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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改革突然成了上下的“共识”，激进情绪突然成了普遍的“心情”，曾经是顽固保守的官员、给中国带来压力的洋人、对国家积弱状况并无深切了解但是有切肤体会的平民百姓，以及始终自觉承负着使命的知识阶层，似乎在1895年的刺激中，一下子都成了“改革者”，而改革趋向竟是相当一致的向西转。这一年，王同愈路经杨村，拜见袁敬孙，袁给他看郑观应所著《盛世危言》，他觉得这书“深切时务，洞烛利弊，国家诚求富强，舍此奚择哉？”于是作书致缘督同年，并附此书“转达常熟师，进呈黻座。一人独端于上，幡然大改前辙，富强之效，不难速致也”。那个时代，各种大胆的思路都开始出现，而对于传统的怀疑和对于历史的批判，也开始越来越激烈。在这一思想转型的背后，有两种观念已经不言而喻地成了人们思考的基础，一个是普遍的世界主义观念，在弱肉强食的现实支持下，在成王败寇的心理刺激下，人们相信世界必然向一个类似于西方列强的方向发展，中国也不例外；一个是个别的民族主义观念，人们相信只有民族与国家的强大，才能够与列国一同存在于世界的现代秩序内，中国当然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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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中国情绪（3）
1895年以后，新的传媒、新式学堂、新的学会和新的报刊的出现，西方知识与思想在这些载体的支持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如果说，1895年以前的士人们尤其是大儒，甚至沿海士大夫对西学还有“一种普遍的漠视”，“一般士大夫思想上的门仍然紧紧地关闭着”，但是“在1895年以后开始有了极大的转变”，而《万国公报》的言论也表现着这一倾向，“以甲午战争为分野，《万国公报》的言论发生了显著变化，那以前大多没有超出通商筑路、改革科举的范围，那以后便转向‘不变法不能救中国’”，为了更快地引进新知，当时的人还想到一条捷径，即从善于翻译的日本那里转手引进西学，这条途径由于日本迅速崛起和中国不敌日本，很快被大多数急于求成的人承认。于是，中国在东洋和西洋的两面夹击下，开始走上了越来越急促的不归路。
这一年，严复写了《论世变之亟》的名文，题目就表达了这些知识分子对中国处境的紧张和焦虑，同在这一年，他又写下了《原强》，题目同样表达了这些知识分子给中国选择的出路，只有“富强”，才能应付这种巨大的“世变”，只有应付了这次“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才能保存民族的血脉不至于香火断绝，为了这种绝对优先的目标，中国只能接受西洋现代化的途径。也是在这一年，他译好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他还没有拿出去印，却在不久就已经不胫而走，陕西味经售书处抢先把它拿去印刷出版，很快就风行一时，特别是一开头的“物竞”、“天择”两词，给处在19世纪末那种难言心境中的中国人，增加了几分紧张，几分焦虑，而结尾处的“天演之学，将为言治者不祧之宗”这句话仿佛成了20世纪初中国的谶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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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力的“新政”（1）
失去许多改革机遇之后于万般无奈之下才启动的晚清“新政”，不仅在政治上感到被动，而且经济上也困难重重，据宣统二年编制的预算统计，清政府于1899年的财政赤字即达1300余万两，1910年却增至8000万两左右。
“新政”的计划不可谓不庞大，改革的速度也不可谓不快，但各省除了摊付巨额赔款、债款、上缴宫廷挥霍等款外，练新军也好，办实业也好，兴学堂、派留学也好，还有各地办警政、地方自治、各类调查与选举，样样需费，而且非有巨额投入不可。对于连支付赔款与借款都不堪重负的清皇朝来说，经费问题就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以新军编练为例，如果根据36镇的编练计划估算，每年需花费5400万两，而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才9000万两左右，编练计划就只能大打折扣。结果除袁世凯的北洋6镇和福建、吉林两省基本上完成编练任务外，其余各省或有名无实，或减少计划。浙江号称已建成一镇，实际上官兵还不满5000人，不足定额的一半。袁世凯所编练的北洋6镇之所以比较顺利，除了同袁氏的积极努力分不开之外，还因为北洋军有拱卫京师之名义，可以依赖户部向各省摊饷。故有人抱怨说：“征天下之饷，练兵一省，如人单护腹心，而听四肢之屠割，未有不立死者也。”
由于经费不够，有的学堂也是空有其名。有位外国人曾说道：“尝见中国北部某城，其广袤仅与吾英典地域相峙，乃五六年间，所谓学堂骤达二十七所，初、高等两等小学外，如农业，如法律，如陆军，如巡警，如女子，固无不应有尽有。乃办理之法，无一适宜，曾无几时，相继闭歇，其硕果仅存者，亦只余五六所而已。”河南开封的经济与文化、教育在全国都不能算是落后的，而1906年年底的《盛京时报》刊文称，该地每所小学堂的就读人数仅有4—5人。
清皇朝既要被迫推行新政，又无力解决经费困难，唯一的办法是除敷衍某些“新政”措施走过场外，就是不断加重旧税，增设新税。其名目之多，手段之苟，人民怨声之大，都是举世罕见的。以厘金为例，原本作为权宜之计的厘金岁入总额到清朝末年已接近田赋总数，成为清末的大宗岁入之一，所谓“值百抽厘”早已成了一句空话，所征货类实际上少则数百种，多则千余种。“无政事则财用不足，不节流而急急开源，适便于小人行私，上下皆受其害。”清政府因积贫积弱而被迫推行“新政”，因推行“新政”而增加摊派与苛榨，因苛榨而激起下层人民的接连反抗，或毁厘卡、击警局，甚至冲捣学堂，既带来社会的动荡，使外部社会环境不利于“新政”，又增加了“新政”的异己力量。
清朝统治者能否驾驭和消化“新政”的有关成果，并且有计划地纳入不断推进的改革轨道中，成为深化改革的一种动力，而不至于成为统治者的对立物，也许这是最为关键的一着，否则，其结果必然是“走错房间”和种瓜得豆。
先拿新军来说，既然新军属于颇具早期现代化素质的新式国家机器，它能否始终如一地同一个腐朽皇朝保持一致而不发生脱节现象，这还是一个未知数。况且，各省新军从筹饷募兵，到训练成军，多由地方督抚直接负责，较之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似乎有更普遍的地方独立性，中央政府所能直接控制的财权与军权已十分有限，各省新军在皇朝政治危机到来的关键时候能否始终如一地听从中央调遣，在较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各省督抚对中央的态度，尤其取决于清皇朝对各省督抚的政治威慑力与控制力。另外，既然新军要求士兵既年轻，又有一定文化，那些既年轻又不乏出洋留学经历或接受国内新式学堂教育的反清志士可望正中下怀，从而乔装打入新军。他们一旦走进营伍，又很容易在既年轻又有一定文化的同伍者中宣传反清思想，甚至组织反清团体。像吴禄贞那样带着传奇般的反清履历而手握镇统兵权的高级将领固然罕如凤毛麟角，但同属留日学生出身或国内新式学堂出身的中下级新军军官就比较普遍，他们对历史发展潮流、国家政局与皇朝的腐败都比旧军官看得更清楚，其中有的已开始将效忠国家同效忠皇朝两个并非同一的概念适当区别开来。因而，当反清革命的高潮到来时，欲期他们把自己的前途在末日皇朝身上下赌注，死心塌地同清朝当局站在同一战壕作战，那是很困难的。他们至少可以先持冷静观望态度，然后决定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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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力的“新政”（2）
再拿实业建设来说，工商业在本质上属于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君主专制统治的异化物。历代专制皇朝之所以鄙视工商、严控工商和压抑工商，咸以重农抑商为国策，而且还“教化”出重义取利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应该说是事出有因，并非纯属统治者的愚昧或个人偏见所致，但是新政的实行却出现了南辕北辙的情况，而这一点是晚清政府无力驾驭的。新政期间，既然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有了比较明显的增长，资本家阶级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阶级和社会群体以商会与市场为纽带而基本形成，那么，作为典型商品经济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还要求有更多的自由空间，而经济上的自由发展又必须以政治上的自由和民主为保障，光靠高高在上的皇朝恩赐还远远不够，而且还不乏随意性和可塑性，没有比资本家阶级自身参与政权更令人放心。对于以精打细算为职业特征的新生资产阶级来说，此中道理也是无师自通的。基于此，他们借助于日俄战争对中国朝野的强烈刺激，有感于孙中山领导的一次又一次反清暴力斗争对清皇朝政治命运的预示与挑战，有感于启蒙思想家梁启超站在温和的君主立宪制蓝图与激进的民主立宪制蓝图变动区间的阵阵政治呼喊，正式提出了关于深化“新政”内容，切实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政治要求。如果说“戊戌维新”思潮兴起期间，这种政治要求还只能仰仗思想激进的康有为等爱国书生为之奔走呼号，先声夺人，那么，此时此刻已今非昔比。既然拥资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的资本家都已出现，他们的羽毛开始变得相对丰满起来，他们已经可以由自己直截了然地向当权者提出既利于自己，也利于皇朝，更利于国家的政治要求了。尤其是自1904年5月开始，状元出身的资本家张謇几乎就没有闲着，为君主立宪制而四处奔走联络。他先是为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魏光焘代撰《拟请立宪奏稿》，继而受张之洞之托，北上联络直隶总督袁世凯，资本家阶级之于清朝政治体制改革阶级主体意识已开始向世人露脸了。
教育体制改革的结局与影响尤其值得注意。“新政”期间的教育体制改革使中国近代教育在早期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非同小可的一步，但它也未必有利于维护清皇朝的专制统治。
从社会变革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1905年废除科举制的决定无疑是革命性的”，这不仅“因为它体现出中国不加批判地就从经典标准转到了外国标准”，而且因为它加剧了传统社会结构的分解与转型，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教育改革本身。但对于一个百孔千疮的清皇朝来说，用迅速扩大留学生派遣规模与普设新式学堂的办法来填补因科举制的废除所出现的传统教育体系的空白面，这未必是一种好事。因此，“随着科举制的废除，整个社会失去了作为自己特色的制度。……终止科举制度的行动，斩断了2000多年来经过许多步骤而加起来的社会整合制度的要基。这个行动逐渐呈现出来的事与愿违的后果，远比推行这一改革的士大夫在1905年所明显预见到的及引进的后果来得严重，舵手在获得一个新的罗盘以前就抛弃了旧的，遂使社会之船驶入一个盲目漂流的时代。”（怀特语）
固然，清皇朝公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仍以忠君和尊孔为先，强调“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还规定学生每日读经的时数与字数，学堂仍设君主牌位与孔丘牌位，而问题在于，既然要求“中学堂以上各堂必勤习洋文”，既然要求“参考西国政治法律宜看全文”，承认“外国之所以富强者，良由于事事皆有政治法律也”，既然要求“各种科学同时并讲”，既然对中外差距耳闻目睹，怀抱切肤之痛的留学生纷纷归国，那么，对于那些易于接受新思想、新事物的青年学生来说，所谓“不准予闻不干己事；不准干预国家政治及本学堂事务；不准离经叛道，妄发狂言怪论，以及著书妄谈，刊布报章；不准充报馆主笔及访事人；不准私自购稗官小说谬报逆书；不准联盟纠众，立会演说及潜赴他人党会……”等条规，只能吓唬那些地处偏僻、风气未开之区的青年学生。即使是在参与制订上述禁令的张之洞身边，他所自鸣得意的武昌两湖书院和文普通学堂就曾是培养第一流的反清革命家黄兴和宋教仁的摇篮。黄兴还是由湖北当局选派留学日本的。宋教仁在武昌文普通学堂求学期间，就读完了被称作“鄂省学堂……人人秘手一册，递相传播，皆欲奋起”的反清读物《革命军》、《猛回头》和《警世钟》，常与同窗好友田桐等人畅谈时事，交流反清思想。留日归来的吴禄贞担任武昌文普通学堂教习期间，更是以学堂为基地，撒播暴力反清的思想火种。后来，他的名字就同湖北反清革命运动的光荣历史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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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力的“新政”（3）
清皇朝连国内新式学堂的学生都无法一一牢笼之，欲期出洋留学生成批地培养成效忠清廷的奴才，那就如同“蜀道之难”了。留学生中像曹汝霖、金邦平那样公开的效忠者只是极少数。况且，曹氏等人也并非传统专制政体的吹鼓手和殉道者，而是君主立宪纲领的呼应者和清廷预备立宪的敦促者。年轻学子无论是受官方外派，还是自费出洋，大都怀抱报效国家之念，潜心探索救国之道。当他们目睹日本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达、国力强盛、中外差距越拉越远的严峻事实时上下求索，左右对比，一致认为君主专制主义乃导致祖国积贫积弱的总根源。他们要么希望清皇朝尽快着手政治体制改革，实行君主立宪制，要么主张通过暴力把君主专制制度连同清皇朝一同粉碎，以民主立宪制重建家园。梁启超也算是明人不说暗话，他在1902年就提醒“当道者”：“欲闭关，则宜闭之于举国无一洋人之时；欲窒新说，则宜窒之于举国无一思想之际。而今晚矣！诸君欲行伪改革，而不能不求人才相助也，于是乎派学生于外国。凡人之思想，莫患夫长困于本社会，苟使之入他社会而与之相习，则虽中下之材，其思想亦必一变，今吾青年之在海外者已千余人矣。拔十得五，则其力已足动全国之思想界而有余。”
改革是时势所迫，不改不行。改革使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困难重重，不乏风险。这也是一种两难抉择。“然当过去已去、将来未来之际，最为人生狼狈不堪之境遇。譬有千年老屋，非更新之，不可复居。然欲更新之，不可不先权弃其旧者。当旧者已破、新者未成之顷，往往瓦砾狼藉，器物播散，其现象之苍凉，有十倍于从前焉。寻常之人，观目前之小害，不察后此之大利，或出死力以尼其进行；即一二稍有识者，或胆力不足，而不敢轻于一发。此前古各国，所以进步少而退步多也。故必有大刀阔斧之力，乃能收筚路蓝缕之功。必有雷霆万钧之能，乃能造鸿鹄千里之势。若是者，舍冒险末由。”这是在逃钦犯梁启超出的主意，也是清朝统治者别无选择之途。“新政”的最终结局究竟如何，将主要取决于清朝统治者在稍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即“预备立宪”中，拿出诚意和魄力来刷新自己的形象，取信于民，取信于社会，一同渡过难关。
很显然，晚清这次是败下阵来了，中国的国力走到了它的谷底。
现代化：80余年的“时间差”（1）
19世纪中叶前后，在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咄咄逼人的挑战面前，中日两国先后发起了富国强兵的现代化运动。在这场决定两国命运的世纪性挑战中，日本巧妙地摆脱了民族危机，成功地实现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而中国的现代化则严重受挫，深深地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泥潭。在大体相同的时间和背景下，中日两国现代化的命运为何如此不同？
中日两国的现代化进程不是同步的，比较观之，早在现代化的启动发轫阶段两国即存在着80余年的“时间差”。从历史上看，中日两国同属“后发外生型”现代化。而对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启动运行来说，往往是先有现代化意识，后有现代化运动，即哪个国家首先对西方文明产生了科学的感性认识，便会在现代化进程中捷足先登，占据领先位置。从这一意义上说，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不是以“有形”的现代化改革运动开其端绪的，而是以传统世界秩序观的解体和新的世界观的确立这些“无形”的变化揭开序幕的。在日本，其具体标志性事件是1774年兰###动的兴起；而在中国，则是以19世纪四五十年代“世界史地研究热潮”为标志性事件。日本在与西方接触之前，其传统的“三国世界观”非常狭隘，认为世界是由中国、印度、日本三国构成的。而自1543年葡萄牙人始通日本后，随着西方“拉丁文明”的陆续传入，日本的精英阶层开始敏锐地意识到在三国之外，还有一个文明的西洋世界。由此，日本人传统的崇拜中国的“慕夏”世界观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1774年，以杉田玄白为代表的兰学家翻译出版了《解体新书》，证明了荷兰医学的正确性，纠正了传统中医理论的错误，由此引发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怀疑和激烈批判，揭开了日本学习西方、追求现代化的序幕。相比之下，中国对西方文明的感应则比较迟钝，直到19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开眼看世界的史地著作诞生作为标志，才摆脱了华夷观念和“中国中心论”的束缚，承认西学的先进性，完成了由传统世界观到现代世界观的转变，早期现代化才得以启动。可见，从两国现代化的起点看，日本现代化的启动发轫比中国早了80多年，这种往往为人们所忽略的“时间差”，正是两国现代化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与日本早期现代化“先难后易”的推进路径相比，中国早期现代化是循着“先易后难”的路径向前推进的。日本明治时代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一书中曾提出一种“先难后易”的现代化方略。他认为：“外在的文明易取，内在的文明难求，谋求一国的文明，应该先攻其难而后求其易。”具体程序为：“首先变革人心，然后改革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的物质。”这实际上是根据文明诸层次的主辅地位，将文明分为“器物”、“制度”、“精神”三个层面，主张循着精神、制度、器物这一“由难到易”的路径来推进现代化。从历史上看，19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