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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起草过程中，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曾把三次草案都送给王明看。在1944年4月20日，《决议》获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那一天，王明发出长信致任弼时阅转毛泽东并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王明写道：
“首先，我对这个决议草案的第一个基本认识，就是这个决议草案在党的问题思想问题和党的建设方面，有重大的积极建设性的意义。”
王明还表示：
“我不仅以一个党员的资格，站在组织观点的立场上，完全服从这个决议；而且要如中央所指示者，以一个第三次‘左’倾路线开始形成的主要代表的地位，站在思想政治观点的立场上，认真研究和接受这个决议，作为今天自己改正政治、组织、思想各方面严重错误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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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4）
王明表示“心悦诚服”地承认毛泽东的正确和功绩。
连王明都如此“拥戴”《决议》，有点出乎意料。
自然，后来的情况表明王明言不由衷。在他叛离中共之后，在苏联写了《中共五十年》一书，则痛骂《决议》：“臭名昭著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的《决议》，是公开伪造中共历史的第一个文件。”这一段话，才是王明真正的“心声”。
不论王明“拥戴”也罢，痛骂也罢，《决议》毕竟以历史性的文献的地位，载入中###史。
值得提及的是，《决议》作为附录，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这在《毛泽东选集》中是绝无仅有的。因为《决议》虽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起草并经毛泽东精心修改，但毕竟并非毛泽东个人的著作。除《决议》之外，《毛泽东选集》所收，都是毛泽东著作。这也足以表明毛泽东对《决议》的看重——因为《毛泽东选集》（指1951年以来由人民出版社印行的一至四卷）是经毛泽东本人审定的。
就在《决议》通过后的第三天——1945年4月23日，胡乔木来到延安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中共“七大”在那里举行隆重的开幕式，胡乔木当选正式代表。主席台上方高悬红底白字横额“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鲜明地点出了大会的主题……
三个月后——1945年7月13日，胡乔木步入延安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大礼堂，“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在那里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共一百二十八人，胡乔木是代表之一。这次会议决定，在1945年11月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只是一个月后日本投降，时局发生很大变化，“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没有按原计划召开……
随毛泽东飞往重庆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成了中国的“新闻焦点”。
上午十一时，一架草绿色C—47运输机飞离延安机场。下午三时四十五分，飞机降落在重庆九龙坡机场。这一起一降，毛泽东一直是记者们竞相追逐的对象。
毛泽东去重庆和蒋介石举行谈判，成了中国各报的头条新闻。
翌日重庆《新华日报》是这样报道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的邀请，昨日上午十一时同美大使赫尔利将军、张治中将军和周恩来、王若飞同志等同机飞渝……”
其他各报，不论是共产党主办的，还是国民党主办的，新闻稿中提及的飞往重庆的共产党人，都是写毛、周、王三人。
此后，在整个国共谈判过程中，见报的中共代表也都是毛、周、王三人的名字。
在“新闻焦点”背后，谁都没有注意一位三十三岁，削瘦的男子，他便是胡乔木。作为毛泽东的随行人员，他与毛泽东同机飞往重庆，经历了这一举世瞩目的国共谈判全过程。
他的唯一一次“曝光”，是在离开延安时，在那架飞机前拍了一张合影，自左至右依次为“穿军装的张治中，戴着盔式帽的毛泽东，身材颀长、一身西装的赫尔利，微笑着的周恩来，上衣显得过长的王若飞，侧着脑袋、目光正注视着毛泽东的胡乔木，头发从正中朝两边分开的陈龙。
毛泽东把胡乔木列为随行人员，一起飞往重庆，足见对胡乔木的看重。
陈龙则是毛泽东的警卫员，负责毛泽东的保卫工作。
毛泽东抵达重庆之后，虽说蒋介石为他安排了豪华住处，他还是住进了重庆的“红区”。胡乔木也随毛泽东住在“红区”。
“红区”名叫红岩村，位于重庆城郊嘉陵江畔的一个红土坡上。那里原是一片荒坡，饶国模在那里创办了“大有农场”。饶国模是黄花岗烈士饶国梁的胞妹，对中共有好感。于是，取得了饶国模的帮助和支持，中共在那里红岩嘴十三号，建了一幢三层楼房，作为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中共中央南方局也设在这里（对外只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于是，红岩村也就成了重庆的“延安”——“红区”。
笔者访问了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秘书处处长兼机要科科长的童小鹏1992年10月14日采访于重庆。，据他回忆：
“毛泽东住在二楼东头靠里第一间。楼房里的楼梯、过道，全是铺着木板，人一走过便发出噔噔脚步声。周恩来关照工作人员们不要穿皮鞋，避免发出响亮的脚步声，影响毛泽东的休息。我们三楼的电台工作人员全部赤脚，这样走路无声……”
胡乔木依然做秘书工作。如同他写社论、起草文件一样，总是属于幕后，他仍悄然做着他的工作。
在重庆，毛泽东是众所关注的人物，求见者甚多，公务又繁忙。于是，给毛泽东增加了一位秘书，即王炳南。王炳南那时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工作，熟悉当地的情况。
毛泽东的警卫工作由陈龙负责，加上从延安来的颜太龙，还配备了当时在重庆工作的龙飞虎、蒋泽民、贺清华、舒光才、齐吉树等参与警卫。
此外，由“八办”（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刘昂负责照料毛泽东的生活，李泽纯专为毛泽东做饭。
关于胡乔木在重庆的情况，笔者从1950年2月3日新加坡的《南侨日报》上，查到这么一段报道：
“胡乔木继陈伯达之后担任毛泽东主席的政治秘书，在这期间，他的思想、修养，获得极大的进步，深得毛的赏识。他的长处是思想周密，眼光透澈，才文并茂。他随毛在到重庆时期，中共在政治上所遭受的各种歪曲的指责，都由他在《新华日报》上经常撰文予以驳斥。他的文章，紧凑锋利，短而有力，学的是鲁迅先生的作风，常把最精彩的意思用精练的笔调描写出来警辟动人。”星市《南侨日报》，1950年2月3日，“新闻人物”专栏，作者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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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二乔”断名（1）
胡乔木来到重庆，发生一点小小的“麻烦”，那便是他的同乡、同学乔冠华也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老友相见甚欢，但乔冠华也是“笔杆子”，发表文章署笔名“乔木”，而胡乔木当时用名“乔木”——两个“乔木”聚在同一幢楼里，同在一家报纸《新华日报》上发文章，叫人分不清是哪一个“乔木”！
乔冠华由清华大学金岳霖教授推荐，于1935年考取公费留德，到德国土宾根大学哲学系进修。他写了关于《史记》的论文（据德国鲁尔大学海尔默特·马丁教授告诉笔者，他在1972年找到了（当时任中国外交部长的乔冠华的论文），并于1976年在德国出版了这一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
乔冠华于1937年回国。由他的留日同学赵一肩介绍，在广东国民党余汉谋部队当参谋。当日本军队占领广州后，他前往香港，在《时事晚报》工作，撰写时事评论。这时，他起了个新笔名——“乔木”。当时他并不知道老同学胡鼎新进入延安，也取名“乔木”。好在一个“乔木”在香港，一个“乔木”在延安，商参不相见，倒也不相干。
不过，也曾闹过小小的笑话：正在白区工作的胡乔木妹妹方铭，看到香港报纸刊登“乔木”文章，于是以为哥哥在香港，写了信去，落到乔冠华手中！
1939年8月，经廖承志、连贯介绍，乔冠华在香港加入中共。
1941年12月18日，日军在香港登陆，乔冠华奉命离开香港，到东江游击队去。
他不久打道桂林，来到重庆，在八路军办事处外事组工作，同时担任《新华日报》社论委员会委员。
这么一来，署名“乔木”的文章，不断出现在《新华日报》上。《新华日报》乃是延安《解放日报》的姐妹报，人们开始发现有两个“乔木”，称延安那个“乔木”为“北乔”，称重庆的“乔木”为“南乔”。毕竟两个“乔木”不在一地，还算不太“麻烦”。
眼下，“北乔”南下，跟“南乔”相聚于重庆，这就“麻烦”了！由于“乔木”出典于《诗经》，又寓意“高大、挺直”，两“乔”都喜欢这一名字，不愿改动：“南乔”以为，他本姓乔，用“乔木”笔名，顺理成章；“北乔”呢，他连妻子的名字谷羽都出自同一典故，岂肯再改用原名胡鼎新呢？
终于，由毛泽东出面，为“二乔”断名——这一轶闻，曾广为流传，通常都说成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乔进京，发生重名问题，此事惊动了毛泽东……”
笔者以为，前文已经提及的1950年2月3日的新加坡《南侨日报》署名江山的文章，较为可靠。因为这篇文章发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却指明是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为“二乔”断名。现引述江山的原文：
“正当日本投降后国共第一次开始和谈的期间，中共主席毛泽东亲到重庆参加谈判，他（引者注：指胡乔木）是随员之一，恰巧这时南乔亦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
“两位乔木聚在一块，许多人弄不清楚，尤其是发表一篇署名‘乔木’的文章，更使人不知是出自那位乔木的手笔，朋友们都希望他们之间内有一人把名字改一改。有一天大家在毛泽东主席那儿谈起这件事，请毛氏作评判，后经毛氏问明是他（北乔）先用乔木这个名字，而南乔的真姓确是乔，他的真姓是胡，就盼望他在名字之上加个‘胡’字，南乔则仍用乔木原名。从此两乔之间有了区别，而‘胡乔木’的大名也随时局的发展，而为全国人民所熟知了。”
至于“南乔”，他只是写文章时用“乔木”作笔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成为周恩来的外交副手，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赴联合国代表团顾问、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副部长、部长，自然也就用他的本名乔冠华了。
乔冠华还曾用过笔名“于怀”。他在1958年曾与姚溱、王力合用一个笔名“于兆力”，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国际评论。那“于”来自“于怀”，“兆”来自姚字，“力”则来自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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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二乔”断名（2）
胡乔木在重庆，广交那里的文化界朋友。最有趣的是，1945年9月1日晚，胡乔木随毛泽东前往重庆黄家垭口，出席中苏文化协会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鸡尾酒会。在那里，见到了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只是这位当年的清华大学校长，已不记得胡鼎新这位学生。不过，他当年所说的“清华大学好比戏台”那番话，胡乔木倒记忆犹新。自然，翁文灏想不到，当年那位“拆戏台”的学生胡鼎新，如今居然成了毛泽东的秘书……
走笔至此，还要顺便提一下毛泽东论及“二乔”的续闻：
那是在1965年1月初，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宴请部分工农代表。席间，当毛泽东得知那位因下乡务农受到表彰的知青代表董加耕是盐城人时，便说：“你们盐城有‘二乔’，你知道吗？”
一时间，董加耕不知所云，答曰：“西门登瀛桥，东门朝阳桥。”
毛泽东笑道：“我不是说桥，是说人。盐城‘二乔’，是胡乔木，乔冠华！”曹晋杰、王荫，《盐城二乔》，载《古今掌故》，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接二连三抨击蒋介石（1）
1945年10月11日中午一时多，胡乔木随毛泽东一起飞回延安。跟去的时候不同，那时延安机场上一片沉闷，人们替毛泽东的安全担心。毛泽东回延安的消息传开，四千多人云集那里，一片欢呼。
大抵是在重庆那四十五天过度劳累，毛泽东回延安后不久，病了。他不得不遵医嘱休息。先是在延安柳树店的干部疗养所住了十来天，后来迁往王家坪的桃林休养。
那时，胡乔木住在延安枣园，妹妹方铭也住在他家。方铭记得，有一天（1945年12月）毛泽东和江青来到胡乔木家，跟胡乔木、谷羽、方铭聊着。吃饭时，毛泽东的炊事员送来豆豉炒腊肉——那是毛泽东喜欢吃的湖南家乡菜，和胡乔木一家一起吃。方铭见到，毛泽东跟胡乔木的关系非常融洽，有说有笑。毛泽东知道方铭不久前从白区来，也向方铭问及那里的情况。
那时，毛泽东经斯大林派来的两位大夫——阿洛夫和米尔尼柯夫医治，已经逐渐康复。
不久，1946年元旦来临，蒋介石发表了长篇广播演说。
蒋介石说，“乘此岁序更新的时候”，乘此“抗战胜利结束后第一度元旦”，“要将我们政府的决策”，“明告于我们全国的同胞”。
蒋介石要“明告”什么呢？他说：
“军令政令的必须统一，军队必须一律归还国家统辖，任何割据地盘破坏交通阻碍复员的军事行动，必须绝对避免，则是解决目前纷争不安的唯一先决条件。这是事实，也是真理。……”《蒋介石广播演说》，《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附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重庆谈判结束才两个来月，蒋介石的“明告”，已在暗示解决中共的“割据”——这是他要撕毁双十协定的重要讯号。
蒋介石的广播演说，当即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决定，延安《解放日报》要全文转载《蒋介石广播演说》，以期引起大家的注意，同时决定《解放日报》要发一篇社论，驳斥蒋介石的演说。
显然，这篇社论是代表中共中央表态，颇为重要。毛泽东“点将”，要胡乔木来写。这除了由于胡乔木已成为“中共中央一枝笔”之外，当然也由于胡乔木随毛泽东去了重庆，熟悉国共关系的种种微妙之处。
胡乔木全力以赴写社论，日夜奋笔，一气呵成了长达万言的《蒋介石元旦演说与政治协商会议》。
毛泽东阅后，颇为赞赏，当即交《解放日报》于1月7日全文刊登。
此文在国民党地区引起了颇大的震动，也成为延安方面干部的学习文件。
社论直截了当地点名批判蒋介石——须知，两个多月前，国共两党领袖在重庆还高高举起斟满红葡萄酒的高脚玻璃杯，互相报以微笑。
胡乔木写道：
“许久以来，本报对国民党各报与国民党中央社各种卑鄙的造谣谩骂，一直没有理会过，但是对于蒋氏演说所造成的这个关系国家民族前途的分歧，我们却不能不在政治协商会议前夜，说一说我们的意见。”
胡乔木针对蒋介石的演说，加以批驳道：
“蒋氏的根本论点，与近日国民党报纸所不断宣传的一样，是说只要把中国的一切事情交给蒋氏和他周围的一小群人去独裁，只要人民放弃一切基本民主权利，对于这个独裁集团的一切军令政令都无条件服从，那么中国就可以统一，而中国在这个独裁集团统一以后，自然就可以赏赐人民和平建设，民主政治，民生改善等等；而如果不接受他的独裁，则中国就永远不能统一，中国就永远要内战，要独裁，要穷困，要被侵略等等。因此，现在我们就要根据事实来答复两个问题：第一，经过这种独裁的统一，中国究竟能否达到民主呢？第二，经过这种独裁的方法，中国究竟能否达到统一呢？”
然后，胡乔木“笔分两路”，就两个问题批驳蒋介石。最后得出结论：
“蒋氏的‘统一’，既不能使中国得到民主，也不能使中国得到统一。”
接二连三抨击蒋介石（2）
这篇社论的发表，给一些因国共重庆谈判而做起和平梦来的人们一帖清醒剂。社论公开表明，国共双方的分歧，依然那么严重。蒋介石是无法“统一”中共，中共也绝不会答应让蒋介石“统一”。
就在这篇长篇社论发表之后，未曾歇一口气，毛泽东又交下一系列写作任务。于是，由胡乔木撰写的《解放日报》社论，不断见报，在1946年竟写了二十三篇之多，其中大部分社论是与蒋介石展开论战。——胡乔木已成了中共方面与蒋介石论战的“笔杆子”，与那位替蒋介石拟稿的“文胆”陈布雷旗鼓相当。
在1946年，胡乔木所写的《解放日报》社论是：
《努力发动解放区群众》（1月9日）；
《和平实现》（1月12日）；
《评“扩大政府组织之意见”》（1月19日）；
《军队国家化的根本原则与根本方案》（1月23日）；
《坚持和平，保护和平》（1月27日）；
《恢复交通》（1月30日）；
《再论放手发动群众》（2月20日）；
《重庆事件与东北问题》（2月25日）；
《中国法西斯派的纲领》（2月28日）；
《欢迎马歇尔将军》（3月4日）；
《国民党改革问题的两个道路》（3月12日）；
《评国民党二中全会》（3月19日）；
《驳蒋介石》（4月7日）；
《再评破产的政治理论》（4月10日）；
《东北应无条件停战》（4月12日）；
《美国应即停止助长中国内战》（6月5日）；
《要求美国改变政策》（6月25日）；
《一年的教训》（8月29日）；
《争取全面抵抗的胜利》（10月13日）；
《要求真正的停战令恢复一月十三日位置》（10月23日）；
《两个声明》（11月11日）；
《立刻解散非法的“国大”》（11月25日）。
这些社论，几乎都经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不时为之修改，为之补充。例如，胡乔木写的《重庆事件与东北问题》一文，毛泽东为之写了一段点睛之笔——当年社论发表时，这段话是用与正文一样的铅字排印的。时隔多年，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