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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是相通的。这样，禅宗便被广泛运用于军政领域，对武士、政客进行身体、意志、技能方面的训练，使人意志坚定、冷酷残忍、专心一意、机敏练达，不受物欲、情欲的困扰。武士通过这样的训练，其人生理想便会追求如樱花一般的境界，在短暂的人生中轰轰烈烈抛洒热血于疆场，以报效主君。他们理想的生活是所谓的“血泪生活”——即勇敢与忠诚。这种生活追求如同樱花一般适时灿烂开放，寂寥洒脱，然后很快悲壮凋零，悄然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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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国民的文化性格（5）
武士的精神境界为日本国民广为向往、憧憬，成为理想的人生模式。而这种人生追求在缺乏道义规范的情况下，极易形成施暴冲动与铤而走险的赌徒心理。这在历史上日本进行的多次对外侵略战争中都有显现。明治维新后，武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消失了，但武士道精神却融入日本国民的灵魂。1882年以天皇名义颁行的“军人敕谕”，要求军人恪守忠节、礼仪、勇武、信义、质朴精神，这都来自于武士道。之后的历次侵略战争中武士道精神的影响更广为人知。所以有人说，“哪怕是思想最先进的日本人，只要揭开他的外衣，就会发现他是一个武士”。
武士文化的思维模式多变而复杂，崇尚刚猛，有恃强与冒险的性格，非理性地迷信武力；服膺强者，蔑视弱者，敬畏主君，相信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法则；其行为方式与价值选择倾向于极端化，炫耀武力，以力服人，向世界索取。武士道体现了典型的“耻辱文化”，为了面子可以不顾一切甚至无视客观事实，相信“精神长住，灵魂不灭”；为追求名誉可以不择手段。其价值伦理认为，人的双重性格不是“天理”与“人欲”、“善”与“恶”的对立，而是“柔顺”与“刚猛”两个同属善的范畴构成，前者用于处理与上级、集团内部、敬畏的强者之间的关系，后者用于对手。这种理念造就下的人，在战时尤其在国外，就会成杀人不眨眼的屠夫。日本国民性中的尚武、施暴、好斗、不怕死、不认输的特征与这种武士文化息息相关。
日本人从不承认这个世界上人人都享有同样的权利；日本的文化崇拜强者，对强者无条件地服从、极尽谄媚之能事；日本人屈服于强者的目的是为了成为强者；日本人相信力量，为求强权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不择一切手段；日本人认为谋得尊者、贵族、上层的地位靠的是弱肉强食、物竞天择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规则，是你死我活的竞争；日本人从一种行为转向另一种行为，在精神上不会感到痛苦，因为日本人从来不把人生看成是善的力量和恶的力量相互斗争的舞台，相反他们把人生当成一出戏。
二、被科举打败的中国（1）
中国的科举考试是世界上内容最为单一的考试，它忽视了人类自然科学的方方面面，只求熟记四书五经和明时又增添的八股文形式。中国仅有的私塾“教育”，加上长辫、小脚，在20世纪来临之际，把一个落后固执、犹如坐井观天的东方大国，演义得窘态百出。
晚清中国，最终败于科举制下。
在近代中日博弈的关键时刻，制度优势可以说是日本击败中国的重要保证。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的进士科算起，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甲辰科，绵延1300年的科举制成了中国沉重的制度尾巴，尾大不掉，最终被日本人轻易地踩在脚下，无从挣扎。尽管在一次次自省中，清政府也加紧动作，试图“壮士断臂”，但历史的车轮说翻就翻——坑早就埋好了……
１。 最后一幕
1904年7月4日清晨，北京。
于礼部会试中脱颖而出、来自全国各地之273名贡士，也谓当朝的大知识分子们，汇集紫禁城，从中左门鱼贯而进入保和殿。历经点名、散卷、赞律、行礼等种种仪式礼节，然后即准备参加名义上由皇帝主考的殿试。殿试是三年一度的全国科举考试的最后一关，1904年，也即光绪三十年，恰逢慈禧太后七十寿辰，朝廷特恩准该年参加殿试者按两科名额录取，于是破天荒较往年的录取名额要多，但是贡士们做梦也想不到，倘此番遇升官晋爵，会是他们在科举制的“恩准”下走上仕途的最后时光！
上午10时，试题发下，是以皇帝名义提出之时务策问，题长大约五六百字。卷面要求常例为2000字，但也不明确具体之长短，行笔须正体，文必到行，工整有格，日暮为交卷时间。至于答卷内容，则是围绕皇上所杜撰之标题，由贡士们发表自己的见解和建议，以作出一篇对策文。贡士策卷之评判由8名亲由皇帝任命的阅卷官组成，只可惜光绪帝的老师、昔日朝廷之经年殿试主考官翁同抱病于常熟，且不早不迟，于殿试开考之头一日病逝。这多少也为清王朝的科举制历史，隐隐约约布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
殿试最终之策卷名次排列定于7月8日，由朝廷发布红榜，随后就是一甲三名之“状元”、“榜眼”和“探花”均获赐“进士及第”，二甲和三甲分别获赐“进士出身”和“同进士出身”。是年殿试之前三名为：状元刘春霖，榜眼朱汝珍，探花商衍鎏。“有幸”以贡士的身份走进考场，目睹了中国科举考试最后一幕的还有汤化龙、沈钧儒、蒲殿俊等中国文化名宿。
２。 利玛窦发现了什么？
明万历年间，一个叫利玛窦的传教士在澳门登陆后惊讶地发现，这个古老而遥远的东方之国原来就是柏拉图的“理想国”。“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也就是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他煞有介事地告诉欧洲老乡，“而在中国最终实现这一原则的制度叫做科举制”。
无疑，这只是一种东方式的想象。利玛窦详细地介绍了当时中国的科举与文官制度，“中国人崇尚道德哲学，国家主持的考试将给每一位有知识的人提供参政的机会。这是一种公平的竞争。中国的哲学学位有三级，秀才相当于学士、举人相当于硕士，而进士相当于博士。”
他不无激动地描述着那些与西方不同的景象，在中国，你一旦在考试中获得高级学位，就有资格出任政府官员，“一生都可确保高级公职。他们享有的地位相当于我们国家的公爵或侯爵的地位，但其头衔并不世袭传授。”
“这些哲人对帝国的统治者有着广泛的影响。”他解释说，一个靠公平竞争的由哲学家来治理的国家，要比那些靠骄奢淫逸的世袭贵族治理的国家优越得多。在西方这只是柏拉图式的乌托邦想象，但在中国则成为制度化现实。利玛窦还兴奋地讲述所见所闻，皇帝身边的内阁里都是饱读诗书的“大学士”，六部的官员都拥有“品行与学术的荣誉”，翰林院“由经过考试选拔的哲学博士组成。这个部门的成员并不参与朝政，但职位比别的官员更为尊严”。
利玛窦作为洋教士，自然不能全面准确地了解科举制度。传统科举教育主要采取个别教学和集中灌输的形式，成千上万所学校散布在彼此孤立、相互封闭的广袤大地中，学生多则几十人，少则几个人，一般十来个人。教师则死守着几部经书，反反复复讲述烂芝麻、陈谷子之类的东西，教学形式单调刻板，既没有进行启发、会通，也不重视智力的开发和能力的培养。学生除了道德张扬和书写功能外，一无所能，也一无所用，成了社会废物。与西方工业社会的普及教育和大规模的分班级按年级教学相比，中国传统教育的高分散低水平，高能耗低效益，人才数量与质量之低下，都是触目惊心的。
二、被科举打败的中国（2）
可以说，1300年的科举考试，渐渐成了一个塑造人和教化民众的政治过程，渐渐形成了一种抽象的考试价值观念和特定的考试文化。久而久之，它成为避免政治冲突的“政治平衡器”。另外，长期以来，自然而然地在社会成员的普遍模仿行为中达到了一致遵循的价值取向和共同追求的目标，这形成了一定的政治团结，对这种政治团结，一旦上升为一种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就保证了社会的安定。科举千年，以人文化天下，朝廷立国，文人立命，社会长治久安，个人功名利禄，尽系于此。
科举在形式上非常理性化。但是，形式并不是一切。如果教育的目标错了，有时形式上越理性化、越有效率，危害就越大。在前近代的世界，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和科举相当的制度，能够这么有效地把这么多的人口推到这么狭窄的“事业格局”上，把他们的智力吸引到这么少的几本“圣贤书”上。仅此一项，就抽走了中国社会的元气。
当美国人富兰克林捕捉到了雷闪电击；当英国人达尔文破译了人类的遗传；当俄国人门捷列夫找到了元素周期律；当德国人高斯用尺规作出了正十七边形，那时中国的读书人还在通往金榜题名的为官之路上苦苦挣扎！来自科举、时任大学士高官的徐桐，身居大清国学识最渊博之高位，竟拒绝认识世界上的许多国家，究其理由，还振振有词地告之皇上：“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国，史所未闻，籍所未载，荒诞不经，无过于此。”但是，他们都是从科举中走出来的大学问家，进而成为朝廷显要的一个又一个僚臣。
一个制度怎能不因此走到它的尽头？
３。 力保！力废！
1905年9月2日，科举制度1300年整的历程结束了。
此前，有力保科举与力废科举的艰苦论争，也有清政府在维持中央集权和抗外族保疆域之间抉择的隐痛。
力废者的逻辑是：抗外敌，救中国，必须建立新式教育，教授实用知识。科举障阻新式教育，也障阻中国图存。
力保者的逻辑是：他们并非不知晓科举弊病。然而若贸然废止科举而无精妙制度顶替上来，儒家思想渐被搁置，精英阶层远离中央控制，也会危及政权和国家。
随着激烈反对废除科举的徐桐等相继死于非命，清政府高层权力倾斜向力主废除科举的官员：荣禄、袁世凯、张之洞等人。
无论力保者还是力废者，其最终目的都是：保安政府，救国图存。所以受废保争论影响最大的是清朝政权本身。清朝政府身处二难境地，万难抉择。
抉择犹疑之中，首当其冲者是慈禧太后。1898年10月9日，慈禧太后发布谕令，中止维新变法中对于科举制度的改革。仅仅2年之后，庚子事变发生，为挽救清朝政府，1901年8月29日，慈禧太后发布意旨决然相反的谕令：“宜讲求实学。”4年之后，科举废止。然而在这之前，是一场横亘历史的改革与保守的论争。
清初，康熙皇帝已意识到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空疏无用，实于政事无涉”，并于1663年废止八股文考试。1665年，礼部侍郎黄机上疏要求恢复。康熙于是在1668年恢复了科举。
1738年，兵部侍郎舒赫德上书乾隆皇帝说：“科举之制，凭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况积弊日深，侥幸日众。应将考试条款改移更张，别思所以遴拔真才实学之道。”乾隆组织讨论之后，发现没人能提出替代科举之方，这次提议暂且结束。
等到鸦片战争到来，炮弹逼迫着要改革。李鸿章提出建议：设立洋学局，教授格致、测算、兵法、炮法、化学、电器等科目，若学生学有所成，则和科举出身获得同等地位。战争的失败让人们渴求军事等实用技术的同时，向科举制度伸出了矛头。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科举制度是因时代而失败的制度，并不是因为其本身而失败的制度。
1905年科举终结，6年后，清王朝终结。
对于清政府，“保留科举”和“废止科举”两套逻辑，也许最终都预示同样的结局——保留科举，军事人才匮乏，沦陷首都，并且遭到力废科举的高官大员权力体系的孤立分离；废止科举，儒家思想建立的金字塔体系悄悄瓦解，西方思想入侵之后，政权也是难逃危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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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科举打败的中国（3）
长久以来，科举制度使中央政权和地方精英阶层站在权力分界线的同一侧，利益一致。而1905年之后，引入的西方现代教育制度似乎无法发挥如同科举一般的政治作用了。
但是远虑不如近忧。这一年，日本和俄国在中国的东北干了起来。刀光剑影，招招致命。
４。 日本养子
江户时代的日本没有科举，提拔人才常常靠世袭。
从形式上看，比中国落后多了。乃至江户时代的许多学者，要求政府学习中国的科举，选贤与能，让真正的精英管理国家。
所幸的是，江户时代的日本没有采取这样的理性化制度，继续“落后”。最好的人才，没有进入政府部门。但是，国家之失，就是社会之得。那时幕府制度下的武士是世袭的，家门由长子继承。
次子的生路就有了问题。于是他们利用自己的文化优势，在各蕃（即地方大名手下）当蕃儒、蕃医，算是有了生计。但后来蕃儒、蕃医也成了世袭。这些家门的次子照样没有工作，结果产生了游移于各阶层之间的文人。
但当时的日本社会自治性比中国强得多。每个家门要和别人竞争、生存下去，都必须自己选用人才。如果自己的儿子不争气，就得选择一个能干的外人当养子，继承家门。很多没有出路的人，通过养子制度，最后在社会上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把养子制和科举比较一下，至少可以得出两点不同。第一，选拔人才的权力分布不同。科举把选拔人才的权力全都集中在国家手里，养子制则把选拔人才的权力留在社会。第二，国家官僚制度选拔人才，是背对背的集权选拔，要公平只有走绝对的形式理性化之路，一考定终身，而且考试内容很窄很死。日本的养子制度，是社会的私有组织自己选拔人才，办法是通过长期的观察而作出决定。
不仅如此，科举考的无非是些孔孟之道，非常狭窄。选养子则不同。武士、医生、鞋匠、商人、地主、制酒作坊主等，对养子要求不同，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专业”人才，真正可以做到“行行出状元”。与“富不过三代”的中国比，日本哪怕一个做小买卖的家门，延续的时间也经常超过了幕府政权本身。
这样的差别，并非鸡毛蒜皮。日本这种分散化的教育和选拔人才的体制，使日本社会中的人学“旁门左道”特别容易，对西方的挑战适应得特别快。比如，虽然中医是正统医术，但一些“兰学家”，通过荷兰人接触了欧洲的医学，并且建立了自己的网络和学统，偷偷解剖犯人的尸体，掌握人体构造。日本人接触西方之初虽然不如中国充分，但当佩里率领美国舰队敲开日本的国门，并送给日本人一些火车模型来炫耀自己的实力时，他们吃惊地观察到，日本人拿着这些我们中国人所谓的“奇技淫巧”如获至宝。很明显，日本人早在书本上把这些玩意儿研究透了，正想一睹实物呢。反观中国，只要政府不改革，大家还是照样读圣贤书，对外面越来越无知。近代以来，中国屡屡败在日本手下，也就不足怪了。
５。 无可奈何的“废科”流程
那注定了是一个“树欲静而风不止”的年代。两江总督刘坤一联手与其私交甚从之湖广总督张之洞，分别于1901年7月12日、19日和20日，携手一口气斩钉截铁地连奏三折，向清廷施压，大有卷土重来，再行变法之势。此即为“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三折秉承了戊戌变法中诸主张之衣钵，且更详尽和更具条理性。迫于识时务之朝廷上下臣僚之压力，面对变法的新政措施，四面楚歌的清王朝只得再图变法而别无他择。是月29日，为行变法，施新政，朝廷正式下诏“废八股，废武科”。诏书宣布：“鉴科举流弊太多，决定从次年起，废止八股文程式，乡会试改策论和四书、五经经义。同时命令各省将书院改为学堂，并鼓励游学。”10月2日，清廷对朝野郑重公布了刘坤一和张之洞的三本奏折，其中之首折即是《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建议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武科、奖励游学等等。从此各省兴办学堂，留学人数也激增。次年12月17日，于1900年的战火中被迫停办的全国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经过一年的再度筹备，重新开学。90名速成科的学生分别在仕学馆和师范馆就读。
二、被科举打败的中国（4）
这期间，国内的教育改革进入了紧锣密鼓的全面策划中。1902年8月15日，当朝管学大臣张百熙正式向朝廷进呈其主持定制的《京师大学堂章程》、《考选入学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小学堂章程》以及《蒙学堂章程》各一份，共6件，候旨颁行。该章程规定教育年限20年，初等教育10年，中等教育4年，高等教育6年，规定于高小、中学、师范高等学堂和大学堂完成学业者，分别给予附生、贡生、举人和进士称号。随后京师大学堂扩建校舍，广购书籍仪器并附设译书局，招预科生1000余人等等，为正处在极度阵痛中的中国教育改革作出了实实在在的准备。
于是中国早期国民教育中最让人不可理喻的一幕出现了：还没有完全从科举制中走出来的中国知识界，既保留了从国内各学堂源源不断输出留学生的求学场面，又保留了回国留学生甩着长辫儿走进殿试考场的求官场面！
兼管教育的湖广大臣张之洞在同僚封疆大吏刘坤一远走天国离他而去之际，又一次高举《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的奏折，单枪匹马，向朝廷力陈游学生归国效力，于国于民之种种莫大利端。朝廷接奏后，很快于1903年10月6日钦定。章程对学成归国者，视其所学等级，分别授予拔贡、举人、进士和翰林出身，已有以上出身者，则给予相当官职。
1903年11月，张之洞、张百熙等人重定《学堂章程》，并再次吁请朝廷重视。1904年1月13日，终得清廷正式颁发之《钦定学堂章程》，修订后的《学堂章程》，规定基本学制三段七级，蒙养院和初小各4年和5年，高小4年，中等教育5年，高等教育11年到12年（含通儒院5年，相当于今日的研究生院），高等学堂中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