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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会见国际禁烟联盟执行秘书（1）
1894年8月27日
题记：世界禁烟联盟执行秘书约瑟夫·G。亚历山大在描述清国大臣李鸿章时说，他是个很健壮的老人，虽然最近因对日本作战失利被清国皇帝给予褫夺黄马褂的严厉处分，但他对学习西方文化仍饶有兴致，也不失显贵体面，只是显得有些烦躁。李热爱和平，反对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贸易。
据《伦敦每日新闻》报道：
李鸿章以“清国伟大政治家”的盛名享誉于世，目前在公众面前仍保持着很卓越的名声，读者们也许会对有关他的独家新闻感兴趣。我是经过好一番努力，才终于使他同意6月11日接见我的。
我是5月4日第一次去天津的，因为当时他正在巡视渤海湾海防而未能见面。据说李作为海军大臣每三年做这样一次巡视，但三年前大清国与日本之间还没有什么严重的纷争，也没有理由使李总督必须在这个特定时间巡视海防，但现在情况就不同了，战争已迫在眉睫。
我是搭大清国轮船招商局公司的“海晏”号（Hae－An）客轮去天津的，这是一艘李总督经常搭乘出巡的豪华轮船，而我是船上惟一的英国人。我在轮船上特地去参观了专门为李鸿章装备的总督专用客舱和豪华办公室。
在天津，我得到了李总督出巡回来后即接受采访的保证，但这将是三周以后的事了。于是我去北京耽搁了些时日。在北京，我采访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个机构掌管大清国的外交事务）官员张荫桓①，他代表总理衙门接待了我。6月8日周五下午再从北京去天津，但遗憾的是这次又来得不是时候，我被告知因为朝鲜出了麻烦，清国军队将立即开赴那个国家，日本也将派军队进入，所以李总督正在处理各类文电，非常繁忙。虽然如此，李看来对接见我这个英国人还是满有兴趣，拟于6月11日晚上8点钟与我会面。
我是由美国驻天津副领事托尼先生陪同去的，托尼曾给李总督的儿子做过几年老师。托尼告诉我，总督过去曾经常到孩子们的教室来，有时坐在那里听他上课达一个多小时，显示出了对西方文化的极大兴趣，而这些知识正灌输到他儿子们的头脑中去。
从别的管道我知道，李在两三年前得过一次麻痹症，开始曾担心会造成严重后果，但经过欧洲医生或曾在欧洲接受教育的中国医生诊治后，恢复得非常顺利，以至于他现在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虚弱迹象。虽然李康复后的身体不如先前那么硬朗，但他给我的印象却是一个精力充沛、生机旺盛的老人，一点儿没有书生文弱的形象。
我所以渴望与他见面，是因为就像以前会晤其他清国政治家那样，他们给了我一个对鸦片贸易表达见解的机会。这次，李总督也不例外，他以最强劲的语言声称，清廷一如既往地强烈反对鸦片贸易；这种贸易是列强通过战争强加给大清国的，清廷根据条约有义务允许印度鸦片进入大陆。只要东印度公司决心继续进行鸦片贸易，印度人就不可能停止罂粟的种植。李总督最后明确地宣称：“你们也###白，如果你们停止毒害我们的人民，我们就会立即禁止他们获得鸦片。”当我告诉他，英国议会已经通过投票，将指定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华调查鸦片是否真的像有些人指控的那样有害时，他气愤地回答道：“荒谬绝伦！”如我所知，这个措辞非常沉重，表达了极端的愤怒和蔑视。李接着说：“任何人都知道，鸦片是有害的。”但当我起身告辞时，李仍很善意地用最热情的语言赞扬了英国公民为使大清国摆脱灾难所表现出来的仁慈。
我向李声称，我只在清国待了两个半月，绝不是清国问题专家，但由于我对最近清廷执政方略的所见所闻，我不能不谈到清国皇帝下令褫夺他黄马褂的这件事。李回应道，任何事情出错后，负责人应该担当，并可能因此失去皇室信任，这在清国是很必要和正常的事情。但年轻的清帝在这件事上，如李总督所说“处理得过于轻率”，因为皇帝陛下无疑深知在清国所有机敏能干的政治家中不可能再找到第二个李鸿章，只有他是清国皇室可以信赖的干练而睿智的重臣。
李鸿章会见国际禁烟联盟执行秘书（2）
令人欣慰的是，虽然清、日两个东方国家即将进行可悲的冲突，但众所周知，清国政治家们反映出了这个国家的国民热爱和平的精神，如果任何制止战争的手段可以找到，他们不可能为了报复而认可战争的持续。
慈禧召张之洞进京议政
1903年4月13日
北京，4月12日讯：
慈禧皇太后下诏褒扬过世的荣禄①，并授予他与李鸿章相同的谥号。太后同时拍电报给湖广总督张之洞①，要他火速进京。
张之洞是清朝政府在沿江诸省倡导改革的封疆大吏，同时也是督办商务大臣。他被公认为中国南方最具势力以及在大清国内部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
前些日子，张之洞要求面见慈禧皇太后，并亲眼观察首都政务改革的进展情况，但遭到朝廷内一些反对派的阻拦而未能成行。
张之洞自费将儿子送往美国留学，并让他与新任驻美公使梁诚②先生一同赴美。3月4日从上海发来的消息称，此举引进当地舆论密切关注，并使当地那些达官贵人大为震惊。一般认为，这是国家有希望的进步迹象。
新闻专稿：清国铁腕袁世凯采访录（1）
1908年6月14日
托马斯·F。米拉德
北京，4月20日讯：
在西方人的眼里，长期以来代表大清国形象的，只是从四万万芸芸众生中站出来而非常突出和确定的几个人而已。正是这些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或许能够开辟出一条道路，以迎来一个新中国的诞生。
对于关注和研究远东问题的人来说，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认真地对待这些人。大清国可能在一段时期内仍保持着名义上的主权，并且在外来列强瓜分势力范围的叫嚣声中继续下去。大清国的领土组成现在处于这样一种境况：她可以全部被分割，在日本和欧洲列强之间重新分配；或者，在公正和富于同情心的外部力量鼓励和援助下，成功地改革陈旧体制，沿着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向前进，做自己民族命运的主人。然而，不管出现哪种情况，清国人本身的愿望都至关重要，而这也就引起人们对清国当代政治人物的人格和个性的关注。
袁世凯是这些人物中非常突出的一位，他也确实在这些趋向进步的高层官员中被推认为第一。虽然他步入政界已经超过30年，但只是在过去的10年里，他才成为这个国家的要员，并且在过去的三到四年里提升了自己的国际声望。
学生时代的袁世凯虽然有从政的抱负，也努力通过了各项考试，但他并不是特别有才气。其后的多年里，他主要从事军务。在大清国的所有官员里，他是第一个认真学习国外军队的组织方法和战略战术的人，并且也是第一个极力鼓吹军队必须实现现代化的人。他展示出了这样的一种才能，即详尽而精当地重组和指挥了朝鲜的军队，并且在日清战争前不久，他还作为清国官员居住在汉城。他参加了这场对清国人来说可谓是损失惨重的战争，然而，他的声誉和威望并未受到多大损伤。这表明袁是一个具有异常才智的人。
改革的事业：李鸿章遗留下的使命
从青年时代起，袁世凯就受到李鸿章的鼓励和呵护。李鸿章发现了袁世凯异常的秉性，并且袁早期的进步也归结为受到这位清国著名政治家的影响。现在，袁世凯成了李鸿章的真正接班人。李在东方的地平线上仍然隐约地发挥着巨大的影响。1901年在他去世之前，我曾和他有过短暂的谈话，他的头脑非常清醒并且仍然关注着国家的未来。在生命处于弥留之际，他把一些年轻人召到床前（其中就有袁世凯），并把改革大清国的使命交到了他们的手中。当把大清国的改革与李鸿章这个人相提并论时，还会有人发出冷笑吗？
李鸿章和当时其他清国高官的不同之处，只是在于他有一个比其他人更为宽阔的视野。当然，在他身上也有混迹官场必不能少的一些传统恶习。然而，他毕竟远远地走在了他这个时代的前面，并且预见到：他的国家在即将到来的数年里，会需要那些具有前瞻眼光和进步思想的人。据说李鸿章在临终前请求清国皇帝任命袁世凯为直隶总督，结果袁获得委任担当了这个重要职位，这标志着袁世凯在国家政治舞台上开始崛起。
人们发现，在大清国凡是有职位的人当中，对袁世凯的评价是多种多样的。我就听说过他被称为政治家、改革家、煽动家等等，还有一些稍微不同的其他称号，而每种称号后都会跟着一大堆详细的描述。说人们对他的评价都有几分道理，这也不是不可能。不过，人人都认为他是“重要人物”，并且人们正在逐步接受这样一种看法，即袁世凯是大清国当代最重要的人物！
袁当然不是大清国改革运动之父，但他能让改革继续进行下去。他富有才干，野心勃勃。在李鸿章死后留下的政治真空中，他看到了自己将成为大清国政治舞台第一角色的机遇。他也从清日战争和“义和拳”叛乱中正确地汲取了教训。他认识到，大清国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巨变，但他也深深了解大清国的国情。
大清国的改革家们已经在这片土地上提高了他们的声音，事实上，多年来他们一直在鼓吹进步的学说。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因此被流放、被处决。袁在仔细地观察帝国的现状，观察北京宫廷那些胆怯和垂死的党派，观察时代发展的种种迹象，他似乎已经得出结论：在改革的大潮里，他将登上权利的顶峰。这里所说的改革并不是那种如果改革家失败了就会掉脑袋的改革，而是用大写的C开头的保守的改革，这种改革并没有激进到要立即引起新旧体制的决定性对抗，而是允许进步分子们在维护皇权的前提下适当采取些行动。
新闻专稿：清国铁腕袁世凯采访录（2）
日俄战争对大清国的影响
袁世凯当上大清国的直隶总督后，行动谨小慎微，并且总是随身带着一双胶鞋。在此同时，他的外国军官们也在稳步扩充和训练着“北洋六镇”，或称新军。这支新军是袁世凯向慈禧皇太后做出担保，并因此获得许可创建的。接着发生了日俄战争，泛东方主义的浪潮开始觉醒。大清国的新生力量也开始崛起。袁注意到了，他在审慎地估量着这股新生力量的强弱和走向，并给自己设想了一个可能发挥领袖作用的合适位子。然而，他同时也一直都预备好，那就是当遇到哪怕是一丝反对的迹象时，就迅速横跨一步以躲避打击。一方面，他使用着慈禧皇太后赋予他的权力（她曾依靠她逃脱1898年的宫廷阴谋）；而另一方面，他又在鼓励着进步的因素，并费尽心机地招揽更多有才干的人加入其中，以便让这些人为他自己的个人前程效力。
袁认识到国内外舆论会造成的各种政治机遇，并聪明地利用了它。而此时，比他职位更高但却是更加胆小的官员们还在犹豫不决。袁明智地勇往直前，直到在大清国里除了慈禧皇太后以外再没有第二个人能与他争锋。袁在帝国上下正形成越来越大的势力和影响。
袁攀升到他现在的位子，并不是没有遇到任何抵制。他是一个汉人，而在北京的满族党人，从根本上就反对任何汉人爬升至任何一个可以发号施令的位子，更别说帝国的总督了！清国中枢的高官们对新军极不信任，而袁世凯是新军的领袖。仅仅在不久以前，宫廷内还忙于密谋着要破坏袁的前程，并且也及时说服慈禧皇太后和军机处：除非夺去袁世凯手中的权力，否则，他对朝廷必将构成威胁。
然而，保卫袁世凯的力量是这样的强大，他指挥着完全对他效忠的新军，以致任何人都别想简单地把他驱除。所以，也就没有什么极端可行的措施能够把他拉下马来。于是，他的政治对手们采取了间接方法，并成功地于一年以前把他召回北京，让他去处理那些大量琐碎的诉讼案。也正是在他暂时处于困境之际，新军指挥权移交到了别人手中。
然而，袁是这样强大的一个人，他不可能一直被埋没下去。时值大清国的国际处境越来越趋向危急，满族皇室需要他的足智多谋去抵抗日本和沙俄的侵略。所以，袁被调任为军机大臣，并被任命为外务部尚书。
说到行政部门之间的联系，外务部和大清国中枢其他各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十分有趣，这也是大清帝国正处于演变之中的确凿证据。直到1861年，清国朝廷都没有认可外交关系的客观存在。然而，一年前当她在英国和法国手下蒙羞之后，由咸丰皇帝亲自提议成立了一个特别机构来决定和处理对外事务。由此颁布法令，宣布成立了所谓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其实就是外务部。起先这是一个独立的组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和军机处的关系就越来越密切了。
终于认识到国际影响是一种力量
然而，直到1890年，通过登记到“红皮书”中，“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存在才正式得到认可，清国人接受事物发展的过程可真够慢的！清日战争和“义和拳”的叛乱，使大清国动用了她所有的重要力量。有了这两场经历，北京政府感觉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实在是太笨了。她终于在1901年将其重组，改称号为“外务部”，其成员数量被削减，并且在管理上引进了更为现代化的方法。外务部配备了最能干和最具有进步思想的高官来进行联系，这表明，北京政府终于认识到了它对外关系的重要性，同时也表明，大清国对来自外界的影响力不再实行漠视的政策。要知道，北京政府对这个问题已经心安理得地忽视了好几个世纪。
袁世凯的性格是很有趣的，他的素养也相当全面。他是在如下情形下来负责大清国对外关系的，即大清国有可能依靠其外交关系而带来国家命运的转折，她也寄望外交关系能有助于推动这里正发生着的并切实可行的改革进一步取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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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专稿：清国铁腕袁世凯采访录（3）
我接到一封官函，说袁阁下同意在他的官邸接受采访。我到了那里后，被领进客厅。这个客厅是欧洲风格的装饰，正像大多数清国高层人士的住宅那样。我知道袁不会讲西方语言，正在纳闷谁来充当我们之间的翻译呢？但很快地，随我之后进来了一位清国人，我一时没认出他是谁，后才发现他是童凯生（译音Tong Kai…son）先生。童1885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我最近一次见到他时，他正身着西装，在给《南华日报》当期刊编辑。《南华日报》在上海发行，是当地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当我问到他衣着的变化时，童先生笑着说：“是啊，您知道，北京可不像上海那么开化，这里的人们总是比较保守一些。”
对清国的领袖人物来说，操劳过度是在所难免的。
过了一会儿，袁世凯走了进来。早就听说袁非常沉溺于他那艰苦的工作，并且这工作也极大地耗损了他的体力和心神，所以我特别注意观察他的容貌，指望能从中发现一些迹象。但让我惊讶和感到满意的是，袁看上去比我上次见到时好许多。实际上，现在的袁就是健康和精壮的化身。他目光炯炯，敏锐的眼神显示出他对自己手中掌握的事情非常关切。袁的整个面貌都显示出了他身体的健康和心情的安定。
在接下来的交谈中，袁说他每天清晨5点钟就起床工作，一直到晚上9点钟才休息，其间只有短暂的用餐和休息时间，除非偶尔有别的任务让他离开日常工作。大清国缺乏能干的官员，这是清国政治一个最大的缺陷，也使得清国官员中有限的几位先进人物都被委以重任并不得不过度操劳地工作。袁自己也承认了这点，然而他似乎不以为苦，倒更像是乐在其中。
正像常常发生在清国官员身上的情况那样，袁通过询问我的近况来开始我们之间的交谈。他问我这次是从哪里来北京的？当我告诉他我刚刚到过满洲时，他就针对我在那里的情况问了一大堆问题，而这也是我非常乐意谈论的事。
袁世凯答美国记者问
我非常非常愿意与袁讨论，因为这让我有机会了解在东方危机的问题上袁自己的观点。但正当我准备记录时，袁却把话题转到了美国总统的竞选上。他说虽然他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崇拜者，但同样也相当推崇塔夫脱①先生。去年秋天，塔夫脱先生在上海发表了对大清国很友好的讲话，这给清国上下都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袁热切地期望塔夫脱先生能有机会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并说很多清国人都有这种情感，因为他们觉得塔夫脱先生对远东的情况非常了解，并且真诚地倡导要尊重大清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谈到美国时，袁说道：“我一直期待着访问美国。在所有未访问过的国家里，最吸引我的就是美国。这也许是因为，在我周围，有很多年轻人都是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但是我觉得，尽管我们两国政府在形态上有明显的差异，但实际上，美国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更接近我们的体制。我已经注意到，受美国教育的大清国人民，比受欧洲教育的更能容易地将他们所学到的知识运用于我们国内的管理。并且据我所知，贵国政府的基本规则也与我国政府极为相似。”
何处最需要初步的改革
我向袁世凯阁下保证，我自己对大清国有如下印象，那就是：“大清国的管理体制和民众从本质上都是趋向民主的。如果民主的历程一经起动，就将极大地增加帝国复兴的可能。”另外，我还就大清国的现状以及他对改革的期望向他发问。
“我们内部的管理体制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革。”袁说道，“但这却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的事情。因为它牵涉到要彻底改变甚至推翻现行体制的某些方面。而这个体制已经存在了许多个世纪，诸多因素盘根错节地紧紧交织在一起。就民意支持的状况而论，我感到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给我们时间再加上机遇，我们无论如何都能够实现改革的大部分目标。”
新闻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