大规模使用最新式科技（而在某些情况下因为装备被没收作为赔偿之用）；
⊙政府与官僚相当稳定；
⊙焦点放在生存与市场占有率的长期定向，而不是以利润为主的短期定向（受到日本股东低要求的帮助）；
⊙在这广泛的长期架构之内，必要时有为短期目的转变焦点与多元化的务实能力；
⊙政府在相对非生产性的“社会经常费用”上的支出低，诸如住宅与福利；
⊙个人储蓄率高，因而能累积巨额资本。储蓄率高是因为个人想补偿政府提供福利的不足，加上政府提供纳税优惠及其他类似诱因；
⊙受到日本银行的政策支持的高债务─剩余财产比率（意味着以小额担保能够获得高贷款）；
⊙公司税优惠与激励措施；
⊙购买专利的政策，而不是根据执照获得专利；
⊙为了实际商业考虑，委托企业进行大部分的研究与发展，不交由中立的学术机构或类似的机构来做；
⊙有利的国际贸易形势允许日本进口便宜原料并对外国输出成品；
⊙大量劳工从相对没有生产性的基础产业（尤其农业），转移至较有生产性的第二产业（制造业）与第三产业（服务业）；
⊙奖励消费；
⊙日本劳工勤勉（勤勉作为永久的日本民族性是值得怀疑的，但它当然是战后时期的一项特色）；
⊙整体来说，日本人普遍决心重建国家并重新获得强国地位；
⊙借着大企业采用的所谓的“终身雇用制”，有经验且忠诚的人在同一家大企业工作至退休的比率相当高（虽然这被夸大了）；
⊙劳工借着行业行动破坏生产的事件少（虽然这也被夸大，尤其战后至1960年）。
包括一些日本人自己在内的许多人，会把强调出口加到上述这张表中。事实上，日本出口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通常比大多数国家低。只是因为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至如此巨大，以至于从绝对数字来看其出口似乎支配了全球。人们倾向于仅仅把日本跟美国相比，美国的出口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很低而且也对日本有巨额贸易逆差，这使得误解加深。
政府的稳定对经济增长提供了有益的环境。1948年后，尽管首相频繁换人且有幕后操纵，日本直至20世纪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