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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邮堋�1856年，幕府以单舰10万美元的价格向荷兰订购了咸临、朝阳两艘蒸汽明轮军舰。再加上英国女王作为游船赠送给幕府将军的炮舰蟠龙丸（370吨，4门12磅炮，螺旋桨驱动）和荷兰国王赠送的练习舰观光丸，比起此时仍全为沙船土炮组成的清朝绿营水师，幕府的海军舰队已经小有规模。
影子对手：不真切的现实（5）
有了军舰，还要有对军舰进行维修保养的船厂。1854年（安政元年）12月23日，日本东海道地区发生了著名的“安政大地震”，造成上千人死亡。地震后的海啸席卷了包括下田在内的整个伊豆半岛海岸。运送俄使布恬廷前往日本谈判开国事宜的俄国护卫舰“月神”号此时正停泊在下田港，在海啸中严重受损，后由日本的造船工匠在伊豆半岛的户田村修复。这是日本工匠第一次学习西洋造船技术的机会。1861年，幕府在长崎饱之浦修建了第一个洋式船厂——长崎制铁所，内设锻冶、炼铁、制造车间，可以对军舰进行清理、修补、更换船具等维修工作。长崎制铁所后来拨给三菱财团，成为日本造船业主力——三菱长崎船厂的发祥地。
1862年（文久二年），幕府实行了军制改革，按照西洋规则建设了步、骑、炮三军，设置陆军奉行和陆军总裁。海军方面，幕府向荷兰派出了第一批近代海外留学生，除了学习海军技术的留学人员之外，还有学习政治、经济、医学等先进技术的人员，包括后来日本著名的政治家西周和医学家林研海等等。
派出留学生的同时，幕府又向法、美、荷订购了数艘大型军舰。其中从荷兰订购的“开阳”号军舰排水量达2590吨，装有180毫米克虏伯炮18门、30磅炮8门，是当时远东最强大的战舰，在1866年归国，成为幕府海军的旗舰。除了从外国订购的军舰之外，幕府还在石川岛建造了日本的第一艘自造蒸汽军舰——“千代田形”号（138吨，30磅炮1门，6磅炮2门）。
幕府海军经过十多年的创建，至此已经有声有色，拥有了包括军舰、船厂、学校以及海军人才在内的全套海军规制。这一时期差不多也是中国洋务派“自强”、“求富”的改良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第二次鸦片战争宣告大清国“拒之于水不如拒之于陆”的传统海防方针彻底破产，洋务派开始“师”英法等国军舰大炮的“长技”，阿思本舰队事件正发生在此时（1863年）。中日近代海军创立伊始，可以说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
德川幕府改革军制、创建近代海军的同时，萨摩、长州、土佐、佐贺、水户、广岛等藩也实施了类似的改革，主要是购买军舰、大炮和其他西洋兵器，以及派人去英法留学。位于九州岛西北的佐贺藩开此风气之先，从1835年起就热衷于学习西洋技术，制造枪炮，购买军舰，很快就建立起一支仅次于幕府的海军。
在民风剽悍骁勇、有悠久的航海历史和海外贸易传统的萨摩藩，在藩主岛津齐彬的操办下，更是热衷于研究西洋军事学，向英法派遣留学生，从国外购置了“春日”、“乾行”等多艘军舰。岛津齐彬以崇尚西洋技术而著称于世，早在1847年就组织学者翻译了日本最早的西洋蒸汽机技术书《水蒸船说略》。他还在鹿儿岛建设了日本最初的反射炉、炼铁炉、军工厂、蒸汽机械制造所。受此种风气的影响，萨摩藩可谓人才济济，在被称为“精忠组”的萨摩革新派中，就有后来日本维新运动的核心人物西乡吉之助（西乡隆盛）和大久保一藏（大久保利通）等人。
另一个积极改革的雄藩是长州藩（今本州岛西南山口县一带），虽然这里主张排外主义的“攘夷论”横行，洋学风气不盛，但是却出现了桂小五郎、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后来在明治时期如雷贯耳的名字。面对西方各国入侵日本的危机，这些人主张先攘夷，后开国，在下关海峡炮击英法荷美四国军舰，同时把矛头指向了攘夷不力的幕府，甚至为此在京都刺杀幕臣、发动政变，以致与幕府关系极度恶化，导致了1860年长州维新志士被新撰组刺杀的池田屋事变和长州藩兵攻打皇宫的禁门之变。幕府以此为借口发动了两次征讨长州的战争。
此时的英国驻日公使帕克斯意识到德川幕府政权大势已去，开始在幕后支持长州、萨摩、土佐、佐贺等西南雄藩，反对幕府，恢复天皇统治，实行从上而下的渐进改革，从中加强英国对日本的影响。
与英国相反，法国驻日公使罗修斯则坚决支持幕府，帮助幕府实行军事和经济改革，以在日本建立统一政权。幕府的亲法派官员也乐于接受法国的支持。1865年，幕府利用法国贷款100万美元，在法国技师威尔尼指导下，模仿法国土伦港的造船所，在横须贺设立了制铁所，1867年竣工开业。这里名为制铁所，实为造船所，明治时期日本海军的国产主力军舰都是在这里建造的，并在20世纪初与横须贺炮厂合并，成为日本海军最重要的造船基地——横须贺海军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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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子对手：不真切的现实（6）
就在横须贺制铁所成立的同年，由李鸿章、曾国藩倡议兴办的江南制造局也创立于上海，两年后开始以造船为主。这个时期中国和日本的工业水平是一样的，无论横须贺制铁所还是江南制造总局，不仅没有西式土木工程技术和建筑，连盖厂房的砖头、玻璃、水泥都要从外国进口。中国和日本的近代化工业起点都是一穷二白。
除了引进法国技术建设新式工厂外，幕府还向法国贷款600万美元，从法国购买了大量兵器。陆海军人员培训也由法国教官一手包办。从1866年开始，幕府将筑地的军舰操练所改为讲习所，并派海军士官在“富士山”号军舰上接受法国教官培训。顺便说一句，同是在1866年，清廷批准了闽浙总督左宗棠的奏折，在福建马尾设立总理船政事务衙门，并开设造船厂和水师学堂，此乃中国近代海军造船和教育之发端。
如今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在19世纪中叶，也就是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开始之时，西方强国尚未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荷兰国力已经下降；法国在远东立足未稳；德国尚未统一；俄国在克里米亚败于英法；英国首相迪斯雷利倾向于不对外扩张领土、摆脱海外殖民地的“小英国主义”。美国则有内战以及战后重建的问题，所以西方列强对东亚国家的侵略和瓜分尚未准备妥当。在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帝国主义时期之前，也没有这方面的迫切需要。此时的中国就其外部环境来说并不十分险恶，也有与日本一样同肩并进、一同成为东亚强国的机会。
令人扼腕叹息的是，由于当时的中国存在着种种内在缺陷和阴差阳错（天朝观念和“法祖宗之法”的传统对吸取外来思想文化的束缚；太平天国、捻军、回教之乱对国力的削弱；绝大多数满汉官员的颟顸保守；甚至当年道光皇帝择储的失误），一拖再拖，最后于这种机会失之交臂。而日本的维新派及时地抓住时机，选择了决定性的出路——倒幕。于是日本“冲出了最危险的关口”。历史沿着另一条道路发展下去了。
中国程序：李鸿章布局（1）
在清廷决定组建两洋新式水师之后，中国近代海军的发展开始走上了比较正规的历程。但值得指出的是，最先展开近代化历程的，却是南洋水师。其原因就在于南洋水师有两个强力的支持者和领导者：沈葆桢和丁日昌。此时的南洋不仅近代舰船较多，而且率先实现了“合操”，丁日昌更是提出了著名的《海防应办事宜十六条》。《海防应办事宜十六条》内容为：1。 海防会办应阅历深厚，精通海防；2。 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宜选深谙外海水师之大员统领，延请熟谙水师之西员会同操练；3。 请调李成谋去闽台总统水师，先将船政轮船练成一军；4。 船政局经费必须保证；5。 船政局轮船当预储管理人才；6。 江防仅长龙、舢板不能御外侮，宜辅以浅水轮船及水雷；7。 日本废琉球，我此时海防未备周齐，只能予以谴责，俟我防务沛然，再兴问罪之师；8。 对日需俟其先发，分投牵制；9。 日本即便二三年不犯台湾，也必北图朝鲜，我须预作准备；10。 朝鲜须与泰西各国立约，以防日本并吞；11。 英、美、法、德中宜联络一国，与之独亲独厚，使缓急可为我用；12。 请速购铁甲船、水雷，并整顿营制、饷制、行政、用人；13。 筹办海防，须整顿吏治，团结民心；14。 严整军队卖缺；15。 沈葆桢宜来金陵、上海两处；16。 健康好转，再上北京。若不能愈，也随时接受朝廷查询。但由于沈葆桢于1879年即病故，而丁日昌也在1875年底就因重病被迫离职，南洋水师失去了领导人物，北洋水师却由于李鸿章位高权重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旋即超过南洋，成为了清朝的国家海军。
恭亲王、李鸿章等强调先行建设北洋水师的主要原因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联军攻击大沽炮台，并进而攻破京津的教训。而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英、法等七国军舰云集天津、烟台一带威慑，更令清廷统治者记忆犹新。李鸿章在接任北洋大臣后，利用职权和其统辖的淮军系统，将山东、奉天各地海防权力统归于己手，使得北洋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责、权、利的统一，而这种优越条件是沈葆桢等人一直也未能得到的。
建设一支近代海军，首要的事情是要选择好海军统帅。李鸿章选择了丁汝昌。
丁汝昌原为太平军程学启的部下，后随程部投降了曾国藩。1862年，程部转归李鸿章隶属，丁随即归属淮军体系。其在镇压太平天国、进剿捻军中作战勇猛，屡立战功，因而为李鸿章所赏识。然而丁为人喑弱，对近代海军一无所知。李鸿章当年组建淮军时，手下能干将吏原本就甚为少有，丁日昌也曾向李鸿章建议大胆起用船政学堂的学生统领海军，但李最终选择他的根本因素还是为了更好地控制海军。这实际上给后来北洋海军内部的纷争和最终的悲剧埋下了第一个伏笔。
建设近代海军的第二件大事就是装备的保障。
除了江南制造总局和福建船政局已经自行开工建造了数十艘旧式炮舰外，李鸿章为加强北洋海防建设，先后调拨“操江”、“湄云”、“镇海”、“泰安”4艘入驻北洋，成为北洋海军最早的海上机动打击力量。但李鸿章由于镇压太平天国的经验和自造舰船确实成本大大超过外购，质量也确有缺欠，因而过于偏重外购舰船。在他的推动和恭亲王等人的支持下，中国近代史上开始了首次大规模外购军舰。
最先进入北洋序列的是四艘“镇”字号蚊子船。蚊子船是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天才设计师伦道尔设计的一种装有巨炮的浅水炮舰，其排水量仅仅300—400吨，而装有一门装载于2000吨以上军舰的大型火炮，因火炮炮口前出于船身，类似蚊子尖嘴，故名之为“蚊子船”。该型船只攻击力较强，但因为火炮不能转动，完全依靠船身调整来瞄准，因此机动性大受限制。且航速有限，基本上没有什么海上作战的能力，主要是作为水上机动炮台配合陆地固定的岸炮防御海岸线之用。从性能及设计思想来看，在当时不失为一种相当先进且性价比优良的海军武器。但坦率地说，这仅仅是海防力量，而于李鸿章等人需要的构建海上机动打击力量的目标相去甚远，李鸿章从此也认识到，想组建近代海军，还是必须依靠大型铁甲战舰，单纯的轻型船只是没有争夺制海权的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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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程序：李鸿章布局（2）
随即，李鸿章又为北洋水师订购了“超勇”、“扬威”2艘巡洋舰，当时又称为“快碰船”。1880年，鉴于西北中俄伊犁交涉甚为紧张，李鸿章等人终于决心在德国伏尔铿船厂订造了后来著名的“定远”和“镇远”铁甲舰。此二舰在当时的世界上已经属于第一流水准，在远东更是无有对手。而这两艘战舰耗银高达340万两，对于当时年支出不过7000万两左右的清廷来说，实在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李鸿章为此屡屡致信在德国监造的李凤苞等人，叮嘱其一定认真考校。随后，又在德国订造了1艘装甲巡洋舰“济远”。
鉴于海防薄弱导致西方侵略者屡屡从海上入侵，甚至刚刚开始明治维新、实力远远弱于中国的日本也敢于侵略台湾的惨痛教训，清廷为了加强海防可谓不遗余力。晚清常例的财源主要包括地丁银、杂赋银、粮折、耗羡、盐税、常税、漕折漕项、租息，另有厘金、洋税、关税、捐输、完缴和一些其他的税源，年收入总计约在8000万两上下，但其年常规支出即有7000万两左右。而晚清时期先后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阿古柏等大规模战乱、叛乱，仅左宗棠出兵西北平叛一项，就耗银达5230万两之多。朝廷左支右绌，深感财力维艰。而近代海军更是一个费银子的事业。李鸿章就任北洋大臣之后，最头疼的就是经费问题。为此专折上奏：“凡事非财不行，而北洋三省财力最窘，无别可筹之款……适当兹经费支拙之地，彷徨无错，展布何从？”
尽管面临巨大的财政困难，恭亲王等人加强海防、购买近代大型军舰的决心不变。为此，总理衙门和户部奏请由洋税（海关税）和厘金（工商业税）项下拨解南北洋海防经费，每年合计约达400万两。尽管由于各地财政拮据，且由于镇压太平天国，地方军阀兴起，初步形成了外重内轻的格局而导致每年实际解送款数达不到这一标准，但对于日益艰困的晚清财政来说，也实在是一笔巨大的款项了。
建设近代海军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人员的选拔。
左宗棠建立福州船政学堂，给近代中国海军打下了最坚实的一块基础。在沈葆桢的严格督促下，其培训的前几届学生无疑是国内首屈一指的海军人才。为进一步提高这些优秀学员的海军素质，1873年12月26日，陕甘总督左宗棠、船政大臣沈葆桢、闽浙总督李鹤年、福建巡抚王凯泰连衔上奏，请选派船政学堂优秀学员赴英法留学，恭亲王和李鸿章对此极力支持。1875年，刘步蟾、林泰曾等几名学员赴英法留学。1877年，第二批多达30人的公派留学人员抵英。在一期学员中，除邓世昌因成绩优异率先带舰而未能留学外，其余绝大部分学生都赴英法深造，使得这批学生素质得到极大提高，成为了日后北洋海军的骨干。
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早的军事留学生，与容闳所带出的赴美留学生遥相呼应，开创了中国近代史第一次留学高潮。
随着沈葆桢的辞世和丁日昌的去职，以及李鸿章筹办天津船政学堂，从福州船政学堂抽调了大批骨干后，福州船政学堂学风日下，学生素质明显降低。而天津船政学堂则在李鸿章的重视下，办学质量逐渐上升，成为了日后北洋海军后备力量的骨干。然而令人悲哀的是，1881年，由于朝野强大的顽固保守的旧式士大夫势力的反对声浪，所有的留学计划都被迫取消，一大批仍在海外进修学业的留学生被迫提前返国，这批留学生后来大半被分配给北洋水师和福州船政局。尽管这些学员的返回对充实海军力量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效用，但较之初衷，实在难说没有空留余恨！
李鸿章的购舰计划确实比较迅速地实现了中国海军的近代化。然而，李鸿章对于自造战舰不屑一顾，却成为了北洋水师的致命伤。当时有造船经验和能力的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经费均源于朝廷每年的定额拨款，舰船建造完成后即被朝廷和沿海各地免费选取调拨，而无需另外付费。船厂虽然有心设计建造更新更大的军舰，却无法保证经费的来源。即便负债造出新型大舰，朝廷也绝不会予以弥补亏空，且各厂又不能私自接造民船盈利。这就从制度上制约了船厂的自我更新能力。在这个问题上，李鸿章显然不及左宗棠和沈葆桢等人考虑更为长远。对于中国近代海军而言，很快就收获了一颗苦果。
第一次悲剧——马尾之败（1）
正当北洋海军在李鸿章的经营下日趋红火之时，南洋水师却由于经费、精锐舰船几乎尽归北洋反而萎缩。福州船政局所造的大批旧式炮舰中，鉴于技术、性能等原因，各地调拨走的只是一部分，剩余部分单独组成了福建船政水师。其舰艇性能甚至更远不及南洋水师。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形下，中国近代海军迎来了第一个考验，也是第一次悲剧。
早在日本侵台期间，导致清政府在优势情况下最后决定妥协的原因之一就是法国人对西南的窥伺——正是在1874年，法越签署了《第二次西贡条约》，宣称越南完全独立，从法理上初步切断了中越两国传统的宗藩关系。到19世纪80年代初，法国殖民者得寸进尺，企图全部并吞越南，并以越南为基地，进窥云桂。
尽管当时朝野内部对于是否援越分歧很大，但总理衙门明确指出：“越之积弱，本非法敌，若任其全占越土，粤西唇齿相依，后患堪虞……此事关系中国大局。”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更明确指出：“法人通商红江，规取越南北境，命意所在，尤注滇南……云南保胜一带，防务尤为紧要。一旦法逞其志，尽占北圻，西南半壁处处与内地为邻，势必有欲闭关自守而不能者。及今相持未下，能多守越南尺寸之土，即多增中国尺寸之土。”最终，清廷决定出兵援越抗法。
1883年，法国茹弗里第二次组阁，增加军费550万法郎，派出援军侵越。清军陆军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反击，先后在纸桥、谅山等役中获胜，并导致了茹弗里内阁的倒台。
然而就在陆战炽烈的同时，海上却是另一番情形。
在纸桥战役胜利后，中法开始了和谈的接触，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达成妥协，与此同时，为配合法军陆军在越南的侵略行动，法国海军派出了以孤拔为统帅的远东分舰队赶赴越南。然而，在双方和谈期间，孤拔突然率军进攻台湾，试图给予清廷以军事压力。但这次突袭被早已严阵以待的刘铭传所挫败。然法国攫取台湾之心不死，孤拔于是率舰队进入闽江，试图进攻福建船政水师，夺取台湾海峡的制海权，以利再次进攻台湾。
令人无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