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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他们的行动引起了新生代研究室人员的注意，正当裴文中要出面了解这两个人的身份和来参观的动机时，想不到两人却捷足先登，找到了裴文中。
这两个人正是“七七”芦沟桥事变之后，暗中到周口店窥探“北京人”遗址的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人类学教授长谷部言人和地质系助教高井冬二。
“我们怀着对贵国远古文化无尚崇敬的心情来到这里参观访问。伟大的‘北京人’的发现以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更令我们敬慕不已。‘北京人’是中国人的祖先，当然也是日本大和民族的先祖，我们为如此伟大的发现而感到自豪。如果我们能在您领导下的新生代研究室从事一段我们共同祖先骨骸的研究，将感到莫大荣耀……”长谷部言人对裴文中说了一大堆溢美之辞后，终于表示他的目的。
裴文中望着面前两个小个子日本人鬼头鬼脑的样子，一时没有吭声。他知道在这风雨欲来的动荡时刻，两个不速之客的到来，决不是为了科学研究，其真正目的无非是想利用在新生代研究室工作的机会，进一步了解“北京人”的保安措施，刺探中国方面将如何转移或隐藏这批珍贵的化石。想到此处，裴文中断然拒绝了二人的要求。
两个小鬼无可奈何地离开了协和医学院，但并没有放弃与“北京人”的纠葛。事实上，日本人插手“北京人”，才刚刚揭开帷幕。
当天晚上，裴文中就向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报告了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来研究室的情况，并指出其险恶用心。同时致信重庆的翁文灏，把这一情况和自己的推测作了汇报。
“看来事情比我们想的还要复杂，‘北京人’化石必须尽快想办法转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翁文灏在回信中再度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并让裴文中与胡顿联系，尽快拿出一个切实的方案。
“这一时期来，我也有这种预感。但究竟怎么才能防止万一呢？”面对裴文中焦虑不安的神态，胡顿问。
“很显然，化石是不能按第1种方案留在北平，看日本人的来头，即是把它藏在老鼠窟窿，他们也会找到的。”裴文中望了一眼胡顿，接着说：“我看还是向重庆和纽约方面说明情况，请他们在第2和第3种方案中选择一个。”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胡顿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并请裴文中具体办理。
电文发出后，新生代研究室加强了对“北京人”化石的封锁和警戒，除雇用的警卫人员外，胡顿还做出规定：研究室人员轮流夜间值班，严防“北京人”被盗。许多年后，胡承志回忆说：“每天魏敦瑞用‘北京人’作研究，自己也用真品做模型，但用完后必须放回保险柜里，从不许真品在保险柜外过夜。而且，到了晚上，每隔半个小时便有一个打更的人背着一个监测仪器，一旦发现异常情况，立即报警。甚至连他做模型工作，也必须有一个店铺为他担保。
第五章 转移北京人（4）
时间一天天过去，气候越来越冷，随着一场大雪飘落，严酷的冬天到来了。鉴于国内外形势一天天恶化，“北京人”何去何从，也就到了必须做出抉择的最后关头。
一份电报，从裴文中手中再次飞往重庆。
此后，裴文中每天上班，总要站在办公室的窗前，朝着国民政府、也是老所长翁文灏所在的方向——重庆北碚，呆呆地望上一会儿，渴盼着对方的传来的消息。然而一周过去了，两周也过去了，重庆方面却杳无音信。处于烦躁焦虑中的裴文中内心又陡然增添了一种无奈和惆怅。
这个时候身居重庆的翁文灏，面对国际国内复杂的局势与党内党外勾心斗角的人事纠葛，已感到心力交瘁，疲惫至极。尽管处于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官宦地位，但翁文灏还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文化良知和使命感，为“北京人”的命运而殚精竭虑地奔波忙碌。当他收到北平发来的电报后，便与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进联系，就“北京人”存放在美国的可行性进行了具体商谈。接着，又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总部多次电函联系，商讨对策。由于局势混乱，战争迫近，数月之后，才好不容易得到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同意“北京人”运往美国的回音。驻美大使胡适表示对此竭诚相助，力保“北京人”赴美后的安全与主权不发生变故。由于“北京人”所具有的世界性声誉，其去留关乎国家荣誉，翁文灏本人无权做主，必须得到最高当局批准方能成行。因而，他给在外视察战事的蒋介石拍发了一封措辞激烈的电报：
介公委员长钧鉴：
“北京人”化石在平安全可虑，有被窃遗失之危。倘遇不幸，乃为吾国与世界人类文化之一大损失。为避免可能之灾难，请就迁移之去向明示为荷。
蒋介石接到电文，同样感到左右为难，一时打不定注意。“北京人”如同古代之九鼎，可谓镇国之宝。尝言得鼎者得天下，失鼎者失天下。九鼎在国势命运中的重要程度，从“问鼎中原”等典故中可见出分量。 “北京人”的世界声誉和所具有的强大文化力量，使颇为自负的蒋介石也不敢冒然行事，草率地决定迁移去向，此事只好悬而不决。待蒋介石回到重庆后，翁文灏再度催促此事，并表示：“北京人”危在旦夕，必须速作决定，并着手行动。否则“北京人”将不复见矣！蒋介石意识到此事已迫在眉睫，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于是令行政院召集相关人员开会相商，自己亲自到会听取意见。经过几番慎重讨论，终于做出决定：国民政府同意并允许将“北京人”运往美国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暂避风险，待战争结束后再归还中国。
会后，翁文灏立即给裴文中写信，对“北京人”化石转移之事做了如下安排：
先找美国公使馆对“北京人”转移之事，作个周密的计划安排，请他们委托有关部门将“北京人”化石标本运到美国，然后再交给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先生；
“北京人”化石运到美国后，可供魏敦瑞博士研究时使用，但保管和保存权必须在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手上，即必须要掌握在胡适先生的手上。待战争结束后，务必再将“北京人”化石重新运回中国。
裴文中接到翁文灏来信的当天，便匆匆赶往美国驻北平公使馆，就“北京人”转移事宜进行交涉。裴氏在其后来撰写的《“北京人”的失踪》一文中这样说道：
一直到1941年11月，才由北京的美国大使馆转来翁文灏的信，允许将“北京人”的标本全部运往美国，交纽约自然博物馆保管，待战争结束后再行运回中国。但是当我与北京的美国公使馆交涉时，他们的负责人却说没有得到重庆美国大使詹森的训令，不便负责。我又请他们急电重庆请示詹森，等詹森回电答应。时间已经到了11月底。以后，就由协和医学校的校长胡顿和总务长博文二人与美国公使馆交涉。
裴文中为什么没有和美国公使馆继续交涉，而改由胡顿和博文进行交涉？裴氏至死也没有弄明白内中因缘。而胡顿和博文与美国公使馆到底是怎么交涉的，双方谈了些什么，打成了什么协议，也扑朔迷离，无证可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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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转移北京人（5）
“北京人”的命运，从这时起，开始变得诡秘、复杂、恍忽起来。而这个时候离太平洋战争爆发只有十几天的时间了。
既然中美双方总算打成“北京人”转移的协定，面对即将爆发的太平洋战争，协和医学院高层不敢怠慢，立即着手行动起来。而行动的第一个环节就是装箱。这一历史性的重任，落到了中国人胡承志身上。
胡承志原是魏敦瑞的一名助手，新生代研究室的所有标本模型，几乎都出于他一人之手。1931年春，年仅15岁的胡承志来到北平协和医学院解剖科当杂工。由于环境熏陶，加上胡本人年轻好学，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水平都大有长进，读写皆已达到了较为熟练的程度。后来，他进入新生代研究室，帮助步达生修补从周口店发掘的化石。步达生死后，他成为新一代主任魏敦瑞的助手，主要任务是修补化石和做“北京人”模型。其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出色的成果颇得魏氏的赏识。正是由于胡承志所处的独特位置，装箱的任务就落到了他的身上。——他是惟一一位最后见到“北京人”的中国人。
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在追寻“北京人”下落的第一个高潮时，曾专门找到胡承志了解过这一段历史情况，胡在出具的一份报告中这样说道：〃在珍珠港事变前，十八日至廿一日之间（余已忘其确期，此日期为十二月八日协和医学院被日人占据时，推忆者，不致错误），博文先生匆匆至余处，嘱速将北京人装好，要在极秘密之下送至彼办公室。余当时将早经备妥之木箱二只拿出应用，并将房门锁住后装箱。该二木箱均为白木箱，一为四十八寸长、十一寸高、廿二寸宽，一为四十五寸长、十一寸高、二十寸宽。至装箱之情形，颇为华贵。先将骨骼用擦显微镜头用之细绵纸包好，再用软纸包着，然后再裹以洁白医用吸水棉花后，用粉莲纸包上，然后再用医用细纱布多层包在外面，装入小箱，再用吸水棉花填满，小木箱内周围六面有具有弹性之黄色瓦垅纸数层包好，一一装入大箱内，用木丝填装。至于牙齿之类之小骨骼，具有相似装手饰之小纸匣，上面有玻璃，内填棉花，于玻璃上有红边的标志号码，以及牙齿属何部位，皆详明。两木箱装好后，即书CadⅠ和CadⅡ。大箱为一号，小箱为二号。旋即派工友用车亲自押送至博文先生办公室，当面交彼。彼即立刻将两箱送到'F'楼下四号之保险室，过夜后即送至美大使馆。〃
——自此之后，“北京人”下落不明。
最后一位见到“北京人”的中国人
当“北京人”神秘失踪后，已成为矿物学家和恐龙研究专家的胡承志，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有一种很微妙的情感潜藏在心灵深处，令他感到无比痛楚又有苦难言。无论是外国的还是国内的作家、记者、科学家等等，只要找他谈有关“北京人”丢失的情况，他都缄默不语。甚至有的外国学者和记者来到中国要亲自登门造访，也同样被他婉言谢绝。至于当年撰写的一份至关重要“北京人”遗失经过的报告，随着岁月的流逝，他本人也已渐渐淡去了印象，不再记得了。
事隔55年之后的1997年3月5日，经过多年的争取努力，已是80多岁高龄的胡承志，得知我近十年来立志为找回“北京人”四处奔波忙碌的至诚，心有所动，遂产生倾吐旧情，为历史留下一个详细记录的想法，于是终于同意在家中接受我的访问。此后近五年的时间，我又多次入胡老家中就相关问题进行请教、核对，将历次谈话加以梳理，成其一段文字，以为有志于“北京人”的研究者、寻找者、关注者留下鲜活的证据，并籍此证据开启新的研究与寻找之门径。内容如下：
岳南（以下简称岳）：胡老，“北京人”最后装箱，是否确是您亲手所为？
胡承志（以下简称胡）：是的，是我亲自装的箱。
岳：装箱的事与博文有关吗？
胡：早在1941年4月，魏敦瑞离开中国去美国前，他就让我将“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化石一并装箱，然后交给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或者交给总务长博文（Trevor Bowen），以便到时交美国公使馆运往美国。我问魏敦瑞何时装箱？他对我说，等候通知。大概到了1941年的七八月份左右，有一次裴文中先生也告诉我说，“‘北京人’化石要全部装箱运走。”我当时没有问他具体细节，只问他什么时候装箱？他说：“听信儿。”
第五章 转移北京人（6）
岳：最后是谁叫您装的箱呢？
胡：是博文。他是协和医学院的总务长。
岳：博文让您装箱的时间，到底是哪年哪月哪日？具体怎么给您说的？您现在还能想起来吗？
胡：大概是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十八天到二十一天之间。也就是说前三个星期左右。
岳：珍珠港事件爆发的时间是1941年12月8日，如果是三个星期前的话，那就应该是在1941年11月的十六七号左右。但裴文中在《“北京人”的丢失》一文中却说，一直到1941年的11月，才由北京的美国公使馆转来翁文灏的信，允许将“北京人”的标本全部运往美国。到了11月底，驻重庆的美国大使詹森才回电，答应“北京人”转移美国。大约在12月初，胡顿和博文才下令装箱。但据我所知，您在1977年3月4日曾给贾兰坡先生一封信，信中说您和裴文中先生曾经一起回忆过，装箱的时间大约是在1941年12月8日日军占领协和医学院之前的十八日到二十一日之间，也就是如同您现在所说，是珍珠港爆发前的三个星期左右。还有，您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写给政府的一份报告，也说是这个日子。我觉得您与裴文中的说法有点矛盾，若按裴先生的说法，从逻辑上来推理，装箱的时间应该在接到驻重庆美国大使詹森的电文后，即1941年12月初，这样才与事实比较接近。可您又说二人的共同回忆是在11月中旬左右？您能再想一想准确的日期到底是哪一天吗？
胡：哎呀，你不说我还记不得了，我是曾写过一个报告，那是中科院查找“北京人”，他们找到我，让我回忆，我就写了个东西给他们，现在这个东西大概还在他们那里保存着，具体怎么说的我已记不得了。“
岳：“是的，现在您那份报告还完好地保存在中国科学院档案室，我查到了，内容就是装箱的时间、地点、人物与箱子大小等等。”
胡：“是这样的，不过你现在问我，准确的日期我确实记不起来了，别的人也记不清了，因为当时很乱，不可能有意去记住这个日子。但我确实记得是在日本占领协和医学院的两三天后，裴文中找到我，我们共同回忆的是在珍珠港事件的前三个星期左右。我记得是一个上午，那天，我正在办公室做模型，息式白急急忙忙地跑来找我
岳：息式白？何许人也？
胡：息式白是魏敦瑞的女秘书，不怎么漂亮但很风流，二十岁出头，整天跳跳搭搭，和不少男人眉来眼去的，我们这边的人不太看得起她。她的名字又译作克拉·塔什黛安或赫斯博格什么的，真正的英文名字是Miss Hirschberg。其人是德国人，后来加入了美国籍。当时，她刚来新生代研究室才几个月的时间。
岳：噢，这就是说，具体通知您装箱的人不是博文，而是息式白？
胡：没错，是息式白。她找到我后，有点神秘地对我说：“博文打电话来，让我告诉你，马上将‘北京人’化石装箱，送到他的办公室去！”
岳：可您于五十年代的报告中，说是博文亲自找到您的？
胡：那时可能是那样说的，现在想一想，应该是息式白，不是博文，当时很混乱，回忆有些差错是正常的。
岳：既然形势紧迫，为什么博文不直接通知您，而让息式白来转告您？
胡：可能是因为息式白的办公室有电话，我的房间没电话，博文就先通知息式白了吧。息式白的办公室就在我的斜对面，离得很近。
岳：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魏敦瑞走后，裴文中是新生代研究室的负责人，从一般道理上来讲，博文应该先通知裴文中才对，而不应该直接通知您。那么为什么胡顿和博文要避开裴文中，而让一个跳跳搭搭，整天与男人眉来眼去的放荡女人息式白直接通知您呢？
胡：这个我不知道。不过，当时裴文中的办公室不在协和医学院，而在兵马司九号，也许是因为时间太紧迫，来不及了，就直接让息式白通知我了。
岳：既然博文可以用电话通知息式白，同样也可以用电话通知裴文中，至少可以先用电话告诉一下裴文中。因此，时间应该不算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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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转移北京人（7）
胡：这我就搞不清了，他们之间的事我是曾不过问的。
岳：在这个关键点上，博文会不会有意避开中国人，有别的企图？
胡：你是说博文搞鬼？这不可能，因为这样的事他必须要向胡顿院长报告，他是受胡顿领导的。
岳：胡顿与博文同是美国人，协和医学院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撑的。周口店的整个发掘工作，也是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经费资助下开展的。那么在“北京人”归属的问题上，从这个时候开始，美国人会不会产生占为己有的想法呢？
胡：这我不知道，他想占有那是他们的事，我不了解。五六十年代，中国方面与美国方面有过一番这个意思的论战，但没有什么结果。这个事情我没有证据，不好多说，无可奉告。
岳：噢！这个问题就先搁这儿，不再提了。我们再回到装箱这个焦点上来。您得到装箱的通知后，有没有告诉裴文中呢？
胡：当然我要告诉裴文中啦！息式白走后，我感到事关重大，于当天下午就跑到了兵马司裴文中的办公室，把装箱的事告诉了他，还问怎么办？裴说：“你赶紧装吧！”好像他早已知道了。当天，我和另一个人便开始装箱了。
岳：装箱不是只有您一个人吗？怎么这半路上又杀出了一个程咬金？此人姓甚名谁？
胡：这个人叫吉延卿，是协和医院解剖科的一个技术员，中国人。是我请他帮的忙，因为我一个人无法从三楼把大木箱抬到一楼来。
岳：吉延卿此人现在还在世吗？
胡：早不在了，大概在1945年前就生病死了。
岳：哦！死得太早了，要不可以找他回忆一下，现在知道这件事的只有您一个中国人了？
胡：是的，只有我一个了。我让吉延卿帮我把早已准备好的两只大木箱抬到办公室后，我们先将房门锁住，然后开始秘密装箱。要装的两个木箱均为白木箱，一大一小，小的为120厘米长，30厘米高，70厘米宽；大的为130厘米长，30厘米高，70厘米宽。由于这次装的不是模型，而全是真家伙，所以我们的每一个步骤都比模型更加小心谨慎。我将“北京人”化石从原来的保险柜中一件件取出，每一件都包了六层：第一层包的是擦显微镜头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