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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开办文艺广播？！如何创作和繁荣文艺？！
电台内外，文艺肃杀。电台文艺是广播的一大亮点，是区别于报刊媒体的一大标志，中央电台一直以“文艺品种齐全”引以为骄傲。现在，拥有8亿听众的偌大个中央电台和全国各地电台只能播出几个样板戏（那时候，8个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奇袭白虎团》、《海港》、《龙江颂》、《杜鹃山》等，还没有出齐）和5首革命历史歌曲，还有允许试播的钢琴协奏曲《黄河》。什么文艺创作都要控制、送审；过去的已被彻底打破，新的无法建立；文艺工作者思想混乱，无所适从，普遍存在着“无所作为论”、“工作危险论”和“斗、批、走”的思想。
就是对于样板戏，江青等也明令不许其他剧种移植，不准地方戏移植，不准有任何变动，每一个样板戏的录制、播出必须经过请示批准，电台每一种播出方式（如选段、折子戏、不同的配器、实况、转播等），必须经过审查同意，否则就是歪曲、破坏，就要追查幕后的“坏人”。中央电台的样板戏播出如履薄冰。针对样板戏不能移植的情况，毛主席曾经指示：“样板戏要提高，要普及。不要工农兵的戏，工农兵看不到，都是城市老爷看。凡是发表了的剧本，都可以演出。工厂、农村、学校都可以组织业余演出队演，光靠几个样板团不行。开始可能演得不好，但可以一点一点提高。戏都是好戏，总比演帝王将相好。”（据中央电台驻湖北记者站汇报）但毛主席的指示没有正式传达，局面并没有打开，地方不敢演，中央电台也不敢播出。对于样板戏的播出，张春桥、姚文元则对中央电台转播样板戏的解说稿大为不满，指手画脚。1969年4月30日，张春桥在审阅中央电台“五一”活动转播稿时，对样板戏的转播大发议论。他说：“你们转播样板戏也那么多解说词，我都讨厌了。样板戏本身已经表达得非常完整了，你们加那么多解说词，都使我感到这是干扰。糖本来是甜的，你还说是甜的。”“糖本来是甜的，你还说是甜的。”这句话成了扼杀广播解说词的典型语言，被多人多次引用。姚文元也附和：“人家都吃到嘴里去了，你还在那里说是甜的。”其实他们不懂，但他们手中有权。广播转播不同于现场演出，也不同于电视的转播，“听觉”与“视觉”不同，听众看不到现场演出实况，只能靠听来了解剧情，很需要通过电台解说传达给听众，帮助听众欣赏和理解剧情，这正是广播的特殊性和魅力所在。按照他们的那一套去做，听众反映听不懂，结果行不通。周恩来总理对电台是最了解的，他对电台录播样板戏实况给以充分肯定。1969年6月27日，周总理说：“实况录音好，有气氛。”
1971年7月1日，周总理又借审定西哈努克亲王创作的《怀念中国》的歌曲时指出：现在光提革命歌曲，不敢提革命抒情歌曲。革命激情与革命抒情是对立的统一。不敢提革命抒情是一种偏向。
直到1972年7月23日，张春桥、姚文元提出要“免去中央过重的负担”，“歌曲不要都经过中央审定，推荐不要都经过中央批准”，但是，他们强调：“要保留推荐权、批评权和修改权！”也就是保留他们打棍子的权力！
1975年10月下旬，举办了纪念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音乐会，中央电台播出了实况录音，电视台转播了实况，这是“文革”以来的第一次转播音乐会实况。
林彪叛逃之后的宣传报道（1）
林彪“突然”叛逃。中央电台内部开展了一场“人民战争”，全体动员、全体动手清查节目。整个广播大楼，彻夜灯火通明，路上的行人疑惑地看上几眼：大楼里出了什么事？
从林彪“九一三”叛逃出走到公开点名批判，中央电台的宣传经历了一个严格掌握、适度放宽、又严格掌握的过程。林彪篡党夺权的阴谋败露，于1971年9月13日凌晨零点32分从山海关机场乘三叉戟飞机仓惶出逃。作为“接班人”的“林副主席”突然一夜之间叛党叛国而去，对于不知底细的人们来说，如闻一声惊雷而目瞪口呆，毛主席、周总理也为此被搅得彻夜难眠。在这突如其来的重大政治事件面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了些什么呢？
不眠的“九一三”之夜
林彪叛逃的消息传到北京，周恩来总理坐镇人民大会堂作了一系列应急部署，其中对宣传报道提出了明确而又严格的要求。
当时，林彪的去向已明，但后果不清，一切要做最急最坏的打算。林彪乘飞机越过蒙古人民共和国逃往苏联，这是公开叛逃，中苏关系又是剑拔弩张之势，飞机一旦降落在莫斯科机场，苏联将如何动作？是隐匿不宣，还是公开发表声明，发表讲话？如果是后者，不仅是无密可保，必然成了轰动全世界的爆炸性新闻，它的影响力和冲击波绝不亚于原子弹的爆炸；有些人也必然借此大做反华文章。对此，我们在宣传报道上，必须密切注意形势的发展，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必须做好多手准备，在突如其来的被动中争取主动。
根据指示，中央电台立即采取三项措施：第一，“盯住”莫斯科电台的广播，一旦有关于林彪的报道和动向，立即向中央报告。第二，内部从严，争取主动，采取果断措施，在广播中立即去掉林彪的名字、习惯用语和题词等，停播一切赞颂林彪的文章、歌曲和节目。对此，作彻底清查，严格把关，一律不准播出。总之一句话，要把与林彪有关的人和事删除干净，不能再广播出去。第三，反复播放《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鼓舞人民，增强信心，加强纪律，一切听从毛主席、党中央的指挥。这些歌曲反复安排播出，除文艺节目中播出以外，专题节目中也安排播出。
这一切都是为了争取主动而安排的，不能等外电都已报道，世界沸沸扬扬的时候，我们还在按原来的路子作宣传报道；这一切都是为公开林彪叛逃的消息作准备的，不能让我们的人民群众在毫无觉察、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公开。但这些只是作准备，在外电未公开报道之前，我们暂不发消息，静观事态的发展。
这是任务和要求。但是，要完成这些任务和要求，必须动员全台人员来做。向全台布置任务，又不能点明事情的真相，事实上连我们几位在中央电台宣传小组工作的人也不知道事情的全部情况，只是预感到问题的紧急和重大，预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毕竟这事太大、太突然了。自“文革”以来，确立了林彪“接班人”的地位，在当时的广播中，几乎每篇稿件、每次节目都少不了这位“副主席”、“副统帅”，少不了他的话和对他的“祝福”，要在一夜之间全部停播，撤掉一天70多个小时的节目，同时又必须重新制作同样多的新节目来填补，还要查封过去用过的大量节目，工作量太大，工作环节又太多。但是，当向全台下达任务、提出要求之后，大家在惊诧之中，谁都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可谁都没有明确提出问题，谁都没有任何迟疑，立即行动起来。党的长期教育和多次重大###的锻炼，中央电台的同志都深明自己的职责，坚定不移地信守这么一条基本原则：作为国家电台的工作人员，一切服从党中央指挥，一切遵守党的宣传纪律。而且，中央电台的同志有着自己的好传统：越是遇到紧急的重大的宣传，大家越是团结一致、兢兢业业，都能如期、很好地完成它。
这是中央电台内部的一场“人民战争”，全体动员，全体动手。整个广播大楼，彻夜灯火通明，路上的行人疑惑地看上几眼：大楼里出了什么事？一夜之间，清查了所有的播出节目，重新制作了9月14日的播出节目，没有新节目的，只好选择适合的节目重播。一夜之间，中央电台的整个节目的内容、口径变了个样，不知细心的听众当时察觉到没有？
林彪叛逃之后的宣传报道（2）
内外有别从容计议
当一切做好了准备，按照上述的要求广播了两天之后，出人预料的情况仍没有发生。如前所述，一切立足于公开，一切立足于出现最坏的情况，但使人迷惑不解的是一直没有收听到林彪抵达莫斯科的任何消息。苏联和世界舆论竟如此平静，这是怎么一回事？是林彪没有到莫斯科，还是在玩弄什么花招？就当时中苏的紧张关系而言，苏联绝不会缄口不言，不会放弃这一大做文章的时机。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这时候，陆续有所传闻：据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传来的消息，13日凌晨2点30分左右，在蒙古的肯特省坠毁一架中国军用飞机，机上9人全部死亡。为此，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向中国提出了抗议。这是不是林彪一伙出逃乘坐的飞机？一时弄不清楚，但终究是一件令人欣慰的消息。
当中央在没有完全弄清事情的真相以前，对宣传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避免引起大的震动，为了避免引起种种猜测，采取了内紧外松的做法，适当放宽宣传的尺度，在严格掌握、统一口径的原则下，在某些文章和某些节目中，有计划有控制地适当出一出林彪的名字，用一些林彪的习惯用语，甚至也可以偶尔出一次“以林×××为副”的提法，争取时间，稳定舆论。但是，用什么、出多少，这要统一掌握、统一安排，不能没有，也不能多。中央电台节目众多，如各行其是，每个节目出现一二次，总起来数量也不少。为此，中央电台专门成立了“把关小组”，统一安排；新闻节目中，对新华社、《人民日报》新闻稿中有关提法适当选用。当后来中央完全证实林彪一伙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之后，为赢得公开“林彪叛逃事件”的准备时间，为消除种种新闻舆论的猜测，公开宣传中有关“林彪”等提法的掌握又放宽了一步。这样做不仅很快消除了国内人们一时的猜测和疑惑，稳定了局势，也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已经出现的外电的种种猜测和议论。外电对林彪的种种议论，起初是从宣传口径的改变和飞机坠毁开始的，曾经有几天种种猜测的报道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具体，但是，我们的宣传策略改变之后，他们坠入了五里云雾之中，反而怀疑和否定自己正确的猜测和分析，逐步平静下来。
这期间，在接待外宾的对外表态中，对与林彪有关的人和事避而不谈；如有人问起，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事有凑巧，正在这时，广播局接待来访的罗马尼亚广播电视组一行三人，由我陪同。有些单位不了解内幕，在向外宾介绍情况时，经常提到“林副主席”，时常引用林彪的话，我只好默不作声。在某地广播局的负责人宴请罗马尼亚客人时，不知是有意还是无心，罗方有人举杯特意“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我们也只好举杯，无言一笑了之。
为此，也改变了国庆22周年的庆祝方式，为避免由于出席人员的改变而引起猜测，不搞大型庆祝活动，公开申明的理由是：新中国已建立20多年了，局势稳定，不必年年搞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劳民伤财，把庆祝活动主要放在基层和用在实际行动中。对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来电祝贺我国国庆，有的仍提到了林彪的名字，广播时改变了过去全文广播的做法而改为摘要播出，有意作了回避。
时机成熟公诸于世
经过一段工作，赢得了时间，争取了主动。从1971年10月上旬开始，按照中央部署，在内部陆续传达林彪反党集团罪行材料，不久在公开宣传中开始点名批判。
宣传上一旦公开，必须严格控制，绝不能再让林彪的画像、题词、语录、习惯用语等以正面的方式出现；绝不能再让与林彪反党集团有关的人和事以正面的形象出现。虽然在公开之前，在广播宣传中已有所准备，但真正做到“彻底”清除很难很难。这类稿件、节目太多了，哪些是林彪的习惯用语，哪些是中国的传统用语，有些能分得清，有些则分不清；编辑、记者多年受到种种影响，也很难在落笔时不留痕迹。而8亿听众都是监督者，都是批评者，稍有不慎，都在“纲”上，只能小心翼翼。事实上也出现过某些差错。为此，中央电台组成专门小组，广泛搜集有关林彪的言论，分门别类加以整理、分析，区别情况提出不同的处理意见，报上级认可后遵照执行，从而统一宣传的口径。那时整理了厚厚的一本，但后来没有找到，也可能有细心者还保存着。
从林彪“九一三”叛逃出走到公开点名批判，中央电台的宣传经历了一个严格掌握、适度放宽、又严格掌握的过程。这种宣传策略的变化都是从实际出发，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是从有利于稳定局势、有利于###的需要出发的。对于广播宣传来说，必须严格执行中央的政策和策略，审时度势，尤其在复杂多变的重要时刻，更要严格遵守党的宣传纪律。
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毛主席指示全文广播57国代表发言（1）
“主席要全文登载的意思是，使各国代表的发言在我国人民中进行一次国际教育。从他们的发言中，可以认识大、中、小国家的立场，谁是真正欢迎，谁是敷衍塞责，谁是随大流，谁是老奸巨滑，谁是假献殷勤，谁是公开反对。”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驱逐台湾国民党集团、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对中国政府和人民是一件特大喜讯，也是一件轰动世界的大事。中央电台在这一宣传报道中，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大显身手，创造了一系列新的播出记录。
联合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45年10月24日成立的，中国是联合国51个创始会员国之一，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一直被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所窃取。联合国在美国的操纵下，极力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与中国处于长期对立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政府和人民为驱逐台湾、恢复其合法席位，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斗争，得到了世界许多主持正义的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广泛同情和积极支持。
1971年9月，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召开，围绕中国的合法席位问题会内会外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由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席位、立即把台湾蒋介石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美国提出了“双重代表权”提案相对抗，并为了此提案获得通过，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布什连吃饭、上厕所的时间都在拉选票，美国总统尼克松给一些国家的元首打电话，要他们给予支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10月来中国访问时，还胸有成竹地说，你们今年进不了联合国，明年进去也好嘛！
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就两个提案分别进行投票表决，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驱逐台湾国民党集团、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联合提案；大会又以59票反对、55票赞成、15票弃权否决了美国的“双重代表权”提案；大会又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第2758号决议。会场一片欢腾，联合国大厦内发出了震惊世界的爆炸性新闻！台湾国民党的代表无可奈何地夹起皮包悄悄地走出了会场。这种结果，是尼克松、基辛格所始料不及的，基辛格在刚刚离开中国的飞机上得知这一消息，这位一再声称“不会抛弃老朋友”的博士，无可奈何地苦笑着摇了摇头。
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对中国政府和人民是一特大喜讯，是巨大的鼓舞，是“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胜利”，也是一件顺应了历史潮流、轰动世界的大事，它标志着中国被国际社会的承认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取得了在联合国和国际讲坛上的发言权，无疑是对美国和台湾国民党集团的一次沉重打击。这一胜利是历史的潮流，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和地位不断提高，得到了世界各国朋友、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朋友们的大力支持，毛主席有一句话形象地说明非洲国家所起的作用，他说：“是非洲朋友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这一胜利，在某种程度上也与中美关系的松动和改善不无关系。从美国乒乓球队1971年4月来访，到7月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访华以及尼克松总统即将访华，对西方国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既然美国已迈出了改善对华关系的第一步，许多西方国家迅速调整对中国的政策，重新确定对华关系的位置，形成了对中国有利的国际环境。
广播具有传播快、覆盖面大和反复播放的优点，是最擅长传递信息、营造气氛、形成广泛社会舆论的宣传舆论工具，尤其在当时其他媒体（包括电视）还不发达的情况下，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像这样轰动全国、全世界的重大新闻，正是中央电台大显身手的时候。中央电台除了及时、反复播送这一消息以外，及时报道中国政府的活动，大量报道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各大军区和军兵种、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各基层组织和模范人物等各方面的反应，形成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宣传高潮。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毛主席指示全文广播57国代表发言（2）
对于经常性的重大、紧急宣传，中央电台的广播有规律可循，可是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宣传，在许多方面却打破了惯例，创造了先例，开创了新记录。
随着这一喜讯的传播，我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几天中接连收到来自提案国23个国家的领导人和外交部的贺电贺信。这么大量的函电如何安排播出？据以往的惯例，是全文播、摘要播，还是作综合介绍？以往前后的排列次序，多是以该国的政治制度和与我国关系的亲疏来确定的，既有固定次序，又要遇事临时请示，通讯社、报纸、广播、电视等所采用的规格和次序必须保持一致，否则，便是政治问题。久而久之，国内的读者和听众，以及国外的研究人员，能从某种规格和次序的变化中，探究出其中两党两国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