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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有序，绝不能出现空播。
我们三人连续几小时的紧张运筹，这还只是计划中的事，实践中能否行得通？如何才能落实？中央会有什么安排和要求呢？
紧张 一切准备抢在播出前
上午8点，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从治丧委员会开会回来。他说，中央已决定今天下午6点钟播出《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以下简称《告各族人民书》）、《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以下简称《治丧委员会名单》）、《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公告》（以下简称《公告》）。
邓岗听取了中央电台的汇报后，同意中央电台提出的播出方案。
经请示，直到上午11点，才允许向中央电台直接参与播出的有关部门和人员传达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大家都极其震惊，有的泣不成声。在作了布置之后，我就安全播出问题提出了具体要求。首先要绝对保证准确、及时、安全播音，必须镇定而有秩序地工作。另外，除了思想上的动员和要求以外，针对过去容易出现的问题采取了措施：为了防止误播、错播，把过去用过的稿件、节目全部清理、封存；所有播出的节目，重新选编、审定、制作，掌握统一提法和口径；过去用过的哀乐录音带一律封存，这次用的6分钟哀乐全部重新制作，发往有播出任务的新闻部、对少数民族广播部、对台湾广播部。为保证工作的正常运行，临时成立了录制组，负责播音、录音、复制节目；节目审查组，负责审听、发播和安排节目的播出。
大家立即分头去准备，谁也没有心思吃午饭。
正在这时候，接到中央的通知，将播出《告各族人民书》的时间由下午6点提前到下午4点，而且中央已经发电将中央电台广播的时间通知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时间提前了2小时，本来的紧张更紧张了，又要打乱原来的部署，重新做出安排，一切都要提前，包括播出《告各族人民书》前的节目处理，需要立即动手。
毛泽东主席逝世公开广播的背后（4）
还有预告。过去有重要广播，经过请示同意，一般情况下事先发预告，让各地电台转播，便于听众收听。如何预告？有几种不同的处理方式：直接告诉听众将播出什么，这属于机密性、新闻性不强的内容，播出前可以让国内外知道，因为预告本身就是一条重要的简明新闻；机密性、新闻性强的内容，一般采用“将有重要广播，欢迎大家到时收听”的说法，事先不透露内容。这次预告，自然属于后者。
经请示批准，下午3点，中央电台开始预告：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本台今天下午4点钟有重要广播，请注意收听。
多年来已经形成这样的做法：凡国内外大事的消息，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首发。这次预告的密度是少有的，为了让全国听众及时收听，在距离播出《告各族人民书》前一小时内，连续预告6次，每次播两遍，共播出12遍，除了1970年4月27日为了让人们观看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预告以外，这种密集程度还没有过。
录音是播出前的重要环节。“文革”中，中央电台的全部节目都是录音播出，重要广播的录音各级领导都很重视，要求严而挑剔。上午11点30分才拿到《告各族人民书》的定稿。只有定稿后才能够播录。稍作备稿后，12点开始录音，由夏青播音，他的声音庄重、浑厚、逻辑感强。所以提前4个小时录音，一是难度大，二是留有余地。正式录音前要试音。试音，是为了调试机器，调试到适合某个播音员的最佳状态；是为了让播音员找准感觉，确定播音基调。这项工作往往占去大部分时间，犹如弹琴、写文章定调子和找感觉一般。许多领导、专家在场，品头论足，众说不一，能做到大多数人认可实属不易。2560字的稿子，录音用了两个多小时才录完。按照正常的播音速度，那时是一分钟180字上下，这次录音长23分钟，平均每分钟约111字，其中原因是不宜快，也有感情因素。
局领导审听了录音，不太满意，让重录。这时，夏青已近乎精疲力竭，况且时间已不从容，再录以后谁能保证比这一次更好？即使能通过，还须复制合成，还要为中央电台的对台湾广播、北京电台（即现在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对华侨广播、北京电视台（即今中央电视台）复制录音带（那时北京电视台用中央电台的录音）。为保证万无一失，在第二次录音时，我决定保留第一次录音，并着手复制，有备无患。果然，第二次录音一直到下午3点30分才录完，审听后一致认为不如第一次好。由于事先有准备，而赢得了下午4点钟按时播出的主动权。
在首播之后，又由女播音员赵培录了《告各族人民书》。
这样，首次播出的内容是：《告各族人民书》23分钟，哀乐6分钟，《国际歌》5分52秒，加上报时、台号，合成后共36分钟。
下午4时播出 “地球停止了转动”
9月9日下午4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准时向全国、也是向全世界广播了《告各族人民书》，沉痛地宣布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全国人民震惊了！8亿人民为失去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极其悲痛！还没有收听完第一遍广播，便纷纷打来电话，倾诉悲痛之情，寄托哀思。全世界震惊了！开动一切宣传机器，作为特大新闻纷纷报道，一些国家和政府的首脑、政党领导人、社会团体和知名人士接连发表谈话、打来唁电表示极其沉痛的哀悼。有的外国记者写道：“9月9日下午4时这一悲痛时刻，似乎地球也停止了转动。”
据《参考消息》载，中央电台广播之后，世界几大通讯社以最快的速度报道了“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逝世”的消息。报道的具体时间分别是：
路透社：下午4点零6分；
美联社（东京电）：下午4点零7分；
路透社（香港电）：下午4点零9分；
合众社（东京电）：下午4点10分；
法新社（香港电）：下午4点15分。
它们都采取连续报道的方式，先以最快的速度报道主要事实，然后不断深化、完善。下午4点28分，路透社向驻北京和各大国的分社发出内部通报，要记者赶快补发各方面，特别是政要对毛泽东逝世的反应；其他通讯社也发出了类似的“内部通报”。 。 想看书来
毛泽东主席逝世公开广播的背后（5）
《告各族人民书》等首播之后，接着又播出了第二遍，一切都按照预先的安排有秩序地进行着。全国的听众守候在收音机旁，听了一遍又一遍。可是，万万没有料到，竟会在播出第三遍时发生了严重的播出差错：竟然在哀乐之后播出了“现在广播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在场的人惊呆了！大家木然地站在那里不知出了什么事，不知所措。中央电台的领导和职工涌到节目传送室，急切询问“是怎么回事”；全国各地听众纷纷打来电话质问、抗议、谴责，强烈要求追查事故的责任者，这就是中央电台的“九九”事故。事过几年、十几年之后，仍然有听众记忆犹新，询问事故的原因。“九九”事故是怎样发生的以及发生后的情况，三言两语说不清，我将在最后部分向读者作详细说明。
在第二遍播出《告各族人民书》的过程中，上级通知下午6时播出《公告》，这就忙着录音、合成节目，重新安排播出时间。接着，上级又通知下午8点播出《治丧委员会名单》，又重新忙碌一番。9月9日从凌晨到晚间一直处在高度紧张之中。并机播出从下午4点直到晚上10点零2分。
播出次序是：《告各族人民书》、哀乐、《治丧委员会名单》、《公告》、《国际歌》，总共59分50秒，正好每个小时播一遍。
当天播出的次数是：《告各族人民书》13次，《治丧委员会名单》6次，《公告》9次。中央电台第二套节目，用记录新闻速度各播出一次，供各地抄收刊用。
9月9日夜，全台职工通宵未眠。
空前绝后 25天的治丧报道
从9日下午4点开始，中央电台开始了治丧活动的宣传。原来准备的其他内容的稿件和节目根本无法再安排，事实上不可能再播出其他内容的节目，听众也不允许。除了反复播出《告各族人民书》、《治丧委员会名单》和《公告》以外，要播出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发来的唁电，播出中央机关、国务院机关、军委各总部各兵种的悼念活动，采写和播出首都党政军民以及全国各地人民的悼念活动及先进单位、英雄部队的悼念文章，综合报道瞻仰毛主席遗容，播发“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的社论，介绍各报刊登的毛主席生平照片，播发世界各国政府、政党和知名人士的唁电等。来多少播多少，几乎都是全文照播。
为此，中央电台专门成立了采访首都群众瞻仰毛主席遗容的报道小组，这个小组从采访、编辑、审定稿件、录音制作，直到合成节目，把成品交给台宣传办公室（总编室）安排播出。全台节目统一安排，许多节目不挂牌子。
为此，节目时间可以随意延长。一次节目有多长？拿每天早晨半个小时的《新闻报摘》节目为例，9月10日为65分钟；11日为5小时20分钟；以后也常在四五个小时之间，而最长的是12日的《新闻报摘》节目，从早晨6点30分，一直延长到中午1点钟，共长达6小时30分，创下《新闻报摘》节目一次播音的最长记录！早晨的安排可以延长，可是晚上8点的《全国联播》节目如果照此安排，一直要播到第二天凌晨2点30分，而实际上全天播音是在凌晨1点35分结束。在这种情况下，只好把原来的节目分成几次节目，化整为零播出。
这么大的工作量，对台湾广播容纳不下，尤其是对少数民族广播，每种语言一天只有45分钟的节目（重播一次），无论如何是容纳不了的，只能选其重要稿件播出，只能摘要播出，有的唁电只能点到为止或综合编辑播出。
在处理唁电和悼念文章中遇到了新问题：过去凡是发表毛主席的谈话、题词、文章等都是极其严格的，必须经过中央批准。可是大量的唁电和文章中谈到毛主席到此视察、题词、谈话，对此无法、也来不及调查核实，更无法送审。对此各新闻单位掌握标准不一致，随意删节也易造成严重政治问题。为此，中央电台归纳整理，提出了对播出这些内容几项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经上级认可后照此办理：过去已报过的主席的活动，这次进一步报道了细节，未涉及到具体谈话内容，可用；过去未报道过的主席视察、接见等，未谈及具体内容，可用；过去发表过的语录，未谈到毛主席在什么时候、针对什么问题讲的，这次交代了背景和细节，可用；谈到过去主席作过批示，未涉及具体内容，又确有此事，可用；谈到过去毛主席的复信、题词，有具体内容的，不用原话，可用转述的方式表述。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毛泽东主席逝世公开广播的背后（6）
“临终嘱咐” 播出“按既定方针办”
9月16日中央电台《新闻报摘》节目中，播出了“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第一次用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惊悉毛主席逝世以后，沉痛之中，人们自然在思考和急切关注着毛主席有没有留下遗嘱？会留下什么样的遗嘱？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如果有遗嘱将会意味着什么。这是关系着中国未来命运的大事啊！7天过去了，毫无信息，现在突然发表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石破天惊，也就不难理解了。但当时我暗自思忖：为什么不说是“遗嘱”？这算不算“遗嘱”？如果是遗嘱，谁敢更改、隐瞒，为什么在《告各族人民书》中没有公布？况且“永远按既定方针办”，这符合毛主席一贯倡导的唯物辩证法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吗？
当时，姚文元对播出这篇社论费尽了心机，14日就向新闻界打招呼，16日要发一篇约有2000字的重要社论。可见是早有预谋的。社论的播出时间，最初是定在15日晚上10点，中央电台的记录新闻已经作了预告，让各地到时抄收。后来，姚文元直接打电话，变动了三次播出时间，最后还是选择在第二天的《新闻报摘》中播出。对此大家有议论。姚文元打电话说：“深夜广播大家都休息了，听不好”，“社论还是要明天早晨广播。我这样决定是正确的”。当时，对姚文元为什么非要安排在早晨听众最多的“黄金”时间，抢在追悼大会的前两天播出“按既定方针办”的用心并不清楚，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真相大白。
这一社论，在当天播出15次，17日播出6次，18日播出3次，三天共播出24次。
从此，张春桥、姚文元反复强调要多宣传“按既定方针办”。18日他们说：“国庆报道要强调主席指示我们的‘按既定方针办’。”19日他们说：“处理各省市区追悼会上负责人的讲话、表态，不要怕重复，重复的都要写进去，‘按既定方针办’，凡有这句话的都要摘入新闻，没有的要有类似的话。”30日姚文元在天安门城楼国庆座谈会上对新闻界的领导人说：“摘发言内容时，要把‘一定要按既定方针办’摘进去。”30日张春桥说：“告人民书、社论、悼词等一系列文件，对当前国内外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都已经说清楚了，简单地说就是‘按既定方针办’。”
从此，“按既定方针办”频频出现在各类稿件和节目中。
中央公告：中央电台转播追悼大会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公告》中说：“9月18日北京时间下午3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
《公告》明确规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转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追悼大会的实况，全国各机关、部队、厂矿、企业、商店、人民公社、学校、街道等一切基层单位，都要组织群众收听、收看，进行追悼。”
《公告》说：“全国县以上地区，要在9月18日下午3时召开有工农兵以及其他各界代表参加的追悼会，先收听北京追悼大会的实况，然后，由本地区党政军主要负责人致悼词。”
转播追悼大会，这是中央交给中央电台的任务，是全国人民的心愿，是中央电台义不容辞的责任，毫无疑问，必须千方百计转播好追悼大会的实况。
我从上小学时就喊“毛主席万岁”，哪里想到，组织和指挥这场转播的重任竟落在了我的肩上，台领导让我全面负责。一方面要组织安排好治丧活动的宣传报道，又必须集中精力准备追悼大会的转播。过去，我虽然多次组织指挥过重大会议、节日游行、文体活动的实况转播，可这种转播却从未有过，我深知这副担子的分量，深知如果稍有差迟意味着什么，何况又刚刚发生了播出的严重差错呢！如果……悲痛、紧张、担心，让人透不过气来。
必须全力以赴转播好，必须万无一失转播好！准备工作的每一环节都是细而又细的，几种设想，几套方案，几手准备，必须考虑到种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而采取相应的对策。从开始制定预案到最后定案，这中间的变化与反复就不说了，只是记录下最后确定的方案。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毛泽东主席逝世公开广播的背后（7）
一、转播时间、并机与报时
18日下午3时举行追悼大会，中央电台、北京电视台提前10分钟转播，于2点50分开始。
中央电台第一、二套节目和对台湾广播并机转播。为确保准时安全播出，避免临时并机出故障，留了一个非常大的安全系数，第一、二套节目于中午12点开始并机，对台湾广播下午2点并机，对并机后的播出时间精心计算、精心安排，到3点以前的50分钟节目只能安排49分30秒，转播开始前静场30秒，形成一种气氛。
报时，在平时不成什么问题，这一次却成了一件大事，非常棘手。《公告》中明确规定“北京时间下午3时”举行追悼大会，届时全国各地的群众默哀3分钟，有汽笛的工厂、单位鸣笛3分钟致哀。这个下午3时，是以中央电台的报时为准的，准确报时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丝毫疏忽不得。
各位听众和读者都很熟悉，平时中央电台的报时是这样的：提前10秒钟响报时讯号，共响6下，以最后一响为准，接着出播音员的声音：“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点整”。若是过了12点，例如下午3点钟，就报“15点整”。为保持与《公告》“下午3时”的提法一致，使大家听了好记，这一天中央电台的报时从中午以后便改为“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那么原来“15点”也就是“下午3点整”了。
不只如此，过去报时讯号播音员的声音比较高亢，为了与整个治丧气氛和群众情绪相协调，改为低沉的男声，专门反复录音、制作。当录制完后，又提出了新的问题：播音员的报时是在最后一响之后，当最后一响响过之后，宣布追悼大会开始，各地开始默哀、鸣笛，这会使播音员的声音与之相重叠，气氛不和谐，也不够严肃。怎么办？最后请示决定只出讯号，取消了播音员报时声音。
事情到此并未结束。在举行追悼会的前一天，突然听到了北京电报大楼在追悼大会这一天也要报时的消息，也是为了执行《公告》的规定，可是与中央电台的报时发生了矛盾。为什么？如上所述，中央电台的报时是以最后一响为准，细心者可能注意到，北京电报大楼的报时是以“第一响”为准的，第一响之后还有一段《东方红》乐曲。两种报时讯号之间的时间差，外地听众不知晓，可北京市内清晰可闻，以谁家为准？面对这种情况，自然中央电台不能也无权说只准自己报，不让电报大楼报。一纸紧急报告送到中央主管领导汪东兴的手中，他决定并通知电报大楼停止下午3时的报时，以中央电台报时为准。
更难的问题是报时讯号会不会与宣布追悼大会开始相重叠。追悼大会下午3时开始，而宣布开始必须是紧接报时讯号的最后一响之后，宣布早或晚了都会引起全国行动的不统一。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