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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的另面-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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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电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张之洞战后改革奏折在中枢的反映,兼及报告朝廷政情。十月初九日(11月25日),杨又发电:

    “恽崧云见。胡云楣言:津芦铁路须(需)轨万顿(吨),现在开平铁轨系六十榜(磅)者,止用得十数年,若湖北能造八十榜(磅)者,可用卅年,即定购鄂轨。其价每顿(吨)外国值银卅两。钝。青。”

    此电的主要内容涉及到汉阳铁厂的大订单。张之洞收到后即将此电转发给留守武昌的蔡锡勇,并命“此价是否能办?抑须制轨精而价贵者?即酌议复。两江。语。”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初二日(1896年2月14日),杨又发电:

    “节喜遥贺。赐费感谢。甘处遵送五十金,丁馆询石再禀。现议汇丰借款,八九扣,六厘五费,太吃亏,不日定局。芸子前订奥款,可否电闻,或有补救。钝。萧。”
第34节,
    这一封电报主要是贺节,并报告交办之事。“赐费感谢”一语,很可能即是对杨悦前电即“帅赐三百金,由百川电汇,系作春季用”的回复。(参见前节)

    除了以上这些电报之外,“张之洞档案”中还羼入了李景铭所收藏的《张文襄公家藏手札家属类》一册。该折册中所粘贴的第5件,共有三纸,无抬头,无署名,也无日期,旁有签条“此三纸系杨锐号叔峤所写”。此是杨锐给张之洞的密信。

    该信由杨锐自分段落,中有缺页,以下照录其内容:

    “前数日,旨赏内监扶掖入内三人,恭邸、高阳及合肥也。高阳公素荷慈知,上眷亦好,与邸尤浃洽。此近事之可喜者。闻其每晨入内时,饮烧酒一、二盏。初到直庐,论事最劲直,同列相戒勿与争。迨面奏下,则和易近人,可以商榷矣。内珰辈呼为戆李。然举朝均谅其。无他,不施机械,不似虞山之动辄荆棘也。

    合肥去后,商约交张荫桓办。言路诸臣深虑其不妥,然无敢论之者,以近日传言慈意将召济宁复出,为订商约故也。此事果有,必合肥与李连英所为。渠日盼翻朝局,其党昌言谤及圣躬,有望之不似人君语。真可发指。

    王文韶复奏盛宣怀事,洗刷净尽,且痛加赏誉,谓商、电各局非伊(下有缺页)。

    去,亦怨之次骨,而合肥、济宁又内通珰寺,日谋所以撼之,宜其重干佛怒也。不特退出讲幄,此后尚恐别有风波。虞山一生尚巧,乃卒以巧误。可畏哉。

    十二日,佛驾幸颐和园。上十五往请安,十七始回。缘十六日赏内外大臣在湖听戏故也。(十七日再赏饭,并派恩佑带领诸臣遍游颐和园)近来两宫礼意甚洽。五日一请安,必晨出晚回,侍膳,听戏,然折奏往往有积压数日不批者,渐不如去年听政之勤也。恭邸于十二日即随往湖,每日赏戏及看烟火,廿后始得归。其所住之园,佛派人先为供张,为立两庖,服物器具,皆须先过目,然后赏用,以黄龙袱罩之。恭邸先有病,在假中,其子瀛贝勒苦劝无出,并求荣禄力阻。恭邸告之曰:佛为我安置如此,虽欲不出,其可得乎?其去也,携花炮值二万金者以往。故近来诸事禀承佛意,无异于醇邸在时也。

    合肥使俄,系出慈命。邵友濂不愿往。公电到,恭邸曰:不知皇上敢向太后说否?高阳曰:有何不敢说?不说,如何办法?胡侍御景桂、丁编修立钧折,请饬勿带李经方、罗丰禄、马建忠数人。其日有旨赏李经述三品衔,随侍其父前往,盖为沮经方故也。合肥以此与高阳忿争。十三日再折,仍请带李经方去,有云马关之约,系奉朝命,无知之徒,妄生谤议;并臣有难言之隐等语。旨莫能夺也。渠谢出使及伊子三品衔恩,又十三日递折,均未召见。十六日,慈圣召见园中,赏铜器十二件。十八请训,上乃召见。张侍讲百熙有疏纠之,留中。”

    该信所言是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前后的朝中政事,揭示了甲午战后的政情变化,由此可知该信写于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十八日之后。以下注明其背景。该信虽有缺页,仍依其次序按节介绍。

    该信第一节谈李鸿藻之近况。杨锐深知张、李之关系,此处对李亦多言好话,称其“素荷慈知,上眷亦好,与邸(恭亲王)尤浃洽”。“内珰”,指太监,珰为汉代宦官帽子上的装饰物,借指太监,下称“珰寺”亦同。“虞山”,指翁同龢,常熟城西有虞山。

    该信第二节谈李鸿章出使俄国等国后,由张荫桓与日本谈判商约等事。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896年2月10日),清廷下达三道谕旨,派李鸿章出使俄国,祝贺俄国沙皇加冕,并派前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副使;原由李鸿章主持与日本的商约谈判,改派户部侍郎张荫桓。“济宁”,孙毓汶,前节已述,他于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以病获退。杨锐指出,张荫桓本是言路(主要是清流)的攻击对象,然闻慈禧太后有意召回孙毓汶主持对日商约谈判而罢手。杨锐还指出,若孙毓汶果能复出,必是李鸿章与李连英的合谋。
第35节,
    该信第三节谈盛宣怀事。盛本是李鸿章的亲信,主持招商局和电报局。甲午战败后,李鸿章失势,盛亦开始寻找新的靠山,与王文韶、张之洞、刘坤一等重要疆吏拉关系。此节内容虽有中断,但可看出新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王文韶对盛之维护。“商”,招商局,“电”,电报局。

    该信第四节也只是一半,但从内容中仍可看出,是报告慈禧太后下令撤毓庆宫(上书房)之事。“佛”,慈禧太后。前节已述,慈禧太后为削弱翁同龢对光绪帝的影响力,于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八日第一次下令撤书房,后保留汉书房;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十三日慈禧太后第二次撤书房。杨锐对此又称:“不特退出讲幄,此后尚恐别有风波”,即很可能有对翁更为不利的事件发生。杨锐的这一说法,或许另有听闻。

    该信第五节谈慈禧太后在甲午战后再度享乐欢宴,朝廷政务懈怠等情事。“醇邸在时”,指醇亲王奕譞当政之时,即孙毓汶秉政时期,政务大坏。甲午战争期间,恭亲王、翁同龢、李鸿藻重入军机,燃起了朝野的许多希望。杨锐在此信中表示了失望的情绪。相类似的说法,当时还有一些。

    该信第六节谈到李鸿章之出使俄国及其朝廷处理此事之内情。杨锐对此报告甚详,我又查到若干相关的文献及档案,可以验证其情报的准确程度:前节已述,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旨命李鸿章出使俄国,邵友濂为副使。李鸿章当日上奏请辞,次日旨命驳回。邵奉旨后,以病推辞,由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代为电奏,清廷只能同意。“公电到”一语,即指张之洞此电,也可证明此信确实是写给张之洞的。十二月二十九日李鸿章上奏谢恩折,附片请以其子李经方随行:

    “臣以衰年远使异域,仰蒙朝廷轸念,特命臣子李经述随侍前往臣子李经述随任读书多年,谨饬自爱,向未学习洋务,此次随臣前往,于臣起居动履自能尽心侍奉,惟于应接外事只可借资历练。臣子李经方幼曾兼习西国语言文字,嗣充驻英参赞,游历法、德、美各邦,旋充出使日本大臣合无吁恳天恩,俯念臣老朽多病,准令李经方一并随行再,马关之役,势处万难,所有办理各事,皆臣相机酌夺请旨遵行,实非李经方所能为力。局外不察,横腾谤议,应邀圣明洞鉴”

    当日光绪帝并无相关的谕旨下发。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初九日(1896年2月21日),清廷明发谕旨:

    “大学士李鸿章奉使遄行,精神强固。惟年逾七旬,远涉重洋,朝廷良深廑系。伊子李经述著赏给三品衔。随侍前往。以示优眷。”

    正月十三日,李鸿章上奏随带人员于式枚等十人、洋员参赞柯乐德等五人,附片请颁布精美礼品:

    “俄、德、法、英四国交谊辑睦,均应有钦颁礼物,由臣赍往致其国君。拟请颁发内库古瓷器、古铜器、玉器各件,以期精美而持久,亦示隆重。可否请旨饬下内务府每样各备四分,臣定于正月二十日出京,并祈克日交臣祗领。”

    光绪帝当日下谕批准。十四日,御史胡景桂上奏“道员马建忠、武(伍)廷方(芳)请勿令随李鸿章出洋片”,光绪帝下旨“存”,并将该片送慈禧太后。十八日,翰林院侍读张百熙上奏“请旨切责李鸿章不准携带其子经方为随员折”,光绪帝下旨“存”,并送慈禧太后。由此两相对照,可以看出,杨锐的情报是相当准确的,尽管在一些细部仍稍有误。

    光绪二十二年杨锐给张之洞的密信,除了以上一信外,李宗侗教授于1961年在《大陆杂志》上另发表了一件,并在杂志封面上影印其中一页。李宗侗根据笔迹,认定该信是杨锐所写,并根据该信的内容,认定写于光绪二十二年九月或是另又羼入一残件。对于李宗侗称该信作者是杨锐的判断,孔祥吉曾表示怀疑,我可举“张之洞档案”为李说之证。李宗侗发表的该信称:

    “园则以所僦庵(张荫桓为之供具,合肥得处分,颇咎之),内监导之遍游各处,意望得其厚犒”

    “徐用仪到署,行过棋盘街,有人以洋枪轰击不中”

    此为李鸿章游园获咎、徐用仪被枪击两事。“张之洞档案”中有张亲笔所写的电报:

    “京。乔:合肥为游览议处,其中有何情节?慈眷、上眷如何?徐被枪伤后系何故?即复。钝。感。”

    这是张之洞读到杨锐密信后的反应。至于杨锐该密信的内容,李宗侗已写了很好的跋文,我即不再另述。
第36节,三、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给杨锐下达的指令
    三、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给杨锐下达的指令

    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给杨锐发去了大量的电报,交办了许多事件。从这些亲笔电文中,可以看到杨锐的工作,可以看到张之洞的目光所在,同时也可以曲折地察觉出戊戌变法中的许多细节与内情。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德国以教士被杀为藉口,强占了胶州湾(今青岛),清朝上下一片震惊。清朝派翁同龢、张荫桓与德国交涉,德国提出了交涉条款六条。十一月十六日(19897年12月9日),张之洞发电杨锐:

    “京。乔:急。德索六款,惟承办山东全省铁路一条最毒,详见德报,意在占据山东全省,逼畿辅,压扼清淮,引狼入室,不可为国矣。日来闻总署议如何?此条允否?能稍驳改否?圣意如何,当道有何议论,速示。闻条陈甚多,其人为谁?何人最切要?均速电复。加急字乃速。钝。咸。”

    张之洞此时负责修建芦汉铁路,对铁路事务极为关注。他最为反对的是德国修建从青岛到济南的胶济路。在给杨锐的电报中,除了打探消息外,还提出了他的希望“能稍驳改否?”他也听说了京内人士的条陈,急于了解情况。在当时的条陈中,又以康有为的“外衅危迫宜及时发愤革旧图新呈”(即“上清帝第五书”)最能打动人心,在京城中甚有影响,杨锐也相当赞赏,在给汪康年的信中称:

    “长素条陈,透切时弊,昨因高理臣给谏奏请派其出洋入万国弭兵会,亦近事之差强人意者。”

    杨可能也向张之洞报告了此情,而张于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六日(1898年2月16日)发电,明确说明了他与康的分歧:

    “急。京。乔:康长素与仆有隙,意甚险恶。凡敝处议论举动,务望秘之,不可告康。切祷。”

    “意甚险恶”,用词已是相当严厉。此是后话。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九日(1898年1月1日),张之洞发电杨锐:

    “京。乔:德教案已结复翻,闻以曹州逐教士藉口,恐终成巨祸。诸当道议论如何,群僚有何高见善策?速示。钝。佳。”

    十二月初五日曹州教案发生,张闻讯后要求杨锐查明此期清朝与德国的谈判情况。十二月二十六日(1898年1月18日),张又发电杨:

    “京。乔:急。读有电曷胜焦愤。挟借款之议者,此时将此款借我还东洋耶?抑挟从前所借之债耶?长江各口不准擅租,语未解,有派兵船入江护商之意否?速明示。转达乙盦、黄楼,以后来电勿书名。钝。宥。”

    “有电”,即杨锐于二十五日发给张之洞的电报,从张复电内容来看,是当时英、俄迫清朝借款事件。英国通过借款要求在长江流域占有优势地位,张对英国具体条件不明,特别是英舰是否即入长江,要求杨查明复电。“乙盦”,沈曾植,“黄楼”,张之洞之侄张彬,张之洞为安全及保密起见,要求他们的来电均不署名。

    除了德国在山东修建的胶济路,江苏特用道容闳此期要求修建津镇铁路,对芦汉铁路更有利益上的冲击,张之洞等人决心阻止。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五日(1898年1月26日),张之洞发电杨锐:

    “京。乔:急。闻德造山东铁路,已允许。又闻容闳报效百万,请造清江至天津铁路,亦准行,必系洋股,惶骇万分。德路接容闳路,两年可成,德陆军长驱,一日而至永定门。京城危矣。两事皆京城确电,惟不知德路究系如何允法。祈设法速谏阻。中国存亡所关在此矣。切祷。务望即复。钝。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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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节,
    此电的最为关键之语为“祈设法速谏阻”,即让杨锐发动奏折攻势,阻止容闳的计划。此电发出后不久,张之洞又于正月初九日(1月30日)再发电杨:

    “京。乔;急。庚电悉。德路造至济南,与我路接,确已议允。容闳铁路,自清江经济南至津,正与德路接。容报效百万,要地有人主持。容名为华商,实系洋股。外国华工多商少,断无巨赀,更无事前报效百万之理。且在美华商财产归洋人保护,与洋股无异,且铁路股票转卖,各国洋人皆有,容路即洋路也。路近款足,两年必成。德路一年必成,胶州到京止一千四百里,德路接容路,陆军长驱,一日可抵京城,不及战,并不及迁矣。总署意欲以容路阻德路,实以容路引德路耳。皆百万作祟也。芦汉路至速须五年,且容路成,西路废矣。容路成,中国危亡即在目前。广雅昨有电奏切谏,不知动听否?必有多人迅速力阻方好。焦急。切盼。钝。佳。”¤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庚电”,即杨锐于初八日的复电,张之洞此电再次说明容闳主持的津浦路与德国将建的胶济路的关系,实际上是开出杨锐作文的主题。根据张之洞“必有多人迅速力阻”的指令,杨锐在京城中也有所行动。张之洞之侄张彬于光绪二十四年正月的密信称:杨锐“又言,前闻容铁路可不办,近又闻虽南北电阻,仍无益,定拟举办。伊拟一文,尚未脱稿,成时觅人陈达,但恐当道之计甚坚,无能挽回了。”杨锐虽遵令“设法速谏阻”而“拟一文”,也准备觅台谏以“陈达”,但已感到“无能挽回”。

    前已述及,光绪二十三年底,杨锐与刘光第商议,拟请张之洞入京主持朝政。在他们的密谋下,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吏部事务徐桐于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1898年4月19日)上奏,“请调张之洞来京面询事宜”。经慈禧太后批准后,光绪帝于闰三月初三日(4月23日)发出电旨,命张之洞“来京陛见”。由于杨锐此前并没有说明,张之洞也不明底里,收到电旨后,几次发电给杨锐,让其打探消息。沙市事件发生后,清廷见日本有军事干预的迹象,便让已到上海的张之洞返回湖北。军机大臣翁同龢很可能是让张回鄂的主谋。杨锐与张之洞之间有着许多电报往来。恰在此时,另发生了一则事件。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康有为、梁启超在李盛铎等人的支持下,发起保国会。黄绍箕、杨锐、乔树枏皆参加了其中部分活动。天津《国闻报》于闰三月二十三日以《京城保国会题名记》为题,录保国会第一次与会人名单,其中有黄绍箕、乔树枏。《国闻报》于闰三月二十四日以《京城保国会题名记》为题,录“入会列名之人”,其中有乔树枏、杨锐。张之洞很可能看到此两则消息,于五月二十六日发电其侄张检、其子张权,从侧面了解情况下:

    “康、梁近日情形如何?仲韬、叔峤与之异乎?同乎?众论有攻击之者否?即复。壶。宥。”

    张对杨锐等人的政治态度表示了担心。六月初三日,张之洞再电张检、张权:“康气焰如何?黄、乔、杨与康有异同否?前电久未复,闷极。速复。”“黄”,黄绍箕;“乔”,乔树枏;“杨”,杨锐。张之洞再问此事,仍是保国会的传闻,他因未收到回电而“闷极”。张检等人的复电我虽未见,但肯定报告了杨锐等人在保国会的活动中与康保持着很大的距离。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五日(1898年7月23日),杨锐之兄杨聪在四川酉阳学正任上病逝。杨锐听到消息,即刻要求奔丧。然此时进入戊戌变法的关键期,张之洞于六月十三日发电其子张权,命其转给黄绍箕、杨锐:

    “急。京。张君立:转韬、峤。佳、蒸、真三电未复。昨有电旨催黄遵宪、谭嗣同迅速来京,系办何事?必康秘谋,速复。钝。元。”

    “佳、蒸、真三电”,即初九、初十、十一日张已有三电给杨锐等人,此电又让查明电旨命黄遵宪、谭嗣同迅速入京的背景;对张之洞来说,杨锐此时在京的作用甚为重要。他不愿杨离开。杨锐的门人黄尚毅,对此称言:
第38节,
    “戊戌诏开经济特科,南皮及张长沙百熙,均以先生应诏。是年六月,先生胞兄听彝先生卒于酉阳学正任,先生痛悼,欲回籍奔丧,南皮电止之。先生不可,定期十五启行矣,而十三日朝旨以湘抚陈宝箴荐,诏先生预备召见。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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