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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尧臣先就有些瓜葛不清，弯弯绕的后边，牵连了不少难得说清的关系。
原来桥下有房，是陈留大姓卫尉寺丞卢士伦的产业。桥一拆，那房子也就保不住了。陈留县原先的监税王溟，被替职后等着赴新任期间，曾租住过这幢房子。或许是因为原先有关照，或许只是一般官场人物的互相关心，卢士伦起先硬是不要房租，王溟一再坚持，房租好歹收了，但还是每月少收了一千铜钱。这王溟，恰恰又是王尧臣的同年进士。眼见拆桥房子保不住，卢士伦少不得拜托王溟去同年那儿说情。王溟沾光在先，士伦又专门相托，回不住，就去了王尧臣那里。
大宋遗事 第十五回（4）
东拉西扯说了一回闲话，尧臣想起拆桥这档子事，就问道：“你在陈留做监税，陈留的事该清楚？”
“你指什么？”
“南镇有座桥要拆，正举棋不定呢。”
“这你算问对人了。问第二个人，再没有我清楚的。”
“为什么？”
“我眼下就租住在桥下卢寺丞的房子里。”
“那真太凑巧了！你怎么看？有人说那座桥阻水，很多运东西的纲船都在那儿撞坏了，嚷着要拆。”
“没有的事。我从来没听说什么撞船的事，更没见过。这都是没事生事！”
王溟这话跟陈荣古调查回来所说的，大致不差：他说出事的船，大都是因为风浪互相撞损的，因桥撞坏的极少。尧臣这才下了决心，下帖子要陈留县不要拆桥。
朝廷派来勘查拆桥案的，是监察御史王砺。王砺的结论是：桥阻行舟，迁桥对；王溟、卢士伦因私害公；三司说桥下有民居，拆桥有碍，实际不过卢士伦一家而已。权三司使王尧臣受豪民请托，因情废公。王尧臣曾派人去王砺那儿打听调查情况，也变成了三司派刺客行刺调查官员，等等。
情况既这么严重，皇上还能不动怒？他直接下诏给开封府，派了一个工部郎中专门审问，已经不是勘查，而是兴大狱了。处理意见也特重：王尧臣除罚铜，还要责杖七十；其余有判公罪，也有判私罪的，追官、罚铜都相当严重。
别人或者还可以另当别论，这王尧臣是不能不援手说话的。
三司使掌握国家财赋命脉，是朝廷的重臣。尤其是自打尧臣权了三司使，一路兼按察地方官吏的新转运使们，如张皿囚之等，都是由他举荐、聘用的。推行范仲淹的十件事，尧臣实在是举足轻重的干臣。像他这样的高官，即便果真受人之托，徇情不准拆桥，顶多当殿训斥，再加多少罚一点钱，也就了了，怎么能责杖七十，羞辱他呢？问题似乎不在阻止拆桥，而在他推行十件事过于卖力，完全是冲着新政来的。人家叫阵叫到这个份上，范仲淹怎么能装聋作哑呢？
何况，在这之前范仲淹已经欠了尧臣的人情，也不容他不说话。
王尧臣当年是头名状元入仕的，做事的风格也峣峣独立，绝不苟且。郭皇后薨去，范仲淹上书请治阎文应加害皇后的罪责，第一个援手的就是王尧臣。后来，好水川败北，范仲淹与元昊私书往来，朝廷将范仲淹与韩琦一起贬官，又是尧臣为他们说话，终于让他们官复原职。尧臣自己也安抚泾原，差不多跟他们做了邻居。人家多次为自己援手，现在有事就装傻不管，那还是个人吗？
一查问，也还真有话说。
尧臣说：“三司发文不准陈留拆桥在先，王溟说话在后，这是有案可查的。况且，是我因为他常在陈留，知道情况，先问的他，并不是他主动来做说客。说接受请托，实在冤枉！”
一查记录，果然如此。那么，请托之罪也就没了。
再者，真宗实录白纸黑字，记着真宗因为原桥阻碍行舟，才下诏将桥迁到现在这个地方。李舜举等要改建，朝廷同意，都违犯了先皇帝的意旨，不尽妥当。陈荣古实地勘查，认为因桥致损的船少而又少，现桥不必改动，与先朝旨意正好暗中吻合。那么，三司发文不准拆桥，没有不当。而且为的是公事，定私罪显然不合适。
其他，也还有一些与事实很有出入。
仲淹碍着朋党的帽子，确实有些踌躇。既然皇上催着说话，岂能失去机会？他将知道的事情一一罗列，奏明了皇上。最后，又为尧臣辩解道：“陛下，《经》曰：‘贵贵，为其近于君者也；贵老，为其近于亲也。’又说：‘堂高则陛高。’无非一个意思：尊重公卿大臣，实际上就是尊重天子的神圣权威。三司使是皇上身边的亲贵大臣，替陛下掌管天下财赋。有罪，皇上自己不论怎么处罚他都行，也不能叫执法小吏当众打板子羞辱他。即使皇上不拿他当回事，也不必叫外人知道。亲贵大臣被轻视，天子脸上也不好看！请陛下三思，不要失了朝廷的神圣威严，也为王尧臣存些体面！”
不为大臣存体面，也要为朝廷存些体面，这个逻辑是有说服力的。范仲淹所说与勘问所得的事实，也多有吻合的地方。是不是真鼓励朋党，就难说了。皇上终于网开一面，不打王尧臣板子了，只罚铜了事。原判私罪的，也改了公罪，处罚轻多了。因为有违背先朝旨意一条，主张拆桥的官员也都被罚了铜，不能有功无罪了。
欧阳修跟着又上了一本，主要是攻王砺借陈留事件陷害大臣，攻击异己，请求皇上罢了他的御史职务。
一共列了四条罪状。
先朝，真宗明明有旨意改桥，王砺硬说改桥是权臣受贿所致，这不是谤渎先朝圣政吗？
为着移桥这样一件小事，诬陷大臣受情徇私，妄兴大狱，使能干重臣惮于为事，这是第二条。
三司派人询问查案情况，本是例行公事，却诬蔑为刺杀朝廷命官，陷人以死。事情都是亲自经历，显然不能以御史可以风闻自辩。这是第三条。
王砺攻击三司办事官员是王尧臣举荐的门人，实际根本不是，他倒恰恰是吴育举荐的门人。吴育与王尧臣本为公事，并无私怨。王砺迎合吴育，扩大事态，挑拨大臣关系，这是第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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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十五回（5）
这四条，哪一条都不轻。本章一上，王砺就被罢了御史，贬到邓州做通判去了。
那么，无论全局，还是个别事情，攻战双方都各有进退，暂时好歹还能算是打了个平手。
大宋遗事 第十六回（1）
宋仁宗重开天章阁
范希文宣抚回陕西
其实，要是较真，说打了平手，未免过于勉强。范仲淹推行新政，整顿吏治，应该大刀阔斧，势如破竹，是个只攻无守的态势。提到设防，都已经乾坤颠倒，何况还是一再挨打！细算下来，倒是范仲淹的人受检举、处罚的多，贪官污吏、渎职平庸者处罚的少。范仲淹顶多只是能说几句话，能还人家几招而已。这，哪里能算什么平手呢？
仲淹的十件事里，有一大半与整顿吏治有关。最主要、最关键的部分不过如此，其他事情的命运，不问，也可想而知了。
府兵制从一开始就遭到反对，连提都没人再提了。
减徭役的撤并县镇，拢共才在河南府改了寿安、河清等五个县为镇。就是减了徭役，也很有限。
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不是短期能见成效的。吏治不清，自然也很难有大的作为。
连唯一较有实效的科举改革，也大体有名无实。许多州县虽办了学校，很快就名存实亡，或干脆停办了。科举考试科目的改革，也一样转眼复了原。只有按胡瑗胡翼之的模式进行的太学改造，多少有些成果，还算差强人意。
这不是仲淹的初衷。
虽然他从一开始就不那么积极，或者说颇为被动，并没有什么宏阔的念头。他的学识、经历都还有限，不可能想得那么空阔、遥远。他想的都比较实际，都是他经历中所发现、所痛心疾首的。他既想到了，皇上又鼓励、允许他有所作为，他也真正走上了前台，他就不能不有所期望，有所指靠了。一有期望，一有指靠，就像戴上了有色眼镜，一切就很难看得真切了。即便是平常一眼就可以看清的不可能实现的幻想，此时也为它的五彩斑斓所迷惑，不愿相信它只是梦幻，根本不可能变成现实。既抱着幻想，结果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怎么能不郁闷呢？所谓当局者迷，政治家一样不能幸免，也实在是没办法的事情！
而最叫他苦恼的是，这一次，他碰到的竟是一只无影手！
先前，他的对手都是有形的，阎文应就是阎文应，吕夷简就是吕夷简，靶的也很明。阎文应有罪于皇后，他要阎文应对皇后之死负责；吕夷简用人唯亲，他上《百官图》告他。可现在呢，他找不到真正的对手！但那对手，似乎又无处不在。那是一只真正的无影手！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会突然给你一刀，地方与角度也都无法预料，让你防不胜防，躲不胜躲，而且还不知道为什么！这实在可怕极了，也叫他灰心极了，已不只是苦恼了。
而他对这一切，是没有多少心理准备的。
他从一开始，就没准备这么大张旗鼓。
就他的性格而言，虽然清正廉直，却缺少做大事的勇气、魄力与义无反顾的决心。他较为细密，较为谨慎，实施具体事务可以很周到、完满，但要开创大局，摧枯拉朽，除旧布新，他就不是最合适的人选了。他可以做将，但难以挂帅。与他常在一起的韩琦，比他粗疏，比他空洞，却也比他阔大，更有担待。如果让他与范仲淹调个个儿，局面或者会有些改观，也说不准。历史毕竟没走这一步，谁能真正说得清呢？不过，要从后来的情形看，他甚至还比不了仲淹。
仲淹的内心深处，或者已经萌动了退意？但至少，他暂时还没有任何表示，似乎也还缺少能够有所表示的机会。为滕宗谅辩护的时候，他虽说过引咎辞职的话，也提出了去向，那多半是一种说辞，并没有多少真意。
但仁宗皇帝，却抢先动作了。
他先是在迩英阁飞白，除写了一篇《危竿论》，又一口气写了十三轴大字。写好之后，就让内侍陈舜封宣丁度、曾公亮、杨安国等几个翰林学士进来了。
迩英阁与延义阁，都是仁宗于景祐二年盖的。迩英阁在迎阳门东北，延义阁在崇政殿西南，都不大。迩英阁是皇帝平时修身养性、读书听讲的所在。这几个学士都在这里侍候过皇上，侍候他读书，给他讲过经，杨安国还专门给皇上讲过《无逸》。虽然如此，巴巴地单独召见，无论如何，仍然是一种荣耀，几个学士都很兴奋。
仁宗先拿出那篇《危竿论》，叫舜封：“拿给几个学士看看。你们是行家，看朕这篇《危竿论》，还值得一看吗？”
大家一看，是篇小小的论文，不过是居高慎危的意思，也没有多少新意。但它既出自圣上之手，就又当别论了；除了文章本身，还有文章之外的微言大义呢！
丁度道：“圣上这篇文章，高瞻远瞩，申述居高慎危之意，言简意深，千钧笔力，正是圣君贤帝的胸襟气度，臣等深受教益。如果做大臣的，个个能像皇上教导的这样居高慎危，朝纲何愁不振，国家何愁不治！臣斗胆恳请皇上，能将这篇文章刻印出来，发给大臣，让他们记诵、研习。”
“嘿，也没你讲的这样好！不过寄托着朕的一点意思，倒是真的。就照你的意思办吧！舜封，再将那十三轴大字拿给学士们瞅瞅。”
舜封将那些字纸拿过来，一一展开，几个学士都围着欣赏：“皇上的字，写得越发好了！”
朝下再仔细瞅瞅，原来都是一些语录，一共三十五条，一条说一件事情，无非都是些老生常谈，什么遵祖训啦，守信义啦，好硕学啦，求忠正啦，从民欲啦，戒满盈啦，也还谈到辨朋比、斥谄佞，等等。
大宋遗事 第十六回（2）
仁宗见他们不大明白，便问道：“你们是不是奇怪干吗写这些东西？”
曾公亮道：“请圣上教诲。”
“这都是我读书之暇，没什么事的时候写的，著述权可都是你们臣子。有的是从给朕的奏章中直接摘的；有的则是臣僚们对事时说的，由朕作了概括。大体都与治政有关。你们要，就带回去分赐给大家吧，也是朕心求治的一点意思！”
皇上赐字，这是少有的隆恩，几个学士全都趴在地上感激不尽。
退下来之后，丁度又撺掇着给三十五条语录都作了注释，凑成一卷《答迩英阁圣问》，进给了皇上。
皇上特别欣赏丁度作的那篇序，指着其中的文字夸道：“从来圣明天子，没有不求治的，没有不想治国安邦、纳忠退邪的。关键在于明与威、断。明则不惑，威则善纳，断则能行。这三样是纲，能做到这三样，就无往而不能。说得好极了，就是这么回事。唐宪宗的例子，举得也好。”
据《唐书》上记载，唐宪宗也是个求治之主。每次遇到事情，他都要向臣下反复问清道理，然后再感叹一番：“凡是好事，都是说着容易做着难。你们说的已经很明白了，希望也能真正动手去做，不要光说空话！”大臣李绛，接过宪宗的话茬劝道：“陛下这话说得太好了！但微臣也与天下百姓一样，看陛下，也只看行动，不光听言论。但愿陛下也能说到做到！”
仁宗意犹未尽，继续说道：“你们不想让宪宗专美于前代，是望我也能言必行，行必果。朕岂能让你们失望！咱们君臣一起努力，都再不说空话，只干实事！”
丁度叩头道：“皇上圣明，做臣子的再没有说的了！”
皇上当时就从问答里面挑出五六件，让丁度转告中书、枢密院，让他们参照执行，不过是些大的办事原则，官话而已。类似的话，光大宋立国，就不知道说过多少遍了！
跟着，皇上又连下了几个手诏，要二府大臣找一些可以说到做到的急事，抓紧处理。是不是要专门印证他的新作风，就不大好说了。
余靖见皇上又要生事，赶紧求见，先奏道：“陛下近来赐字、下手诏，臣等大体都能体察圣意，既觉着内疚，也替圣上着急。圣上龙体要紧，还请皇上不要过于操心，凡事只能慢慢来，急不得的。”
仁宗叹道：“国家的事情老是没有起色，我怎么能不着急呢！”
余靖道：“陛下因为看到天下因循，弊端四起，所以起用新进大臣，振兴图治。可一年多来，各位大臣尽管也颇尽心，却进展迟缓，有时是他们不了解圣上的思虑所在，张冠李戴；有时虽有章有法，却不满大家的意，闹得怨声四起。上下始终难以同心协力，共赴艰难。到最后，原本任事的大臣也都有些畏首畏尾，不敢出力了。皇上焦急，原是情理之中的事。”
仁宗见他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禁不住接口道：“是呵，朕岂是个没事找事的人哪！”
“微臣私下里反复想过，眼下这事儿，一时恐怕还是难以称心！主要是时势不在当口。”
“什么叫时势不在当口？”仁宗不大明白余靖这话的意思。
“陛下，当前的问题，主要在于上下难以同心协力。而不能同心协力，关键又在上下没有大灾大难可以共同面对，人心不一。微臣纵观历史，多半总是因为有了大灾变、大患难，上下有目共睹，全都看出不变革不能克服危机，不图新不能生存发展，于是，帝王不失时机倡导于上，贤才众志成城戮力于下，目标统一，上下同心，共救艰危，变革这才会顺理成章，卓有成效。没有这种可因可乘的时势，想大动作，总会矛盾百出，很难达到预期目标。”
“照你说来，本朝是不是也有过这样可乘可因的时势呢？”
“有。元昊造反之初，契丹骄横又乘人之危，国家震动，举国忧戚，那个时候就是变革图新的最好时机。可惜吕夷简、张士逊一班人因循守旧，不达权变，错失了大好机遇！”余靖似乎有无限感慨。
“依你看，眼下该怎么办？”
“依微臣之见，时机稍纵即逝，不可强求。既无大变革可因可乘的时势，就不宜大肆更张，只宜脚踏实地做些利民利国的实事，诸如选才择官，去冗兵冗费，理财足用等等。当务之急，则是为官作宦的各怀倔强，自行其是，相互倾轧。唯有请皇上圣明独断，自揽权威，法出令随，天下慑服，才能国家安泰，渐趋大治！”
余靖的话不无道理。大变革，确实需要时势凑合，不能强求；可另一方面，不变革，实事也难做。仁宗还不就是因为实事做不下去，才要振兴图治的吗？那么，仁宗也不容易。
不久，仁宗皇帝又开了一次天章阁。这次召见的，清一色是中书与枢密院的辅政大臣。
刚行完礼，皇上就直截了当地说：“今天请大家来，没有别的事，有几个问题想咨询你们一下。你们都是朕的辅弼大臣，有什么想法只管说，不要避讳。”
章得象、范仲淹等都躬身答道：“请皇上明谕，臣等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皇上说：“五个问题：第一，该用什么人去守卫西方边境？第二，国贫民穷，怎样才能国富民康？第三，军马倒是不少，怎样才能兵强马壮？第四，将帅不和，怎样调节，让他们亲如兄弟？最后一个，贪官奔竞、不择手段的人屡禁不止，怎么才能阻塞、抑制他们？”
大宋遗事 第十六回（3）
五个问题都很具体。当时虽各有所答，退下来后，大家还是合上了一个条陈，作出更细致周密的回答。但问题既是老问题，答案如何能新鲜，不外老生常谈而已。
而回答一些本来不难找到答案的问题，对于范仲淹，无疑是一种难堪，他心里原已潜藏着的退意，终于跃上层面了。
就在这时又出了一档子事儿，迫使他不得不尽快作出最后的抉择。
石介没当成谏官，还在他的老位子上炒冷饭吃。后来还是杜衍、韩琦看不过去，举奏叫他升了太子中允、直集贤院。升不升官，他似乎也不大在意，仍然我行我素。爱什么人，恨什么人，全都落实在行动上，不但不避讳，而且还有意张扬，招摇过市。
他家里没马，要访问什么人，路远都得找人借马。人家还没问他，他已经自报山门，说：“今儿我要去拜访某某，像他这样的贤臣，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我几天都没见他了，怎么能不去看看呢？至于某某那样的东西，他就是八抬大轿抬到我家门口，我也不会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