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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虽然完全相左，可仍然各说各的话，司马光未必知道。说是对垒，其实还是夸张了，顶多也就是看法不同罢了。比较起来，当然是安石的意见更求实慎重。
大宋遗事 第四十五回（1）
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有备而来志在必得
苏洵父子三人虽然着实风光了一回，却什么实际好处也没得着。苏轼、苏辙不是中了进士吗，怎么着也会有个一官半职，怎么会什么好处也没有呢？有官不假，可两兄弟赴过琼林宴正等着分配呢，却突然传来噩耗：母亲程夫人去世了！母亲去世，儿子得守孝三年，官自然做不成了。苏洵得到消息，一时没了主意，连各方面招呼都没顾得上打，就匆匆回家了，只留下两个儿子替他向各方面知会一声。很快，两兄弟也跟着西行了。
两个儿子一举成名的喜悦早已荡然无存，苏洵的心情，既悲痛又苦涩。
程夫人是个贤德聪慧的人，自己及两个儿子能有今天，她功不可没。她娘家本比苏家富有，嫁到苏家已经有些委屈。自己先是荒唐混世；后来知道折节读书，还是诸事不问：不是闭门读书，就是游学在外。苏家门庭，多半全靠夫人给撑着。自己不在家的时候，两个儿子的言行学问，也是靠她把关指导的。古人说相夫教子，她又岂止于这四个字呢！可除了两个儿子还算差强人意，自己一事无成，竟不能给夫人带来点滴荣耀幸福！而她，总是那么宽容，从来没有一句怨言不说，就没听她疾言厉色说过一个“不”字！她心里或者也是很忧郁的吧？要不是郁闷外加操劳过度，五十不到的人，怎么就会去世了呢！
是我无能，亏待了她！
想起这一道，他的心已不仅是悲痛苦涩，转而至于难堪愤懑了。
这次赴京，第一个去找的就是欧阳修，自己的二十二篇主要著作，也是首先献给他的；给他的信，更是字斟句酌，几乎什么手段都用上了。
第一封信，先从庆历新政谈起，那是要将自己引为同调。而后便说到自己最佩服的六个人：范仲淹、尹洙已经死了；蔡襄、余靖远在外地为官；富弼现做丞相，高不可攀；只有欧阳修一个人，是自己唯一可以指望的。跟着，就抬举欧阳修是与孟子、韩愈并驾齐驱的当代第一伟人。最后，才说到自己如何治学献书。信写到这种地步，也真是无懈可击了。
第二封信写得更机智。先说天下文章，只有孟子、荀子、扬雄、韩愈四家独步天下。接着，就以调侃的语气，说张方平谬奖自己的文章犹如司马相如；又误听传言说欧阳大人夸奖自己能与荀子媲美，实在愧不敢当。到屡次登门求教，原来欧阳大人太忙，还没工夫看自己的文章，这才知道传言是假。这样也好，自己反倒轻松了：因为自家的文章要欧阳大人谬奖，而让天下人议论，自己于心不安哪！特特地将传言拿来煞有介事地咀嚼一番，不就是要将欧阳大人一军，好引起他的关切吗？为求引荐而做到这步田地，实在叫人羞愧难当！
说起来还是人家欧阳大人，不愧文坛领袖。他恐怕实在是忙，并不是有意怠慢。一旦读完自己的文章，立马就上书引荐了。可朝廷平安无事，哪里会想到平步青云，用一个普通书生！自然石沉大海。
欧阳修因为是文坛盟主，还好见。别的人，可就连见一面都难了！
韩琦当时正做枢密使，虽不是自己最佩服的庆历六君子之一，到底还是要见的。自己的十篇《权书》，全都论兵，是最好的敲门砖。再难开的门，一敲，相信也都会开的！门，果真敲开了，韩琦也接见了自己。可接下来的事，却全都办糟了。
因为看着韩琦虚怀若谷，自己也就托大，下深水说话了。打听他正想整顿不成体统的军纪，当即给他写了一封直信，说：士兵都是不义之徒，久而不用，就会生事害民。如今的士兵，更是骄狂无比，非严法狠治，不能奏效。请韩大人一定代天子立威，狠治三军。即使因此得杀掉无数士兵，也要在所不惜。
韩琦一接到这封信，立马就傻了，骂道：“这穷措大！他以为他在三家村学堂，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传出去还得了吗？而且，想做官也不能唆使我杀人哪！告诉门房，苏洵再来，一律挡驾！”
是呵，这当权与不当权，怎么会一样呢？从来没当过权的苏洵，做梦也想不到马屁会拍到马腿上，一封信竟有这么些利害，从此永远关上了韩大人家的大门！留下的，自然只有羞辱。
不远千里万里地赴京，不就是为了官吗？富大丞相高不可攀，也还是要攀他一次。要攀丞相，自然不能屑屑于琐事，得来点儿真格的：直言径谏，或许能收到奇功？于是，给富弼也写了一封信，指责他过去为相默默无为或者可以理解，到做了首席丞相，还什么都不做，怎么着也说不过去了！请他一定吸取范仲淹的教训，忍小忿而为大事，能为国家真正做出一点事情。末了，自然要说到自己：我也是个有志于大事的人，希望能见到宰相。这一次呢，正像他儿子后来的词所说的，是“多情却被无情恼”，愣是连见也没见着一面。
张方平是举荐他父子三人的恩公，可与他相交也还是一把辛酸。
苏洵到京之后，像个没头苍蝇到处乱撞，有那知道底细的好心人指点说：“真有张方平张大人举荐就行了，还求别人干吗？听说他马上就要离开成都来京任三司使，马力大着呢！”
张方平会有特大马力，可是头一回听说！他过去曾推荐自己做益州府学的学官，始终没有结果，从此就不敢再多想他了。这次，他只将自己荐给欧阳修，并没有直接荐给朝廷，自己也认为他是无能为力。既然这样，近水楼台，如何能不先用！好在还不算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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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四十五回（2）
打听着张安道第二天要由郑州来京，当天夜里，苏洵就带着两个小兄弟连夜往郑州赶了。一百多里地，又是雪后，到天亮好不容易赶到郑州，一进旅店人就瘫了：又冷又饿不说，满脸死灰色，连嘴唇都裂了。烤了烤火，刚有点儿缓过来的意思，派去打探的小厮又十万火急跑来报告：“来了来了，前面两匹快马已经到了。”
父子三个只好又慌忙上马。刚到大路口，就有十来匹马风驰电掣地过来了。父子三个赶紧下马，毕恭毕敬立在地上，等着导骑与大队人马过去。因为冷，外加紧张，不仅鼻涕眼泪都稀里哗啦一股脑儿下来了，人也全身都抖动起来。及至一百多号人马过完，他们才想起一件事：要是张安道张大人，怎么会一个招呼也不打呢？赶着叫小厮追上去一问，原来是宋大人打道回京，哪里有什么张大人！张大人呢？早在昨天就到京了！
苦等的情况，一字不落、绘声绘色地写信报告了张安道，他究竟是否感动，不得而知，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安道这次，一点也没帮他们的忙。先前举荐石沉大海不说，他既已离开益州，再举荐就得等待新的名分了。这新名分，不是一时半时就能等到的。更主要的，还是一到京城，张安道自己就忙成一锅粥，也没那么多闲情来关心他们的破事了。很快，安道不就因为买卖房产被人劾走了吗？想管，更管不着了。
不管是谁，有了这些经历，心里都不会好受。幸而还有一个杜甫，当年乞食长安，也有过类似的辛酸，甚至还要惨，竟是“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自己怎么着，也还没落到这步田地！那原因，杜甫也解释过了：“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对，就是儒冠多误身。那么，既顶着个儒生的帽子，不这样，还能怎么样呢？这么想着，心里也就多少有些平衡了：毕竟，天下有几个人能与诗圣一起共同休戚呢！
平衡虽然平衡了，雄心壮志却一去不复返了。进京之前，因为抱着希望，虽不敢像李白那样狂傲，大唱“仰天长笑出门去，吾辈岂是蓬蒿人！”毕竟还以为平步青云唾手可得。现在，竟完全铩羽而归！又已经是年近五十的人了，再说什么，也只能是笑柄了！钓鱼的姜尚八十多岁才得志，虽然不假，可那是要打江山。天下既早已太平，就是姜尚，也只能老死荒野了！明允这次回来，一下竟像老了十多岁。夫人去世固然是个原因，更多的，多半还是因为这从来没有过的颓唐。
幸亏还有两个儿子，要不，明允恐怕真会一下子全垮了。夫人的葬事刚告一段落，明允就将子瞻、子由叫进了书房：“都坐下，我有话要跟你们说。”
子瞻、子由两个就着凳子坐了，明允却不说话，只望着院子里的假山与翠竹出神，好一会儿才幽幽地说道：“我今天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为父这次是真的不行了！今后，全都要看你们兄弟两个了！”
这话来得这么突兀，小弟兄俩都有些茫然。明允大概也觉着话说得太陡，转而又惨然一笑，说：“不瞒你们说，我这次多少是抱着希望进京的。不仅对你们抱着希望，对我自己也抱着希望。想着凭自己的这些学识文章，怎么着也会有个一官半职，好让我有生之年能好好报效朝廷。到回来，我才知道，这全都是梦了！”说到这里，明允已经泪眼依稀了。透过丛竹假山的夕阳，照在他的泪花上，折射出几丝光斑，房间里更显得阴沉了。子瞻、子由都觉着压抑，也都无声地落泪了。
停了半晌，明允到底稳定了情绪，脸上也有了一丝笑意，转换话题道：“好在，父亲还有你们这两个儿子，就是一无所有，也可以死而无憾了！你们知道欧阳大人见到你们之后，怎么和我说的？”
子瞻看了子由一眼，没回话。
“他说：‘明允，我读了您的两位公子的文章，不觉出了一身大汗！老夫从此该息肩让路了！人生能有这么两个儿子，可以休矣！’”
“我也听人说过，欧阳大人说什么，‘苏家这两个小兄弟，老夫也要放他出上一头！’”子瞻说。想起那人对欧阳修的描述及他传话时的表情，子瞻忍不住也笑了。
明允睃了他一眼，训道：“你们也别高兴得太早，到成才，还早着呢！”
子瞻赶紧答道：“是。”
“我今天找你们来，就是专为这事。中个进士，其实不算什么。以你们现在的影响，估计服满回京之后，欧阳大人他们肯定会推荐你们两个去应制举。不早做准备，你们将来拿什么应试？”
这可是小兄弟俩从来没想到的，两个人真的抓瞎了，面面相觑，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好在明允并不要他们回答，接着说道：“咱们家里别的没有，藏的这几千卷书好歹还没散失，大体够用了。就是历来收抄的当代名人章奏，也不在少数。你们俩仔细着好好研读，每人给我准备五十篇文章，策论与一般论文各二十五篇。题目我不限制你们，可以自由发挥，还是老规矩：要关系兴亡治乱，不准尽说空话。欧阳大人推荐我的表章，说我‘论议精于物理，而善识权变；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可见，我平常对你们的要求不错。准备好这五十篇文章，进京后献给朝廷，不仅欧阳大人他们好说话，你们的制举也能算中了一大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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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四十五回（3）
子瞻、子由原是好读书的，又有甜头在前面等着，还有不玩命准备的吗？不到半年，文章就全齐了。再经明允一修改润色，花团锦簇，就等着见好了。
父子三个在家里一待，就待了一年多。到十一月里，终于有了消息。州里的两个差人，咋咋呼呼地跑来报喜，离着几丈远，就嚷嚷道：“苏先生大喜，苏先生大喜！天大的喜事，怎么也不出来个人接喜呢？”
接进去一问，原来是眉州转来朝廷的敕命，说朝廷已经接受欧阳修的推荐，要苏洵十万火急赶到朝廷参加舍人院的馆职考试。差不多一个月前苏洵已经得到消息，自然不至吃惊。原来就不大高兴，更谈不上欣喜了。可差人还得应付，好歹安排酒饭让他们吃了，又赏了几贯铜钱，他们这才欢天喜地地走了。
子瞻虽是哥哥，却是性情中人，比弟弟嘴快。见父亲没有一点喜色，觉着奇怪，就开口问道：“父亲进京献书，不就盼着这一天吗？我怎么瞅着您好像并不高兴？这是为什么？”
明允叹了一口气，伸出五个手指头，一只一只地扳着数道：“从欧阳大人上书到今天，一、二、三、四……一共是七百多天，两年多了。两年多却只有这么一个结果，我能高兴起来吗？就算我去应试，赶到京城，得几个月吧？再住那儿等着人家考试，考过以后等着人家阅卷，是不是又得一年多？就算取了，等着派官又得一两年。为父已经年过五十，这么折腾，还折腾得起吗？再说了，我的文章早献给朝廷了。我的政见、思想、学说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朝廷应该很清楚了。那么多文章，不比仓促间应试所写出来的那么一两篇东西，更能说明问题？用与不用，不过一句话的事情，用得着再试吗？这试我是不能应的，应试是你们的事了。”
子瞻见父亲说得头头是道，一时也想不到别的话了。倒是子由冷静，劝道：“父亲说得有理。只是，总要给朝廷一个交代，完全不理，怕也不好？”
明允点头一笑：“那是自然。这我已经想过了。我辞谢之后，估计朝廷还会再下敕命，那时看形势再说吧！”
明允不愿参加考试，固然有他说到的原因，也还有他没有说出的一面：他压根儿就有些怵考试，或者说反感考试。他这一生已经有过三次考试，两次进士考试，一次制举考试，全都铩羽而归。如果说进士考试是普遍撒网，命中率本来就低，不取还说得过去，制举却是特别推荐应试的，大体十发九中，连它也试而不取，就怎么也说不过去了。不是命里注定与试取无缘，就是自己实在无法应付考试。五十多岁的人了，再试而不取，如何向天下人交代？连自己的两个儿子与其他子侄辈的人，也无法交代呵！还有那考试本身！制举考试他可是经历过的。考场在秘阁，得从皇宫东门东华门绕进去。半夜就得起来，带上干粮，跌跌撞撞摸黑赶到那儿，门还没开。好不容易等到天亮，开了门，搜过身，排着队伍进去，还得屈膝跪在地上就那一张小案桌，这才轮到磨墨写稿。那情景，现在想起来都浑身冒汗！五十多岁的人了，再找那罪受，不是太贱了吗？普天下的山林逸士，不笑掉大牙才怪！这丑，万万丢不起了！
再有，就是那种无法抑制的委屈与愤懑了。
自己的两篇《几策》，一审势，一审敌，对内与对外俱全：对内主张用刑尚威，克服软弱苟且；对西夏、契丹主张拒贿攻战，战而后胜。没有一件不是针对时弊、有感而发的皇皇宏论，有宋至今，有几个人能见得到，说得出？《权书》论兵，有人将自己视为孙武子转世，那价值更无须论证。还有自己的十篇《衡论》，广论将相人才、兵制法律、限田；《六经论》、《洪范论》、《史论》等，泛言学术、历史，等等。击中时弊之外，见解、学思、哲理等等，也无不都是上上乘之作，也同样不是人人都能作得出来的。而对自己这样的人，竟然还要试而后用！果真同意就试，也太对不起自己了！
可这只是他的一面之词。他没想到，从来文章无定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朝廷里的人，只是承认他文章通达纵横而已。至于见解，人家有自己的是非，认为他说的压根儿就不是正宗的儒家言论，更多的倒是战国纵横家的庞杂习气。大宋已非战国，尽说那些无的放矢的话，不是迂腐，就是偏执，或者懵懂。对这样的人，不通过考试，怎么能贸然录用？
明允斟酌之后，给欧阳修写了一封信，除了致谢，就是算那一笔年龄账，不过，多了一层铺垫。他说人要做官，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为穷。那可是孟老夫子的话，说是：“仕不为贫，而有时乎为贫。”自己还没穷到没饭吃的时候，做官自然不是为穷。不为穷，就是为道了，要为自己的理想抱负能施之于天下。而要能行道，就得官做得顺，最好由两制官员一直做到宰相。接下来就是那笔账了：由推荐而获得考试权，都花了七百多天，再算下去，我这五十出头的人还等得及吗？既不为穷，又不为道，这官就是有，做，也没趣味了。
这不是将路封死了吗？明允是不要做官了？别急，下面还有话，转过弯儿之后就接上了。明允说，做官虽无趣味，但王命如果再来，我也不好拒绝。要是再拒绝，人家就该骂我沽名钓誉，要挟朝廷了。所以即使不感兴趣，还得接受皇命。好在两个儿子很快就会服满，要进京等候分配职务，我也要一起进京，到时候什么都好办了。这不是又挪回来了吗？
大宋遗事 第四十五回（4）
给别的朋友写信，明允就说得更富有尊严了：自己衣食不愁，俯仰草野之间，静观天下太平，是何等快乐，哪里想去做什么劳什子官！说到闻名当世，我的议论文章，难道还不足以沾沾自喜，还要有求于世俗吗？可欧阳大人不弃微寒，硬是要拖我出去，州县又紧催不放，说不得，恐怕只好勉强上路了。他也不想想，假如朋友问他：既然这样，当初您又何必千里迢迢去献书求荐呢？他该怎么回答？或许他早已料到，朋友也是官场上的人，知道凡有志于官场的中国文人，从来就有这么多张致、矫情，这样的问题别说问，连想都不会想到！
对于朝廷的第一道敕命，他以身体不适为借口，复书辞免了。与辞书一起上奏的，还有一封专门上给仁宗皇帝的信。信中条列了自己想到的十件大事，大抵都是替皇上支招。一是，为了改变吏治的弊病，无论升官降官，都要明举功过，不能含糊其词。二是，为了制止侥幸之风，一定不要因为官荫而任子。三是，请专设御史考校官吏，可以事半功倍。四是，尊敬下级官吏，州县官吏不必像奴仆一样通名赞拜知州太守。五是，请求恢复武举，为国家储备将才。六是，法治不足以治理天下，皇上御臣不能用法。说到具体，就是要准许大臣们退朝后互相来往，科举考试也不必糊名防止作弊。七是，不要轻易升人官职。尤其是中过进士头两名的，升官太快，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