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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笛哀鸣（2）
然后马上开始用黑色油墨在一块红布上书写：“因列宁逝世，《恶魔》演出取消。” 符拉基米诺夫来了。他没有遮掩自己的悲哀，眼里泪汪汪的。他拥抱住父亲，伏在他胸前，像孩子一样痛哭： “我们都成了孤儿，”他翻来覆去地说，“全都成了孤儿。没有人能够替代伊里奇。我们失去了领袖。该怎么办？” “要鼓起勇气来，”父亲安慰着他，“生活还在继续。不能灰心丧气。” 符拉基米诺夫擦干了眼泪，请妈妈原谅他的弱点。他仔细地听了听汽笛声，说：“该去参加悼念大会了。” 我央求要一起去，于是父亲也带上了我。在工厂的操场上挤满了人。虽然下着雪，刮着寒风，所有的人都去掉了帽子围巾。用红布、黑布围起来的木板搭成的台子上站着几个人。符拉基米诺夫走了上去。我跟父亲呆在不远处。汽笛停了。自发组织的管乐队奏起了哀乐。一团热乎乎的东西冲到嗓子里，我留下了眼泪。父亲看到我这个样子，紧紧地握痛了我的手，于是，我觉得略微轻松了点。 最先发言的是站在台子上的几个人。然后，工人们一个接一个上台讲话。悲痛不是假装出来的。###一直开到深夜。 整整一周，基辅也跟全国各地一样都在哀悼，痛哭这个无法弥补的损失。人们沉浸在痛苦、悲哀以及对未来的担忧之中。谁也不知道，这个人用臆想出来的乌托邦诱惑了人们，现在，他已经给那架残酷的镇压机器上足了发条，而这架机器将把千百万国人送进坟墓。 莫斯科的领袖们发誓将继续列宁的事业。人们相信了他们。 生活逐渐进入了正常的轨道。“布尔什维克”的红色厂长依然为自己的职责而发愁。上班时，他一般只呆上半天。然后，把权力全部交给总工程师之后，匆忙去找伊万叔叔，去看那些马儿，对马的嗜好是从柯托夫斯基骑兵师冲锋陷阵的时候就有的。他特别喜欢一匹名叫阿伊达的小母马。这是一匹漂亮的母马，枣红色，长着一双火热的深棕色眼睛，挺直的脖子和黑漆一样的鬃毛。符拉基米洛夫亲自给她套上鞍子，在工厂的草场的遛达。然后，他披上白色斗篷，腰间挎上马刀——布琼尼赠送的礼物——飞身上马，驰出工厂大门，朝大路的另一方飞驰而去。在这里，他用马刺刺一下阿伊达，沿着通往天际的田野飞驰而去。他从刀鞘抽出马刀，一路挥舞着，似乎砍剁着看不见的敌人的脑袋，飞驰着，扬起一路尘土，沿着无边无际的田野直到从前基辅的贵族区斯维亚托申。一两个小时之后，符拉基米洛夫骑着大汗淋漓的阿伊达回来了，他看上去幸福无比，精神饱满…… 这位忠诚的革命战士跟自己许多战友们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过了一段时间，符拉基米洛夫被调到乌克兰当时的首府——哈里科夫。这里，他得到了重型机器制造工业企业设计所所长的职位。三十年代初他被捕并枪毙。他妻子的国籍成了他被宣布为日本间谍的足够证据。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欢迎各位将军先生
我们采购委员会前往德国验收武器装备，为了保密，全体成员的护照上一律为商人。但却被德国海军司令轻易识破。 一顿饭的教益：不要吝啬，不要贪财，不要对外汇发怵。 1940年二月初，前往德国的政府采购委员会是由经济专家、经验丰富的武器装备设计师、陆海军将领以及大企业的厂长等组成的。其中的几个人后来成了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譬如德·菲·乌斯季诺夫。当时，他是列宁格勒一家国防工厂的厂长。作为一个出色的工程师和优秀的管理人才，他引起了率领委员会的造船工业人民委员特沃祥的注意，斯大林后来也从他那里知道了乌斯季诺夫的情况。战争伊始，乌斯季诺夫被任命为国防工业人民委员，为组织生产比德国更先进的现代武器作了许多工作。他最后官至政治局委员，苏联国防部长，1979年参与了出兵阿富汗这样一个可耻的决策。 由于斯大林时期非常普遍的保密作法，采购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其中也包括我，护照上都写着“商人”。这就闹出了一段笑话。 到达柏林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德国海军司令列德海军上将接见了我们。我们跟在特沃祥身后进入办公室之后，看见了大桌子后面坐着一位身材消瘦，已经年迈，面部表情刚毅的老人。他身穿黑色将军服，胸前挂满了勋章绶带。列德从椅子上慢慢地站了起来，挺直了高大的身躯，向特沃祥伸出手来，大声说： “欢迎各位海陆军将军们！” 特沃祥没有意料到这样一个称呼，本想解释，代表团成员都是“商人”。但是，列德做了一个反对的手势，转身从桌子上拿起了一张《真理报》。他把报纸展开，好让我们都看见第一版。那里刊登着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实行新的军衔制和第一批授衔的决定。接下来是照片，其中不难辨认出我们采购委员会里的几个“商人”。 这次保密就这样难堪地结束了。特沃祥别无办法，只能摊开双手，露出自己无往而不胜的微笑…… 我们乘火车从白俄罗斯火车站离开了莫斯科。早晨到达了里加——资本主义拉脱维亚的首都。 我们将要在这里换乘德国火车，深夜经过柯尼斯堡＇加里宁格勒的旧称——译注＇前往柏林。我们把行李交到寄存处，在城里游逛了一整天。当时，莫斯科的供应要比八十年代，更不用说九十年代初好得多，但是，与里加相比却逊色多了。这里日用品和食品之丰富令人吃惊。我们从自己的报纸上了解到，在资本主义的拉脱维亚，工人和农民生活艰难，而早已经定居在拉脱维亚的德国地主们剥削普通人的廉价劳动，后者当然是勉强糊口罢了。在我们的概念中，那里的生活一点也比不上工农苏维埃国家的首都莫斯科。但是，我们在车站附近市场上所看到的一切，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并且所有这些是我们也买得起的。各式各样的鞋子，长短皮大衣，西服和绒线衫，唱片，唱机，收音电唱两用机，收音机，堆成小山一样的水果，蔬菜，肉铺里挂着的整爿的肉——简直叫人眼花缭乱。 我开始思量：如果德国也是如此丰富的话，那不应该错过机会，要给家人买一些好的礼品，而且我自己也要好好打扮一番。于是我决定省钱。预先发给我们的美元马上变得值钱了，所以我已经后悔，在苏联拉脱维亚边境过境之后花50美分买了一块瑞士巧克力。 逛街之后，回到了车站，大家决定在车站附近的咖啡馆吃点东西。当时我们共有五人——其他人都在城里，还没有回来。俄语流利的服务生给我们分发了拉脱维亚语、英语和俄语的菜单，然后开始推荐店里最好的菜：荞麦米饭烤乳猪，乳山羊肉包土豆，苹果馅火鸡，还有其他许多叫我流口水的东西。但是我记得已经发誓不乱花外汇，所以称自己没有胃口，只叫了一份鸡蛋肉汤。其他人显然没有发过这个誓，所以很快，在我这一碗可怜的汤旁边出现了烤乳猪，还有火鸡，还有修士鲤鱼，此外还有一瓶冰镇伏特加，李子咖啡。就在身旁人大吃大喝时，我拼命只看自己的汤，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拖着时间。终于，服务生拿着小本子走了过来，准备结账。没等到我开口，坐在身旁的工程师瓦列金·彼得洛维奇·赛列茨基爽快地建议说：“一起算！” 然后对桌旁的人说，“回头我们平分，如何？”“当然了。”听到的是不整齐的回答。我嘟囔着说了声同意，但知道已经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我当然不能承认说自己是为了省钱而叫的汤。因为大家都听到了，我说过自己不饿。我不得不慷慨解囊。起先，我很是生赛列茨基的气，但后来明白了：对我来说，这一课上得很好——不能做吝啬鬼，不要贪婪，不要对外汇发怵。后来，我跟赛列茨基成了好朋友。
在克虏伯工厂
我作为苏联政府采购委员会的译员第一次来到柏林，任务是验收德国政府向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 当时苏联也向德国大量供货，斯大林帮助纳粹储备了进攻苏联的战略物资。 1940年2月，我第一次到柏林，当时我看到的城市，根本不像此前到过这里的同事们所讲的那样井井有条。街上，肮脏的雪堆正在融化，风刮起了垃圾，空中飘着帝国首都取暖燃烧的褐煤的烟雾。到处可见半年之前开始的战争、大规模动员造成人手不足的迹象。在“萨克森赫夫”饭店里，除了钥匙之外，门房给每个客人还发了一个发磷光带别针的圆牌子。这个牌子应该别在上衣上，这样夜间走路的人看见了光亮之后不至于互相碰撞。每到夜晚，城里一片漆黑。既没有发光的广告牌，也没有五颜六色的橱窗。商店、咖啡馆和各个机关的入口，都被厚厚的双层毡帘子遮着，合起来成了一个窄窄的入口。只有进到第一层之后，才可以掀开第二层遮挡亮光的毡帘子。汽车前灯上蒙着黑布，只有几个窄窄的小孔透出几束光线。我们看到的“第三帝国”首都便是如此。最近几年，我们这里写了许多有关苏联向德国供货的文章，并公正地指责斯大林向希特勒供应了粮食、石油、稀有金属、帮助纳粹储备后来用于打击苏联的战略物资。但是，应该说，我们得到的不仅有亟需的设备，而且还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只有在这个条件下，苏联政府才同意向德国提供其所需的原料。我们从德国人那里获得了当时最先进的，与“叶夫根尼王子”同类型的“留特措夫”号巡洋舰—这两艘军舰是为德国海军建造的；30架飞机，其中包括歼击机“梅赛施密特－109”，“梅赛施密特－110”以及俯冲轰炸机“容克－88”等，野战火炮，最新的火控系统，坦克及其装甲防护公式，爆破装置等等。此外，德国还必须提供石油以及电力工业设备，火车头，涡轮机，柴油发动机，商船，金属切割机床，压缩机，铸造设备等其他重工业产品。 苏联采购委员会的任务，如上所述，是监督德方合同的执行情况，验收成品。我所在的那个小组在埃森的“克虏伯”工厂工作。我跟赛列茨基被派去接收“留特措夫”号巡洋舰上的炮塔。 当时我已经自问：既然德军在准备入侵苏联，为何德国人还同意给我们最现代化的装备？显然，这里有好几个原因。首先，希特勒在提供假情报的同时，试图让斯大林信服，他已经放弃了《我的奋斗》中宣称的“消灭布尔什维克”的想法，并且领导德国与苏联合作。其次，由于对苏联的科技实力估计不足，柏林认为，苏联无法掌握最新式武器，而获得一两件新式武器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无论如何，就算某些新式武器最终投入生产的话，德军将在新式武器开始大量生产之前打败苏联。第三，由于英国的封锁，德国亟需战略原料，而苏联的谈判者，尤其是外贸人民委员米高扬，作为苏联供货的交换条件，要求提供最现代化的装备，其中也包括武器装备。当时，希特勒不能跟苏联把关系搞僵，因为互不侵犯条约和友好及边界条约保证他不仅可以避免在两条战线上作战，而且可以绕开英国的封锁。 从当时的文件中可以看出，德军指挥当局反对向苏联提供军备。海军上将列德尤其激烈地批评了希特勒的决策。但是，元首对军方的抗议未加理会，认为苏联畅通无阻的供货至关重要。更何况苏方非常认真地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在贸易协定签署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从1940年春天到1941年6月——德国获得了一百万吨小麦，九十万吨石油产品，十万吨棉花，五十万吨磷酸盐以及大量的战略物资。我们还保障德国从满洲里经过苏联境内过境运输一百万吨大豆，大量来自东南亚的橡胶，锡等其他物资。此外，苏联同意替德国在第三国采购金属材料和原料等。正如在莫斯科进行贸易谈判的德国特使尤里乌斯·什努列所指出的，“斯大林在这方面多次慷慨相助”。什努列强调说，贸易协定“对我们意味着通往东方的大门敞开…这样最大限度地削弱了英国封锁的效果”。 斯大林还允许德国人利用北方海路，以及德国海船在苏联的扎波良列加油，修理。德国人从1939年9月份起使用这些便利条件。 遗憾的是，我们未能充分利用从德国获得的东西。譬如，“留特措夫”号巡洋舰拖运到波罗的海之后，仅仅来得及装上四个炮塔中的两个。而且战争开始的最初几天它便被德军炸毁了。但是，苏联专家还是掌握了1941年6月我们遇到的武器。他们在设计新武器时考虑到了这些情况，并且应该认为，这也最终有助于在1942年底之前制造出性能大大优越于德国产品的坦克，大炮和飞机。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美妙的克列夏季克（1）
在基辅，幼年的我见识到了当时初创之中的飞机工业。 基辅市中心的电影院里上演着好莱坞的影片。 大街上时不时出现一对裸体年轻人，标榜“拒绝羞耻”。 “布尔什维克”工厂红色厂长符拉基米尔诺夫当年骑马驰骋的那片田野上，现在早已经盖满了房子。其中多甫仁科电影制片厂占了一大半。周围是一幢幢高层住宅楼。但是，二十年代里，我们家院子后面那家工厂在这片空地上试验生产的飞机。那是一些轻型的双翼飞机：油布蒙皮的木制机身，一个小发动机以及牢固地粘起来的木质螺旋桨。附近的小男孩子们都等着崭新的飞机从工厂的车间推出来的那一刻。我们围着它，知道很快就需要我们帮忙了。所谓帮忙，就是当机械师摇着螺旋桨，让气缸打火时，我们一大帮人压住机尾，摁住飞机，等飞行员加速到足够的推力。在某一刻，机械师一声令下，我们应该跳开去。飞机在草地上滑行，不断加速，最后在我们的欢呼声中爬上天空。在空地上转几圈之后，飞机准备着陆，我们四散跑开，然后再次围着它，兴奋地看着飞行员从座舱里爬出来。他身穿皮衣，带着头盔和护目镜，活像个蜻蜓。 飞机工厂后面，还有一个好玩的所在——一家属于新经济政策时期资本家斯米尔诺夫的生产体育用品的工厂。快到冬天的时候，父亲要在那里定做了一副长滑木高座位的“芬兰式雪橇”。他去找斯米尔诺夫时，也带上了我。这个厂子并不大，那里大约有二十多个人，但他们都是些高级技工。 小工厂的主人——身材高大，像个运动员——给我们看了生产过程。参观是从木材仓库开始的，在特定的温度下，木材在那里存放数月，有时甚至是数年。这一点非常重要，否则将来东西会翘的。在斯米尔诺夫这里，也按照飞机工厂的定单做螺旋桨。紧靠仓库的是木器车间，然后是五金车间，修整间和油漆房。成品的外观非常好，质量上乘。在这家小工厂的基础上本来可以发展成一个生产体育设备的大型企业。但是，三十年代初，斯米尔诺夫的工厂被关闭，主人则被发配到了西伯利亚，技师们一哄而散，组织得很好的体育用品的生产停止了。我此后在别的地方再也没有见到过斯米尔诺夫生产的东西。 “布尔什维克”工厂所在的那个区，不仅是工人聚居区。附近，在绿色林带里，是基辅工业学院的大楼。这里四周建造了一批教授的小楼和学生宿舍楼。所以，在对面那个有夏天露天剧场，冬天是溜冰场的普希金公园里，各色人等都有。那时的基本上都是美国电影：十三集的《世界女王》，五集的《森林女王》，四集的《纽约鲨鱼》，鲁道夫·华伦天奴主演的《血与沙》，道格拉斯·菲本科斯主演的《巴格达小偷》等。不过，也放映一些欧洲影片：《尼伯龙根》，《多罗提·维农》，《欢笑的人》等。美国著名电影明星——梅丽·彼柯福特和道格拉斯·菲本科斯访问基辅，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他们两人到我国来拍摄喜剧片《梅丽·彼柯福特之吻》和有伊格尔·伊林参加演出的《一杯茶》。这些很快就拍摄完毕的影片，在普希金公园里吸引了许多观众。当然了，首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