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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愚说：“精神虽可嘉，也不无干名希进之嫌，恐怕不会就这样完了。对中书，对皇上，都是一种压力。”
文彦博点点头，眉毛也拧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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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他们，整个御史台也都请求面见皇上，为的是能将自己的看法痛痛快快陈述一番。
庞籍不是改知并州了吗？陛见的时候，他向皇上提了个要求，请他恩准，让司马光随他到并州去做通判。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一来，可以提携栽培老朋友的儿子；二来，找个子侄辈的人做自己的通判，至少不会掣肘，闹得势不两立，什么事都要方便多了。一个小小的群牧判官，无足轻重，方面大臣既有请求，当然不会拂他的面子。司马光也乐意：有个靠山做官不说，重要的是这个通判，比寻常知州还要来得硬气。并州是原先的太原府，河东节度所在地，知州都是丞相、枢密使一类两府重臣才有资格担任。做他们的副手，自然要比一般州郡的知州显赫多了。履历上有这么一任通判，打着灯笼也没处找去，谁不乐意！到庞籍离开京城，司马光也就跟着上并州了。
庞籍是个做官做老了的人，一得到仁宗生病及有人上书请求立嗣的消息，就抓住先机，将司马光找来了：“君实，皇上身体不虞，立嗣是当务之急。范镇他们已经上书皇上，先走了一步。你赶快替我起草一份密奏，请皇上以天下为重，在宗室中挑选贤才准备立嗣。措辞可以尖锐一点，但要恳切。”
司马光答应一声，当时就去办了。这里一完稿，庞籍略加改动，就六百里加急，火速送往京城了。
司马光自己也想做点贡献，顺便给范镇捎了封信，先问问情况。范镇的回信，不仅如实作了说明，还慷慨陈词，叫司马光越发热血沸腾了。他再也按捺不住，立马以自己的名义也上了一本。内容虽然大同小异，却颇见特点。他不是刚刚给皇上献了一本“古文孝经”吗，他也就抓住一个“孝”字大做文章。说天子与庶民虽然都讲一个“孝”字，内容却各有不同：庶民之孝不过奉养父母而已，天子之孝则要让江山社稷传之永久。而根据《礼记》，大宗无子，则以同宗为后。这样说之以孝，动之以礼，仁宗要是还没反应，那就太说不过去了！
可仁宗还真是无动于衷！
所有的说客都一筹莫展了！可就在这个时候，老天爷开了恩，愣是给他们送来话把儿了。
五月，一连下了十几天的大雨，连太庙、社稷坛都被大雨淋倒了；蔡河半夜决了堤，外城偏西的安上门大门也被水冲坏了；汴梁城里到处是水，来往只能撑船或划木筏子，倒塌的官舍、民房不计其数。朝廷上下全都慌了，大臣们纷纷被派到各个城门口去巡察。一开始，因为怕进水淹了皇城，皇上已经下诏，要马军都指挥使带人将皇城正门朱雀门给封了。还是知开封府的王素长了点头脑，说：“皇上身体不好，封了皇城，全国上下会怎么想？而且，封了门还让不让灾民进城呵！”顶着不让办，这才没封朱雀门，任着叫水淹到皇城里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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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三十三回（3）
除了汴京，京东、京西、河东、河北、湖北、陕西、四川，一共有十来个地方，都在闹水灾，求援文书雪片一样纷纷飞向朝廷。不久，又有人看见天江、天市上有两颗流星掉了下来；彗星、孛星，也相继出现在天空。
这些都是明白无误的天谴，而所有这些天谴都指向同一个主题：必须赶紧册立太子，至少要养个皇子做好随时立嗣的准备，才能上应天谴，化险为夷。
明明不过是些自然灾变，怎么就被套上了人事政治，而且还套得这么有模有样的呢？
认真说起来，这话可就长了。
最先，它该是从人的自然崇拜开始的。咱们的先民因为幼稚，慑于自然的威力，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要将社会人事，与一些自然灾变联系起来。但这种做法日渐具有严整的理论形态，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却主要是儒家的推动。孔子虽不说“怪、力、乱、神”，他经过手的《春秋》记录一些灾变现象，诸如雨雪、日食、彗星、流星坠地、水灾等，大体也只为实录，并不附会人事，可他也相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畏惧天命；他下过苦工夫的《易经》，更是明确提出“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主要就从自然现象来比譬、解释社会人事。注解《春秋》的左丘明，又比孔子远走一步，公开宣扬“怪、力、乱、神”了。他不厌其烦记录的卜筮，似乎都很灵验；他也是第一个用自然灾变来附会人事的人，开了将《春秋》注解谶纬化的先河。当然，比起汉人，他还有些犹抱琵琶半遮面。他有时也正面宣扬“天道远，人道迩”，强调所谓天道对于人事的干预，虚而不实，根本就没法儿说清；有时，更揶揄一些迷信天道的人，说他们将人事归于自然灾变，实在是自欺欺人，而史官因为害怕他们的淫威，才不得不投其所好，将“吉凶由人”的简单道理，演化为天道示警的荒诞无稽。将经典完全谶纬化的集大成者，是汉代的今文学家，而将它们系统化、理论化的最大功臣，则是汉武帝的博士董仲舒。
董仲舒为答复汉武帝的册问，连上了三本，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天人感应”的思想，将《春秋》中所谓天人相与的种种表现，说得神乎其神。最后的结论，则是：“国家将有失败之道，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惊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勉之而已矣。”董仲舒又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始作俑者。因为儒学独尊，他的这一思想从此也就成了全社会的主流意识。朝野君臣，乃至平民百姓，谁都相信天人感应是颠扑不破的万代真理了。那有些疑虑的，倒成了离经叛道的怪汉子了！
皇帝头顶悬上这么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倒也有他的用处。至少，他害怕天谴，再不敢毫无顾忌地为非作歹了。这对于他，也就是一种无形的约束。当然，这柄宝剑毕竟虚玄无稽，就有威力，也相当有限。而且，因为虚玄无稽，它还是双刃的，甚至是三棱乃至四棱的，可以正用，也可以反用，谁都可以用它来作为武器。无数悲剧、喜剧，也正是由此生发的。
明白了根由，再看眼下又是水灾，又是星变，件件合了董仲舒的预言，有人要做出头头是道的文章，不是再自然不过了吗？
还是范镇占了先机。
他先上书请皇上下诏广开言路，让臣子们畅所欲言，指陈朝政得失，以塞天变，以应天谴。皇上也张皇失措，又是先贤早就说过的，应当勉力而为，当时就要知制诰们起草诏书下发全国了。求言诏，从来就是动员大家向朝廷开火的动员令。举枪有赏，大家还能不闻风而动？敏感一点的大臣们几乎人人有言，而翻来覆去的不变话题几乎都一样：请皇上选贤立嗣。
范镇举手之间就得了这么多同盟军，自己当然更要浴血奋战了。他紧紧抓住灾变不放，一连上了六本，一本比一本激烈。有四本直接送给了皇上，另外两本皇上让他送给了中书。
文彦博劝他：“范大人，立嗣的事不像您想的那么简单。我们都是皇上的臣子，这种事能不挂心吗？皇上一生病，咱们就说了，可皇上大概也有他的难处？难哪！”
范镇却梗着脖子说：“我也知道难。可办事情先要论是非，然后才是难易。假如是对的，不管难易都得办。越难，越要知难而上。而且，事情难易也贵在不失时机：越早办，越容易；迟了，会更难。皇上立嗣，事关社稷存亡，天下第一号大‘是’，怎么能因为怕难就不办呢？”
这么咬不烂嚼不碎，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了。文彦博也有些沉不住气了，板着脸道：“范大人，凡事也要设身处地替朝廷多想想。要图痛快，谁都能劈里啪啦说一大堆。范大人一向贤德，千万不要学那些干名希进的人，叫人看了惋惜！”
范镇一扬脸：“丞相，您这话太欠考虑。古人三谏不从就舍国而去，齐不留去鲁，鲁不留去楚。如今天下一统，范镇无路可走，只有 颜待罪，随时准备引颈受刑。一个随时等死的人，还顾得上干名希进吗？”
不软不硬，神仙也拿他没办法。文彦博连脸也被他顶红了，只得勉强笑道：“这何须多说，范大人自然不是那样的人！容我们再商议商议吧！”好歹将他撮出了中书。
大宋遗事 第三十三回（4）
下一次，范镇的奏折中又多了一个内容：驳斥中书知难而退，指责他们实际上是明哲保身，只为自己身家性命、蟒袍玉带，而不顾君臣大义，不顾江山社稷。弄得两府大臣，谁也不敢再跟他过话了。
他也向皇上下了最后通牒：假如臣下所言有理，就请照办；觉着没理，就请将臣下斩头示众，以儆天下。自己则再也不上朝，不坐班，只在家里闭门待罪。
仁宗不是个独断专行的主儿，自然不能无动于衷。他也知道大臣们为的都是大宋江山，可要他现在就选个人立嗣，他也心有不甘。明明是生过三个儿子的，以后就不会再生了？自己还不到五十岁，虽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精力旺盛，可房事也没见减少呵，哪里就能绝了后？在朝里这么想，回到后宫却也多少有些黯然：温成皇后去了之后，再没有一张脸能挑起自己的激情了。没有激情，哪里还会有儿子？他也不得不叹息了。
曹皇后见皇上叹气，不禁关切地问道：“皇上哪里不舒服吗？”
皇上一抬头看到她那张古板的脸，没有一点儿生气，气更不打一处来了，冷笑道：“哼，还用问吗？心里不舒服！”
皇上与皇后虽然冷漠，但大面上还是相敬如宾的，什么时候也没这样蛮横过！皇后莫名其妙，那眼水再也留不住了。想想到底不服，开口问道：“皇上从来不这样，臣妾今儿是哪里得罪了皇上？”
也是一时情急，猛然间找不到一个托辞，仁宗干脆实话实说了：“还来问我？后宫里养你们是干吗的，一大群废物！这么多人，愣是不能替朕生下一个儿子！”
这是什么话？生儿子是一个人的事情吗，怎么能全推给别人？皇后自然想不到这一层，可她知道委屈：一年三百六十日，有几天您皇上到过后宫与我交颈而眠？这会儿倒怪我不能替您生儿子了！要怪您也只能怪您的那些宠妃，怪姓尚的、姓杨的、姓张的，怪那些阿狗阿猫，怎么着也怪不到我头上！可这话又怎么能说出口呢，皇后只有以泪洗面了！看到皇后这样，仁宗也懊悔说话造次，讪讪地走开了。宫女太监都来劝解，皇后自己也多少觉着有些无谓，哭了一会儿，也就歇了。
既下不了决心立嗣，就得抚慰大臣们哪！史志聪为皇上支了一招：“范镇上书最多，又待罪在家，抚慰了他，也就抚慰了一大片。不如升他个官儿吧？”
仁宗觉着有理，吩咐中书将范镇由起居舍人、直秘阁、同知谏院，升为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范镇在家里已经待了好几十天，原来的一头黑发竟都待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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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见了，再瞅瞅他的一头白发，也动了感情，垂泪道：“爱卿用心良苦，朕岂有不知道的？且再等朕三年吧！”
皇上说等，自然只能等了。范镇的言官倒是免了，让他重新做了起居舍人兼集贤殿修撰。
大宋朝自太祖登基，就一直疑神疑鬼，对于卧榻旁边的清理，始终不遗余力。几代下来，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成为朝野上下各色人等的普遍共识了。眼下皇上身体欠佳，东宫虚位，千钧一发，正是朝廷最不堪一击的时候，对于卧榻周边的疑虑与排斥，当然更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枢密院的两个倒霉蛋王德用、狄青，首当其冲，自然第一个遭殃。
王德用不是因为长得像太祖，早就遭到排斥，怎么又到了枢密院了呢？本来确实没他的戏，他都已经致仕不干了。四月十四乾元节——仁宗的诞辰节，群臣都要来替皇上祝寿。王德用虽已退休，这种场合一样得排班上朝。契丹也派了使者来贺寿，一眼瞅见王德用，心里猛一激灵，不由得脱口问道：“黑相公又起用了吗？”仁宗一听，知道契丹人很在乎王德用，当真重新起用了他：先做河阳三城节度使、同平章事、判郑州，后来又调进枢密院做了枢密使。既是致仕再用，当然老得可以了：他连上朝山呼起居都困难了。人虽老，雄心却不老。中书商议立嗣从来都瞒着枢密院，王德用知道了，大手一拍前额，叹道：“还要这尊老菩萨干什么！”没事人家还要找事，他自己竟跳出来生事，还会有好果子吃吗？
大宋遗事 第三十三回（5）
狄青出身行伍，硬是凭着战功一步步升到知州、枢密副使。当了这么大的官，脸上刺的字却依然没动。连皇上也看不过去了，下诏让他将字给去了。他愣是不奉诏，说的大体也还是那句老话。只是因为面对皇上，才多少有些不同：“陛下，臣有今天，都是因为这一行刺字。陛下不问门第高低，凭军功升臣做了高官，对于全军都是个榜样，留着它正好劝谕全军。请陛下准许微臣不奉诏吧！”既讲出道理，皇上也就顾不上官威官仪，随他去了。要是一切到此为止，或许还可以相安无事。无奈广源州蛮子侬智高或然造了反，攻占了邕州一带十来个州，又围攻广州，岭南骚动，朝廷却屡战屡败，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是狄青主动请缨，一战而胜。用人则贵哪！狄青得胜回朝，就升了枢密使，封赏了他的子孙，又在敦教坊赐了他一套官邸，显赫极了。狄青的那些手下也都耀武扬威，一出门就指指点点，互相标榜。到发大水，狄青一家搬到大相国寺避灾，出入都在大殿上，汴梁城的男女老少更是成群结队，要去瞻仰他的风采，颂扬他的业绩。这自然也是没事找事，虽不是自己在跳，但因为影响太大，性质也就更恶劣了。
听到王德用的牢骚，欧阳修又心潮难平了，说了一句：“老衙官知道什么！”乘着皇上下诏求言，奏了一本：以上天示警为由头，先说立嗣，再就是请调狄青去外任了。那理由自然也说得特透彻：《五行传》说，“简宗庙则水为灾”，不立后是对祖宗最大的不敬，当然要发大水；水又主阴，兵事、武将也都属阴，狄青身为武将而主持国家机密，又得到广大将士的拥戴，天以大水示警，也正顺理成章。
先后上书的还有不少。皇上不敢耽搁，到底罢了狄青的枢密使，另加了一个同平章事的虚衔，让他知陈州去了。王德用是致仕复用，老而多事，又早就有人攻击他，处理更简单，也罢了枢密使去赋闲了。这两个人无故被斥，郁郁寡欢，不过两三个月就先后去了世。死后也有些哀荣，只是他们什么也不知道了。
代替他们进枢密院做枢密使的，则是正做三司使、工部尚书的韩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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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三十四回（1）
欧阳修上书荐能臣
包龙图权知开封府
皇帝下诏求言，上书的尽管不少，但大体不过人云亦云的立嗣，或要求罢免枢密院武臣；此外，就是说了不用的白说了。说了白说，谁还愿意白耽误那工夫？下诏求言没人说话，或说了不用，这诏不是白下了吗？
欧阳修一划拉这道理，又不能平静了。尽管上一本说的事并没有得到施行，还是赶着又上了一本，将这道理掰给仁宗皇帝听。由这里切入，就说到天谴如此严重，并非一日一事之过，实在是因为纲纪政事坏得不能再坏了。需要补偏救弊的事那么多，未来让人忧虑的事无边无际，光责备几个任事大臣是不行的，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举贤任能。这是当前最最重要的大事。因为这个缘故，尽管自己先前上的奏折没有得到重视，自己还是不得不重上一本，向皇上举荐几个能干大臣。这样严丝合缝、无懈可击地说出一番理由之后，欧阳修就提出具体人了，他们是：龙图阁学士、知池州包拯；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知襄州张瓌；祠部员外郎、崇文院检讨吕公著；太常博士、群牧判官王安石。
文彦博当年举荐王安石时，一起举荐的人中就有个张瓌。这次再荐，算是从众，并不奇怪；安石是欧阳修看重的人，荐他不过早晚的事。只是这个吕公著，原是吕夷简的四个儿子之一，当年他们都曾被欧阳修骂作“贪赃愚呆”子弟，前不久他升作崇文院检讨，又是他哥哥吕公绰家人自荐，欧阳修怎么会推荐他这样的人呢？
原来，欧阳修在颍州当太守，颍州的通判即是吕公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