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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强制集体化造成大面积饥饿，千百万人死亡！……
回忆“新经济政策”时期（3）
我们的某些经济学家，甚至包括那些批评残暴的集体化方式的人，议论说，二十年代末，在农民个体经济条件下我国不能生产足够的粮食用于出口，以换取实现工业化所需的外汇。所以，他们说，应该采取某种方式使农业社会化。也许他们是对的。虽然问题的关键并非仅仅在于粮食。个体经济给国家生产出了肉类，牛奶，水果，蔬菜。个体经营涵盖了服务业，食品生产，手工制品，裁缝和钟表匠，鞋匠和点心师等等。但是，我在此并不是要进行理论上的争论。我仅仅想展示的是，这一切是怎么回事。由于彻底集体化的结果，在基辅所发生的事情是我亲眼所见。服务业的基础设施完全遭到破坏，手工业者，小店铺，鞋匠，裁缝，钟表匠都消失了，集贸市场关闭了，很多地方的小商店都拆除了，招待过路人吃甜馅饺子的白里透红的姑娘们被赶得无踪无影了。平底船被没收了，很快这些船在荒无人烟的第聂伯河岸边化成了朽木。城里空空荡荡，恰似吹过一场龙卷风。 而且还有一个想法一直困扰着我。我们的改革进行了多年，可是在我们这个人才及自然资源丰富、土地肥沃的大国里人们的生活却越来越糟。而二十年代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三年，自相残杀的内战结束和外国武装干涉过去四年之后，在“军事共产主义”毫不留情的没收之后，只需要那么短短的一年半两年时间，就可以不仅养活人口，并且重建一种相当不错的生活，并且实现了迄今从未见过的富足。 当时，在二十年代，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的公开性。当时有相当严格的公民行为准则。中央政府牢牢地掌握着权力。但是，这些似乎并没有使群众感到不安。经过多年的内战，生活困难，饥饿之后，人们竭力争取过上平静，安详，最主要的是富足的生活。新经济政策给了他们这一切，几乎是闪电般给的，于是人民安定下来了，开始做事情。一切发生在短时间之内。我想，当时有必需的人力资源。被多年战乱所折磨的农家子弟，拒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里作战，对敌方表示同情，逃离前线。可是，当他们相信了布尔什维克给土地的许诺之后，愿意继续忍受四年内战的痛苦与恐怖，保证了苏联政权的胜利。当新经济政策一开始，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劳动时，农民用一季收成便让全国人吃饱饭。手工业者和服务业的人们也期待着顺利发展生产。重要的一点是，过去的苦难还没有摧毁人们的心理。大多数人们渴望着能够带来快乐富足的劳动。在需要的时候能够挣到钱，食品和商品的丰富显示了好好劳动的意义。 当然，就在当时，党的官僚机构已经进行了抵抗。现在我们知道，列宁曾经跟这种现象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赢得了胜利，因为他的威望不容怀疑，而官僚机构的影响尚未稳固。新经济政策实行了不满八年，而后来残酷地剥夺农民渴望了几百年的土地，造成了严重的创伤，迄今仍在滴血。 那么，在现代条件下，为何不能重复二十年代初的经验？起先，许多人以为，在现代条件下利用新经济政策的某些成分，可以很快扭转局面。从1985年4月起，拿出过多少大胆的设想，在最高当局通过了多少决议——但是，事情依然如故。 除了我们所知道阻碍改革的根源之外，主要的原因归结为两个因素：在各个层次上没有触动的行政命令体制妨碍了劳动的解放，以及大部分居民被斯大林体制所扭曲的思维方式。禁止机制和平均主义心理，对那些愿意劳动，也要挣大钱的人们的否定态度，对生活质量要求水平太低，惯性与无所谓——所有这些被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的匮乏，以及卢布购买力的下降更进一步加剧了。 如果说，农民对于自己的子孙后代能否在分给他的土地上继续劳动这一点没有信心，那么我们又如何能够指望情况会好转呢？ txt小说上传分享
鹿特丹之行（1）
我陪同造船工业部长到鹿特丹出差，有机会见到高级领导人展露出人性的一面。但总体而言，斯大林时期高级官员仅仅需要三样东西：狗一样的忠诚，盲目热忱和恐惧感。 我没有料到，跟造船工业部长短暂的交往，会对自己的前途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1940年4月初，我陪同特沃祥参观了位于基列的德军潜水艇基地。我感到惊诧的是，对于苏联人民委员似乎没有任何保密的地方。他可以看到任何想看的东西。这个“开放”游戏原来是希特勒假情报行动的一部分，它旨在让斯大林相信，德国在最近并不打算与苏联打仗。毫无疑问，特沃祥通过苏联驻柏林大使馆对参观德国军事设施情况的汇报，在斯大林评估希特勒的计划时发生了特定的影响。 莫斯科对人民委员参观访问德国造船工业感到满意，并委派他在回国之前去一趟鹿特丹。 当时，我们跟荷兰没有外交关系。在海牙只有一个粮食进出口公司和远洋公司的代表处。但是，在荷兰驻柏林大使馆很快就给了我们签证，于是1940年4月6日我跟特沃祥一起乘坐柏林－海牙快车出发了。 一等卧车里，有宽敞的单人包厢，带洗脸池。除了床铺和小桌子之外，里面还放了一张椅子和小吧台和各种饮料。特沃祥，跟斯大林时期的其他高级领导人一样，习惯在夜里工作，凌晨才睡觉。在餐车吃过晚饭之后，他请我到自己的包厢，然后我们就各种话题聊了几个小时。 人民委员认为，前线无战事的“静坐战”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有人神经受不了——马上就会打起来。问题是，谁先开始？而且，接下来怎么办？双方用“马其诺”防线和“齐格菲”防线进行对抗。两条防线建造并加固了多年。从芬兰战争的经验中我们知道，冲破“曼耶海姆防线”如何困难，虽然它跟“马其诺防线”无法相提并论。西方的战争将会是非常持久的阵地战。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国家尽可能长时间地不要被拖下水。让资本家们之间互相打吧…… “当然，”人民委员接着说，“德国人可能破坏荷兰和比利时的中立，并绕过‘马其诺防线’。但我认为，他们不会这样做。如果他们不尊重小国家的中立的话，这将导致大混乱。我想，希特勒不会这么干的……” 对我这样一个年轻而缺乏经验的年轻人来说，这些议论似乎是有根据的。这些议论使我弄清楚了苏联政府，以及当然还有斯大林本人的立场。现在清楚了，为什么尽管德方没有执行供货进度安排，但苏联的物资还是源源不断地向德国发运。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赢得时间，安慰希特勒，并且同时也向他表明，德国与苏联开战，除了使自己失去物资供应渠道之外，没有任何意义。 跟斯大林的人民委员之一，并且是十分接近“主人”的一位在一起，对我来说有意义的是，这一夜略微揭开了遮挡着领导人的那层幕障。他们所有人都假装严肃，坚定，不过问普通人的小事——只有为党服务，只有工作，没有别的任何东西。 听着特沃祥热诚可爱地讲述他在白天和夜晚的不眠之间回家呆一两个小时，饲弄自己的小儿子，看到他提起自己度过童年的亚美尼亚家乡山村时眼睛闪闪发亮，我明白了，这些普通人的快乐他也不是完全没有。 但是，他极少这样敞开自己的内心。更多的时候，他的样子是在全神贯注完成党中央、斯大林交给的任务。所有这些“钢铁般的人民委员”都是思想的奴隶，这既是自愿的选择，同时也是被迫的。为了这些思想，他们可以像花岗岩一样坚硬，残酷，甚至没有人性。那些愿意完成上峰指示的人，受到奖励。那些不愿意或者不能的人，则应该被清除掉。 他们对于自己的功能也是如此不打折扣的概念。如果他们一直工作，不知道睡觉，不知道休息，仅仅抽空享受天伦之乐，那么他们是在如自己所理解的那样，在完成自己职责。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享用斯大林的规章和“官阶表”中所规定的那些特权和好处。如果他们不能完成自己的职责或者不听“主人”的话，那么他们就应该下台，并且毫无怨言地认可自己被撤职的事实。 不过，“主人”却善于讨好那些对自己忠心耿耿的人。他大把地撒出奖章，勋章，英雄的金星，代表的身份等等，给那些创造了好纪录的工人和农庄庄员。后者则顺从地在最高苏维埃举手表决，满足于他们参与了按照列宁“任何一个厨娘”都能行的方式“管理国家”。他奖给杰出的武器设计师们和院士们的是占地数公顷的别墅。歌颂“伟大的斯大林时代”的作家诗人们则允许他们出国访问。谱写和演奏领袖喜爱乐曲的作曲家和演员们赠给普通大众可望不可及的汽车。正是在那个时候，出现了专门为上层服务的医疗机构和疗养院等等。在享受这些设施的时候，“上层”人士在思考着，千百万囚徒，其中许多是他们不久前的同事，在沃尔库塔、克雷马、马加丹等地正在挖掘冰封的土地，开采黄金，钻石和其他宝藏，充实国库，而“各族人民领袖”从其中拿出来慷慨地赠送给自己听话的臣民。 斯大林时代，他所建立的行政命令体制正是基于这种心理定势：即结合了狗的忠诚，盲目的热忱和…恐惧感。当“领袖”不在，恐惧感消除，热情减退之后，这个体制开始空转，并将我国带到了灾难的边缘。我觉得，改革不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尤其在地方上依然运转的斯大林体制，在完全缺乏热忱和没有恐惧感的情况下，成了前进的主要障碍……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鹿特丹之行（2）
一大早我们到了海牙。站台上来接我们的是粮食进出口公司的经理利沃夫，一个头发灰白身材结实的中年人，还有远洋公司的代表，我的老朋友科斯加·耶若夫。此前我不知道他在海牙，所以非常高兴能够见面。我们想多聊一会，但人民委员决定尽快到利沃夫的办公室去，以便取得有关国内情况的信息，以及谈妥第二天去鹿特丹的事情。 晚上很晚，我才跟耶若夫相聚。我们进去的咖啡馆里人很多。没有人相信，荷兰可以依靠中立而自保。但是，暂时各国的情报机构都在利用这种局面。我相信，在那个咖啡馆里有许多英国、德国和其他国家的秘密谍报人员。德国人尤其活跃。他们似乎在准备某个行动…… 科斯加询问了莫斯科的情况，芬兰战争结束之后是否好了些。“最近来柏林的人讲，”我回答说，“好了些。”“这就好，”科斯加叹了一口气说，“我希望，在列宁格勒的家人也会好一些了……” 到达鹿特丹之后，我们在旅馆呆了两分钟便出发去船坞了：公司的领导已经在等着特沃祥。我们被引到一间房子里——布置得非常简练，但很雅致——打了香味蜡的木质墙裙，舒适的皮椅子和沙发，低矮的小桌等等。整个房间里充斥着昂贵雪茄和浓咖啡的味道：几张小桌上摆着香烟和雪茄的盒子，还有咖啡。 特沃祥询问了冷藏船建造的进度。对方的解释未能完全使他满意。 “我们想，”他说，“尽快拿到船。现在的局势复杂，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所以工程结束得越早越好。我们甚至愿意为冷藏船提前供货拿出一笔奖金。” “这个建议十分诱人，”公司总裁抽着雪茄说，“我们会考虑的。但正是由于国际形势紧张，我们的订单大幅度增加了，而且所有订单我们都必须按期完成。因此，在研究问题之前，提前交船的事情说不上来。至于您的担心，那么荷兰是中立国。我不认为，在本世纪会有人胆敢破坏中立原则。在这一点上，我们有交战国，其中包括德国不止一次的承诺。况且很长一段时间已经没有战事了，我们在想，这场无用的战争是否就要这样静悄悄地结束了……” 特沃祥对战争可能尽快结束表示了怀疑，相反，战争会升级：目前这场冲突中，涉及到了非常严重的冲突和利益。 我们前往造船的工地。一艘冷藏船还在船架上，另外一艘早已经下水了。特沃祥跟工人们和领班们谈了谈，夸奖他们活干得认真仔细。真的，所有的地方都做得结实、牢靠。在基辅船坞，我有一点造船的经验，所以可以评估荷兰造船工人的技艺。 公司领导建议第二天乘坐快艇去阿姆斯特丹和扎丹姆，那里我们想看看彼得大帝的小木屋。在船厂会谈结束之后，我们简单地参观了市容，乘坐摩托艇走了很多运河。骑自行车的人数之多时我惊叹不已。似乎这是这座城市主要的交通工具。一群群姑娘们在沿着运河专门开辟的小道上骑着自行车飞驰而过。特沃祥发现我脑袋转个不停，便鄙薄地哼了一声： “不要为这些傻事分心……” 然后，船厂方面安排了简短的讲话和晚宴。我们一边琢磨着明天的行程，回到了旅馆，并约好明天早晨在特沃祥的房间吃早饭。 我醒来之后，冲了澡，然后打开收音机开始刮脸。出于意外我把自己的脸刮破了：播音员说，这天夜里德军在挪威和丹麦登陆了。 “静坐战”就这样结束了。快速收拾停当之后，我跑到特沃祥那里去。人民委员已经坐在了桌旁。早饭上的不是一小块火腿，而是整只火腿和一大块奶酪，所以客人自己动手为自己切了一份。另外还有满满一篮子水果，咖啡和茶的开水壶，一罐牛奶。 “您可迟到了。”人民委员开玩笑说。 “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这里似乎不会有地震。” “比地震还要糟！德国人入侵了挪威和丹麦！” 人民委员的好情绪一下子消失了。他一下子站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这是应该可以预料到的。我昨天还给他们说过，马上就要开始了！可他们一个劲地说什么中立。这些人真幼稚……”特沃祥总结道，其实此前他自己跟我说过，德国人将遵守中立原则。 “现在怎么办？”我问道。 “旅游当然是谈不上了。我们必须立刻回到柏林。” “为什么？” “您真是个怪人！英国人现在马上就要到荷兰来了。并且会问：‘苏联的人民委员在这里干什么？’我可不愿意在这里碰见他们。” 特沃祥不做声了，继续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走近窗户，掀开窗帘。街上十分平静。 “这种平静是骗人的，”他若有所思地说，停了一下之后果断地说，“马上雇一辆车，然后我们抄近路，不进海牙，往德国边境去。给旅馆的人留一个字条，就说我被紧急召回到莫斯科。” 我喝了一口咖啡，然后跑下去执行人民委员的命令。雇车没有费任何力气。我们将行李扔到后备箱里，就上路了。桥梁和船闸都有荷兰士兵守卫。有些十字路口上有小型坦克。但公路上空无一人。没有发现紧张的气氛。 傍晚时分，我们赶到了一个边境车站，跟司机结账之后，我们便进入到德国境内。我们不得不在一个肮脏的小站上呆了很久等火车。不过次日早晨我们就已经到了柏林。我当时一点儿也没有想到，跟人民委员短暂的接触会对我今后的命运产生多么大的影响。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快乐角落”
1926年春天，父亲担任了基辅一家大型造船厂的总工程师。这也许是战前最幸福快乐的一段日子了。 1926年春天，父亲得到了新的任命。他是个造船工程师，所以被请去参与设计在第聂伯河上建造的一座新船坞。这个船坞是在“列宁铁工厂”机器制造厂的基础上建设的，他成了这家厂的总工程师。我们不得不放弃“布尔什维克”工厂厂长漂亮的别墅，搬到市中心去。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巡视了一遍自己在花园草丛中的“领地”，爬上枝叶繁茂的橡树，树杈上是我跟小朋友们做了的一个窝棚，在前不久铃兰开花的地方跟地穴道了别。没有忘记跑过去看一眼别墅栅栏外面的那辆单轨小火车。这辆内战时期被废弃的小火车，给了我的小伙伴们许多欢乐，我们玩“红色装甲火车”，向包围它的“白色”军团射击，一切像是真的一样。我确信，我即将离开的这个神奇世界将不复存在。 很？快，“布尔什维克”工厂的重建开始了。在厂长别墅的地方，计划修建新的锅炉车间。树木被连根拔出，古老的建筑物被夷为平地。当1930年秋天七年制学校毕业之后，我来到“布尔什维克”工厂当了电工，我喜欢的花园已经没有一点痕迹了。我想，难道就不能在另外一个地方扩建工厂吗？因为花园的对面，是一片一望无际的田野。可那时谁会想到，这个美丽的果园还能有用，巨大的核桃树还能结果？一切旧的东西在劳动人民国际歌的乐曲声中，怀着热情将一切“破坏殆尽”，以便建设“我们新的世界”…… 父亲加入了住宅建设合作社。这家合作社刚刚在从前基辅的贵族区里普基建造了一幢两层四户的小楼。这个名称略有点轻率（俄语名称是“快乐角落”）的合作社，在列瓦绍夫斯基街和学院街交叉处看中了一块地方，这两条街后来分别改名为卡尔·李布内赫特街和十月二十五日街。合作社的组织者们没有料想到，新楼住户们的生活并不像他们当初想象的那样快乐。 我们家得到了一层的一套房子，里有三间屋子，一个带柴火灶的厨房，以及卫生间，里面有热水用的大桶。各个房间的角上都有炉子：当时集中供热还非常少见。每家在地下室都有一大块地方，用来存放劈柴和煤。地下室里还有一个小地窖。在那里，整个冬天存放着渍苹果，腌白菜和腌黄瓜。所有这些妈妈秋天都准备好了。不知为什么，我总是天一亮就醒来，所以我的任务是从地下室取劈柴和煤，烧炉子，在父母起床之后，把炉子和卫生间里的热水桶点着火。距离我们楼不远的大寺院修道院的僧人了准备一个冬天的劈柴。他们给父亲一种芬芳的露酒草叶，父亲用这种草叶泡伏特加。大寺院里，烤制一种巨大正方形的黑面包，上面压制着一个十字架。我们经常在修道院的面包房里买这种面包。 新地方也有自己的好处。院子不大，但玩足球是足够了。我们楼的对面，是商业工会的夏花园。那里有一个露天剧场，没有演出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