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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旅”当导游（1）
为了生计，我到基辅“国旅”做导游。 苏联政府为了展示集体化的成绩，不惜造假给外国游客看。 80年代初，我在华盛顿市中心一家五星级饭店遭劫并被打伤 现在回想起那个时代，不禁感叹，需要何等厚颜无耻才能将破产的农业当作繁荣拿给外国游客看。我要讲一讲第一次见识“模范”集体农场的情形。 基辅来了一对富有的美国夫妇。他们买的是豪华游，所以给他们配有专车和导游。我们最喜欢这种游客了。麻烦比团组少得多，并且翻译跟客人得到同样的伙食，并且在国内旅行时会有卧车“国际车厢”的一个床位，在最好的饭店里有一间客房。我刚刚被招到“国旅”，所以跟着已经有数年经验的翻译克拉拉实习。我们俩负责接待这对美国夫妇。 我喜欢克拉拉。她个子不高，但非常雅致，恰似一个陶瓷娃娃。虽然她要比我大三四岁，但看上去像个小姑娘，并且在一开始执行指导角色时非常严格。 美国人从头一天起就表示要参观一个集体农庄。克拉拉叫我把这个意思通知给服务处的主任法因伯格，回头他再落实，我们可以参观哪一家农庄。他手里的清单里，总共只有三家农庄可以带外国人去看。但是，每次都必须预先打电话通知农庄的主席，由于电话线路不好，这往往需要一天时间。到傍晚时，这些事情都办妥了。我将这次行程也通知了我的朋友斯捷潘，他是配给这对夫妇的“林肯”轿车司机。 在导游翻译班培训的时候，我在国旅的车队里打过一阵工，做帮工。我的工作是清洗汽车，给散热器里加机油，加水，以及保证出车之前油箱里有足够的汽油。当时，基辅还没有加油站。我跟斯捷潘一起——他也是司机当中最年轻的——每周一次开着卡车去铁路货场附近的油库。把几个大桶灌满汽油，将油桶滚到车厢，然后开回到车队，这批汽油一般保存在单独隔离开的地方。油桶放在高处，这样汽车开到跟前之后可以直接将汽油加到汽车的油箱里。先拧开油桶的盖子，把管子插进去，然后在管子的另外一端吸气。然后，一切按照虹吸原理自动进行。但是，有时也会把汽油吸进嘴里，所以得拼命漱口。 我跟斯捷潘成了好朋友。当时他二十五岁，但他把我看作同龄人。他教我开汽车，所以，当没人的时候，他会把“林肯”交给我开。晚上没事的时候，我们俩邀上两个姑娘在城里开车兜风。 早晨，陪着美国夫妇去参观大寺院，吃过午饭便出发去参观集体农庄。这两位外国客人原来对农业十分在行。比尔（他一开始就叫我们按名字称呼他和他的妻子——苏西）是一家美国银行的经理，同时在纽约附近拥有一个大型牧场。他读了很多关于集体化惨状的报道，所以想来找出私营农场优越性的直观证明。 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要知道，我们带他去的那间农庄，叫做“模范”，并且看上去真不错。我们看过了中心院子，在宽敞的办公室跟农庄主席谈了话，并且看过了两家农庄庄员的家，这两家按照当时的标准十分完美，然后去看几公里之外的畜牧场。沿着坑坑洼洼的一条窄道，“林肯”十分艰难地把我们送到了目的地，一路上斯捷潘不停地踩着刹车。这里也是井井有条。客人到来之前打扫得十分干净的牛栏里是一排良种小公牛，时不时低头在满满的食槽里吃食。这些小牛看上去营养良好。然后看了一个养猪场。淘气的小猪围着一个个肥胖的大母猪。 比尔显然被看到的这一切所震惊。他提了许多专业性的问题，询问了牲畜的品种，产奶量，种牛的能力等等。对我来说，这是很好的实习机会。并且，虽然我知道一般农庄，而不是模范农场的情况，但这家农场的状况似乎在说明，集体农庄的事情可以办好，可以使它成为盈利的。报纸上每天都在报道“米丘林神奇苹果”，苏联育种专家培育出的“奇迹小麦”，以及“创纪录奶牛”神话般的产奶量。于是，我们相信，再过一两个五年计划，到时候我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大国，而她的公民将是最幸福的人民。所以，现在最好给外国游客看的不是悲惨的现状，而是光明的未来。所以，在欺骗这对可爱的美国夫妇我没有感到问心有愧。我们国家直到现在也还是这样。女主人一边骂街，一边排几个小时的长队购买必需品。但是，好一点的东西，尤其是偶尔碰到鱼子酱或者是螃蟹，女主人一般会存起来，不让家里人碰。可是，当要接待外国客人时，却把所有这些东西拿出来。于是，吃着美味佳肴，客人会想：这俄国人日子过得并不那么糟，有关困难的报道显然是夸大！ 所看到的一切给比尔留下了深刻印象。跟畜牧场负责人告别时，比尔激动地说：“无论如何没想到会看到这一切！我们在自己的报纸上读到的，全都是撒谎！现在我相信了，跟个体劳动相比，集体劳动一点也不坏，甚至要好一些。有些地方我们还得向你们学习。祝你们取得更大的成绩！”然后，稍微停了一下，问道：“可是，请告诉我，你们的农庄不是个例外吧？其他农庄里的情况也是这样合理？”显然，比尔发生了怀疑，这些人是否在欺骗他。 “当然啦，当然啦！”畜牧场的负责人向美国人保证说，虽然他非常清楚，大多数农庄里，由于饲料不足而衰竭得站都站不住的奶牛，都用绳子帮忙拉着。“这是了不起的成绩。”轻信的比尔满足了。 在农庄耽搁了太多时间，其时气温骤降。当时是初春，所以天气多变。起风了，开始下小雨。克拉拉不断催促美国人，但他们却不愿意离开。最终我们上了路，但很快就明白了，被拖拉机翻起来的土路已经没法走了。坑洼处变成了一个个水洼，沉重的汽车在路上摆来晃去。斯捷潘决定驶离土路，穿过田野直接开到公路上去。他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走了大约两公里之后，汽车彻底陷入了松软、潮湿的土里。我们试图将“林肯”推出来，结果车轮在泥汤里越陷越深。 比尔下了车，看看了情况之后平静地说： “没用了。我们陷得太深了。惟一的希望是俄国的严寒。”他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为自己的玩笑开怀大笑。 但是，这里一点也不可笑。严寒秋天才会有，所以我们根本指望不上。我们三人——斯捷潘，克拉拉和我——都感到非常担心。但美国人却非常平静。 “办法是，”比尔开始议论，“修建硬质路面的道路。在美国我们就是这样做的。也许，这是你们这里惟一不足的……” 当然，过去，甚至直到现在我们不光缺乏可靠的道路，还有其他许多许多。但是，比尔被畜牧场迷住了，他对此一无所知。 我们开始商议。周围既没有石头，也没有干树枝可以垫车轮。天开始黑了。刺骨的北风也更大了。看来，最好的办法是在车里过夜了。可是，基辅那边会多么紧张啊！一对美国夫妇失踪了！所以一定要把他们送到饭店去。更何况两位女士穿得很薄。她们应该走到哪怕是有人住的地方，并且要是遇上顺路车的话，回到城里去。 最终我们决定，克拉拉陪着这对夫妇走，我跟斯捷潘在车里过夜。 三个人影朝着地平线方向越走越远，很快消失在暗夜之中。我跟斯捷潘再次巡视了一遍“林肯”，车子在湿淋淋的田野里显得那样的孤立无援。斯捷潘发动了汽车，试着开动。结果是白费力气！最好不要浪费汽油，没办法，就得呆到天亮。我们俩钻进车子，点上烟。时间过得很慢。克拉拉跟美国夫妇是否走到公路上，有没有碰到顺路车，这些想法令人不得安宁。 我刚刚开始打盹，就听见敲窗户的声音。我放下玻璃，发现是比尔。难道出了什么事？出什么事啦？比尔大笑道： “别担心，没事。我让她们俩坐上一辆去基辅的车。但我自己决定回到你们这里来。想看一看，你们怎么从这里弄出去。” 。 想看书来
在“国旅”当导游（2）
我使劲忍住没有对美国人的轻率发火。 “您不该这么做。回城去是最好的了。并且您怎能可以丢下两位女士不管？” “这有什么？我们美国的妇女是独立的，可以保护自己。难道你们这里不是这样吗？那些人不错，他们答应把苏西和克拉拉送到饭店……” “当然了，我们这里的妇女也是很独立的。可是，什么事都会有。现在，拿您可怎么办？上车吧……” 但我始终感到担心。有关躲藏在森林里“被没收财产的富农”的传言记忆犹新。这些饥饿和绝望的人们往往在夜间袭击单身的路人，有时也会拦截汽车，抢劫钱财和食物。也有过死人的事。现在平安多了。几乎所有的“林中弟兄”都被抓获了。可是，万一有一两个漏网的呢？并且当地居民也可能晚上出来干坏事。甚至在基辅也发生过抢劫。不过，这已经是一两年前的事了，父母亲和我遇到了打劫，并且是在市中心。在符拉基米尔街和符杜克列耶夫街的交汇处，有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一幢整整占了一个街区的大楼在内战时期被烧毁的废墟（这幢大楼后来得到重建，并且作了乌克兰科学院的办公楼）。 一个深秋的夜晚，我跟父母做客回家，从克列夏季克街下来，走过这片废墟。周围一个人也没有。突然，从一堆瓦砾中窜出两个人，手里拿着手枪。 “举起手来！”我们听见了嘶哑的一声喊。 我们听从命令，都站住了。 其中一个劫匪在几步之外停了下来，用手枪对着我们。另一个走近母亲。 “把手举起来！”他喝道。 她举起了戴着戒指的双手。其中一个是订婚戒指，另外一个戒指上镶着一大块红宝石，还有一个是金质花瓣镶满细碎的钻石。 “卸下来……” 劫匪用枪管指了指金项链，然后是耳环。妈妈顺从地卸下来，放在劫匪的手上。劫匪将这些放进口袋之后，转身朝父亲走来，父亲依然举着双手。这一点救了他那老式上等山羊皮钱包，以及证件和钱。在风衣下面未系扣子的西装上衣摆向身后，所以，劫匪在胸前搜索之后一无所获。风衣的口袋里有几张票子，这使他满足了。劫匪拿枪对着我们，一边后退，慢慢地退到废墟后面去。突然，妈妈天生的自制力又回来了，她喊道：“请把两个戒指还给我吧！订婚戒指和那个红宝石的。这是祖母的纪念物。它对我非常重要……”并且她端直朝着枪口走了过去。我跟父亲还没来得及喊她回来，就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个拿走了物品的劫匪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捧戒指，项链，手链，张开手伸过来：“看在您勇敢的份上，请拿走吧，女士。哪些是您的？……” 妈妈走过去，用两个手指从一堆金银饰品中挑出了自己的戒指。 “谢谢。”她平静地说完，然后便回到我们身边。 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劫匪突然之间却表现出了高尚…… “现在，留在原地十分钟别动。”又是那个嘶哑的声音，接着劫匪消失在废墟之中。 父亲责难母亲的疯狂行动，可是，她抚摸着失而复得的戒指，根本就不听他说的话。 每次，我遇见类似情形时，都会想起来这个场景。类似的情形还不少。我也曾经撞到过劫匪的枪口。最近的一次发生在八十年代初，并且不是在什么黑暗的角落或者老旧的废墟里，而是在华盛顿市中心，白宫对面第十六街的豪华饭店“亚当斯”里面。 当时，我在苏联驻美国大使馆工作，代表苏联科学院美国加拿大研究所。我们研究所的所长阿尔巴托夫院士每次来华盛顿都住在“亚当斯”饭店。有一次，我们一起在国会议员索拉斯郊外的家里呆到很晚，子夜时分才回来。一般我将自己照顾的客人送到旅馆门前，告别之后便回家了。但这次阿尔巴托夫请我到自己的房间去：“好像睡不着。我还留下了一瓶亚美尼亚葡萄酒。如果不是太累的话，我们坐一坐，聊一聊……”我非常乐意。 一个小时之后，我们互道了晚安。我走出来到空无一人的走廊，叫了电梯。当电梯停下，门打开之后，我面前的情形十分奇怪。跟饭店大厅豪华气氛完全不和谐的四个衣衫破烂的黑人年轻人呆在各个角落。饭店的夜间守门人不自然地弯腰站在柜台前。起先我想着，可能是什么东西出了故障，所以请来了修理工。但他们为什么如此紧张，并且怪怪地看着我：“大家好！这里出了什么事？”我一边走向出口，一边跟大家打招呼。 没有人答话，突然，一个黑人朝我冲了过来。这时，我才看见了他握在手掌中的手枪，非常小巧，枪身一点也不显眼。意识里闪了一下：报纸上刚刚报道过这种“儿童玩具”：有人用儿童玩具作掩护，以零件的方式从德国运进来，然后在美国组装，最后廉价出售。武器却是致命的。平民窟里往往使用这种枪：价格便宜，易于藏匿…… 黑人青年左手持枪，右手开始搜我的身。他想确信，我没有武器。大家都知道，许多美国人枪不离身。我身上当然没有武器。但是，裤子的口袋里却有一个皮夹子。劫匪摸出了皮夹子，然后拿枪对着我，开始慢慢地向后退。 “把钱拿走，”我对他说，“把皮夹子还给我。那里面有证件……” 我不想失去驾照，加油的信用卡和国务院发的外交官证。没有这些简直寸步难行。可是，要想办理副本明天得花多少时间啊！ 不知为什么，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可能不会有“明天”。我大声索要自己的证件。但这个黑人似乎没有听见。其他人也都站着不做声。我在心里想着，现在这些人是否受毒品的作用？他们的反应似乎十分迟缓。没有考虑可能的后果，我走近那个劫匪，夺来了自己的皮夹子。他一下子呆住了——显然没有料到我的这种轻率之举。他接着扬起手来，然后用手枪柄击打了我的头部。但我还是来得及打开皮夹子，拿出绿票子——那里面有大约两百多美元。 “把钱拿走。”我将打开的皮夹子伸了过去。他拿走了所有的钱，于是，我对自己的行动非常满意，把皮夹子装到了口袋里。 黑人命令道：“脸朝下卧倒！” 我走开了一些，看见在沙发和椅子之间，面朝地毯趴着两个身穿饭店门僮制服的人。我觉得这种姿势不太雅观。我只是单膝跪下，把头放在椅子的扶手上。这时才感觉到，脸上在流血。显然，某个血管被碰破了。血越流越多。衬衫和椅子上出现了红色的血渍。我侧目看了看前台的方向，那里有两个劫匪正在撬保险箱。血流进了眼睛，于是我想用手绢擦干净。我旁边的年轻人立即神经质地做出反应，他走进我的身边，发现了手上的手表。他拿枪对着我的太阳穴，试图解开金属表链。所幸，表链扣得非常紧，所以他怎么也卸不下来手表。这时，保险箱的小门咯吱吱响着掉下来了。黑人从我身边跳开去，跑向前台。我利用这个时机，卸下了手表，藏在自己的口袋里。这块表有纪念意义，所以不愿意失去。但是，这样也不无风险。黑人走回来，看见我依然是那种姿势，只是手表不见了。他恶狠狠地皱起眉头。我想着再挨一下。但是，他拍了拍自己的口袋，嘟囔了句什么，走开了。显然，他以为自己已经卸下了手表并装进口袋里了。 我在想，下一步会怎样。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劫匪在逃走之前射杀证人。所以才叫我们脸朝下趴着。这样，更方便在后脑勺开枪。如果他们这样做，那也就无从担忧将来的事了。可是，如果不是这样呢？我开始琢磨，事情会怎样发展下去。毫无疑问，报纸会大写特写对“亚当斯”的抢劫。会讲得十分详细，并且配上照片。我想象着自己血流满面出现在报纸上，外加一句“苏联外交官受伤”。这绝对不行。本来，我们跟美国的关系已经相当糟糕，再加上一个袭击外交官事件。也许还会编出一个对十分接近某某人的苏共中央委员阿尔巴托夫院士的“未遂袭击”事件等等。搞不好，会搞成类似萨拉热窝枪击一样……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在“国旅”当导游（3）
HJ＊5/9〗我毫不怀疑，这纯属巧合。打劫的是饭店的现金，而我不巧正在这时走出电梯。这是听见一声喊： “十五分钟之内别动。如果有人敢动，我们就杀了他。我们会看着……” 拿走了保险箱里的东西之后，这四个人一个接一个，背对着大门，端着手枪离开了饭店。所有的人都出了一口气。我们真是太走运了。劫匪没有闹出多余的动静。不管怎么说，白宫就在附近。过了五分钟，十分钟。周围非常安静。我问道：“是否该叫警察啦？” “您这是怎么啦！”我听见有人小声说，“别动，时间还没到……” 又等了一会，我们都站起来了。值班员拨了电话。过了大约一两分钟，就听见警笛声，刺耳的刹车声音。窗户外边闪起了照相机的闪光灯。刑事案件的记者匆忙地拍着饭店的入口。我只剩下数秒钟时间了。夜间值班员和门僮挤在大门口的当儿，我悄悄走向电梯，按了电钮。电梯门开了，然后立即在我身后关上了。过了一瞬间，我已经来到了五楼。我走到阿尔巴托夫的门口，按了门铃。 “是谁呀？” “是我。尤拉，快开门吧，有一件事情……” 门打开了一条缝。有两条链子挂着。阿尔巴托夫看着我，但没有认出来。毫不奇怪，脸上的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