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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来二去，他们的交往就多了起来。斯维塔邀请王光启到她家里作客，姑娘的单身母亲也很喜爱这个聪明质朴的中国小伙子。
一天，在教学楼走廊的一个角落里，一群姑娘们聚在一起窃窃私语。她们在等着看王光启考试拿到五分后斯维塔跑上前去亲吻的镜头。不一会儿，王光启考完了，笑嘻嘻的走出教室。毕竟是不大好意思，斯维塔没有跑上去亲吻，而是挽着王光启的手臂高傲的仰着头从姑娘们的面前走过，引起了一场哄堂大笑。直到这时王光启还傻呵呵的不知道大家在笑什么！
其实，刚满二十二岁的斯维塔在心中已经暗暗地萌生了爱意。可是，刚到苏联半年多的王光启却只把这当作中苏青年间的纯洁友谊。他的心时刻在挂念着远在列宁格勒的恋人。
两人从教学楼出来，漫步在楼前静谧的树林里，温暖的阳光在林间投下斑驳的阴影，黑油油的小松鼠在地面上跳来跳去。
这时，王光启突然感觉到斯维塔今天的情绪有些异样。她的手臂挽得更紧了，平日里爱说笑的她似乎心事重重。
“我突然意识到姑娘爱上我了。这可怎么办？我热恋中的女友还在那等我。斯维塔是个好姑娘，可我怎么能辜负我女友的忠贞呢？必须马上让斯维塔的感情刹车！不能让她先开口！我赶忙从衣兜里掏出女友的照片，对她说道：‘这是我的中国女友，她正在列宁格勒学习。’我用眼角偷偷瞥了一下斯维塔。她本来红润的面孔一下子变得煞白。空气凝滞不动了。”
第十章 红莓花开（6）
“幸好几个月后女友陈国敏＇U36＇来到基辅，我把她介绍给了斯维塔。两个女孩子一下子成了好姐妹。看到她们亲亲热热的样子，我的一颗悬着的心才落了地。一场感情终于妥善收场了。”
1958年，王光启转学到了列宁格勒造船学院学习。他和陈国敏终于团聚了。
1994年王光启重返基辅，再次遇到斯维塔。她颇有感触的说：“在你之后，我和一位匈牙利人结婚了”，道出了三十多年前没有说出的心里话。
国家严格规定，有异国配偶的学生将不能从事尖端、高级以及与军工有关的工作。
为了能够满足祖国的需要，把自己的所学回报祖国，很多学生在回国前的一刻，毅然割舍了儿女情长，把那份纯真的恋情永远留在了白桦林的土地上。
而那些建立在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基础上的跨国婚姻，注定要经受现实的严酷考验。
尽管国内把来中国定居的苏联配偶当作专家对待，在居住条件、伙食待遇方面都给予种种特殊的优待，可是由于国力所限，生活水平与她们在苏联时相比还是相差甚远。从小习惯了面包、牛奶、黄油、香肠的苏联媳妇们，发现她们整日要面对米饭、馒头、稀粥、窝窝头。特别是在三年困难时期，物资严重短缺的情况也波及到苏联侨民的生活。
其次，受中苏两国关系日趋紧张的影响，苏联侨民在中国的生活处境也愈发艰难。而中国大地上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运动，则严重打击了苏联新娘们对未来的信心。
那些地老天荒的誓言，被残酷的现实无情地粉碎了。在涟涟泪水中，苏联妻子们登上了返乡的列车，留下的是无尽的挂念和遗憾。
曾经在大使馆留学生管理处工作的陈先玉讲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有一次，从基辅来了一位苏军少校军医，携妻子、女儿来到使馆，要求与基辅某高校的中国留学生王某结婚。我根据领导指示精神热情接待，好言相劝，耐心说明两国之间的差距，可是他们怎么也听不进去。特别是女儿，一个劲儿地苦苦哀求，表示‘海枯石烂不变心，若不同意，就只有一死……’。
我们不得已请示国内，他们的婚事得到了批准。后来，王某毕业携妻子回国。国家对他很照顾，本来应该分配到西北偏远艰苦地区工作，改为留在北京。可是生活上的矛盾显露出来。女方想吃面包、牛奶、香肠，可是国内一来稀少买不到，二来价格昂贵，王某收入微薄也承担不起。同时，女方不懂中文，和周围的人无法沟通，只能和丈夫交流。可是丈夫整日工作繁忙，经常加班到很晚。苏联妻子感到非常寂寞，萌生了带丈夫回苏联的想法。
于是女方又全家出面，要求中国政府批准王某到苏联定居。我方又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后来两国关系恶化，苏军少校怕影响自己的前途，就鼓动女儿离婚。离婚后，王某继续留在苏联，可是处处受到苏联方面的冷淡和白眼。他曾想过回国，可是又无颜面对江东父老，就这样坎坎坷坷地过了一生。”56
五六十年代在留苏学生中缔结的跨国婚姻，绝大部分是以悲剧收场的。
一位中国留学生与苏联姑娘结合后回到国内。不久，两人生下了一个漂亮可爱的小男孩，起了一个俄文名字叫萨沙。
可是，苏联妈妈不顾中国国情，按照苏联人的习俗，在冬天里给一岁多的小萨沙洗冷水澡，结果孩子得了严重的肺炎，被同事们送到医院抢救才活了下来。可是孩子出院后，这位母亲不吸取教训，又用冷水给孩子洗澡，结果孩子再度发病，最终没能挽救回来。
孩子失去了，年轻父母的心破碎了。不久，“文革”爆发。苏联妻子返回了祖国，在中国的土地上留下了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
一个大学生在苏联某城市实习的时候，爱上了当地的一个苏联姑娘。毕业回国后，他利用一次工作机会回到苏联，和恋人团聚了。谁知好景不长，不久中苏两国关系破裂，他滞留在了苏联。
第十章 红莓花开（7）
随着两国敌对关系的不断加剧，他的处境也愈发艰难。在异乡漂泊的几十年里，他做过锅炉工，当过火车司机，一直在社会底层浮沉挣扎。
三十年后两国关系缓和，他才有机会回到祖国探亲。老同学们团聚的时候，大家几乎认不出这个面容苍老、说话做派已经完全俄化的老人，就是当年那个英姿勃发的青年。
李滔感叹道：
“曾经有一位学生，上学时执意要和苏联女友结婚，使馆怎么规劝也不听。回国后不久，婚姻破裂了，妻子回到了苏联。后来他见到我时懊悔不已：‘李主任，我现在才明白你那是为我们好。可是我当时怎么就听不进去呢？’”
如今，那些白桦林中的海誓山盟，那些红莓树下的恩恩怨怨，都早已随风而逝，如同寒冷北国凋零的树叶，褪色成为浅淡的记忆。然而，那份纯洁的情感，那份真挚的爱情，却永远伴随《红莓花儿开》的歌声，在两国人民的心中留下永恒的印记……
。。
第十一章 相煎何急（1）
这是中苏两国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
友爱化作仇恨，天使变身魔鬼。一切来得似乎如此突然和诡秘。
时隔四十年，无数历史学者还在努力揭开覆盖在这段历史上的扑朔迷离的面纱。
我无意于铺陈事件和背景，也无意于评价两国政治家的偏正得失。
我只想关注这个特殊的人群——留苏学生，记录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来折射那个时代的政治风云变幻。
功过评说
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会上，赫鲁晓夫发表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报告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以及他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同时，赫鲁晓夫提出了通过议会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即“和平过渡”的主张 。
赫鲁晓夫的这篇被称为“秘密报告”的讲话，如同落入平静湖水的一块巨石，在社会主义阵营内激起了剧烈的波澜。同年七月至十月，在波兰、匈牙利相继爆发了“去斯大林化”的群众示威活动，并在苏联的武装镇压下，最终演变成为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流血冲突。
在学校里，中国留学生们惊讶地发现，仿佛在一夜之间，空气都变了味道。
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刊载批判斯大林的文章；课堂上，老师们尖刻地批判斯大林执政时期的所作所为；苏联同学们分成了两派，整日争吵得不可开交，甚至挥拳相向。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中国学生们感到困惑不解。在学子们纯洁的内心中，斯大林如同自己民族的领袖一样，具有无上的威望。
斯大林率领苏联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击败了法西斯的入侵；纵然有一些决策失误和人格缺陷，怎么能全盘否定呢？！
更让他们无法接受的是，那些昨天还将斯大林作为“领袖”、“慈父”顶礼膜拜的人们，此刻却把他当作魔鬼来诅咒。有的人为此甚至还和苏联同学争执起来。
中国大使馆组织留学生们学习了人民日报的两篇社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文章强调，中国要继续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对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
文章同时指出个人崇拜是一个长远的历史现象，一定会在党的生活中有反映；但我们党的任务是坚决反对突出个人和歌功颂德，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制的原则，反对官僚主义。
池秀峰回忆道：
“人民日报发表这两篇文章后，苏联《真理报》几乎进行了全文转载。应当说，这件事在苏联民众中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尽管顾忌苏联当时的政治氛围，还是有一些老师和同学私下里对我翘起大拇指：‘你们中国人了不起，真理应该是在你们这边！’”
池秀峰万万没有想到，命运为他安排了一道考题。
1960年6月的一天，他迎来了五年留学生涯中的最后一门考试——哲学。
由于学习出色，他已经在此前所有的考试中获得了五分。他多么希望能够顺利完成考试，为自己的学业划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当池秀峰抽出题签，他顿时感到眼前一黑：最后一道题的题目赫然写着：“你如何评价斯大林？”
天哪，怎么会这么倒霉？！
要知道哲学课老师在课堂上经常声色俱厉地批判斯大林。池秀峰对苏联人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深为不满。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他还在床头贴了一张斯大林的大幅画像。
可是此时此地，要公开地阐述自己的反面观点，还真令他犯了难：如果坚持自己的观点，就有可能被老师认为是离经叛道，给个三分，甚至是不及格都有可能；如果随波逐流，一定能拿五分。可是，那将意味着背叛自己的信仰，背叛党和祖国。这可怎么办？
第十一章 相煎何急（2）
想来想去，池秀峰横下一条心，在考官面前稳稳地坐了下来：
“我认为，斯大林一生中犯了不少错误，有的还是非常严重的。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是斯大林与列宁携手建立了苏维埃国家，特别是在列宁逝世后，坚定地执行了工业化的路线，才使得苏联具备了在卫国战争中取胜的经济实力。在卫国战争中，斯大林的作用就不用多说了。我只想提到一点，无数的青年是怀着保卫斯大林的信念走上前线的，也有无数青年高喊‘为了斯大林’冲向敌人的炮火。因此，我认为对斯大林的评价应当客观公正，功绩是百分之七十，错误是百分之三十。”
当池秀峰结束最后一句陈述，考场里一片寂静。哲学课老师面无表情，透过眼镜直直地注视他片刻，低头在成绩册上唰唰地写下了分数。
“听天由命了！”池秀峰甚至没看一眼自己的成绩，起身走出考场。
等在外面的苏联同学照例把他的成绩册一把抢去传看，走廊里顿时响起了欢呼：“乌拉！五分！”
山雨欲来
有人说，是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姿态触怒了毛泽东；有人说，是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地位的显著提高引起了赫鲁晓夫的恐慌。总之，从1958年起，中苏两国关系开始出现裂痕。
1958年4月至7月，苏联先后提出在中国领土和领海上建立中苏共管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要求，遭到中方的拒绝。
1959年9月，中印边境冲突爆发，苏联领导人发表了偏袒印度的声明。
1960年6月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代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苏联突然挑起对中共的攻击和批判。57
1960年7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同我国签订的三百四十三个专家合同和二百五十七个科技合同，并很快撤走全部在中国的近一千四百名专家。58
苏联在撤走专家时，带走了全部图纸和资料，并停止供应我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使我国四十多个重工业、国防工业部门，二百五十个工厂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
中国的经济建设因为苏联专家的撤出，遭受到极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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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国对苏联奋力反击，掀起了批判“修正主义”的高潮。
1959年4月16日，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发表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
文章不点名地批判了赫鲁晓夫关于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的观点，指出：“为着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在暴力、战争、和平共处这些问题上，都必须粉碎现代修正主义的谬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60
中国政府认识到，留学生身处苏联社会中，容易受到当地政治宣传的影响。如果不向大家说明事实真相，这群年轻人就难以在“反修防修”的斗争中站稳脚跟。
1960年6月至7月，在苏联学习的全体留学生分批陆续回国参加政治学习。
正值暑假，留学生们被安置在北京几所高校空闲的学生宿舍中，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封闭政治学习。学习期间，同学们在指导教师的带领下，仔细研读了《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和《在列宁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等三篇文章。
一天，全体留学生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大家按照次序鱼贯进入会场。会场的气氛有些凝重甚至是压抑。池秀峰远远看到几个多年未见的留苏预备部同学，大家也只是默默地交换了一下眼神。
陈毅副总理给大家做了关于国内和国际形势的讲话。
当说到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时，陈老总难以抑制心中的愤怒。只见他剑眉倒竖，大声吼道：“你们回去告诉苏联人，我们中国已经不是任人欺负的旧中国了！你们告诉苏联人，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要报！”他突然狠狠地一拍桌子，嘴唇抖动着，说不出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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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相煎何急（3）
学生们谁也没见陈老总发过这么大的脾气。大家屏住呼吸，会场里鸦雀无声。
会后，时任高教部长的杨秀峰把所有与会者留下。他表情异常严肃地说道：“今天的会议内容，属于高度机密。国内还没传达，连局级干部都没听到。如果谁透露出去，党纪国法处分！”
在此之前，为了让留学生们安心学习，中国党和政府还在努力掩饰中苏两国间的裂痕。
尽管大家已经感觉到苏联对于中国的报导明显减少，周围苏联人的言语也变得越来越谨慎，但对于背后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故，了解内情的人还是不多。
但像今天这样一切真相大白，大家还是有一种摧心裂胆的感觉。池秀峰的感觉是：这层窗户纸终于捅破了！
政治学习后，大部分还没有完成学业的学生陆续返回苏联了。可是有些学生却留在了国内。
程志坚＇U37＇回国前正在莫斯科航空学院准备毕业设计。他回忆道：
“我们接到回国参加集训的通知的时候，还以为集训后可以回来完成毕业设计和答辩，所以连回程票都买好了。可是政治学习没几天，突然得到通知，我们这些毕业年级的航空专业学生全部留在国内参加工作。我们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回国时只带了一些随身衣物和书籍，所有的行李都留在了苏联。每个系组织上只安排了一名代表回苏联完成剩下的学业，并且带回所有同学的私人物品。在所有苏联专家撤走后，组织上安排我们马上顶替。”
和程志坚同样命运的，还有其他在苏联学习航空、航天、造船、化学等军工和尖端专业、即将毕业的学生们。
“组织上这样安排，大概是因为这样几个因素：军工专业是敏感专业，两国关系恶化后苏联已经不会再提供良好的学习机会；主要课程已经结束，只剩下实习和取得毕业证书，当时认为关键是把知识学到手，拿不拿文凭不重要。另外，国家可能还考虑这批军工人才有被苏联扣留的风险。”当时正在列宁格勒大学物理系核物理专业五年级学习的程海回忆道。
可以想象，当学生们从国内返回，再次踏上苏联的土地的时候，是怎样的复杂心情。
尽管早秋阳光灿烂，留学生们的心中却感觉到阵阵的寒意。
中国学生走在街上，经常可以发觉有人在后面盯梢。盯梢的人并不掩藏，就那样不远不近地公然跟在后面。你走他就走，你上车他也上车。这种举动带来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
一位学长回忆道，当时在留学生党团干部的房间中，苏方专门布置了苏联学生，监视中国学生的一言一行。开支部会议的时候，几个人围着桌子，手里拿着扑克牌，装作打牌的样子，还要把收音机的声音调的非常大，就是这样，还是经常有陌生的苏联人不敲门就突然闯进来。大家还传言克格勃在房间中安放了窃听器，搞得很紧张。以后再开会，就干脆到公园中一边散步一边进行。
陈国藩回忆道：
“那时候，使馆发布了几条纪律。一，一个人不要单独上街，至少要两人同行，最好大家一起走；二，不论参加苏方召开的任何会议，都要至少两个人参加；三，会上如有对我国政府的敌对言论，要当场予以反驳，反驳不成，要退场以示抗议；等等。”
一些和国防相关的教研室和实验室，一些先进的设备，不再对中国学生开放了； 实习要么安排回国进行，要么和苏联同学分开，被单独安排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地方草草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