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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收买党卫军冲锋队长（3）
“虽然我已经不年轻了，”海因曼说，“但非常理解，能再次见到这个姑娘对您有多么重要……” 我们约定，第二天上午十一点，海因曼巡视完岗哨之后，进行这个计划好的行动。 “我想给你们提一个建议，”党卫军军官主动说，“别用你们那辆大型苏联汽车。最好是我们开一辆小型德国车去。这样将会不太显眼。” 这个建议非常有道理。真的，我们的“基斯－101”往往非常引人注目。我决定使用使馆车库里的一辆“欧宝”。开这辆车在柏林的大街上没人会注意我们的。海因曼说，他要跟外交部联系，弄清楚早晨是否要召我去外交部。这一切都像是准备一个平平常常的野餐会一样。也许，海因曼真的相信了萨沙女朋友的故事？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是他做出样子，帮助情人约会。 但是，我们心里都是七上八下的。我们很晚才跟海因曼告别，依然没有完全的把握，他明天会怎样以及明天会给我们带来什么。 在约定时间，海因曼没来。这让我们警觉。如果他欺骗了我们并且盖世太保已经知道了我们的想法，怎么办？整整三个小时里，我们内心的紧张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下午两点，门铃响了。这是海因曼。他为自己迟到道歉：妻子的病情突然加重，不得不叫医生来，所以他也得呆在家里。不过他已经跟外交部商定：今天因为他的私事不要安排任何会见。这样，我们可以稳妥地实施自己的计划。 我们进入了接待室。萨沙用冰镇伏特加招待海因曼的时候，我将沙土色的“欧宝—奥林匹亚”开出车库，开到大门口。海因曼非常艰难地坐上了我身边的前座。带着银鞘的长军刀十分碍事。最终，他卸下了扣子，将军刀扔到后座上，萨沙已经坐在那儿了。大门开了。海因曼向党卫军举手行礼，然后我们驶上了林登大街。我看了看后视镜，确定没有尾巴跟着我们。 前几天，我们只去外交部。为了不引起怀疑，现在，没走到勃兰登堡门，我便朝左拐，然后沿着维里海姆大街走了几个街区。柏林的大街给人一种奇怪的印象。那是个阴天，但温暖而干燥。橱窗玻璃闪闪发亮，行人不紧不满地走着路，街角到处在卖鲜花，老妇人们在遛狗——似乎没有任何变化。但与此同时，几天来前方一直在激战的情况，给看上去似乎一片和平景象的柏林打上了印记。 我们已经预先约好，在一家大百货商店前把萨沙放下车。那里很容易在人群之中消失。更何况附近就是地铁。两小时之后，我们应该在一个地铁站会合。 车子刚停下，我们的乘客很快下了车，立即消失在大量的行人之中。我们继续望前走，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兜了许多圈。然后，沿着夏洛登堡大街开向著名的广播塔。这是柏林人最喜爱的晚上散步的地方，白天这里空空荡荡，于是我们决定在这里消磨时间。我们先在广播塔下的公园里散了会儿步。然后坐在露天咖啡馆的凉棚下。海因曼说，现在他想招待我，于是叫了两杯柏林啤酒。在车里他一直都没说话——显然，他神经不安。现在，他的口才又表现出来了，所以他不停地讲述自己中学时代各种有趣的事。我漫不经心地听他说，一边想着，萨沙那里是否一切都顺利。 最后，出发去约定地点的时间到了。接近地铁站时，我远远地看见了萨沙。他站在橱窗旁边，似乎被那里的商品牢牢吸引住了。但是，他用眼睛的余光观察着我们。当我刹住车之后，萨沙走到人行道旁，自然地向我们招了招手，然后说了几句问候的话，不慌不忙地上了车。在旁人看来，这完全是朋友的偶遇。在后座坐下时，萨沙紧紧地握了一下我的肩膀。我心中一紧——这意味着，他大功告成了。 “姑娘好吗？”海因曼问道。 “一切都很好，非常感谢您。她见到我之后，是那么高兴……” 海因曼开始说一些双关语的玩笑话，但我们并未注意听。在街上转了一会之后，我将车开到使馆门口，按了一下喇叭。大门打开了。进入内院之后，我们都松了一口气。使馆里已经备好了三人的晚餐。我们想尽快把海因曼打发走，但不得不跟他一起坐了一个多小时，听着他没完没了的故事。神经紧张之后的放松终究起了作用：我们感到冷漠。 送走海因曼之后，我们跟这次行动有关的人讨论了结果。萨沙报告说，朋友们一切正常。他通知了他们，无线电发报机已经收到，并且我们争取在最近把它送出去。那时就可以给莫斯科传递信息了。 就这样，事情的一半已经做了。现在，需要完成最主要的任务——将无线电发报机送给朋友们。 次日，我跟萨沙一起招待海因曼吃早餐。他告诉了从哥哥那里听来的最新战报。这些情况跟德国报纸上刊登的喜讯完全不同。苏联部队在顽强抵抗。德军的损失大大超出了预计。所有这些在希特勒的大本营里引起了强烈的不安。然后，我们谈到了昨天的出行。海因曼半开玩笑地问，萨沙想不想再见一次自己的女友。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 “当然想了，”萨沙说，“可是我不好意思再次麻烦您……” 海因曼表示，虽然这有一定的风险，但也许还可以再来一次。 “既然您同意，”萨沙对他说，“那么这次我想多呆一些时间，三个或者四个小时。并且给她带一些小礼物…… “我发现，您就跟法国人讲的那样，饭时胃口来，”海因曼开了一句玩笑。“但我能理解您。明天是星期天，外交部关门。不会召见的，所以整整一天是我们的。那么我们十点左右出发，午饭前回来吧。” 海因曼的无所顾忌使我有些吃惊。要知道，这里也会有问题：既然外交部关门，那么我们离开使馆去哪里呢？显然，他认为，自己的士兵并没有讨论的习惯，会认为，既然长官出去了，那就是应该的。经过考虑，我决定不提醒他，因为如果这次出行拖延的话，也许不再会有第二次机会。 第二天早晨，在约定的时间，“欧宝”已经停在大门内侧。海因曼提前十分钟到了。跟他打招呼时，我发现今天他没有带大军刀。军装上扎了一条宽皮带，上面系着手枪皮套，“瓦尔特”的枪柄闪着暗光。我立即觉得不对头。此前的怀疑又出现了。应该说，海因曼原来也一直带着枪，可能他装在裤袋里，反正我从来没看见过。现在，这枪就在外面，他可以很方便地拿出来。如果海因曼决定将我们在“犯罪现场”抓获，怎么办？我们刚刚驶出大门，将“瓦尔特”顶到我的太阳穴上命令我开往盖世太保的总部？我们的箱子里可是有一台发报机的。 我快速扫了萨沙一眼。显然，他也产生了怀疑。应该试探海因曼。也许，他会露出点马脚？ “您今天怎么没有大军刀？这军刀带着很威风的。”我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海因曼随口答道： “您知道，大军刀在这小小的‘欧宝’里碍手碍脚的。我知道我们今天开这辆车，所以决定把它放在家里。按照条例，如果不带大军刀，腰带上必须带枪……” 这听起来近乎清理，稍微使我们感到放心。那箱子怎么办？夹层里暗藏着发报机，上面是各种“小礼物”乌克兰刺绣衬衣，手槌，绣花边，套人等等。萨沙将箱子扔在后座之后，似乎随随便便地说道： “这是给我女友的礼物，一些小东西……” 海因曼仔细地看了看箱子，没有说话，但最终还是上了车。 我在盘算，这时，他会说：“给我看看，拿什么东西讨女朋友高兴？”或者，更糟的是，把手伸进箱子，扎进挨得很紧的夹层里。我的脊背开始出冷汗，马上就要全完了。 我双腿发软，绕着车子走了一圈，打开车门，请海因曼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他稍微迟疑了一下，最终还是听话上了车。 “好啦！”他一边坐好，一边说，“整整一箱子礼物。您的姑娘会高兴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我收买党卫军冲锋队长（4）
过去啦！但嘴里终究很长时间留有不愉快的余味。 我们出了大门，转向乌兰大街的地铁站。那里一般人比较多。而三个半小时之后，在另外一个地铁会合。我刹住车。萨沙故意轻松地拿起了沉沉的箱子，消失在地铁里。我们还有很多时间，于是决定开上环线。后来把车停在森林里。天气非常好。云彩在天空慢慢地漂浮着，这个平和的、安定的景象再次在心中引起抗议。那里，远在东方，正在进行血战，乡村在燃烧，我们的人在牺牲，而我却在这里，在阳光照得暖洋洋、到处青草芬芳的树林里跟党卫军的冲锋队长一起散步！ 后来我们回到了城里。海因曼提议找个地方吃东西。我们将车泊在一家饭店的附近，走过玻璃转门，进入宽敞的大厅，开始寻找空位子。 突然传来一声喊： “哎，海因曼，过来呀！” 围着一张大圆桌，坐着六个党卫军军官。桌上摆满了啤酒杯。毫无疑问，这些人跟海因曼很熟。军官们招着手，请他入座。怎么办？我们无法走开。但是，如果被发现，被扣留的苏联外交官在柏林到处乱跑，这将会是一桩大丑闻。 这时，我听见海因曼急促地低声说： “我介绍您是慕尼黑来的我妻子的亲戚。您在一家军工厂工作，所以不谈自己的事情。您的名字叫库尔特·休斯科尔。小心些……” 我们走近桌子，军官们有的站起来，有的欠了欠身子，用“嗨，希特勒！”来欢迎我们。海因曼声音洪亮地回答了他们，而我则嘟噜了一句什么…… 海因曼介绍过我之后，我们分别坐下，给所有人叫了一杯啤酒。谈话的题目当然是苏德前线的战事，以及英国空军最近恢复的对柏林的空袭。我有绝对把握，在柏林工作这段时间内，语言得到很大的提高，不会让我露馅，但依然非常感激海因曼关于我在慕尼黑军工厂工作的杜撰。这使我更多时间不说话。无论如何，没有人发现我不是那个自己冒充的人。 海因曼看了看表。我们该走了。但他的朋友们却不愿放他走。我们迟了半个小时才得以脱身，我不得不开着这辆小小的“欧宝”，尽最大努力赶往会面的地点。 萨沙等着我们，当然已经是神经十分紧张了。坐进车子里之后，他像上次一样，紧紧地握了握我的肩膀，我非常高兴一切正常。我们顺利地回到了大使馆…… 海因曼带着自己一队党卫军将疏散的苏联人护送到保加利亚——土耳其边境。但我是1941年7月2日最后见到了他，那天我们撤离了柏林。早餐时，海因曼给了我一张照片，背面写着留言。 “也许，”告别时，他对我说，“将来某个时候，我会被迫提起到曾经给苏联大使馆提供过帮助。希望这一点不会被忘记。” 原来，他早已经猜到了，问题不在萨沙女友身上，而有更重要的事情。 战争最初几年，舒尔茨－伯曾和哈尔纳克领导的地下反法西斯组织给莫斯科提供了相当重要的情报。这些情报既涉及德国后方的状况，也涉及到德国的军事计划。这些密电的内容关涉战略物资的储备，飞机和新式武器的生产等等。在传送有关德军伤亡情况、德军计划中的进攻、向苏联后方投送袭击分队等等极其重要的情报时，对于身处法西斯压迫之下的德国人民而言，反法西斯战士履行了自己的爱国义务。至于苏联军事部门是否有效利用了这些情报，这已经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但是，毫无疑问，我们转交的发报机拯救了我国前线和后方许许多多人的生命。德国情报部门费尽力气，侦破了这个被希特勒分子称为“红色合唱团”的组织。1942年8月底9月初，该组织成员在柏林的一个监狱被处死。当刽子手将绞索套到哈尔纳克的颈上时，他高喊，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不感到后悔。舒尔茨－伯曾在自己的遗书中写到，他终生都是根据理智、心灵和信念而行动的。 回想起这些坚强、富于自我牺牲精神、良心纯净的人们，就不能不想起战后历史。有多少像他们那样的人，为了光明的理想而献身！战胜法西斯之后，这些牺牲似乎没有白费。在德国的土地上，产生了一个“劳动人民的国家”，宣布了建设“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蓝图。我这一代人相信这个目标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尤其在德意志民主主义共和国是能够达到的，但是，强加给我们的模式却是站不住脚的。强制推行的努力导致了巨大的牺牲和震撼整个东欧的大###。而曾几何时，曾经是“世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骄傲”的德意志民主主义共和国彻底消亡了…… 回到莫斯科之后，萨沙，也就是亚历山大·米哈伊罗维奇·克罗特科夫高升了。我很少见到他。1943年，我们在德黑兰相遇，他当时属于“三巨头”的安全人员。此后，在1954年印度###日内瓦会议上见过他一次。多年来，克罗特科夫在东德一直身居高位。五十年代末，他猝死在莫斯科的一个网球场上。
回归故土（1）
1941年7月，我与苏联驻柏林大使馆人员一起撤离德国，回到莫斯科。之后我被任命为负责处理外交，财务，人事等工作的副外长助理。 一架“道格拉斯”停在安卡拉机场低矮的候机楼前的水泥机坪上。苏联驻土耳其大使维诺格拉多夫和土耳其外交部礼宾司的代表来为我们送行。虽然是清晨，太阳已经很热。晴朗的深蓝色天空像天幕一样，罩住了长满了黄色青草的一片平原。凝重的空气预示着这一天将酷热无风。身穿空军军服的机长伫立在飞机舷梯旁边。 被送的这一批人，基本上都是希特勒德国入侵苏联前夕驻柏林苏联大使馆负责人员。不过，当时苏联驻柏林侨民区具有外交官身份的人并不多：两个参赞，一个一等秘书，四个随员，一个领事，海军武官及其第一副手。还有，商务代表和他的副手也算是外交官。使馆的事务人员也不多。战争开始之前，大约一半的外交官正在休假。早在五月份，海军武官沃龙措夫和参赞科布罗夫携家人回到了莫斯科。他们知道纳粹的入侵不可避免，所以决定提前离开柏林。杰卡诺佐夫也将自己的家人送回了莫斯科。 阿尔马雅克·科布罗夫参赞，贝利亚的第一副手伯格丹·科布罗夫的弟弟，他是国家安全委员会驻德国机构的负责人。从外形上看，他跟伯格丹恰好相反——伯格丹的长相令人厌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