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由于事先打好招呼，尽管陈家大门紧闭，但是，他的儿子陈晓农知道我来了，也就开了门。陈伯达曾经有过三次婚姻，生三子一女。当陈伯达获准保外就医时，虽然他的前后三位妻子诸有仁、余文菲、刘叔晏都健在，诸有仁在浙江新安江余文菲在河北石家庄，刘叔晏在山东济南（1982年回到北京），却又都无法与他再一起生活。
按照中央有关文件规定，可以安排陈伯达的一个子女照料他的晚年生活。
在陈伯达的子女之中，小儿子陈小弟在陈伯倒台时才八、九岁的他，被无端关了三年，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笔者在1988年11月4日寻访陈小弟，他是一个道地的书生。消瘦，理平头，一身深蓝色的中山装，看上去如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大学生。陈小弟生活自理能力很差，屋里乱糟糟。由小弟照料陈伯达，显然不是太合适。
陈伯达惟一的女儿陈岭梅，在陈伯达倒台后，根据当时有关部门的规定，离开北方，转业到南京工作。虽然她对陈伯达一直非常怀念，但是，由于离北京较远，联系不便。
公安部门考虑到陈晓农与陈伯达的关系较融洽，而且是*党员，住在离北京很近的石家庄，决定请陈晓农来照料他。
陈伯达住处相当宽敞。毛泽东在陈伯达被打倒之际，曾说过在生活上不要苛待他。所以陈伯达即使在秦城监狱，也生活得不错。出狱之后，生活待遇仍然不错。他家有客厅、书房、他的卧室、儿子和儿媳的卧室、灶间、卫生间。
已经步入不惑之年的陈伯达之子陈晓农，为人随和、诚挚。妻子小张贤惠、朴实。他们精心地照料陈伯达。
陈伯达的卧室大约十多平方米，整洁而简朴：一张一米多宽的单人硬板床，铺着蓝白方格床单，一个硕大的鸭绒枕头。床边是一个床头柜，两个玻璃书橱，窗边放着一个五斗柜。地上铺着地毯。
我注意到个小小的细节：寒天，抽水马桶的座圈上，套上了一个用毛线编织成的套子，不言喻，这是考虑到陈伯达上了年纪，格外怕冷；陈伯达的枕头，特别大，又特别软，显然，这是为了让老人安枕无忧。这两个小小的细节，反映出儿子和儿媳对于陈伯达的无微不至的照料。
《陈伯达传》背后的故事（3）
屋里的“常客”是他那七岁、上小学二年级的孙子。小孙子给他带来了欢乐和安慰。
每天晚间的电视新闻节目，他是必看的。倘若电视台播京剧或者古装故事片，他喜欢看。一般性现代剧目他不大看，但是，他喜欢看根据名著改编的电视剧。那些年轻人谈恋爱之类的电视片，他不看。
他最大的兴趣是看书读报。他看《人民日报》看《参考消息》，看《北京晚报》，很注意国内外的形势。也很仔细读那些与“*”有关的文章。他的邻居很好，倘若陈家无人下楼取报，邻居就把报带上来，插在他家门把手上。
他不断地要他儿子给他买书。
陈伯达曾是“万卷户”。他的个人藏书，远远超过万册。他过去四合院，家中用几个房间堆放藏书。陈伯达的大部分工资和稿费收入，用于买书。陈伯达过去有稿费收入。自1958年起，陈伯达自己提出不再领取稿费，以支援国家建设，从此，他就没有再领过稿费。陈伯达保外就医之后，每月领生活费一百元。据笔者对吴法宪、李作鹏等情况的了解，他们当时与陈伯达一样，也是每月领生活费一百元。陈伯达每月一百元的生活费，其中三分之一用于购书。这三十多元购书费对于陈伯达来说，当然是远远不够的。所以，除了自己购书外，他不得不托老朋友向有关部门借来一部分书。
从1983年2月起，陈伯达的生活费增加到每月二百元。这时，陈伯达购书的费用才稍稍宽裕一些。吴法宪、李作鹏等，当时的生活费，也增加到每月二百元。陈伯达很想有关部门能够发还他的众多的藏书。但是，有关部门迟迟未能发还。正因为这样，我发觉，在陈伯达的书橱里放着的书，很多是这几年出版的新书。
他的阅读兴趣广泛，偏重于读那些学术性强的著作。我随手记下他的书橱里的书：*著《资本论》精装本，《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鲁迅杂文选》，《毛泽东选集》，曹聚仁著《我与我的世界》，《谭嗣同文选注》，《〈红楼梦〉诗词注释》，《史记》……一本打开那里、看了一半的书是《圣经故事》。
陈晓农告诉笔者，父亲陈伯达在晚年喜欢文学名著，曾要他特地去买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的作品。
陈伯达当时已经84岁。他即使在家中，也一年到头戴着藏青呢干部帽子，尽管他并非秃子。他的衣服也总是比我多穿一倍，穿着铁灰色中山装，蓝色鸭绒裤。他的眉角的眉毛很长，视力、听力都还不错。他坐在沙发上，跟我打招呼。他事先知道我要来采访，也看过我的作品，知道我的情况。
我坐在另一张沙发上，隔着茶几跟他相对而谈。我说：“陈老，我早在1958年就见过你！”
“哦，1958年，在什么地方？”陈伯达用一口浓重的闽南话说道。幸亏，我能听懂他的话。
《陈伯达传》背后的故事（4）
“在北京大学。”我答道。
于是，说起了往事：在1958年5月4日，北京大学60周年校庆，陈伯达来到北京大学大膳厅，向全校师生作报告。当时，正在北京大学读书，坐在台下听他的长篇报告。
“当时，你带来了一个‘翻译’，把你的闽南话译成普通话。我平生还是头一回遇上中国人给中国人作报告，要带‘翻译’！”我说及当年的印象。
陈伯达哈哈大笑起来。
这样，原本是尴尬的采访，一下子气氛变得轻松起来。
我开始向他说明来意。其实，他事先也知道我的来意。这位“大秀才”此时引经据典起来，说：“列宁不相信*……”
我当即答道：“我不是为你写*，我是希望你能够答复我的一些问题。我研究过你的著作，也查阅过你的专案材料，有些问题不清楚。你是历史的当事人。你慢慢地，愿意说多少，就说多少；愿意谈什么，就谈什么。我信，你对我的谈话是会很有价值的。”
他思索了一下，不作正面答复。他开始反过来问我一个问题。他问我，有没有看过他关于孔子的文章？
我明白，他在考我。我当即回答，看过，那是你到延安以后写的。主席（我知道他习惯于称毛泽东为主席）读后，还为你的文章写了三封信，其中的两封是由张闻天转的。
他一听，显得满意，知道我刚才所说研究过他的著作，并非随便说说。
我也就趁机问他，你是怎么会成为主席秘书的？
这一提问，是我事先想好——从采访的技巧而言，这叫“切入点”。切入点的选择，必须非常恰当。我选择了一个他最乐于回答又最能回答的问题作为切入点。倘若问他“怎么与*勾结”之类问题，那么非砸锅不可。
果真，他非常乐于回答这个问题，说起了是怎样进延安，怎样第一次见到主席，怎样在一次座谈会上发言，怎样引起主席的注意，主席怎样在那天留他吃饭……
我意识到，他实际上已经在接受我的采访。他所说的情况，是任何有关的档案或文章中所没有过的，是很重要的回忆。我赶紧拿出了笔记本，然后拿出录音机，放在他的面前。
他一见录音机，有点紧张起来，说：“我们随便聊聊可以，不要录音。”
我只得从命。我明白，这时候不可强求……尽管录音对于采访以及保存资料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他继续跟我“随便聊聊”。我请他谈他的笔名“伯达”的来历，谈他的笔名“周金”、“梅庄”、“史达”等的来历。他都很乐意回答。他知道，我能提出这些问题，显然我对他的历史相当熟悉，知道我是作了充分准备才来找他的。这些笔名虽然档案上都有，但是，却从无关于这些笔名来历的记载。他这些“随便聊聊”，在我看来，是很有史料价值的。我问他，本名是不是叫“陈尚友”？他摇头。他说，“尚友”是字，本名“陈建相”。由此，他说起他的哥哥，说起父母，说起家世，说起故乡福建惠安，说起自己的童年……这些，也都是档案上语焉不详的。
《陈伯达传》背后的故事（5）
我以为，不录音是很大的损失，因为笔记毕竟会漏掉很多珍贵的内容。我再三向陈伯达说明，出于工作上的需要，还是录音为好。我向他保证，这些录音只是供我工作上用，不会外传。他终于同意了。
我把录音机取出来，放在他面前录音。
不过，后来他在谈及一些敏感话题时，常常会关照我一句：“录音机停一下。”
我当然照办。他谈了一段话之后，又会关照：“现在可以录了。”
我于是又摁下了录音机上的“REC”键。我很尊重他的意见，他也就乐于跟我谈话。
这样，我的采访变得顺利起来，不再尴尬。
不过，当第一次采访结束时，我希望给他拍些照片。他一听，直摇头，说他平时就不爱拍照，何况现在这种处境之中，更不拍照。我却以为，失去为他拍照的机会，极为可惜。我说，“随便拍拍”吧。他不表态，似乎就意味着默许。我就拿起照相机，拍了起来。他呢，木然坐着，毫无表情。我拍了几张之后，他就说：“够了吧！”我就遵命不拍了。
此后，我又一次次采访他。在采访中，我们变得熟悉起来。即便是这样，我仍很注意，先是谈远的事，谈他愿意谈的事。到了后来，才渐渐进入一些敏感的话题，进入关于“*”的问题。
他精神不错。有时，他与我一口气谈四小时也不觉疲倦。
他变得十分有趣。比如，有一天我向他告别时，他忽然喊住我，说有两点补充。我站住了，他却怎么也想不起要作哪两点补充。才几秒钟以前的事，他竟忘了！他只得说，你翌日早上来，我再告诉你。可是，第二天清早我来到他家，他居然连昨日所说有点补充这事也忘了，说自己没讲过作什么补充！然而，谈起往事，特别是童年时代、青少年时代的事，他的记忆屏幕显得异常清晰，就连当年郁达夫对他的诗改动了哪几个字都记得清清楚楚。
他托我回*他查阅他平生的第一篇、也是惟一的一篇小说，我查到了。那天我给他带去复印件，念了一遍。他显得非常高兴。那篇小说勾起他许多回忆，他很兴奋地和我谈着。
我见到苏联汉学家费德林的忆录，内中有几段写及陈伯达在跟随毛泽东访问苏联时的情况，我念给他听。他听得很仔细。一边听，他一边插话，回忆当时情景。
他后来终于能配合我，让我为他拍照。有一回，我说：“陈老，你能不能把帽子摘掉？”
他居然破天荒摘下帽子让我拍照，甚至还拿起报纸，摆好架势让我拍。
在他去世前天，正值中秋节。那天，陈伯达特别高兴，我拍到了一张他大笑的照片。
那天，他还用毛笔在宣纸上题诗赠我。想不到，这成了一生的绝笔。
七天之后——1989年9月20日，85岁的陈达在吃中饭时突然心肌梗塞死去。
我庆幸，在陈伯达人生的最后一年——从刑满到去世，我作为惟一的采访者，多次采访了他……
我写出了《陈伯达传》，经过*中央党史研究室审读通过，先是在1993年由作家出版社作为《叶永烈自选集》中的一卷出版。接着，在1999年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了修订本。2009年，《陈伯达传》增加至70万字，分为上、下卷，再度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在中南海的采访（1）
尊敬的陈云夫人于若木2006年2月2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我深感沉痛。
陈云是上海人。作为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我很自然地关注着他，希望为他写一本书。但是，在陈云生前，除了由新华社播发的千把字生平简介之外，几乎找不到多少关于他的报道。我曾先后赴陈云青浦老家以及陈云工作过的瑞金、遵义、延安等地采访，还两度赴南昌采访陈云在“*”中的“下放”处所……另外，我在北京采访了陈云的老秘书及陈云的战友。
不过，我只是作写作的准备，并没有着手写作。我曾打算采访陈云夫人于若木，甚至采访陈云本人，但是，据陈云秘书告知，陈云同志健在的话，几乎不可能出版有关他的生平的书，更不可能为写这样的书接受采访。
陈云秘书告诉我两件事：
一是在大型摄影画册《*》出版之后，有关部门编了一本摄影画册《陈云》。理所当然，这样的书，在出版之前，应该送陈云过目。陈云收到书稿之后，不置可否，压在那里，既不点头，也不退还书稿。这样，这本《陈云》摄影画册就一直无法问世。
二是一家电视台拍了一部电视连续剧《陈云出川》，写的是陈云在长征途中，奉*中央之命，从四川前往上海，然后从上海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情况……电视台知道陈云的“脾气”，拍好后不送陈云过目。这部电视剧播出了几集之后，被陈云知道了。陈云马上通知电视台：“停播！”这样，那部电视剧也就没有播下去。
陈云的老秘书告诉我：“首长很注意报纸、电视、出版物，不愿意宣传他个人。所以，谁要是写《陈云传》，写好了，必定要送他过目，而他一定会压在那里……”
秘书所说的“首长”，指陈云。他们习惯于这样称呼陈云。
陈云不愿意宣传自己。他很谦逊。早在1945年5月，陈云便在*“七大”上这么说：
“假如你在党的领导下做一点工作，做得还不错，对这个功劳怎样看法？我说这里有三个因素：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陈云文选》第一卷，二九三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正因为这样，直到1995年4月10日陈云去世之后，我才从上海飞往北京，在中南海采访他的夫人于若木。
我在1978年曾访问过她。当时，她很认真地答复我的问题，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这一回，在采访中，她又是以极为认真的态度，回答我的问题。每当回答完一个问题，她总是问我：“你还有什么问题？”由于我事先草拟了采访提纲，也就一个一个问题问，她逐一给予答复。由于她过去几乎从不对外谈陈云，也几乎不谈她自己的身世，这样，她这次对我所谈的许多内容，成了“独家新闻”。我很感谢她的鼎力支持。采访非常顺利。我除了把她的珍贵回忆写入《陈云之路》一书中之外，还写了两万多字的专访。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在中南海的采访（2）
我用电脑写完专访初稿，航寄于若木审阅。
1995年7月13日傍晚，我接到于若木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她告诉我，文章已经收到，翌日她要去北戴河，可以带到那里看。不过，要到7月18日回北京才能寄出。
我在7月21日收到她的来信和修改过的文稿。我看了一下她的信，果真是18日从北京寄出的。
她改得很仔细。有的细节，经她补充后，非常生动。
比如，文章中写及，陈云在家中总是喊她“陆华”──她原名于陆华。她则补充了一笔，说她在给陈云写信时，称他“云兄”。
又如，初稿中提及，她生了大女儿，“陈云为女儿取名陈伟力”。她改成“于若木为女儿取名陈伟力”。她补充了一句：“儿子的名字为陈云所取，女儿的名字则为于若木所取。”他们家这样的“取名规则”，鲜为人知。这样，我后来再度去京，在7月17日又请她详细谈了陈云和她给孩子取名的经过，“挖”出了许多新的故事。
再如，初稿中提及，陈云不记日记。于若木补充了这么几句：“但每天气象他都记录，每天生活起居也作记录，大便的时间，量的多少都记。”这又从一个小小的角度反映出陈云的细心。
于若木连初稿中的用词，她都很细心加以斟酌：
文章中写及陈云生活“简朴”，她改为“俭朴”；
写及她父亲“主办”山东第一师范，她改为“创办”；
写及去年春节陈云在荧屏上亮相，“海外舆论普遍认为陈云健康情况良好”，她把“海外”改为“海内外”……
这些一字之易，显得更为准确，也表露出她的认真。
她是营养学家，连医学名词都帮我改正。
比如，文章中提及陈云晚年患吸入性肺炎，大夫不得不使用抗菌素杀菌，可是这么一来，把肠内有益的“双曲杆菌”也杀死了，减弱了消化力。她把“双曲杆菌”改为“双歧杆菌”。
又如，文章中写及陈云晚年从喝牛奶改为喝豆浆，“这主要是考虑到豆浆的胆固醇低，更适宜于老年人饮用”。她把“胆固醇低”改成“无胆固醇”。
这些科学方面的改动，充分表明她对自然科学的熟悉。
她送给我三封很珍贵的信的复印件，并同意在文中加以引用。这三封信是陈云去世后，才在北京集邮市场上发现的。这三封信，是陈云、她和她的妹妹在1939年从延安寄给正在英国伦敦的她的大哥于道泉。不知是什么原因，居然流落到北京的集邮市场。幸亏被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成发现，买下了三封信，送给了于若木。由于于若木的帮助，使我有幸得以首次公开披露了这三封信。
1995年8月8日，我又对她进行补充采访。她回答了我一批新的问题。内中，她谈到一些文章，由于已是好几年前发表的，她怕我查找费事，后来就复印寄我。
我很感谢于若木的热情帮助，使我终于顺利地完成了采访。
在我向于若木告别时，她赠我一枚陈云侧面浮雕铜像，作为纪念。这是陈云去世之后，为陈云九十诞辰而制作的。在铜像背面，刻着陈云所写的九个字，亦即陈云的座右铭：“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陈云之路》经过*中央文献研究室审读通过，于2000年1月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2005年，《陈云之路》经过修改、补充，再度报*中央文献研究室审读通过，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增订本。
为梁实秋编情书选（1）
一部厚厚的五十万字的《梁实秋·韩菁