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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民间自由地分享海权，政府仅从贸易中取得税收，中国历来所理解的海权，不过这么一点点。唐中叶以后，中国政府的通商政策越来越明确，即保护与鼓励。唐文宗时，政府对外国商人“任其往来通流，自为贸易，不得重加率税”；并诏令地方官对蕃客要当宾客对待，“常加存问”。由于中国儒学的宽容，对外国商人到中国后所持宗教信仰从不干涉，所以信###教的阿拉伯商人，以及后来的犹太商人，在中国各港口城市，甚至在北宋的京城开封，感到很自由，于是大量地定居下来，与当地人通婚，繁衍子孙。因为不干涉，他们几代人下来，反而自己忘掉了原来的信仰，甚至放弃相传数代的经商职业，也顺着科举取士的阶梯成了孔孟之徒。明代诸帝以苛酷著称，对外国商人却是宽赦的。明成祖永乐年间，已经实行海禁，但仍有喇泥国朝贡船只夹带胡椒，与民交易。市舶司请征其税，成祖的批复却是：“今夷人慕义远来，乃欲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大体。不听。”第二年，又有琉球国遣使贡物，回去的时候船上夹带瓷器，被查出来，法当逮问。奏折到了成祖那里，成祖批复：“远方之人，知求利而已，安知禁令，朝廷于远人当怀之，此不足罪。”这是相继两年发生的事，可以推想当时这样的事是很多的。
中国对海权历来持一种和平的态度。它使海权处于自发状态，自己仅从海上贸易的繁荣中取得税收而已，而这些税收又大部分转化为市舶管理的费用。元代对外国商人的通商政策是八个字：“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实际上，这也是中国历来政府对海权的理解，没有一点霸权的味道。由于有这样的政策，所以中国做了1000年海上国际贸易的中心，居然没有因之与邻国发生战争。“往来互市，各从所欲”这其中渗透着中国人古典海权的智慧。遥想同时期的欧洲，商人们的“汉撒同盟”，居然要组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来保护之，两地文明程度真有云泥之别！
明朝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朱元璋下令严禁商民下海通蕃，此为海禁之始，已经和平崛起的中国海权，于此如遭严霜。后来的史实证明，海上民间贸易再也没有达到过宋元时期的高峰。
为什么明朝立国初年要实行海禁呢？这要从远因说到近因。
从远因上看，朱元璋是一个推崇汉宋儒学的粗人，他把重农思想发挥到极致，流风所及，明清两朝虽有盛大海外贸易的声势，却错过了重商主义的洗礼。儒学有先秦、汉宋的分野，先秦儒学是一些宏放的思想，孔子本人虽出身不高，“多能鄙事”，但他主张思想家的独立性，不必与工农生产相结合，所以他的学生要学习耕稼，他是不赞成的，他自己也不以别人嘲笑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为然。在孔子看来，农业并没有高出于别的行业的神圣性，不过是百业之一而已。但到了汉代，要实现稳定，先须人民乐土，儒学中便有了“农为本商为末”的思想。由汉至宋的儒学，争端多多，但在这一点上是高度一致的。宋以后的理学家往往就是占有大片土地的地主，是以农为神圣的，而以商为奸鄙之事，以工为奇技淫巧。再看明初的形势，鞑虏虽已被驱逐，但人口消耗殆尽，百业凋零。要恢复，必须禁止人民自行流窜，让他们乐土。那时由于山西夹于太行、吕梁两山之间，战事不大，人口损耗较小，而中原等地十室九空，几无人烟，于是才有洪洞大槐树下大举迁民之策。而对沿海，朱元璋也实行了以土安民的政策，要边海住民依靠土地与近海过安宁的渔耕生活，不要去冒险做与蕃国的贸易。可以说，一个“安”字是明初政策的核心。朱元璋是历史上最尊孔的皇帝，但他不了解孔子，以为朱熹解说的那一套就是孔子的真精神，用在政策上，便把汉宋儒学的“收敛性”发展到极端地步。
中国海权历史的脉络（3）
可是在同期和稍后的欧洲却是另一种情况，欧洲流行的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把金银视为唯一的财富，聚敛唯恐不多。英国学者威廉·配第生活的年代相当于中国清朝初年，他总结此前200年流行的重商主义，在《政治算术》一书中在论及国家之富裕时写道：“不是一般财富的充裕，而是金、银和珠宝的富足。金、银、珠宝不易腐朽，也不像其他物品容易变质，它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财富。然而酒品、谷物、鸟肉、兽肉之类的东西尽管很多，它们却只是一时一地的财富。”在这种观念指导下，各国政府无不鼓励本国商人发展海外贸易，为本国赚回更多的金、银、珠宝。为此必然引起对海上霸权的争夺，以致海战不断。荷兰人开发了近代欧洲的航海业，曾有一时期垄断海上航线，其他国家不能染指。但西班牙人把它打垮了。可西班牙并未永久取得海上霸权，在1588年的加莱海战中，英国海军击垮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从此，英国人攫走了海权，垄断了贸易。重商主义的极端化，导致了法国一些有识之士出来，如魁奈、杜尔阁等人，主张财富皆从土地上来，唯农业才创造价值。这就是“重农学派”。
欧洲经历了一番重商主义洗礼，中国则相反，自从先秦“农商并重”迄于汉代“重农抑商”，2000年就是一个“重农主义”大行其道，对内陆商人尚且百般鄙损，对海上贸易的重要性更未能做充分的估价。不仅明太祖朱元璋一人如此，明清两个朝代的执政者们都是这样的。
从近因看，忽必烈曾几次征日本，但海潮每次都帮了日本的忙，忽必烈的水军不能上岸，樯倾楫摧，人员葬身鱼腹，岛国日本只是虚惊一场。同期的中国却经历了空前的民族大战，人民涂炭，军队疲惫。日本原来“跑单帮”的海盗，此时已经形成几个庞大的组织，不断滋扰中国沿海各港口。明初，这种滋扰达于极甚。日本海盗船常结队而来，肆无忌惮。日本海盗个个赤身露体，仅穿犊鼻，把大刀舞得风车一般圆，不惜性命，登岸奔冲而来。沿海之住民，往往数十百中国人也不敢抵抗，望风而逃。日本海盗占领沿海州县，肆行掠夺，烧杀一通而去，亦是常事。州县长官也没有办法，只好携眷弃城而逃；中央政府也没有相应的军力保护商民。有鉴于此，朱元璋下令实行海禁，不许商民与蕃人来往，阻断日本人的来路。中国人对日本人的厌恶，从那时就开始了，“倭寇”的称呼也普遍流行起来。明朝政府的对内严对外宽，对于边海的倭患，一直采取“惹不起躲得起”的收敛性措施，不肯秣马厉兵，压灭其气焰，以致在几百年后中日海权对决中，中国处于下风。
于此可见，明朝以后，中国的海权不是被什么别的国家强行剥夺的，而是和平地逐渐衰落的。而对中国海权形成核心性威胁的，则是东邻日本。日本人被荷兰人杀怕了，很早就警觉到海权的重要。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原来民间散兵游勇式的海盗组织成了政府效法的榜样。扩张海权成了日本政府与国民强烈的追求，并且付诸实施。日本的海权扩张主要在黄海，其矛头并不指向欺负他们的西洋人，却指向曾给其传播文明的中国。
作为太平洋西缘的一个岛国，日本土地狭小，对外经济联系主要依赖海上交通。自从公元三四世纪，日本开始成为中央集权国家后，获得陆地资源，并在大陆获得战略纵深，一直以来是日本所渴望的。只是造船技术、航海技术长期落后于中国，无力挑战中国的海权，对中国陆权的挑战也屡屡失败，日本只能依赖朝鲜海峡为屏障，阻挡元朝大军来自亚洲大陆的扩张。明朝前期，其经济强盛，航海技术、造船技术世界领先。日本为了生存，进入中华经济圈，于明永乐二年（1404年）被纳入中国的册封体制。
从16世纪40年代，葡萄牙航海家到达日本开始，日本发生了变化。1613年，接受欧洲人“大地圆球说”的日本人，模仿欧洲人敲打出一条小船，竟同样横跨太平洋、大西洋完成了环球旅行。
日本海军建军思想应起源于幕末的开放海防论。这一理论的先驱者是林子平（1738—1793）。他在《海国兵谈》一书中说道：“何谓海国？海国是无邻国接壤，四面环海之国。因此，海国须拥有与其相称的武备，不同于中国兵法和日本自古流传下来的各种军事学说和思想。不懂得这一点，就难以建立日本的国防。应要知道海国既有易遭外敌入侵的弱点，也有易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优势……为防御外敌入侵，就要靠水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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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权历史的脉络（4）
1854年8月，荷兰东洋舰队所属的蒸汽机船“森宾”号被派遣到长崎来，舰长费比尤斯中校受幕府之聘，停泊3个月，讲授海军的基础知识。日本海军正式开始了发展。
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把“海军建设为当今第一急务，应当从速奠定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海陆军体制，于1872年1月废除兵部省，分置海军省和陆军省。而中国的海军衙门是1885年中法战争后，由骑马的皇族醇亲王领导的。北洋水师丁汝昌则是陆军将领。
1873年，英国海军少校道格拉斯率领一个34人的教官团到日本，制定新的规章制度，使日本海军教育走上正轨。同时日本还派出大批人员赴英美海军学习。
光有技术还不行，经验也很重要。因此，日本明治政府不惜花费巨额经费，对学校毕业生实行远洋航海实习制度。日本海军第一次远洋航海始于1875年对旧金山和夏威夷的访问，此后又在1878年访问了澳洲，同年，又完成了欧洲之旅。
毫无疑问，当时的日本海军在重要度、进程、建军体制、海军教育、远洋经验上，都胜于当时的中国海军。
然而，日本建立强大海军，谋求海权的目的，不是要建立海防，而是要实现他们的一贯的战略——进入亚洲大陆！以获取战略资源和战略纵深。“海权和陆权都不是单独存在的东西，而是彼此相辅相成。就是说；陆上强国也需要推进至海边以利用海洋为己服务，而海上强国也必须以陆地为依托并控制其上的居民。”（马汉《海权论》）。在现代，海权、陆权、制空权、太空权都是相辅相成的。但是海洋和陆地都有人类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所以，国家交锋直接表现在海权、陆权。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和日本的交锋历史，就是陆权与海权交锋的历史。中国要海权，日本要陆权。而这种交锋的背后是理论、体制、技术、军事、经济、文化的交锋。尽管当时的日本海军实力还弱小于当时的中国海军，但是日本的海权战略是进攻型的，而中国的海权战略是防御性的，陆主海从。海权争锋，中国对日本是未战先输。
所以，后来的战略演进路线图是：1874年首次涉足台湾，派兵琉球，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群岛，1876年侵入亚洲大陆跳板——朝鲜，1894年海路陆路并进，进军东北，决战北洋！
中国开始全面接招。以机器生产为核心的近代工业革命是改革的根本。洋务运动面对近代中国洋人以海权获取中国陆权的残酷现实，努力重整海权，它以自强为口号，大力发展以机器生产为核心的军事工业。
在李鸿章等人的主持下，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一批大型近代化军事工业相继出现。在短短几年中，就已经具备了铸铁、炼钢以及机器生产各种军工产品的能力。产品包括大炮、枪械、弹药、水雷、和蒸汽轮船等新式武器装备，用于武装近代化的军队。洋务派创办的近代化军事工业企业，是中国首次出现资本主义工业，这是中国历史的一大进步。
洋务运动期间，还开办了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广州鱼雷学堂、威海水师学堂、南洋水师学堂、旅顺鱼雷学堂、江南陆军学堂、上海操炮学堂等一批军事学校，至1890年，培养了1300多名具有一定海军技能的水兵、军官。
1874年日本进攻台湾，对清政府刺激很大，清政府加快了海军的建设。早期的洋务运动在建造近代海军方面有卓越的成效，比如洋务运动期间，北洋海军、南洋舰队、广东、福建舰队等几乎都配备了几艘千吨级的军舰（铁甲巨舰、主力舰、炮舰等）。
19世纪80年代开始，清政府还以巨资修筑了旅顺、大连、威海、烟台、吴淞、马尾、黄埔等海防基地，装备了最新式的自动回转射击大炮，以及深水军港、船坞等配套设施，使中国拥有了当时远东规模最大的军港、船坞、炮台防御体系。
在洋务运动的推动下，中国的民用工业得到迅速发展。
1872年，上海建立了轮船招商局，1875年5月，直隶和台湾试办煤矿，后来台湾基隆煤矿成效显著，年产量达到54000吨，它是中国第一座近代化煤矿。1890年，为了抵制洋铁进口，开工兴建汉阳铁厂，至1893年全部竣工，该厂设备先进，拥有10个工厂，3000多工人，所生产的铁除了供应本国外，还出口到美日等国。1879年9月18日，天津成立了电报总局，1884年电报总局迁往上海，1878年3月，以天津为中心，仿效西方，试办邮政，这是中国近代邮政之始。1881年，中国自己修筑的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竣工。1885年中法战争后，洋务派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铁路公司──开平铁路公司。到1895年为止，全国仍陆续修建了360余公里的铁路。轻工业也在此期间得到大力发展。1880年，创办兰州织呢局，成为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鼻祖。同年，创办了上海机器织布局。1882年，广州开始有了自来水，稍后，武昌、上海也相继办起了自来水厂。188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在总督府安装了第一台发电机，开始了中国电灯取代油灯的时代。
中国海权历史的脉络（5）
洋务运动支撑中国建立了近代海军和近代陆军。如果没有洋务运动提供的军事装备，左宗棠是无法规复新疆的，中日战争也会提前10年在朝鲜爆发。
如果按照当时的趋势发展下去，在东亚将没有日本的海权战略优势。于是，日本坐立不安。甲午之战前数年，日本国内“武功派”一再要求立即出兵朝鲜，发动一场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其理由就是鉴于中国不断更新装备，如北洋舰队的成军、海防要塞的兴建等，担心“三年后中国必强”；而“文治派’则因财力匮乏“万难冒昧”，不愿意轻易冒险。到了1894年，主战派认为形势急迫，“拖延时日使彼稳固基础，非为得策”；再加上这一年为西太后六十大寿。中国朝廷正忙于“万寿庆典”，机不可失。日本政府上下意见趋于一致，故决心挑起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然而，它在制订作战计划时，却是十分慎重的。它把北洋舰队视为自己取得制海权的最大威胁，提出了几种不同的作战方案，甚至考虑到一旦海战失利就要撤退全部侵朝日军固守本土的问题。从上面日本对中国形势的分析可知，他们对洋务运动一直是深感不安的。
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赔款白银二万万两。这一笔总数2亿3000万两白银的巨款，相当于当时中国年财政收入的3倍（甲午战争之前清朝的年收入是6000万两白银），日本年收入的倍。此后，日本将90％的赔款发展军需工业，建立了大机器生产的工业体系。1896年伊藤博文内阁制定10年扩军计划，40％的经费直接来于中国的赔款，为日本进一步侵华打好了基础。从1894年到1903年末，日本各种公司数目从3067家激增到9247家，资本总额从亿日元增加到亿日元。日本朝野对此欢欣鼓舞，外相陆奥宗光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之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几亿日元，本国全部收入只有8000万日元，一想到现在会有3亿5000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和私人都觉得无比的富裕！”
中国则财政枯竭，经济崩溃，为支付赔款不得不增加税收，并向西方列强借债度日。历史开始向中国展开图穷匕现的残酷一面。
千年四战：两个国家的恩怨与宿命（1）
中日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四次战争，这些战争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区域冲突，每一次战争都是大规模和结构性的，每一次战争都是在维护和创造东北亚的体系和秩序，所以中日战争是中日关系中的一种宿命和常态。
千年宿敌、四次战争
在源于西方的现代国际体系扩展到亚洲和中国之前，中国历史中有一个永恒的主题——华夷关系。华夷关系是位于欧亚大陆东端，自近代社会之前在地理位置上处于相对封闭的华夏文明，如何处理与其周边民族和文明的一种历史制度。华夷制度作为进入现代国际体系之前的中华文明处理其外部关系的制度，自有独特之处：
一、华夷关系是等级制的，中国处于核心地位；
二、华夷关系是本质上和平的，当事各方按华夷关系各尽其职时，和平有制度性的保证；
三、华夷关系内中国的文明程度、国力规模和经济实力均远高于周边国家；
四、华夷关系在历史上比近现代的西方殖民主义和全球帝国主义更友好地对待了中国的周边国家。
因此在华夷关系制度下，中国周边所有的国家，如朝鲜、琉球、越南、缅甸、泰国、尼泊尔以及更多的大大小小中国周边的统治者，都与中国循华夷关系而保持着一种本质上和平的关系。而世界历史中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起源于欧亚大陆中部欧亚大草原的蛮族游牧民族，同样是华夷制度所处理的另一个核心问题；华夷制度下中华文明以尽可能和平的方式与历史上的游牧民族交往，而当游牧民族的扩张侵入中华文明的底线则开始强力反弹，一方面大规模用兵击败游牧民族，另一方面却适可而止，始终未将中华民族变成以战争和征服为文明目标的战争民族。
中华民族之伟大的关键历史因素之一就在于这种本质上是和平和友好待人，但却能在必要时大规模使用武力恢复和创造秩序的华夷制度，而且华夷制度的内部的政治和文化包容性极大，历史上数度非汉族的统治者入主中原后，同样运用华夷制度去规范与周边其他民族的关系，元朝和清朝就是典型的范例。而日本，却始终是历史上中国对外关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