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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通知开会的时间晚到了5分钟。我为什么会记得那么准确？因为我已预感到了事情的重大，而且多年养成了一种习惯。
对这次会议，耿飚在《一场特殊的战斗》和《春风又绿中华》中都有记载，而且都说是在“23点40分，邓岗又召集各部门领导的紧急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依据我的原始记录，耿飚的回忆肯定是记忆有误。在局里开会回来后，也正是在23点40分，我召集了中央电台各部门负责人的会议，布置立即检查、停播“按既定方针办”。
什么时间、是谁要去了中央电台直播室的钥匙？
控制住中央电台的直播室，防止意外播出事故发生，是耿飚“进局”的重要任务之一。那么是谁、在什么时候收缴的直播室钥匙？
对于当时的情景，我在《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台》一文中说，当我看到电台“增设了岗哨，增加了值勤人员，而且是全副武装”以后，“为了探个明白，也是责任心所驱使”，我去了节目传送间和直播室。“不一会儿，中联部副部长冯铉、张香山急急忙忙来到直播室，坐在直播室门旁的沙发上寸步不离。然后把我叫去吩咐，赶快把直播室的钥匙找来，交给他们。他们坐等。”我前后找了半个小时，才交给他们，并打开门，请他们验证和参观了尘封多年的直播室。然后，他们就向耿飚作了汇报，耿飚随即打电话向华国锋报告了平安无事。
我清楚地记得，交直播室的钥匙是由冯铉、张香山向我布置，由我找到交到他们手里的。这一事实是不会错的，对冯铉和张香山我是认识的。什么时候交的钥匙？我的记述不具体。耿飚在《一场特殊的战斗》和《春风又绿中华》中的说法是，在他“进局”控制了局党的核心小组和中央电台直播室的钥匙并向华国锋汇报之后，觉得人手不够，才“立即打电话到中联部，把张香山和冯铉两位副部长请来，还找了其他一些同志”。按照时间推论，耿飚“到达广播大楼时已将近晚上10点钟了”，那冯、张到达广播局和交钥匙的时间怎么也要在晚上11点以后了，而且应该是在邓岗开会布置清查停播“按既定方针办”之后了。耿飚并且说，冯、张“进局”之前，他已经控制了中央电台直播室的钥匙。对此，张香山在《在第一线的最后五年半》一文中也是这样回应的：他到达广播局后，听耿飚介绍情况时，“耿飚同志还叫邓岗把直播室门上的钥匙交给他保存”。张香山说，耿飚向他们交代的任务“就是监听录制好的节目中有无‘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如果有，必须删除”，也就是说，中央电台直播室的钥匙是由局长邓岗交给耿飚的，并不存在要冯、张到直播室拿钥匙的事。张香山还在文章中用了很长一段文字记述了他们去直播室参观的情景：“我曾抽空和冯铉一道去看过直播室，它尘封四壁，简直像间废屋一样。陪我们去的局里同志说，已有十几年不用直播室了，因为在左倾之风日盛时，广播员念错一两个字，就会被上纲到政治问题，所以大家就一律采用录音放送，而不用直播。桌上的话筒还顶用不顶用，也没有人去试过。”在这里，张香山成为交钥匙的旁观者，而不是当事人。我认为，一、交接直播室的钥匙不会、也不应该是耿飚与邓岗之间做的事；二、如果按照张香山所说，“参观”直播室的时间应该是在第二天（7日）凌晨了，因忙于审听节目，时间安排上不可能；三、张香山说的那个“陪我们”参观的“局里同志”正是我，那番话也是我说的。在我交给他们钥匙之后，他们要打开直播室看一看，以确认钥匙和直播室的真实性，是在观看的过程中我说那番话的，香山同志精通日语用了“放送”一词，而我用的是“播放”。我还看到，《炎黄春秋》1994年4月的一篇文章中引用耿飚的话说：“我一到广播电台，带了几个哨兵，就把办公室围起来了。我就带着他们的团长到直播室看了一下，在直播室门口派了两个哨兵，交代哨兵交班要有团长在，谁直接冲进直播室，你们就拿机关枪扫，不管是谁。所有的广播要先录音，录好音听一遍再广播出去，所以我就派几个人审查录音。”耿飚当时具体布置了什么，我不知道，但以上一段文字简直是天方夜谭！事实上，那时候我没有见到过耿飚；事实上，在我找到钥匙之前，耿飚是不可能进直播室的。
至于杨兆麟在《关于耿飚接管中央广播事业局史实》一文中说“事实上，播音区内根本没有什么专门的‘直播室’”，显然这不是事实，他作为一名老广播不应该不知道。他还说：一些文章中有的说当时直播室的钥匙掌握在他手里，耿飚要他把钥匙交出来；有的说杨兆麟“看了华国锋的手令以后”，“才被迫交出了莫须有的钥匙”。显然，这些都是误传，都不是事实。至于为什么把误传安到了杨兆麟的头上，有可能是把我们“二杨”弄混淆了。
10月6日夜里有没有工作到通宵？
与以上问题相比较，这是一个不大的问题。问题的提出，是杨兆麟在《关于耿飚接管中央广播事业局史实》一文中说，10月6日晚，耿飚和邓岗没有向总编室布置“检查明天要播的录音带，凡是有‘按既定方针办’的提法一律剪掉”等任何任务，因为那时“有关广播电视宣传工作，局领导一直都是经过总编室，直接向‘中央三台’下达任务”的。因此，也就不存在“需要紧急动员一二百位编播人员、技术人员彻夜不眠来赶任务”的问题，他说，“那一夜，我是目击者、亲历者，编辑部、机房和平时一样，没有任何异常”。显然，这一记忆与那天晚上的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不知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的实际情况如何，中央电台全台人员是彻夜通明地在按照邓岗的布置，检查、审听和录制节目，准备第二天的播出。
呜呼！从1976年到2006年，事情才过去30年，有些当事人、亲历者和目击者还健在，但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同一件事却有着不同的记忆，同一个人对同一件事前后也有着不同的记忆，可见恢复历史本来面目之难；同时期的人对同一事实有着不同的记忆，更不要说见解的分歧，那么不同时代不同的人对同一历史事实的看法又将如何？更是千差万别、甚至是完全相反，也就不难理解了，可见写历史之艰难。历史上存在许多疑案、谜团，演绎成具有神秘色彩的故事，但事实只有一种，也许本来的事实却非常简单。
“99《财富》全球论坛·上海”纪实（1）
处处有中西文化的碰撞和磨合，有中西媒体的交汇与冲突。这种客观存在，将长期反复出现。我们应立足于提高自己的应对能力。
1999年9月27日至29日，“99《财富》全球论坛？上海”（以下简称“《财富》上海论坛”）在上海举行。这是在我国第一次举办的全球性大型经济研讨活动，开得很成功，按照《财富》自己的说法，这“是《财富》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这件事情的本身就“标志着中国比以前又开放了一大步”。《财富》是美国时代华纳旗下很有权威性的经济杂志，这次论坛由《财富》主办，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协办，由上海承办。这次论坛很有特色，它的召开是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一段历史，它的成功是由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它在许多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可以借鉴的东西。我参加了协办论坛的全过程，把其中的有些事情记录下来，对于我们了解国际论坛（会议）和国际新闻舆论特点，有针对性地做好对外宣传报道，都是有益的。
双赢：“《财富》上海论坛”的由来
美国时代华纳传媒公司提出要在中国举办“《财富》上海论坛”，那是1998年初的事。美国时代华纳是全球排名第一的传媒及娱乐业的巨头，是西方主流媒体的代表之一，它对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有不可低估的影响。时代华纳旗下的新闻娱乐、体育机构，在美国或世界都很有影响，如《时代》、《财富》、《生活》、《人物》杂志等，据称在全球有11亿读者，还有华纳电影公司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据称CNN在全球有10亿观众。“《财富》全球经济论坛”是由时代华纳所属的《财富》杂志主办的。从1955年起该杂志每年评选美国销售额最大的500家工商企业，1990年开始每年评选世界500家最大工业企业，1994年开始每年评选全球500家最具实力和活力的企业，在杂志上公布其排行榜，并自1995年起每年邀请列入当年500强的公司总裁、首席执行官以及政界、学界的著名人士和学者，选择某国某城市举办“《财富》全球经济论坛”，通过这种方式就全球企业界所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流看法，研讨对策。该做法已为世界和美国众多的跨国公司以及商界所认可，在同行中具有较高的权威性。论坛自创办以来到1998年已举办过四届，第一届在新加坡，主题是“同一个商业世界”；第二届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主题是“全球竞争新秩序”；第三届在泰国曼谷，主题是“维持全球持续增长”；第四届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主题是“在新的全球经济中创造财富”。
1998年年初，时代华纳集团首席执行官杰拉尔德？李文先生率团访华，他看好中国经济的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文明开放，想在上海搞第五届“1999年《财富》全球经济论坛”，邀请全球商界的老总们探讨未来中国的发展和对世界的影响，并在中国一些地方搞一次时代华纳自身的“新闻旅行”。他受到###主席的接见，###主席对他的想法表示支持。回去后他表示，199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也是“《财富》全球经济论坛”在本世纪的最后一次，所以要选择在中国的上海举行。他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西方比较普遍地看好中国的经济形势和社会的稳定，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经济保持了较好的发展势头，看好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看好中国在未来世界经济格局中的重要位置，想进一步“开发中国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巨大潜力”（《财富》语）。全球最大企业的总裁们也愿意借此机会与中国政府的官员、企业界和学者一起，共同探讨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对世界的影响，寻求和扩展与中国进一步合作的机会。所以这次论坛的一大特点是打破了论坛过去讨论共同关注的全球性问题的传统，首次确定以研讨东道国的未来经济发展为主旨。经双方协商同意，确定论坛的主题为“中国：未来50年”，副题为“东西方相会”，并把举办论坛的地点选在了中国最富有经济活力的城市上海。我方确定这项活动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协办，负责总的组织协调工作。
“99《财富》全球论坛·上海”纪实（2）
这样的合作当然不会是只对一方有利，而是一种双赢的结合。我们同意协办“《财富》上海论坛”，自有我们的打算。这次论坛是以《财富》为主办方，中方协办，这样时代华纳可以利用自己手中的媒体和影响力、关系网把客人请进来，办了我们难以办到的事；同时他们对西方人士又比较了解，确定论坛的议题、发言人和开会的方式，更适合他们的口味；他们既在中国举办活动，就不会像平时那样只作消极报道，即使受到西方舆论的压力，他们也会利用自己的影响斡旋，别人还是会买账的，对消极影响会有一定的牵制。我们可以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扩大我们在全球的影响，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加强与美、日、欧等的经济联系，促进中国企业与国际大企业之间的合作和交流，有利于进一步吸引外资，有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有利于中国信息传播进入西方主流社会，让美国和世界增加对中国的了解。总之，这是利用美国的主流媒体进一步向世界介绍中国，有利于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好机会。举办论坛是双赢的局面。
为了办好这一论坛，1998年11月12日，就协办论坛和“新闻旅行”的有关问题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外交部副部长张德广和我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汇报，提出请###出席论坛的开幕式，并发表演讲；请###总理在北京会见与会的代表，并请境外论坛代表出席国庆50周年的庆祝活动；组成一个领导小组，请钱其琛副总理牵头。如实说，我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一活动竟然如此的兴师动众，惊动了中央的最高领导集体。常委们一致同意请示报告的内容。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总书记一直处在兴奋状态，不时地站起来发表自己的见解，他把这一活动与建国50周年、“五四”运动80周年和平息“###”风波10周年的活动联系起来，与宣传中国联系起来，从政治的高度提出问题。他强调，对于这一活动，要从政治上考虑问题，不要只着眼于一些经济项目；不要急功近利，不要只看眼前，要从长远考虑，来日方长，要研究如何吸引外国企业今后更多地来华投资；要通过一些大的经济活动，把国外有人想借“###”之机搞的政治活动压下去；要通过世界大企业来华接触的机会，宣传我们自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要给他们创造条件和机会，借助时代华纳手中的CNN的摄像机和杂志，把我们庆祝建国50周年的盛况和50年的变化报道出去，而且他们这次是会从正面宣传的。###总书记欣然同意届时出席论坛的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常委会同意以###总理的名义邀请境外企业家和新闻旅行者来北京参加国庆50周年的庆祝活动，###总理在北京会见他们；并决定成立了以钱其琛为组长、###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确定了“热烈欢迎、积极协助、充分利用、扩大影响”的方针。为此，###主席在1998年11月18日为“《财富》上海论坛”题词：“预祝1999年财富论坛年会在上海举行圆满成功。”中央政治局还把开好这次论坛列入了1999年的工作要点，这足以说明了中央对开好这一论坛的重视程度，这也是这次活动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与“《财富》上海论坛”同时进行的，是时代华纳董事会自行组织的“新闻旅行”。他们通过到中国一些地方的实地考察，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这样，实际上形成了以“《财富》上海论坛”为中心，包括“新闻旅行”和出席我国庆50周年庆典等三项活动。
筹办过程：不同文化的碰撞与磨合
筹备“《财富》上海论坛”是一个新的课题，筹备工作是大量的、繁杂的，也是艰难的。在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从政治到经济，从主题到选题，从活动到新闻报道，从整体设计到具体细节，甚至具体到领导人演讲的灯光、会见的座次、宴会的桌次和音乐、中国每一个与会人员的准入和会场的布置等，几乎处处与美方碰撞，处处需要磨合。国务院新闻办国际新闻局等许多人投入了这项工作。国家有关部委和上海市政府做了大量工作。钱其琛副总理不断听取筹备工作的进展情况，8月下旬还到上海作实地检查。就涉外而言，整个筹备过程是了解美国、了解外部世界的过程。 。 想看书来
“99《财富》全球论坛·上海”纪实（3）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这次论坛不同于在我国召开的一般性的国际会议。这是一次世界企业界巨头的高级聚会，参加会议的主要是世界的企业巨子，他们有很强大的经济实力，又有很强的政治影响力，他们各有打算；它是一次经济研讨会，但又不完全局限在经济范畴之内，经济与政治从来就是不可分的，当时又正值科索沃战争、中国驻南使馆被炸和美国掀起的反华浪潮，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也就更增加了其中政治的含量。这种不利的状况，一直受到美国媒体的非议，直到论坛举办的前几天才有转机，1999年9月11日###主席与克林顿总统在奥克兰会晤后，双方宣布恢复WTO谈判；9月下旬中央召开了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又正值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庆，引起世界媒体的关注。这一切，为论坛召开营造了一个比较好的政治环境和舆论氛围。
另外，这是由美国时代华纳在我国主办的论坛，论坛议程主要应由他们来安排，我们只是协办，也就是为开好这一论坛提供必要的条件。但是，这次论坛既不同于《财富》以往举办的4次论坛，又不同于在我国举办的其他国际性的会议，不仅是在中国召开，而且讨论的核心议题是中国的现在和未来，并确定出席和参加论坛的中国政府官员和学者、企业界人士（包括港澳台），他们要分别在不同的场合和大小研讨会上发言。实际上，我国既是协办者、参与者，又是这次论坛研讨的对象，各国参与者都可以在这个讲坛上对中国“品头论足”，媒体都可以从各个角度进行报道、发表议论，我们必须有充分的对应措施，因此大大增加了我们“协办”准备工作的难度，同时我们必须及时了解论坛的进程和动向，加重了我们的责任。
第三，由于双方长期彼此沟通了解不够，理解的不同，要求的不一样，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差异，而我们又缺乏协办这种大规模论坛、与外界打交道的经验，许多事情谈不拢。在协商过程中，几乎在每一个问题上都要发生摩擦和碰撞，每一件事都要经过多次磨合，中间不乏彼此误解，也有时把一些具体问题作为原则问题互不相让，后来彼此才逐步增加了理解。我们深有感触，这实际上是一次东、西方思想观念和文化的碰撞。例如，美国人的谈判方式是从微观、从具体问题入手，他们认为一项一项地落实了，也就是总体上落实了；而我们是从宏观、整体着眼，希望先有一个整体的计划和方案，然后再具体落实，避免走弯路。在双方会谈中，他们总拿不出一套整体方案，与我们的方案不对口，致使许多项目难以动手；他们提出的事又总是变来变去，朝令夕改，按照我们的思维方式是“说话不算数”，而我们一旦说了的事就要去做，又不会轻易更改。这种思维方式和变数的不断碰撞，甚至对对方的诚意产生误解，经过反复沟通才弄明白。我们深深感到，美国人与中国人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有着不同的思维习惯和工作方式，彼此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