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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留在家里？不得不带上他。将儿子送到使馆的小餐厅后，我上到二楼，向奥列格·索科洛夫通报情况，大使多布雷宁在莫斯科期间，他是临时代办。 奥列格也对于此事是否会这样过去，表示了疑虑。实在是太怪了。既有跟那个失踪的苏汉的结识，也有警察找不到我的汽车，还有安德列怪异的举止…… 我们决定，为以防万一，加快他和列拉的行期。恰好，第二天，苏航有班机飞往莫斯科。我们跟奥列格关系相当好，我觉得，他在诚心诚意地要在这个困难的时刻帮助我们。 电话响了，奥列格拿起了听筒，但是我发现他脸上的表情在变。他用感叹词作答，挂上电话之后，默默地看了看我，同情地说：“这是我们共同的朋友，《纽约时报》华盛顿记者站的莱斯里·盖博。他刚刚拿到了安德列写给里根总统一封信的副本。安德列请求在美国避难。这封信将在报纸的晚间版上刊登出来……” 我预感到了某种不祥，但这种打击实在是出乎预料。那时，正是“冷战”最激烈的时期，里根把我国斥为“罪恶帝国”。并且苏联外交官的儿子，即便他还是个孩子，向美国总统请求政治避难！这对于那些“冷战”斗士来说岂不是求之不得的好机会吗！我无论如何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可是，为什么安德列跟我什么都没有说？ 也可能，这只不过是挑拨离间？不过，骚扰将会是难以忍受的。突然之间，我的儿子成了一桩丑闻的对象，况且在这种情形之下，美国大众传媒的歇斯底里将是毫无限度的…… 奥列格打断了我苦痛的思绪： “我想，最好你们全家马上搬到大使馆生活区来。记者和穿便服的家伙们很快会到你在切维－切斯的家里去的……” 我的脑子一下子还不能消化我们所发生事件的全部后果。就向在云雾中一样，我下到小餐厅，安德列正在那里安静地喝着可口可乐。很难不跟他急，可我还是忍住了。我必须平静，这样才能弄清所有情况。首先得去新闻社去接列拉，她在那儿的《苏联生活》杂志社工作。然后赶回家，收拾必需的用品，再赶到使馆去。 我和安德列走到车旁。我尽量平静地问道： “你真的给里根写信啦？说实话。” “我记不得了。可是我真的想留在美国。我不喜欢在莫斯科的生活。这里好玩多了。” “昨天夜里你去哪儿啦？” “开车去纽约，想去找美国驻联合国使团。拿了妈妈放在床垫底下的钱缴路桥费。实际上，全程都有巡逻车跟着我。警察冲着我微笑，招手，但一次也没有栏我。” “你看他们是否知道你的打算？” “也许。但是，在纽约他们不见了，而我迷了路，吓坏了，后来决定回家。” “你要这些干什么？你可以在家里中学毕业，上大学，受教育。然后再来这里工作的。” “可是谁会放我来这儿？这会是惟一的机会。” “你在这儿没有专业，没有受过教育，谁会用得着你？他们自己的失业者也够多的了！” “我想试一试。要么成功，要么死了。这比在家里混日子强多了。你运气好，你可以到这儿来。我不会有这样的运气的。” “可是你想没有想过妈妈和我？” “想过，所以才回来了……” 我还能说什么？我们的家庭悲剧，事实上也是这个被打破的世界的悲剧，“冷战”冲突的产物。由于跟拥有巨大经济实力的美国进行竞争，我们国内的生活越来越困难。我们老一代的人，经受过艰难的岁月，可以继续忍受，坚持英国人的说法：“不管对与错，这是我自己的国家”。但是，甚至我们这些人，也喜欢在野外，在密友的圈子里，伤心于我们的领导人不关心自己的人民，而只是关心自己的幸福，安排自己的子女，甚至孙子辈。我们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人员组成，就是个显著的例子。当时，条件还不允许我们公开地谈论这一切，所以我们只能容忍这些颠倒黑白的事，尤其是身处国外时。 对年轻人而言，这些却难得多。从学校给他们灌输的，是应该讲真话。可是，他们听到的是一套，看到的却是另外一套。 安德列对于假话和虚伪那一套的反感特别强烈。 有一次，大使馆中学的八年级学生要画一幅画，反映苏联维护和平的斗争，安德列画了苏联的坦克在阿富汗，而反映祖国生活的作业，则用了这样一幅画：饭桌上是一张《真理报》，报上是一瓶伏特加。 学校的校长，此人每逢革命节日都要写诗颂扬祖国，顺便也颂扬一番多布雷宁大使，对安德列的画大为火光，每次都叫我去解释。我试图让孩子明白事理，可劳而无功。 “爸爸，”儿子回答说，“可这是真的呀。在学校教我们要做诚实的人……” 接上列拉之后，我们迅速收拾了必须的物品便很快来到使馆区，这里临时给了我们一套房子。正如莱斯里·盖博所警示的，安德列亲笔写的信件当晚便在《纽约时报》上刊登出来了，第二条早晨则上了《华盛顿邮报》以及美国的其他报纸。不知为什么，签名不是“别列什科夫”，而是“别尔什科夫”。我拿报纸给安德列：“仔细看，这是你写的吗？” 这次他没有抵赖。 “那为什么姓氏写错了？” “我发慌了，弄错了……” “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吧，”我对他说，我明白，一旦对他动粗，他就不再会开口。 我们必须做出某种决定。但是，事先我必须说服安德列放弃留在美国的企图，并且要他坚决答应跟我们一起回到莫斯科。只有在这之后，我才能向使馆领导提出行动计划。我提出了各种方案，安德列不说话，只是仔细听着。 “记着，”我警告说，“我们可以体面地解决这事，只有跟你谈妥所有的细节，并且只有你信守诺言，无论发生什么事。” “我同意。” “太好了！好好想一想，明天我们再谈。那现在去睡觉吧。” 我们及时离开了位于切维·切斯的房子。我们的邻居，“新闻”社的代表告诉我，在底层的大堂里和走廊里挤满了报纸和电视台的记着，等着我们出来。如果我们在那儿的话，我不得不回答他们的问题，甚至不知道如何从这种局面下脱身。如果美国政府拒绝安德列出境，那么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想清楚该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作什么？我们自己走，留下没有生活来源、没有社会经验的孩子一个人在异国他乡？或者跟他一起留下来，自己也成为“出国不归者”？这可是1983年，早在“改革”开始之前。的确，勃烈日涅夫死后，安德罗波夫上台，国内开始发生某些变化。但旧的教条基本上仍然有效。何况在当时，无论我，还是列拉从心理上没有做好准备走这一步。此外，我与第一个妻子生的两个孩子还在莫斯科。我的大儿子谢尔盖在外交部工作。他会出什么事？我们在莫斯科有许多朋友。我的书用苏联各族的语言，并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出版，我不能不考虑自己的读者。不，我们当时不能留在美国。如果安德列在美国被扣留，我和列拉，最可能会两个人回到莫斯科。现在，许多人会认为这种做法太没有人性，可当时，向许多苏联人一样，我们曾是理论的囚徒。
永不愈合的伤口（3）
整个晚上，电视新闻节目里，有关“苏联外交官的儿子”写信给里根总统请求在美国政治避难，以及政府打算满足申请的新闻作为主要事件不停播出。安德列的照片和信播出时，加上一段背景画，上面是镰刀和锤子在追逐一个跑着的男孩。 这起事件中的许多环节显然十分古怪。信是在他失踪前一天发出的。白宫和《纽约时报》每天都要收到大量邮件。安德列的两封信如何能够在不到一昼夜的时间里分别到达收信人，被人拆阅，报告给里根总统，并准备好在报纸上刊登出来？是什么人专门将这两封信送给收信人的？什么人和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了丑化安德列的父亲？可是，我在苏联大使馆里的位置并不高。不过，正如前文所述，我曾经在美国走过许多地方，在各个大学和研究所讲课，阐述苏联就这些或者那些国际问题的立场。从我的书里许多人了解到，四十年代我曾经作过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的助理，斯大林的私人翻译。而这个苏联外交官的儿子爱上了美国的生活方式，不愿回家。如何可以相信苏联的宣传家，如果他们自己的孩子都不相信？第二天早晨，我跟安德列进行认真的谈话。使馆的领导，特别是克格勃的驻馆负责人坚持认为，安德列要否认信的真实性。我费了很大的劲，才说服了儿子，必须这样作。他同意跟我们回到莫斯科。出发到使馆之前，我问他： “我能不能确信，你不会糊弄我？” “是的，爸爸，我答应了，会守信的。” 这里，我认为，比较恰当的是援引安德列八年之后写给《华盛顿邮报杂志》（1991年10月27日）的关于1983年8月时间的片断。夜里开车到达纽约之后，他迷了路，非常害怕，并决定回家。 “我的脑子里乱成一团。我在干什么？在这个国家我不认识一个人。我会发生什么事？我会在这儿找到工作吗？我住在哪儿？我一直都是跟父母住在一起的。我自己从未一个人呆过。我的父母——我如此爱他们！我们的争吵是那么傻。在我的心里，我最爱我的父母。只是现在，当我一个人呆着时，我才清楚地理解这一切。没有他们我不能生活。为什么我没有先考虑他们？他们会出什么事？他们会在蒙羞之后回到俄国？大家都会斥责他们。并且没有我他们会怎么生活？他们也爱我。我的父亲工作太多。他在努力使我的生活容易些。他在尽力帮助自己的国家。他的讲座在美国——是苏联宣传的黑暗中一束亮光。他喜欢自己的工作。这是他的生命。可是我会毁坏他的一切。我的妈妈——不管她说了些什么，不管她怎样骂我，不管我跟他怎样争吵——她是我的妈妈……为什么我事先没有想到这些……我必须回去。” 这个片断我作为一项证据来列举，即在我的说服之前安德列在内心深处后悔自己的轻率行为，他自己已经决定了要跟我们一起回到莫斯科。 在使馆高级领导会议上，我们详细地研究了应该采取的步骤。我建议立即在使馆生活区举行有安德列参加的记者招待会，他在会上声明，打算跟父母一起回家。这会立即缓和气氛。此后，安德列和列拉飞往莫斯科，我留下来等待替代者。最主要的——是在媒体上的宣传活动开始之前尽快解决此事。 但我的同事没有支持我。可是如果安德列改变了主意，说自己想留在美国，那该怎么办？我徒劳地试图说服他们，不必担心这一点。他们决定为自己留后手，向莫斯科请示。 不巧的是，多布雷宁大使刚好不在。我想，他会当场决定此事的。而向莫斯科请示，等于把我们家的问题转移到了两个超级大国、当时被吸进“冷战”漩涡的国家关系领域。 结果，安德列立即离境可以结束这起事件的时机被错过。莫斯科的答复拖延了几天，其时，针对安德烈的宣传活动却已经全面展开。 在使馆生活区上头昼夜有一架直升机在盘旋，用探照灯将整个地方照亮。大门口挤着记者和大批的群众。正对这大门展开了一幅巨大的横幅“给安德列自由”。通过扩音器喊的也是这个要求。“安德列事件”成了每日电视新闻的头条。美国总统助理埃德文·米斯宣布，根据里根总统的命令关闭美国的边境——这是美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措施。每天晚上，所有的电视频道播放着八面威风的律师们的辩论——如果美国允许将安德列带回苏联，等着他的会是什么样的惩罚。刚刚从莫斯科移民到华盛顿的苏联问题专家德米特里·萨摩斯，手持苏联刑法典，言之凿凿地说，不光是安德列，而是别列什科夫一家都会被发配到西伯利亚。 所有这些，安德列每天都看见听见。我不得不一次有一次地问他，在回家的决定上有没有动摇。但是他表现很坚强，说：“不管怎么样，我会信守诺言。” 我安慰他，让他相信，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虽然我自己明白，各种麻烦没有完全排除。应该说，美国的恐吓宣传活动对使馆的一些员工见了效。有人建议我们，回到莫斯科之后，改名换姓，搬到外地的小城，尽量不要抛头露面…… 过了几天，国务院“受总统委托”正式通知大使馆，称美国移民当局坚持要求将安德列移交给他们以便核实他的意愿。大使馆代表关于安德列想跟父母回家的声明，没有起作用。当局坚决要求交出他来。 最终，莫斯科同意了举行记者招待会。此后，与国务院达成协议，一旦安德列确认自己回到祖国的意愿，我们一家可以立即离开美国。 就这样，在使馆的俱乐部里挤满了记者。其中有我的朋友莱斯里·盖博。也有苏联报纸、电台和电视台的记者。使馆参赞维克多·伊萨科夫主持记者招待会。安德列表现很好，回答问题十分简洁，重复了好几次要跟父母一起会莫斯科。 记者招待会之后，由奥列格·索科罗夫和克格勃驻馆负责人、以及美国国务卿的两名助理陪同、在警察摩托车队护送下，我们前往达拉斯国际机场。全程都为我们开了绿灯。刺耳的警笛声时不时响起来。 机场大楼的所有阳台上，挤满了文字、摄影、摄像记者。他们显然在期待着某种轰动性的东西。海湾航空公司一架飞往巴黎的“波音－747”班机在跑道上已经等了我们一个半小时。但是，我们未能马上登机。 大使馆的同事们跟我们告别之后，国务卿助理理查德·贝特将我们跟安德列带入一间装饰非常漂亮的房间，那里已经有三个阴沉的陌生人坐在那里。我们被邀请坐在桌子前，他们的对面。其中一个人提问。另外两个人在作记录。可能他们是心理专家？显然，委派他们来，是要检查一下，安德列是否处于某些药物的作用之下，是否他自觉决定离开美国。可能，当局以为，如此隆重的、几乎是“总统式”的送行会冲昏安德列的头脑，他会在最后一刻又想留在美国。但是，这里安德列表现得十分坚定，很快我们被送上了飞机。 我们和陪同到莫斯科的副领事的机票被登记在头等舱。我担心，其他的旅客会因为航班耽误时间太久而对我们持敌意态度。可是当我们一干人进入机舱时，却响起了友好的掌声。乘客当中也有不少外国人，他们，当然还有大多数美国人向我们表示了同情和好感：毕竟我们是胜利者，争取到回到家庭的怀抱。“波音”机长表示的好感也是令人愉快和非常实质的：一瓶香槟酒和一罐黑鱼子酱。 飞机刚刚升空，我们跟安德列又陷入了记者的包围圈。原来，飞机上的记者多过一打。对于我们免打扰的请求根本无人理睬。他们用各种问题来烦安德列，照相机的闪光灯使人目眩。最后，可怜我们的机长要空姐用毛毯像屏风一样把我们隔起来。 在巴黎，我们立即转乘苏航直飞莫斯科的班机。但是，在布尔热国际机场上，上这架飞机并非易事。那里也有一大批记者在等着我们。他们试图把我跟安德列分开，所以我们一下子远离列拉，她被推倒在地，她倒在地上，甚至没有人扶她站起来。所有人都在追逐安德列，企图在最后一刻把他跟家人分开。四面八方都是标语：“安德列，你还在自由世界。请选择吧：自由或者是西伯利亚。”没有人为父母考虑。 。。
永不愈合的伤口（4）
终于到达半空的飞机上，安德列躺在三个座位上，一直睡到了莫斯科。 在舍列梅杰沃，这里同样也有外国记者，我的儿子谢尔盖和我的朋友们来接机。他们顺利地把我们送到了位于伏龙芝沿岸街的家里。在西方，围绕着我们一家又热了一阵，后来媒体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失事的南韩航空公司007航班上去了。 虽然当时苏联的局势在逐步改善，我还是发现，“以防万一”，我的书从图书馆和书店的架子上被撤了下来。我书稿被出版社退了回来。在一部有关战争年代外交的新的电视纪录片中，那里有相当一部分是对我的采访，有字幕上我名字被紧急剪掉了。小心的人们在等待，不知道我们会出什么事。 但是，真正的朋友却是忠实的。特别是阿尔巴托夫帮了大忙，他跟我国当时的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关系非常好。 很快，我被任命为《美国：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杂志的主编。我的书稿被出版社要了回去，并且书也出版了。1985年春天，戈尔巴乔夫上台，开始向人民说明，我们国内的情况一团糟。“改革”开始了。 1986年初，我被派往美国短期出差。这是彻底的平反。 安德列很快中学毕了业，上了航空工业学院。毕业之后，在航天研究所做了一年的试验员。但是，生意吸引着他，因此他开了自己的公司。很快，安德列结了婚，1990年春天，他的儿子丹尼尔出生了。有一段时间，安德列与总部设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的一家美国石油公司合作，他到那儿出差去过几次。 1993年初，安德列做了俄美合资公司的副总裁，销售钻井设备。他幻想着能够有大的成就，他曾经跟我说过，现在，当他自立之后，我就可以不必工作了：安静地住在达恰，读历史小说，随意写点东西：他会照顾我跟列拉的。 但是，命运却做了另外的安排。安德列不幸被害。这发生在对于我们来说是不祥的月份1993年的8月。8月17日，在莫斯科的办公室，冒充是朋友、憎恨安德列、妒忌他成功的狂徒射出的子弹撕裂了我们儿子的生命。当时他年仅26岁。安慰我们的，是他的儿子，我们的孙子小丹尼尔，那年他才三岁半。 感谢命运，我的第一次婚姻有两个儿子：谢尔盖和阿列克赛。 谢尔盖使我高兴的是，他沿着我的足迹走：我曾经给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担任翻译，谢尔盖则是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的翻译。并且谢尔盖的女儿，我的孙女阿纳斯塔西娅，像他的父亲一样，是个出色的同声翻译。 阿列克赛更喜欢我的第一个专业——工程师。他有一双巧手。他可以做出来任何的东西。他有一个女儿卡嘉和儿子别佳。
父母的墓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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