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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摸不到坟头就哭乖乖，乱弹琴吗？
富弼为人一向颇为谨慎，不至于这样锋芒毕露，无端树敌呵？照他一向为人的方式，至少应该先问个来龙去脉，然后还要权衡利害，最后，才决定是否采取什么行动。年轻的时候，情况危急，他或许会不顾一切：国书改字，他冒死拆封，不是连老丈人都骂过吗？但那毕竟年轻，又是生死关头。自那以后，他可不是处处小心谦抑了吗？人都老了，怎么反倒一反常态了？
其实，认真说来，倒也事出有因。
天下并称富、韩，富在先，韩在后，可是有年头了。那时，连韩琦也要敬他三分。后来颠倒过来，成了韩、富，那也是因为家门不幸，自己主动让的位子，不是他韩琦的能耐。天下之大，也就是他韩琦，还可以与自己平分几分秋色；自己也就对他，还有几分相让。韩琦去后，朝廷一再请自己出山，不正是在实际上默认了这种次序吗？“当仁，不让于师。”这可是孔圣人说的。除了皇上，现有的公卿大臣，当年有谁不是自己的属下？眼下自己又重返政事堂，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说，皇上一再相请，又是许愿，又是赐宅子，圣恩浩荡得无以复加，这样的时候，谁还要谦抑自贬，若不是有病，就该是骨子里真贱了！除此之外，自己毕竟重新入阁，也得有个态度，有个气势，让人家知道富弼虽老，气势却不减当年，并不是只能当招牌使的。他一上来就不问青红皂白，乱骂一气，正是要骂出威风，骂出气势，叫整个天下，包括朝廷，不要小觑他富某人。除了这个，当然也还多少与他的政见有关：他早已告别变革，唯恐天下求变、闹得鸡飞狗跳了！
一到汴京，住进皇上专赐的丞相新宅，富弼就求见皇上了。感激皇恩之后，富弼就进言道：“陛下，您既不遗弃老臣，老臣杀身难报，有话不能不说，还请陛下恕罪！”
“爱卿有话只管说。朕用爱卿，就是要你来掌舵把关，怎么能有话不说呢？”神宗不知道他要谈什么，先鼓励说。
“陛下，从来这君子小人之道的消长，都关系到王道的盈虚得失，陛下不可不深加察防。尤其要提防以自己的意见划线，同意的就喜欢，反对的就憎恶；再根据这种喜厌好恶，决定臣下的用舍取弃。”富弼绕着弯子说。
“爱卿是指什么而言？”神宗问。
“眼下中外已渐渐形成一种气候，到处嚷嚷着要更张改革，这可不是什么好事！一定是有小人在皇上身边吹风，献了些异端邪说。小人专门喜欢干这种事。不为别的，朝廷多事，小人们才有空子可钻，捞到升官发财的机会。假若朝廷静如处子，事事都有常法可循，小人们也就没有可乘之机了。愿陛下能始终保持清醒，烛照其奸，以免将来悔不可及！”富弼终于说出了担忧。
富弼的政见，神宗早已了然，但他这样直截了当地攻讦尚未正式开始的革新，仍然不能不叫他震惊：盾牌不安心为盾牌，还要变成内讧的长矛，这可怎么办呢？且应付着吧！这样想着，便道：“爱卿所说，朕已经知道了。有话，还是说出来好。”
这是个两活头的话，怎么理解都成。虽没有碰头彩，也没有拒谏。何况，自己不是曾建议皇上不要在臣子面前亮出心思，以免臣下夤缘附会吗？怎么知道皇上不是听了我的话，将它贯穿于行动之中了！这么想着，富弼也就心平气和地告退了。
大宋遗事 第七十一回（2）
但神宗想着富弼说的话，始终非常恍惚。一矛一盾，原是作为干戚互补的。现在盾牌变成了长矛，向真长矛进攻，这不坏事了吗？照这样下去，还会有平静日子？
神宗越想越不安，到底乘两府大臣奏事的时候留下富弼，话里有话地嘱咐他：“爱卿，你我君臣，应当互相体谅，悉心尽节，协力奋斗，不存形迹，将国家的事情办好，才好！”
从三皇五帝直到今天，这从来都是君臣关系的不易之理，富弼自然没有别的话，只有一味称是而已。当时也没往别的地方想，只认为是皇上的体己话，不过对自己寄予希望罢了。退下来仔细一琢磨，立马就出了一身冷汗：皇上为什么不留别人，单单留下自己一个说这种话？难道我有什么不检点的地方，已经与皇上有了形迹，不和他同心同德，所以他才独独告诫我？真是这样，岂不太可怕！
好不容易熬到第二天，奏事完毕，富弼又一个人单独留了下来。不好直接问皇上，只拐着弯子说道：“昨儿圣上留下老臣，说的一番话都是至理名言，尧舜不易的君臣至道，老臣获益匪浅。可惜只有老臣一个人听到，陛下干吗不召集两府大臣，让他们都听听圣训，受受教育呢？”
这是来试探朕？神宗微微一笑：“见着他们，朕都说过。君臣一心，黄土变金哪！”
富弼这才松了一口气，那思路也跟着活跃起来，话也流畅多了：“就老臣想来，不但君臣要一体，这大臣之间，也要同心协力，团结奋进，才能成事。要是各怀私意，各执己见，私毫不肯通融协商，那是绝对办不成任何事的，只会坏事。古往今来，这种事老臣见得可是不少！”
这正是朕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话呀！难道他已经体会了朕的一片苦心？神宗道：“爱卿这话实在对极了，这也正是朕日盼夜想的东西。是大臣，就应该以国是为是，齐心协力，共事国务。执政执政，以正为政。不能固执己见，一切不过适当而已。要不服从义理，朝廷的一切施为还有什么根据准绳呢？”
“如今各位大臣，个个都有襟怀；想来，也没有人不想着效忠陛下！只是，情况或者各有不同？有的或者害怕有违圣意，有的或者害怕小人攻讦，还有的或者以为事大难行而不愿轻易发言，总是各有情况吧！其实，无论什么事，只要大家同心协力，天下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老臣虽衰朽不才，但陛下隆恩如此，不容臣不竭诚图报。有什么事，老臣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富弼说。也不知道他那弯子，究竟绕到哪儿去了？他的同心协力，与神宗所说的，究竟是不是一回事？
可神宗听了这话，却十分动情，感慨道：“有丞相这话，朕就放心了！丞相能如此用心，也是天下大幸。其实，朕有什么？不过遵循义理行事罢了。大臣们说得在理，朕为什么不听？就怕大家听见风言风语，不肯说真话！”
要说真话吗？富弼真的说真话了：“陛下，如今进用的人，虽然也有可用之才，但刻薄小人也相当不少，恐怕还是多用一些淳厚敦实的人才好。小人看着或者能干可喜，用他们却会败坏风俗，得不偿失！奸臣卢杞，不是不能干，要不能干，唐德宗也不会用他了。正因为能干，才坏事。这个教训，皇上不能不警惕！”
卢杞是唐德宗李适的丞相，坏得无以复加。没做丞相前佯装清廉谦恭，谁都看不出他的真相。到做了丞相，大权在握，嫉贤妒能，残害忠良，什么坏事都做尽了。因为战争，财政紧张，他又想方设法盘剥老百姓，老百姓也恨之入骨。这么一个千夫所指的坏东西，德宗愣是一点儿都不知道，直到贬谪之后还问别人：“大家都说卢杞奸邪，朕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大臣们答道：“卢杞奸邪，天下皆知，唯独陛下一个人不知道，所以他才是大奸臣哪！”这一段历史，欧阳修主修的《唐书》上就有记载，神宗是知道的。他的真话原来就是这个！安石不过刚刚到位，还没有开始真正问事，影射他是不是太早点儿？影射自己是糊里糊涂的唐德宗，不也同样无中生有吗？看来，这盾愣是执意非变矛不可了？怎么办？不好办。只能慢慢加以约束，尽量不让它伤人误事，眼下，还是必须应付着。神宗勉强一笑：“丞相说得对，大臣的责任就在于分清邪正。分清了邪正，天下大治也就不难了。”
为了同仇敌忾，共赴国事，富弼又将所有的台谏官员都请到政事堂，动员大家说：“当今圣上最是一位圣明天子，求治若渴，亟待仰仗各位台谏官员同心协力，共襄大业。咱们两府官员，尤其需要各位大人的监督。恳请各位大人不吝赐教，与朝廷同心同德，共创辉煌！”
富弼或者心有所指，但话毕竟不好说白，未免笼统，台谏官员也就不买他的账了。有那嘴快的答道：“丞相说得对极了，我们一定与朝廷同心同德。一切全看朝廷的做法。对，谁敢不从？不对，我们就是想服从，也怕难以办到。”
官话来官话去，谁也弄不清其中的好恶向背。
这一切对于安石，当然都是一种无形的压力，让他真正体会到因循势力的霸道与凶狠，办事不得不愈加小心了。但这些似乎又早在意料之中，虽说承受着压力，倒也并不怎样惊慌。既已走上岗位，也就只能硬着头皮往前闯了。
他先请皇上下了一道诏书，请三司的判官、各路转运使及京内外相关各类官员，尽快上书汇报财经状况，提出可行的建议。无论如何，了解情况与集思广益，是第一桩要紧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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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七十一回（3）
跟着，他就开始考虑均输的事了。
他又一次打开了《周礼》。相关的章节，他差不多都能背下来了，可仍然看不够：似乎每读一遍，都有新的收获。考虑均输，自然更不能不读《周礼》。周代的财经与税收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浸透了智慧的天才举措。
那时，赋税实物的征取，有两大原则。首要一条，是等差区别。第二条，则是通财移用。
所谓等差区别，是指国家收取的赋税实物，有粗有细，有多有少，征取的时候，一律按地区远近，作出区别。以京城为中心，每一百里为一个档次，近粗远精，数量也相应减少许多。比如，最近的一百里，交粮要连秆儿一起交；二百里除去秆儿，到五百里只交精米了，等等。京畿之外的广大地区，则只以本地所产的东西进贡朝廷，不再额外增加别的负担。
通财移用，则是将货币与实物灵活交易的一种变通办法。官府管理并积极干预市场，缺的货物要设法使它不缺，废除不合理的制度；卖不出去的滞销产品，由官府先买下储存起来，到缺的时候再拿出来卖给老百姓。这样做，并不为了盈利，不过借以调节市场而已。
原则虽是两个，总目的只有一条，就是使赋税均齐，不偏不倚，不致苦乐不均，无端加重老百姓的负担，使政府财政富足通畅，合于义理。由古代反观时下的状况，就不能不让人感慨万千了。
时下的实物征收制度，弊端丛生。说是一大弊政，可是一点儿也不夸张。
京城是全国最大的消费中心。除了皇亲贵戚，凤子龙孙，还有官僚士绅、屯驻将士等等，吃穿用度的绫、罗、丝、麻、糯米、土特产品等等，全都要朝廷撑着。除了吃喝拉撒，还有驻军的一些特殊实物需要，比如做军器的瓴毛、牛皮、箭杆等等，也全都要指望朝廷。羊毛出在羊身上。为了维持这一庞大群体的消费，除了夏秋两季及其他杂项等正式税收之外，国家不得不向各地百姓额外无偿地征收这些东西。官府只管根据住户多少，或住户的财产等级、田地多少，硬性摊派，根本不管那地方是否出产这种东西。而且要的时候，也只管按上峰的命令办事，随心所欲，说要就要，不管是不是当行季节。至于别的，比如说为老百姓着想，多留个心眼，以丰补歉——丰年，上贡的东西多，我就多征一点，到荒年歉收，我再少征一点，将过去存的东西拿来充数，他们就更不考虑了。既然这样，老百姓那日子能好过吗？
这还只是征收。
千辛万苦征集来的东西，送到汴梁，你当有人会爱护吗？没那事儿。往仓库一堆，就万事大吉了。想问问到底有多少存货，下年还需要不需要那么多，哪些东西消费多，下年该多收一些，对不起，没处问去，管收的官儿没这个义务。既是一笔糊涂账，或多或少，也就在所难免了。多或少，反正也与任何人都没关系！再多，也还是按章办事收；少了不够，报告朝廷再多收些，或花钱去买，就是了，谁会腰痛？那么，下面这些事要常常发生，也就毫不奇怪了：或者，仓库已经爆满，地方还在源源不断地征集、运送，只好一面降价抛售，一面照收不误；或者，完全相反，地方上已经无物可征，只好高价在市场上收买。谁能囤积居奇，贱买贵卖？只有兼并富豪之家。一来二去，吃亏的只能是朝廷与普通百姓，而得利的，自然是那些有钱有势的大户！
比起古代的均齐之法，这种弊政不是很该改一改吗？
怎么改呢？当然还是过去说的：法先王之意。
首先，应当赋予主管诸路财政经济的方面大臣充分的权力，让他们有权管理所辖地区的财赋收支，知道本地区的一般生产情况；其次，要将朝廷的需求及时通报他们，好让他们灵活掌握辖区内相关物品的收纳、采买；最后，还应当给他们提供一笔资金，让他们有能力机动处理相关物品，买进或收纳，尽量做到就贱不就贵，就近不就远。要是某地根本不出产某样东西，当地百姓只要出点钱就成了，不必再赶鸭子上架，为上贡根本没有的东西大伤脑筋。这样做，至少有三样好处：一是，可以将轻重敛散的权力收归朝廷，大商巨贾再也无缘置喙其间；二是，因为收纳买卖物品都是扣着数字来的，不再盲目，又就近、就贱，再不花冤枉钱，不仅采买费用可以省下不少，额外的运输劳务、金钱支出，也可以省下一大笔开销；最后，老百姓也会因为这种变通办法，减轻许多重敛之苦。这种办法，不仅老百姓得了实惠，朝廷也同样得利多多：除了省而不费，一样的钱可以得到更多的东西，还可以在物品的滞卖与销售之间得到一笔差价，实现双倍收息。既有这些好处，行而久之，还能不国用充足，百姓富裕吗？
他将自己的所有这些想法，全都以制置条例司的名义写进了折子，题目也就叫做《乞制置三司条制》。可到要送给皇上，他还是犹豫了：且压一压再说吧！
除了富弼他们攻击的压力，也还有他自己理念方面的原因。
照他的设想，变革首先应当是从择术与培养全新的官吏开始。可现在，条例司上的第一个条陈却是赋税，他不能不有所遗憾，有所踌躇。
皇上却沉不住气了，已经问了不止一次：“爱卿，条例司的工作最近有什么进展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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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七十一回（4）
安石只好回答：“正在抓紧进行，已经有些头绪了。”
“那就好。爱卿不必顾虑。该雷厉风行就要雷厉风行，用不着犹豫。”神宗鼓励说。
安石却想到了另一个问题：“陛下，如今急于理财，难免首先要使用能人。”
“这个自然。”神宗能领悟这一点。
“这贤与能，常常难以两全。既要用能，其他方面只好暂时放一放了。”安石继续说。
“是这个理儿。朕也常听先帝说，‘急时用能，闲时用贤’。想来也该就是这个道理。”他说的是英宗。因为有父亲的教诲，他对安石的话一点都不觉着隔膜。
“所以，这里就有个问题。”安石踌躇了一下，说：“天下不知道究竟，只看到朝廷以使能为先，以理财为务，而对于礼义教化等好像一点也不重视，影响所及，对于敦厚天下风俗，是很不利的！这是关系国体、世风的大事，陛下要时时心中有数，想着分清轻重缓急！”
这话似乎在哪儿听过？谁说的？一时想不起来了！用君子不用小人，用小人会败坏风气。呵，对了，不是富弼前不久说的吗？不过大同小异罢了！神宗立刻警觉起来：“爱卿是听到什么流言了？”
“那倒没有，微臣一向大抵就是这么看的。就是理财，也要有个本末之分。”安石解释道。
神宗想起安石关于择术为先等一些话，终于释然了：“没有就好。流言朝朝有，不听自然无。爱卿只管大着胆子做事就是了，千万不要顾虑太多！至于本末关系的话，朕记在心里就是了。好歹，事久见人心。朝廷到底讲不讲礼义教化，长了，总会看出来的！”
话虽是这么说，要真正做到，可没那么容易。
安石进了中书，才发现一件怪事：明明是中书下的札子，却全都打着圣旨的旗号！而且，这些札子还常常言不及义，甚至颇为荒唐。这怎么行呢？圣旨是圣旨，中书札子是中书札子；前者至高无上，后者再重要，也不过臣子的私见，怎么能与圣旨混为一谈？那岂不是以臣代君，完全颠倒了？更奇怪的是，这么明显的错误，涉及朝廷根本的大是大非，居然没人纠正，让它一直延误至今！因循苟且到了这种程度，想起来真让人不寒而栗！
安石当即向皇上奏道：“陛下，微臣进了中书才发现，中书处分事情的札子都被称作圣旨，却十有###不中事理，甚至还有谬误百出的。这中书是中书，中书的文件再重要，也不能与圣旨混为一谈哪！”
神宗还是头一回听说这种事，吃了一大惊：“有这种事？这还得了！”
“所以微臣想请旨，是否以后中书的札子，只以中书的名义发出去，不再挂称圣旨。”安石提议。
这不是维持皇权神圣，杜绝臣用君名的大好事吗？神宗张口就要答应。可回头一想，这是大事，还是问问清楚，征求一下其他人的意见再说，便开口道：“爱卿说的这事太重要，等朕征求一下意见再说，好吗？”
“那是自然，要与大家商议的。”安石回答。
一问的结果，是非竟完全颠倒过来了！
唐介说：“陛下，这中书札子称作圣旨，是有缘由的。”
“还有缘由吗？什么缘由？”神宗不知道。
“当年寇准寇丞相对知州冯拯不满，用中书札子随意调了他的官，被他告到太宗那儿。太宗原来要升冯拯做参知政事，一听就火了，说：‘在前代，中书权臣就是靠用堂牒作威作福。太祖看到中书堂牒比圣旨还管用，就将中书堂牒干脆废了。如今再用札子，与堂牒有什么两样？’打算将中书札子也废了。儒臣张洎说：‘废了札子，中书办事就没有可用的公文了。’太宗这才改了主意，说：‘这样吧，大事用诰敕；其余事情，需要用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