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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利亚的报告（1）
贝利亚是个特殊的“收藏家”——在其卧室的笔记本里，记录着500多个供其发泄淫欲的女性名单。 他一直在向斯大林暗示，我“知道得太多了”。 莫洛托夫请斯大林在我的工作调动文件上签字，而他的前四位助理，有三位被枪毙，第四位从卢比杨卡监狱的电梯井跳了下去…… 当时，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除了在各自机构的办公室之外，在克里姆林宫都有公用住房。这些房子位于人民委员苏维埃（即苏联政府——译注）大楼的二层。斯大林、莫洛托夫的办公室也在这里，只不过在不同的走廊罢了。距离“主人”最近的是贝利亚。1941年10月中旬，外交人民委员会疏散到了古比雪夫市，当时所有外国的外交代表机构也都搬到那儿。贝利亚却去了高加索为军队安排石油供应。实际上，他可能是想远离莫斯科，躲过危险时刻。 1941年12月上旬，我和巴甫洛夫被莫洛托夫从古比雪夫召回到莫斯科之后发现，我们的房间已经被占用了，而贝利亚的办公室依然空着。莫洛托夫要我们暂时先在这间办公室安顿下来。 我们请来了克里姆林宫的卫戍司令，他不太乐意地执行了莫洛托夫的命令，为我们打开了空置的房间。这些房间看起来完全没有使用过，收拾得一干二净，既没有文件夹，也没有一片纸，似乎主人根本不打算回到这儿来。但电话可以正常使用，包括克里姆林宫内线和政府长途电话。 只剩下我们二人时，我们禁不住诱惑，对法力无边的斯大林秘密机关头子的房子进行了一番检视。 访客首先进入接待室，这里有警卫。右边的门通往秘书办公室，那是两间不大的房间。左边的门通向宽敞的会议室，这里有一张长桌子。后边是首长本人的办公室，连着一间起居室。再往前是卫生间和一小间类似厨房的房间，有自来水和煤气灶。莫洛托夫本人的休息室比这要简单的多，可能正因为如此，他和斯大林，以及其他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们在克里姆林宫附近有住房。当莫洛托夫生病而又有紧急公务需要请示时，我曾经去过他的家里。苏联政府从彼得格勒迁到莫斯科之后，革命领袖们搬进去的房子相当难看，屋顶低矮，房间窄小，家具都是革命前的旧货。以前这些房子住的，都是在克里姆林宫的皇宫当差的，以及沙皇偶尔到旧都来时为其一家人服务的差人。 年轻的革命领袖们十分简朴，因此沙皇前任差役的房子已经使他们很满意了。 但是，从第比利斯奉调来到莫斯科的贝利亚却没有搬进这种房子。传说似乎他说服了斯大林，要求作为国家安全机构的首脑最好住在克里姆林宫之外，以防发生敌方突袭或暴动时可以负责救援政治局成员。不管怎么说，“主人”允许他在卡恰罗夫街和花园环线交叉口处占了一幢别墅。结果是，主要领导人几乎全部时间都呆在克里姆林宫，而贝利亚本人却拥有一定的自由并不受监督。贝利亚利用了这一点，用自己的亲信组建一个小队，专门在大街上寻找漂亮的年轻妇女和姑娘。这些人行动起来完全无所顾忌：汽车停在毫无防备的女人之前，身穿国家安全机关制服的军官和颜悦色地以有重要事情为借口请她上车，车门关上——就这样，贝利亚淫欲的又一个牺牲品被带到别墅的内院。通常，女人会先被带到餐厅招待吃喝，然后留下她一个人呆着。 受害者一般不会困惑很长时间。画像上非常熟悉的、活像癞蛤蟆似的那人出现在房间里，戴着夹鼻眼镜，身穿浴袍。贝利亚向女人提出那个要求，如果女人不同意，便强奸了事。护送女人出别墅的军官则会警告女人，如果“泄漏机密”，她本人和家人就会被发配到西伯利亚去。 从来没有任何人说起过这些事情。只是在贝利亚被枪决之后人们才开始谈论。 贝利亚在这方面是个特殊的收藏家。在他的卧室发现了一本记录，上面写着五百多名受害妇女的名字。 然而，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立即发现了最高领导人现行“住房制度”中的危险。所有政要随时都可能成为身处克里姆林宫墙外的贝利亚的阶下囚。因此，赫鲁晓夫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所有政治局委员迁出克里姆林宫，在列宁山上为他们建造了高级住宅。但是，领导们又很快从那里迁了出去。空置的高级住宅似乎成为领袖们“出”克里姆林宫的纪念物。 斯大林时期，最高领导人的住房根本不成问题。克里姆林宫内的房子，只要他们还在位，是配给每个人的。如果某人在斯大林那儿失宠，那么莫斯科的房子便失去了任何意义，因为失宠的领导人首先会被投入监狱，然后很快会升天。同时，他的家人会被发配到克累马集中营（位于苏联远东，雅库梯亚境内——译注）。 斯大林死后，情况有所变化。失位的领导人不再被枪毙，但必须搬出位于列宁山上的高级住宅。当时便有这样一个设想：设立特别建筑局，在首都最好的区段建设豪华的高级住宅楼，这样，在位的领导人都可以入住。若降职或者退休的话，也不必搬出这些专门按照其趣味和要求建造的房子。 这便是无产阶级国家领导人住房问题历史的简单回顾。 在贝利亚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内，我们感到很不舒服。惟一令人满意的，是经常有热水的卫生间，还有政府长途电话。有时我们必须与留在古比雪夫的维辛斯基，以及外交人民委员会的英国处和美国处联系，询问一些具体的问题。有时我们俩甚至还可以与各自留在古比雪夫的妻子通电话。有一次，正在通话当中，我发现有人接入。我与妻子佳丽亚简短告别后，挂上了电话。很快，政府专用长途电话响了起来。 “喂……” “你有什么权力使用首长的电话？”一个严厉的声音问道。 “你是谁？能不能先通报一下？” “我没时间跟你客套。谁批准你进入这间办公室？你是谁？”这个声音威胁道。 我感到不自在。但是也不想示弱，因为我是合法地呆在这里的。 “请先告诉我，你是谁，为什么使用政府电话线？” “我是谢罗夫将军。我负责政府通讯。我接到报告，你们已经不是第一次使用政府线路进行私人通话了。” 我的确曾经两次有私事打电话到古比雪夫。佳丽亚当时怀孕不久。我的大儿子谢尔盖就要出生了。佳丽亚身体非常不好。我在为她搞各种药，有时顺便捎过去一些能买到的食品，用电话通知她具体带东西的人，以及询问身体状况等等。这样的通话一般不会超过一两分钟，所以我没有认为这有什么不好的。 这样，就像上次在利沃夫一样，我再次碰上了谢罗夫将军。他肯定已经忘记我是谁了。因此我答道： “我是别列什科夫。如果记得的话，我跟您曾经在利沃夫见过面。贝利亚同志不在时，我根据莫洛托夫同志的命令在这里办公，我是他的助手。您怎么会不知道这件事呢？” “我现在古比雪夫，所以不知道情况。”谢罗夫慌里慌张地说完，就挂上了电话。 然而，我想他肯定将这起“事件”报告给了贝利亚，并且，如果莫洛托夫事先没有将我们搬进他办公室的问题与贝利亚协商的话，他会给我们提醒的。所以，当我们最终在莫洛托夫办公室隔壁得到自己的房间时，实在是太高兴了。 表面上，在我们偶尔打交道的时候，贝利亚对我很客气。参加德黑兰会议的苏联代表团中，正式成员只有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但是，与他们一起呆在苏联大使馆的却还有贝利亚。每天早晨出发到举行全体会议的大楼时，我都能看见，贝利亚坐在装有深色玻璃的“别克”车里，竖起风衣领子，将细呢礼帽压在额头上，巡视大使馆的院子，只有夹鼻眼镜的镜片偶尔反光。一次，我与他在餐厅旁的警卫室附近偶然相遇。他和气地与我打过招呼，询问了会议上的一些情况，然后重复了日前在军事专家会议上伏罗希洛夫所说的斯大林喜欢我，因此我应该利用他的好感考虑自己的前程之类的话。我谢过他，并回答说，我非常重视自己目前的工作，并没有奢望其他东西。 。。
贝利亚的报告（2）
在克里姆林宫的宴会上，座位的次序一般是，斯大林居中，他的右手是主客，然后是翻译，其身后是贝利亚。这样，我便时不时地与国家安全首脑并坐。他几乎从来不动食物。但是，每次席上都会给他准备一盘小红辣椒，他就像是嗑瓜子那样一个接一个送入口中。一次，他给了我一个小辣椒，我将它放送到嘴边，就感觉到人整个似乎着了火。贝利亚笑了，并且坚持要我吞下去。我不得不做出样子，而后悄悄把辣椒抛在桌下。 “这很有用。男人每天都要吃一盘这种辣椒。”贝利亚用教训的口吻说。 他每次都要问，我为什么那么瘦。 “我的体格构造就是这样的。”我回答道。我当然不能说，我们每天在克里姆林宫卫兵食堂吃的两根小灌肠，无论如何也不会增加我的体重。 总而言之，每次有贝利亚在场我都会感到不舒服。因为他随时都会向斯大林暗示，我“知道得太多”。最终这件事情还是发生了。 记得那是1944年秋天，我向莫洛托夫汇报华盛顿来的一份电报。人民委员一边听着，一边继续看桌上的文件。然后，他盯着我问道： “1934年你在波兰驻基辅领事馆干了些什么？” 我一下子张皇失措，莫名其妙：这是什么问题？莫洛托夫盯着我。我明白了，必须马上回答。 “在波兰领事馆？”我开始回想，“我的确去过那儿。当时我是基辅‘国旅’的导游。游客一般经波兰回国。我收起他们的护照，送到领事馆办理过境签证……”“这个我们知道，”莫洛托夫冷冷地说，“但是，这里谈到的造访波兰领事馆，并不在旅游季节，而是迟些，是秋天的事，并且你也不是从正门进去，而是走了后门。你在那儿干了些什么？” 想想看，这已经都过去了十年。在这期间基辅遭到占领，解放时有过激战。古老的克列夏季克街遭到破坏，圣母升天大教堂被炸毁，不计其数的艺术珍品被烧毁，成千上万的基辅人牺牲。而1934年监视过我的某个人写的东西保存了下来，现在成了一个危险的物证。 “我去找我的一个朋友。他从前是‘国旅’的汽车司机，所以我经常跟他一起载着客人在市内游览。后来他转到领馆工作，当然是经过有关部门的推荐。我偶然在街上碰见了他，他请我去车库坐了坐。我们坐了一会，聊了聊会天，抽了根波兰香烟，喝了杯德国啤酒——就这些了……” 莫洛托夫的目光稍微缓和了些，后来他说： “我接受你的解释。因为这是贝利亚向斯大林同志报告了你去波兰领馆的事。你可以走了。” 我似乎很幸运。因为我完全可能被宣布为混进圣地——斯大林办公室的“波兰白匪间谍”。现在回想起来，不禁感叹，这世界真小。波兰驻乌克兰领事是布热津斯基——美国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前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布热津斯基的父亲。如果当时对我立案，强迫“承认”的话，结果似乎是老布热津斯基策反了我。 然而，与莫洛托夫的谈话并不是没有后果。1944年是在胜利的礼花中结束的。当时我们已经住在莫斯科维亚街的一套两居室里。房子是1944年春天，我的儿子谢尔盖出生之前分到的。我们非常幸运地找到了保姆，这对佳丽亚非常重要，因为她不想放弃塔斯社的工作。1945年新年我们决定在家里过。来了许多朋友和同事，非常热闹。客人们在凌晨才散去。 1月1日，在人民委员秘书处值班的是巴甫洛夫。他从我家直接去了克里姆林宫。而我当天休息。我们整理好房间，出去到街上逛了一会，带谢尔盖玩了玩雪橇，便早早睡下了。元月2日的凌晨大约三点，电话响了。莫洛托夫紧急召我去克里姆林宫。我毫不迟疑，叫了车，几分钟之后便进了秘书处。我向在场的人问了新年好，但很快发现所有的人都不做声，表情阴沉。像往常一样，我想不经通报见到人民委员，但是科西列夫请我稍候，自己进了首长办公室。这一切都有些怪异。科西列夫终于回来，非常正式地对我说： “别列什科夫同志，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罗维奇正在等您。” 不知为什么，所有这些一下子让我感到很陌生，包括有一张长条桌和几排椅子的接待室，还有人民委员的办公室，似乎在过去的四年里我不曾每天来过这里。 莫洛托夫，就像1940年我第一次看见他一样，低头看文件，桌上是一盏绿色灯罩台灯。 我停在屋子中间，手足无措。 莫洛托夫抬起头来，定睛看着我。最终他打破了沉默。 “走近些，请坐。” 我坐在写字台旁的椅子上，心里七上八下：我做错了什么？但我已经明白：出事了。“你最近没有父母的消息吧？”莫洛托夫问道。 “43年11月去过基辅之后，我向您汇报过，在那儿没有找到他们。可能，他们死了或者被纳粹赶到德国去了，许多基辅人都是这样的。最近我也没有任何新的消息。” “可是贝利亚认为，他们是自愿去了西方。” “他有证据吗？”“他有自己情报人员的报告作证据。贝利亚向斯大林递交了一份报告，再次提到了你与波兰领事馆的接触。结合到你父母的失踪，他认为，出现了新的情况，需要进一步的调查。因此，他提出你不合适继续目前的工作……” 莫洛托夫停了一下，考究般地看着我。我似乎僵住了。贝利亚的“进一步调查”意味着什么，不难明白。也就是说，贝利亚本人曾经建议我利用斯大林的好感认真对待大好前程，而现在我的前程全在他的手里了。我突然感到很漠然：一旦事情发生了，再努力争取也是毫无意义的。 这时，莫洛托夫接着说道： “我跟斯大林同志商量过您的事情。他也认为，在目前的情形下您不能继续留在这里，在最‘高层’的身边。您必须马上将所有文件和保险柜的钥匙交给科西列夫和巴甫洛夫。在没有决定您的问题之前，必须呆在家里。再见……” 完了。我就像在云雾中，摸索着走了出来，机械地打开了保险柜，取出了所有的文件夹，列了一张清单，我跟科西列夫和巴甫洛夫都在上面签了字，他们两人甚至没有告别，一下子就消失了。 留下我一人在房间里。我坐在凳子上，努力地想理清纷乱如麻的思绪。我穿上了自己带着人民外交委员顾问将军肩章的制式大衣，戴上有帽徽的高顶帽，然后走向出口。 在克里姆林宫的斯帕斯大门口，值勤军官拿过我蓝色的小本。它可以使我通过任何一道门进入克里姆林宫，非同寻常地看了很长时间，然后说道： “我奉命收回您的通行证。” 这句话似乎永远彻底地关上了我身后通往过去的大门。 我一言未发，来到了红场上，然后在城里漫无目的地游走。我不能马上回家。就像梦游患者一样，我在空旷的大街上走了几个小时。妻子上班之后，我才回到家里。谢尔盖睡着，保姆在厨房里忙活。家里我不能呆。每天，我都出去在城里逛游几个小时。整整两周，没有任何消息。前不久的同事和许多“朋友”一阵风似地都吹跑了。夜里，我等着敲门声——因为贝利亚许诺要进行“调查”。 最终，1月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