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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飚在回忆电台当时的紧张情况时透露：“不到两个小时，把两个地方控制住了：一是办公室，打电话把局核心小组成员找来开会；二是把电台的直播室控制起来，掌握住钥匙，增加了警卫，同时把住了录制的节目，先审听了再播。然后打电话向华主席汇报，已经控制住了，请放心吧！华主席说，一切都如意。”
严格把关审听每一个节目
10月6日的全天播音在7日凌晨1点35分刚结束，凌晨2点30分，上级通知中央电台所有的节目都必须经过统一审听后才能播出，包括节目预告和补充音乐无一例外。可我心里明白，现在距离早晨4点开始播音只有1小时30分钟了，中央电台四套节目，全天播音共70多个小时，就是24个小时不间断地审听，又怎么能听得过来呢？会不会影响到正常播音呢？但不容迟疑，我紧急调集中央电台所有已录制好的节目，交到审听小组那里。审听小组由冯铉、张香山负责，我作为中央电台分管宣传的副台长陪同审查，负责调集节目，介绍节目的情况，具体执行他们的意见，修改或者撤换节目，总之，为审查节目提供方便条件。但具体把什么关，除了停播“按既定方针办”以外，我不知道。
耿飚等人进驻中央广播事业局，在“中央三台”中，实际上只对中央电台实行了直接的严格的掌控和介入，并没有直接派人到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去，也没有直接审查它们的节目。审查节目的气氛是紧张严肃的，都很少说话，甚至连面部的表情也很少变化。审听中提出的问题并不多，偶尔让停机，他们悄悄议论几句，有时咬咬耳朵，或交换一下眼神，我只能从他们的神情中揣摸他们的意图。除了审听一般节目以外，重点是审听《新闻报摘》节目的内容，遇到的突出问题是《人民日报》在7日第二版刊登了梁效的文章《〈论总纲〉和克己复礼》，要不要选用？他们商量了好一阵子，经电话请示后同意播出。事后才清楚，这本来是不该用的，只是出于策略的考虑，继续用“梁效”文章以防止打草惊蛇。
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电台（4）
后来，耿飚在回忆录中谈到这一情况时说：“他们的任务主要是和电台的同志一道审查播出前的胶带，包括文字和歌曲、音乐节目。我告诉他们，主要掌握两点：一是播出中不能泄露有关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二是凡节目中提到或涉及‘按既定方针办’的，一律删去，还要撤换一些不妥的节目。”张香山《在第一线的最后五年半》一文中，回忆当时接受这一任务时说：“耿飚当天晚上给我们的任务就是监听录制好的节目中有无‘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如果有，必须删除。”
审听节目全天都在进行，也顾不得吃饭，就这样也难以保证正常安排播出。为了把审听节目问题在此集中说完，我把后几天的情况提到这里来说。到了10月8日只好分两组来审查：一组仍由冯铉、张香山负责，另一组由中联部来的朱大成、毛宝忠负责。这天的《新闻报摘》节目中，遇到的突出问题仍出在《人民日报》，在第三版刊登的《阳泉矿务局呈现一派团结战斗的新局面》的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话：“我国重要的无烟煤生产基地——山西省阳泉矿务局的广大干部和职工群众，遵照毛主席关于‘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对此提法，中央电台新闻部的同志非常敏感，请示如何处置？有的人甚至建议是否向《人民日报》的鲁瑛打个招呼。经审听小组研究后请示，答复是：“我们只管我们，我们不用，他们要用由他们用去！”
过了两天，随着局势的明朗和稳定，由全部审查节目改为重点审查，审查小组主要审听中央电台的新闻节目和《学习》节目，其他节目交由局、台审听把关。又过了两天，把全部节目的审查任务交给了局、台，局里又把此任务交给了中央电台，中央电台成立了审听把关小组。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恢复了正常的审稿播出制度。
作为多年的老广播和分管中央电台宣传的副台长，我深知在这紧要关头，自己所采取的态度和电台的安全播音是多么重要，庆幸中央电台没有发生任何不该发生的事情。但是，在没有想到的另一方面却出了问题。在这之前，中央电台曾经给外地三个省和直辖市电台复制了歌曲《按既定方针办》。邓岗布置，通知他们停播，不讲原因。我们只查到有山西台和上海台，另一个记不清了，6日晚当即通知他们停播。从事后反馈的情况得知，山西台立即执行了，并感谢中央电台给他们把了关。而上海台接到通知后，却出现了另外一种意想不到的危险情况。
当时，“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正苦于摸不到北京的政治气候，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7日，上海广播局的领导人向他们汇报了中央电台通知停播这首歌曲的情况，使他们从中嗅出了味道，顿时紧张起来。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暴跳如雷，要采取“紧急措施”。当后来粉碎“四人帮”的局势明朗以后，这一“通知”竟成为“未经请示、走漏消息”的事件，立案审查。
透露“机密” 奔走相告
把时间再拉回到10月7日。
7日晚上10点30分，邓岗召###议，这时才正式宣布了耿、邱到广播局来的事。他说：“昨天晚上8点30分左右，耿飚同志、邱巍高同志来局，带来了华国锋总理亲笔写给我的一封信。”接着，他宣读了这封信的全文：
邓岗同志：
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飚、邱巍高同志去，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
华国锋
十月六日
邓岗说接到信后，马上召集局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进行了讨论，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坚决贯彻中央的决定，接受耿、邱二位同志的领导。
他说：“毛主席逝世后，面临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央这样决定，体现了对广播电视的极大关怀，体现了对这样的要害单位的十分关心。大家要深刻理解中央决定的重大意义，一定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把电台的安全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特别要在严重的阶级斗争的时刻，确保电台准确及时地传达党中央的声音。”
大家静静地听着邓岗的讲话，仔细掂量每句话的分量。他提醒和暗示说：“在这封信里，同志们很清楚地意识到，今后我们和中央的联系通过耿、邱二位同志，过去的联系渠道结束了。我想同志们是会理解的，耿、邱二位同志是中央派来领导我们的。”
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电台（5）
这几句话，邓岗说得很重。大家本来就心照不宣，只是没有得到证实，没有人说破，现在不言自明了。过去由姚文元分管广播局，这条渠道中断了，“四人帮”垮台了，一些猜测和预感得到了证实，大家露出欣喜之色，互相交换着眼色。会后，这大快人心的消息不胫而走，在中央电台和广播局内到处悄悄传布着、议论着，又是一个不眠之夜。后来，耿飚是这样说的：“10月6日晚上的事，第二天在广播事业局内部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全知道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对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是衷心拥护和非常高兴的”，“在党中央解决‘四人帮’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奉命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夺回这个重要宣传阵地的领导权，总的来说比较顺利，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取得了这场特殊战斗的重大胜利。”
尽管大家的狂喜之情溢于言表，但广播宣传中必须保持常规，不动声色，播音基调平稳、从容，节目运行正常，在中央没有做出新的部署之前，不能让听众明显感觉到已经发生了什么重大变化，不能让别有用心的人从中摸到什么政治气候。
稳定局势 赢得时间
10月7日已经得知，中央将发布重要消息，要中央电台做好播出的准备。发布什么？是把“四人帮”给端出来？根据过去的经验和传统做法，感到为时尚早，在没有稳定局势，人们还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之前，中央是不会这样做的。过去遇有重大事件，通行的做法总是先在内部通消息、做工作，在公开宣传中有意识地放点风声造点舆论，进行引导，待时机成熟时再公开，做到水到渠成。这样重大的###，自然不会匆忙从事。尽管这时候敏感的听众中有人已经感觉到了什么，甚至有人给电台打电话，拐弯抹角地想从中摸点气候，证实传闻或自己的猜测，但中央电台守口如瓶。
中央发布的重要消息是否宣布中央领导班子成员或者职务的变动？似乎也不可能。因为“文革”中人们对某个新的提法、新的口径，对某个人名的隐去或出现，都十分敏感，能猜出其中的奥秘，无疑在这时更为警觉。如果宣布变动了的中央领导班子，也就等于宣布发生了什么事，似乎仍为时尚早。那么将播出什么呢？心中估摸不透。
因为对内容心中无数，对广播宣传的规模也就无法确定，因此，对如何做播出的准备意见不一。一种意见是准备大搞，做大的设想，按照过去有重要广播的做法，打乱正常节目另作安排，中央电台两套节目并机播出，组织记者采访群众反应和可能出现的游行庆祝活动，制作录音报道。理由很简单，这件事太大、也太鼓舞人心了。另一种意见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如果不是公开宣布粉碎了“四人帮”，只是作明显的暗示，先造舆论，广播宣传不宜搞大，基本正常，与平时稍有不同，既让听众感觉到什么，又不明确知道是什么。
两种方案同时提出，经请示中央，同意了后一种方案。中央采取的是稳定局势、内紧外松、引而不发、多做工作的方针。
到10月8日夜12点，也就是9日的零点，中央电台首次广播了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各报在第二天见报，头版通栏标题。中央电台在离全天播音结束仅有1小时35分钟内，两个决定各播出了三次，迅速传遍全国。9日又播出17次，用记录新闻速度播出一次。中央这么适时公布两项重要决定，其中的奥妙和政治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两个《决定》是中央重大部署，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为此，中央电台又接连不断地报道了各地的反应，形成了一次宣传高潮。接着，中央电台又广播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于10月10日发表的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社论题目本身就很有含意，社论里又作了明显的暗示，并强调“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一切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凡经过政治运动的人，都能掂量出其中的含意。
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电台（6）
“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骨干听了中央电台广播的两个《决定》之后，十分恐慌，凭着他们的政治嗅觉，感到末日将至。据曹大澄在《余党末日》中记载，“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立即实行紧急动员，妄图发动武装叛乱。上海市委宣传负责人叫嚷：“刚才北京广播了中央的两项决定，他们这一手高明，他们捞了资本，这是烟幕弹，我们再也不能等了，马上制造舆论进行反击，要针锋相对！”他气急败坏地说：“现在只有干，而且要大干。要在早晨6点之前出动民兵进驻上海电台、报社，电台要广播《告全党全国人民书》、《告世界人民书》，要提出还我江青、还我洪文、还我春桥、还我文元的口号！”接着，他跑到报社，要报社不要登“北京发布揪出反党集团的消息和新华社发的整我们的消息”，“要登我们的东西”。他窜到上海电台检查播音室，叫喊：“你们不要转播中央台的广播！”
有人回答：“中央台的中波是阻挡不住的，打开收音机，老百姓都能听到！”
“你们开动干扰机，干扰中央台的广播！”
“机子不够，中央台的功率大，我们干扰不了！”
在强大的舆论攻势面前，他们无可奈何！
公开点名 放开报道
这段时间的宣传有一定的影射、暗示，又不能操之过急，主要是稳定局势，争取群众。宣传报道中政策和策略并用，虚虚实实，例如，对于过去与“四人帮”联系密切的一些单位和人，在没有弄清问题以前采取回避的办法，暂不宣传，但又偶尔有意提到某单位和人的名字；对上海等地的来稿严格掌握，慎重处理，但又不是完全不用；对“四人帮”插手的戏剧、电影、歌曲等文艺作品原则上停播，但又要有计划有选择地播放一点。这样布下迷魂阵，使那些惶恐不安、想铤而走险的人抱有某种幻想，一时下不了决心。正是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在10月15日的《新闻报摘》中，经请示播出了《人民日报》刊登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拥护两个《决定》的消息。
除了严格控制的一面，还有着意加强的一面。除了连续报道各地群众对《决定》的反应以外，在文艺节目中反复播放《东方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国际歌》。这几首歌曲在1971年林彪叛逃后，在后来的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时，都曾经反复广播过，那时毛主席、周总理在许多场合带头唱，周总理多次提倡、指挥群众唱过这几首歌。
不难看出，这时宣传的政策性和策略性非常强，必须严格执行宣传纪律，听从中央的安排和指挥。但真正吃透精神，能够做到恰如其分，却十分困难。耿飚回忆在广播局这段工作时说：“这些事下边和外边都不知道，电台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我在那里呆了8天，8天可真是战斗生活，连晚上睡觉，衣服也没有脱过。”
为了更好地掌握新闻舆论，10月15日中央成立了“宣传口”，把报纸、通讯社、电台、电视台统管起来。耿飚从广播局调到“宣传口”，张香山接替了他在广播局的工作。
不管宣传上如何注意策略，由于中央的内部通知和宣传上的引导，人们已在广泛传播“四人帮”倒台的消息。一旦证实了这一消息，群众中便爆发出遏制不住的激情。积之日久，其发必速！17日，上海200万产业大军首先走上街头游行庆祝，18日由中央电台广播了这一消息。接着上海700多万人、天津200多万人走上街头，规模越来越大，情绪日益高涨，大家欣喜若狂！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人稳不住了！北京人憋不住了！有的单位、机关自发地在院子里游行庆祝。此时，中央决定放开，让大家走出来。10月21日，北京150万军民涌上街头，涌向天安门广场，第一次公开喊出了“打倒王张江姚‘四人帮’”的口号，欢呼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
至此，粉碎“四人帮”16天之后，中央电台的宣传报道才完全放开，中央电台组织记者四处采访，集中地连续地报道了各地的欢庆活动。
中央决定，10月24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并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转播大会实况。
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电台（7）
转播实况 千虑“一失”
决定开庆祝大会是紧急的，决定转播也是紧急的。为此，中央电台成立了由时政记者陈寰、刘振英和播音员方明、王琪组成的转播小组，由我负责，立即投入准备工作。
中央电台的转播室设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大殿西南角处，从1949年开国大典的转播到后来的多次转播，转播室都在这里。所谓“室”，过去只摆放几个话筒，没遮没拦，现在由一人多高的有机玻璃将三面围住，朝后的一面和朝上的一面都是敞开的，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把来自四周的声音播出去。
准备工作的量并不大，像这样重大的政治活动的转播，转播稿不会长，主要是准备好和处理好开头、结尾的部分，更多的精力用于与台内多方的联系、协调，以确保安全播音。为此必须做过细的工作，丝毫疏忽不得。当夜深人静时，我们登上天安门一遍又一遍地试话筒、试线路，一切都做到最佳状态。
整个转播，最紧张的是大会正式开始前的这个时候，也就是领导人从天安门城楼上的大殿中走出来到宣布大会开始，这段时间很短，但要做的事却不少，掌握不好最容易出大错。例如，要抢时间把领导人的名单报出去。而核定出席领导人的名单、确定其先后次序是最难的，而又处在领导层的大变动中，弄不准就可能出政治事故。名单确定后，是播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名单（内部称为“小名单”），还是播出所有领导人的名单（内部称为“大名单”）？一看时间长短，二看领导人到达的早晚，三看领导人的名单有多少。名单报早了，有的领导人还没有到；名单报晚了，容易与宣布“大会开始”相重叠。为争取主动，一般只报小名单，会后在结束转播前再从容报大名单。说起来轻松，要临场处理好须格外用心。
这里，我想追溯一下毛泽东主席当年出席在天安门城楼举行庆典、###时转播的准备情况。转播之前，须做模拟测试。那时，毛泽东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之后，先到大殿休息、接见中外来宾。庆典开始前，由大殿走出来，走到城楼中央的栏杆边，这时候，广场上军乐队奏起《东方红》，然后宣布活动开始。大家知道，从大殿走到栏杆只有几步路，为了准确掌握时间，事先有人模拟毛主席走路的速度，测出走这段路的准确时间，由此算出最多能播多少字。因为播音“室”离城楼中央较远，殿内的活动看不到，主席出来时周围拥满了人，看不真切又不敢贸然播出。每遇到这种情况，事前总要商定两种办法：（1）时政记者在现场，当主席起身向外走时，记者举手为号，便开始播出：“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2）如遇到特殊情况，或记者恰巧不在现场，便以军乐队奏起《东方红》为号，开始播出（这些做法都是不得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